普拉斯
西尔维亚·普拉斯（Sylvia Plath，1932—1963），美国自白派诗人的代表，是继艾米莉·狄金森和伊丽莎白·毕肖普之后最重要的美国女诗人。她和其他“自白派”的主要诗人罗伯特·洛威尔、安妮·塞克斯顿一样热衷于将自身经历和感受写入诗歌，同样有精神崩溃和住院经历。她在还没正式开始文学生涯时就已经有精神崩溃，在第二次精神崩溃中步入创作巅峰期，她甚至将不少住院经历也写进诗歌中，可以说，文学创作和精神障碍这两面在她身上都很显著并且有密切的互相影响。
研究普拉斯有以下方法学意义：
（1）考虑可能的诊断是情感障碍；
（2）年代较近，生平信息较丰富，诗歌和自传性小说提供了许多第一手资料；
（3）是极罕见的在正式开始文学生涯前就有精神崩溃的案例。
病史
对普拉斯生平和病史的整理，主要根据《苦涩的名声——普拉斯传》和《普拉斯书信集》，而她的小说《钟形罩》也具有高度的自传性。她写道，“我所做的就是把我生活中经历过的事件凑在一起，赋之以小说化的色彩”[1]4。在描写她第一次精神崩溃前后的实情时，本文参考了小说的一些情节。
◎童年和少年
普拉斯出生于美国东北部，其父奥托·普拉斯是德裔生物学教授、研究蜜蜂的专家。父亲在40多岁时认识自己的学生奥雷里娅，并在婚后要求她放弃工作以更好地献身家庭。普拉斯和父亲相处时有过一些欢乐的时光，但父亲在晚年因为病情和孩子接触得不多。父亲被诊断出糖尿病，但不配合就医以致延误病情，他去世时正值普拉斯8岁生日前后。此事对她打击甚大，当母亲次日告诉她父亲的死讯时，她说道：“我不再与上帝通话了。”并要求母亲签署一份不会再婚的声明。母亲守寡后一直未再嫁人，靠自己工作来养家，她对家庭有着过度的牺牲精神，但并不是一个易于相处的母亲。普拉斯对父亲的依恋、寻求父亲的认可，以及和母亲之间又亲密又怨恨的关系，已经初露端倪。她的弟弟沃伦晚她3年出生，她对弟弟的到来抱有敌意，在去世前不久写下当时的感受：“一个婴孩。我嫌恶婴孩。两年半来我一直是温柔世界的中心，我感到内心痛苦难受和彻骨的寒冷，使我浑身骨头僵直难动……我抱有嫉妒、丑陋和多刺，活像一只可悲的海胆。”[2]10因为弟弟体弱多病，母亲将大多数注意力放在儿子身上，普拉斯在童年对弟弟很排斥，在朗诵等各种活动中都要压过弟弟一头，直到成年后两人关系才改善。
童年时普拉斯已经展露创作上的才华，少年时代开始在地方报刊发表作品。1950年（18岁），她升入史密斯学院，当时的同学们对她的印象是：“性格开朗，劲头十足，感情狂热，她充沛的热情极富感染力，她出众的才华大声疾呼要求人们承认。”[2]23她就读期间十分勤奋，各门功课力求优秀，对于不擅长的功课也努力学习。当时社会风气和学院的价值观是认为女性应该扮演好家庭角色、注意贞操，这些给她带来思想上的压抑。她在这段时间陆续和多位男性交往，而且常常是同时与多位交往，并写出许多热情而情意绵绵的信。她对男朋友们挑挑拣拣、以挑选如意郎君的眼光打量他们，还会主动地追求或者引诱其中几位。得知其中一个男友狄克和女招待有染，她大为愤怒，并在日后《钟形罩》中记录其丑事以宣泄敌意。她的好嫉妒的性格已经显露出来。大学期间，她尽管有些时候在日记中写下一些很沮丧的话[2]37，但总体而言能完成学业和与异性社交。1952年（20岁），她打算和患病中的男友狄克分手。在滑雪时非常危险地摔伤了腿，这可以作为她提分手的现实借口，也可以被认为是为了减轻内心的愧疚感。她用精妙的语言记录了在滑雪时坠入山崖时的感受，看得出她很珍视这些独特体验，就像她日后自杀时也是认真记录感受并化用入诗歌。
◎青年的第一次崩溃前后
1953年（21岁），她获得机会去纽约的某家杂志社任实习编辑。纽约的生活给了她不美好的回忆，据《钟形罩》中的情节推测可能遭受性侵。她在离开纽约时将自己所有的衣服都扔掉，可能此时精神已经出现危机。母亲在火车站接她时发现她面容憔悴，并告知她被一个期待已久的暑期写作班拒绝的消息。听到这个消息时她脸色煞白，母亲描述当时“过了几天，她开始向我倾诉，无穷尽地自我责备和自我怀疑；她说自己失去生活目标，既不能读又写不出，活着有何意义？她伤害了朋友，对她的奖学金资助人无以回报！”[3]52。她对自己已经发表的文章也觉得自责，她母亲认为“这种对作品的不停自责和怀疑是以后1963年《钟形罩》发表后情绪崩溃的预演，那次不久后她自杀”。她尝试自杀时，母亲问她腿上的伤口是怎么回事，“她说：‘我就想看看自己有没有胆量！’然后她握紧我的手，她的手滚烫——‘妈妈，这世界如此腐朽，我不想活了，我们一起死吧！’她哭喊着”[3]52。母亲觉得情况严重，送她去精神科门诊，医生开处了安眠药，并给她使用电抽搐治疗。她对于电抽搐治疗的痛苦感到非常恐惧，并且觉得自己会在精神病院终老一生而感到前途无望。她在一封未发出的信件中写道：“我脑子里唯一拿不准的想法是自杀的准确时间和方法。我能够考虑到的唯一选择是在精神病医院里，一生中在极度的痛苦中结束我的余生……我估计死亡对我家属来说，情况最终会更好，并且花费不多；而不是把一个最心爱的女儿无限期地、花费昂贵地禁闭在一所气派非凡的疗养院的单间里，不是60多年精神空虚的痛苦和幻想的破灭，也不是物质上的贫穷，我想在所谓事业的巅峰时结束一切，我就会把诸多不幸、痛苦抛弃在九霄云外……”[2]48她所产生的这种“感觉痛苦而想要用自杀来解脱”的想法是比较典型的抑郁症想法。除了自责自咎之外，她可能还有焦虑情绪，母亲觉得她“对即将开始的秋季学期心惊胆战”[3]52。她在信中写道，自己难以专心看书和学习速记，“忽然发现自己连写作都一无是处，连一句速记都学不会，我越想补救，越是恐慌，一个字都读不进去”[3]56。她这段时间睡眠很差，她为失眠感到困扰，使用越来越大量的安眠药。她在小说中描述这种失眠为：“我已有七个晚上没有合上眼入梦。妈妈对我说，我一定睡着过，那么长时间没睡着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只要我一睡觉，眼睛总是睁得大大的，七个夜晚中的每一夜，每一小时、每一分钟、每一秒钟，我总瞧着末边的钟绿色的、熠熠发亮的秒针、分针和时针回转着它们那圆的和半圆的路线。”她还描述了生活的疏懒：“我也有整整三个星期没有洗头发了。我不洗涤衣服和头发的理由是因为我觉得那样做太愚蠢了。”[1]135她在小说中也有多处描写女主人公“吃不下饭、连续多晚失眠、读不了书也写不了字”。
有一些线索表明她有能量增高和情绪波动。从母亲的角度来看，她这段约2个月的时间内抑郁情绪明显；但她在小说中的女主角埃斯特主观上抑郁感受不明显，她在构思小说，并且确实写起了小说，她设计了一个又一个暑期计划：学速记、写毕业论文，甚至想休学一年当一名制陶师傅的学徒或者到德国做一名女招待学德语。主人公觉得这些计划就像是“一群疯疯癫癫的兔子”，甚至还有一次在广场上和水兵调情[1]130。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钟形罩》的描述中，主人公对于几次就医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求治意愿，也没有向医生强调自己在抑郁中的痛苦。在某一次就诊后她对医生大发脾气，将碎纸扬起撒在医生桌上，然后医生建议使用电抽搐治疗。她对电抽搐治疗颇为抵触，似乎没有配合医生完成疗程。
1953年8月24日，她留下一个纸条：“外出长距离散步，将于明天回家。”在地下室吞服了大量安眠药，直到3天后部分苏醒，在地下室弄出声响才被家人救出，当时她在昏迷中已将大部分安眠药吐出。她用了详细而美妙的笔触，在书信、诗歌和《钟形罩》中记录了服药濒死的感受：“起先，什么事也没有，当我快吞到瓶底，鲜红的光，蓝色的光，开始在我眼前闪烁不定。瓶子从手中砸下去，我倒下了。宁静隐退了，使卵石、贝壳、我人生所有褴褛不堪的残骸裸露出来。然后，在幻象的一刹那间，宁静又聚集而来，随着一阵横扫一切的波涛，将我冲向安眠。”在这次明确的自杀未遂前后，她还有多次浅尝辄止的自杀尝试和自杀意念，包括投海、在浴缸的温水中划开血管、上吊等。
她辗转转入著名的麦克林精神病院。当时“她还断然拒绝和医务人员合作，换句话说，也绝不安心于她母亲来医院探视”[2]51。尽管缺乏旁观的对她住院期间情绪行为的记录，但从《钟形罩》中埃斯特的行为推测，是不配合病房管理的、不安分的。比如，她摔碎了镜子而毫无悔意，叫一个年轻医生滚出去，报复一个护工，故意踢翻装体温计的盘子等。在那里她遇到了一位可信任的医生，在4个月住院期间接受了胰岛素休克疗法和短程的电抽搐治疗。这次住院疗效很好，出院后她就返回继续学业。
◎留学和结婚
1955年（23岁）她以优异成绩毕业，并于次年去英国剑桥留学。在那里邂逅了英国诗人特德·休斯（Ted Hughes），在热恋数月后结婚。当时她称休斯为“世间惟一能与我匹配的男子”。后来，她返美任教和写作。1958年她在参加诗人洛威尔的创意写作研讨会时，被鼓励去写自己的个人体验，从此诗风为之一变。她跟洛威尔讨论自己的抑郁症，跟塞克斯顿讨论自己的自杀倾向[4]。这段时间夫妻琴瑟和谐，都努力创作诗歌，陆续生下一女一子。这段时间她有一些情绪低落[2]128、疲惫不堪[2]204、自我评价下降[2]196和发脾气[2]134、情绪激愤[2]154、雄心壮志[2]137、充满写作激情的时候[2]149。她对丈夫看得很紧，发现丈夫和别的女性有一些交往便醋意大发、无端嫉妒，某次甚至在争吵中将丈夫的脸部抓伤。她也和包括大姑姐在内的人们怄气，“她的当众吵嘴，或者说惯常发脾气，那是在伦敦、约克郡和法国等地熟悉他们的许多人所看到的，以一种不易描述的特有的形式出现”[2]368。她对自己的情绪波动也有所认知，“好像我的生命被两种电流操纵着，奇妙得不可思议：高兴时的正极和绝望时的负极——每当正极流经我全身时，我情绪很高，畅通无阻。我现在则充满着绝望，几乎是歇斯底里的症状，好像我要闷死的样子。好像，有只大而强壮的猫头鹰坐在我的胸膛上”[2]152。不过总体来讲，这段时间她情绪的波动没有影响到工作、写诗和家庭。
◎婚变到自杀
1961年，某次特德去广播电台和某女性工作人员商谈，回家较迟，发现她已把手头的他的全部作品撕毁：原稿、草稿、笔记本，整个儿一点也不剩[2]371。1962年（30岁），普拉斯发现休斯跟某女性有奸情，在发觉他俩通电话后，“西尔维亚使劲拉得电话从墙上掉下来。烧掉特德的信件，接电话时所用的粗暴行为还不能消除她的妒忌”[2]283。分居后她试图勾引一个男子，被婉言拒绝，那位男子发现，“西尔维亚不是心悦诚服地接受，而是勃然大怒。她的一切多情和热情，还有她以夸张的手法对所提到的东西大肆渲染的过分兴奋，都一下子变成令人窒息的敌意”。当年9月时，普拉斯的躁狂症状已经十分明显：她数日连发数信，连篇累牍都充满着立即付诸行动的决定性计划：见律师、移民、取款、购房，她到处给朋友写信控诉丈夫的不忠，给婆婆写去谩骂的信件。
1962年10月，普拉斯的创作进入爆发期。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普拉斯写出了40多首充满狂怒、绝望、爱与复仇等情感的作品。这些诗歌不仅写作速度很快，而且大多是她的巅峰之作。她将自己被背叛后的激愤和复杂的感情投入其中，在不少诗歌中直接出现谩骂和诅咒。这段时期大部分诗歌有着极高的能量，如《拉撒路夫人》中“上帝先生，魔鬼先生，/当心/当心，//我披着一头红发/从灰烬中升起，/像呼吸空气一样吃人”，《高烧103华氏度》中“我的热力你难道不感到吃惊。还有我的光。/我是朵巨大的山茶花，独自/发光，来去，激动得满脸通红。//我觉得我要上去了，/我觉得我可能会升起来──/炽热金属的气泡飞溅”。
她写信给母亲，“每天清晨，当安眠药的药性消失时，我大约在5点钟起床，在我的书房里喝咖啡，疯狂地写作——已经设法在吃早饭前一天写出一首诗、所有的诗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可怖的东西，似乎深居简出的家庭生活已使我闷得要死”；写信给朋友，“我像斯巴达人一样活着，在极度的兴奋中写作，从而写出了深锁在我内心的无拘无束的作品。我感到大吃一惊，并很幸运。我不断暗自叮嘱自己，我是心境平静时才能写作的那种人，不过情况并不是这样”[2]294“我以高度兴奋的心情大书特书，创作出深埋在我心中许多年的畅所欲言的作品。我感到震惊和很幸运”[2]303。她为自己的诗歌成绩欣喜不已，意气风发地写信给她母亲道：“事情过去了……我会重新扬起生命的风帆。”她告诉朋友自从特德离开后，她一直没有正常睡好过，并声称一直发高烧。她说那只是她极富想象力的激动不安的一部分[2]309。
1962的冬天十分寒冷。《钟形罩》的出版没有得到什么反响，对她来讲是一件沮丧的事情。传记作者安妮·史蒂文森写道，当西尔维亚（1963年）1月下旬看到霍德医生时，她告诉他，她的心情抑郁不堪，唯恐自己走向精神崩溃。他是第一次约略听到她讲的自杀未遂的历史。他立即要她服用一个疗程的抗抑郁剂，而随着她情况的恶化，试图为她找一位精神病学专家，必要的话还得在医院里为她找一个床位[2]329。另一个消息来源称，她跟医生兼好友约翰·霍德说，她的抑郁症已经发作六七个月了。尽管还能继续工作，但病情在不断恶化，越来越严重。持续焦虑，想自杀，无法应付日常生活。她饱受失眠的痛苦，即便服了安眠药，还是会在凌晨醒来。她很快就瘦了20磅（约9千克）[4]。普拉斯自杀的几天前，霍德医生担心普拉斯独自跟两个孩子相处会有危险，所以每天都去看望她，并帮忙安排了一个上门的保姆，周围也有多位朋友觉得她情况严重需要看医生。尽管她向医生说的都是自己的抑郁和失眠，但在自杀前的这段时间她忙忙碌碌，访友，照顾孩子，搬家。而且有言语增多和情绪激动的表现，朋友吉莉安在其自杀数天前的某天，凌晨3点被叫起来听她唠唠叨叨的狂乱地控诉丈夫、各种抱怨、胡乱地讲述自己过去的各种情史长达两小时[2]330。她的睡眠很差，需要服用安眠药才能入睡，而且睡眠不规律，有几次凌晨醒来和朋友滔滔不绝地谈话，这属于睡眠需求减少。这段时间普拉斯仍然能够做好包括照顾孩子和搬家等生活事务，也没有明显的行为紊乱。
自杀前一天傍晚，普拉斯在回家的车上哭泣。当晚邻居最后看到她时听她说“眼睛正出现一种奇妙的幻象”[2]333，邻居见她深夜仍在楼道徘徊，询问是否需要帮她联系医生。1963年2月11日约凌晨4点半，普拉斯打开煤气，把头放在炉子内，自杀身亡，年仅31岁。护士一早发现她时，门缝被密封好以防煤气窜到孩子的房间，尸体旁放着“打电话给霍德医生”的小纸条。
◎抑郁症家族史
普拉斯的奶奶厄尼斯汀据说是一个特别忧郁的人。厄尼斯汀由于抑郁发疯或老年失智，最终在1916年被送入俄勒冈医院，3年后在那里孤独死去[5]。2009年普拉斯的儿子尼古拉斯在家中自缢身亡，据姐姐弗里达和一些同事描述，他生前曾患有抑郁症。
精神病理分析
◎病情总结
因为传记、书信和亲友回忆的资料详尽，我们对普拉斯精神行为的把握程度已然超越了许多临床上精神病患者家属的描述。而且因为普拉斯有自白风格强烈的诗歌、几乎等同于自传的小说、深度解读诗歌创作心态的传记等，使得我们对她内心的洞察已经大致接近于对临床病人的精神检查。
其病情特点包括：
（1）病情严重。在21岁和30岁两次发病中达到了有临床意义的程度：周围人认为她需要就诊，医生认为需要住院治疗，有自杀未遂和成功，曾中断学业和夫妻关系进一步破裂。
（2）病程具有发作性。第一次发病时间约半年，此后恢复良好，虽然仍有情绪问题的零散记录但社会功能完整，一直到第二次发病约4个月后自杀。
（3）发作具有快速进展和快速恢复的特点。两次发病都有明确的起病时间，数月内达到试图自杀和周围人觉得应该送医的程度，第一次发作电抽搐治疗有效、恢复水平很高。
（4）发作与应激事件有关。第一次是纽约受挫和坏消息的刺激，第二次是揭发奸情和被分居的刺激。
（5）发作中以抑郁情绪为主诉，期间伴有躁狂症状。第一次发作时的情绪症状有情绪低落、自我评价下降和无价值感、哭泣、睡眠障碍、焦虑、注意力不集中、自杀等，也有计划增多和发脾气等少量的躁狂症状。第二次发作有行为激越和发怒、活动增多和计划增多、精力充沛、言语增多、思维奔逸、睡眠障碍包括睡眠需求减少等，也有哭泣和情绪低落的主诉。第二次发作中躁狂症状最严重时也没有明显损害社会功能。
◎诊断及人格特点
双相Ⅱ型障碍最适合用来描述普拉斯的病情。其中第一次发作时可能是抑郁发作伴混合特征，第二次发作可能是轻躁狂发作或者轻躁狂发作伴混合特征。
因为普拉斯的两次发作已然达到情感障碍的程度，所以不需单独诊断人格障碍。但需要注意的是，普拉斯有一些边缘型人格障碍的特质：
（1）在一生的待人接物中有一些情绪不稳定、好发脾气的表现。比如，因为嫉妒丈夫而大肆毁书及扯坏电话线那两次，在晚年的诗歌中大肆诅咒和抨击情敌，这种因为得不到异性之爱而出现情绪激动是比较有边缘型特质的。不过，凭借传记中的资料仍然不足以断言这种情绪不稳定是其人格的主要特点，至少她在和亲友的交往以及和丈夫感情亲密时没有明显的情绪不稳定表现。
（2）与多位男性积极交往或主动追求、挑挑拣拣，甚至同时与多位男性交往。渴望父亲的爱、对父亲角色的缺失大为怨恨，渴望和紧紧抓住丈夫的爱，对男朋友和丈夫有强烈的嫉妒心，对丈夫有较强的控制欲。
（3）对自杀有一种特别的痴迷。她多次尝试自杀，其中有一些可以认为是自杀姿态，埃斯特这个角色的滑雪摔伤腿、第一次性关系后大出血等事件算得上是自毁之举。
（4）对父亲和丈夫有着两极化评价。温情脉脉时扛上了天，但遭背叛后又有痛恨和诅咒的话，在分居之后对丈夫的亲戚们也是恶语相向，似乎也是证据之一。不过那种“空虚感—渴望异性的爱情—为别人的爱的多少而出现情绪波动和评价两极化”的特点在她身上还不够突出，很难说她的时褒时贬是一种长期的待人接物方式，还是对于婚姻破裂的愤怒反应。
◎鉴别诊断
1.重性抑郁障碍
她在第一次发作中出现严重且多样的抑郁症状，产生了“自杀以解除痛苦的”想法；在第二次发作中向医生主诉抑郁症，也被医生如此诊断并按照抑郁症治疗。需要鉴别该诊断，但她在第一次发作中即出现一些躁狂症状，第二次发作更是以躁狂症状为主，故不考虑。
2.F93.3同胞竞争障碍（ICD-10）
她童年时对弟弟抱有敌意和嫉妒之心，在朗诵等事情上力争压过弟弟一头，需要考虑该诊断。不过，就算是童年时的普拉斯被带到医生面前，可能也还够不上该诊断，因为她还没有诸如伤害弟弟、多种情绪和行为症状等更严重的表现。
心理分析
◎“恋父情结”的自我暗示
普拉斯确实是适合精神分析的对象，而且因为她较早接触并服膺精神分析理论，可能存在“自我预言”的影响。目前，已经有大量的对她的精神分析的研究。
◎父亲的影响
对于孩子来说，异性父母是第一个恋人。来自异性父母的合适且坚固的爱，可以让孩子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值得被爱的人，由此建立自己的自尊，并学会怎样和异性建立亲密关系。
普拉斯童年眼中的父亲是威严且有魅力的，他身材高大、带有德国人的严厉，是受人尊敬的教授，并曾经是妻子的老师。父母是师生恋，使得母亲对他的爱情带有仰慕的成分，这种关系会使普拉斯将父亲神化。但在她性意识开始萌芽的8岁时父亲去世，这就突然中断了这个爱的源头，使她日后渴望去补足这个爱的匮乏，寻求类似男子的爱来建立自己的自尊。比如，《钟形罩》中埃斯特试图去引诱康斯坦丁，以及普拉斯本人认为桂冠诗人特德是世间唯一配得上自己的男子。父亲曾给她带来过欢乐的亲子时光，这种欢乐又短暂的爱能使情结更为强烈。
她因为觉得父亲的去世相当于抛弃她而怀有怨念，有一种深沉绵长的缺憾之情。在日后遭遇挫折时可能不由得归因于此，从而加强身世飘零之感，并因为觉得自己是不可爱之人、被抛弃之人，所以不需要珍惜自己，这个心理推动她在日后更轻易地考虑自杀这个选项。
她向男友狄克提出分手的那段时间，在滑雪时有意无意地将自己摔伤，以此来减轻自己的负罪感。这或许是因为她被抛弃过，故而觉得抛弃他人是严重的罪过；如果自己也是负罪之人显然没有资格指责别人，所以她需要尽快“赎罪”，以便在埋怨爸爸这点上继续占据弱者的道德高地。
有被父亲抛弃的创伤，导致她在日后被特德抛弃时，旧伤复发而更加痛苦。她在死前写下的《爸爸》等诗中控诉对方时，父亲和丈夫的意象是重叠的。在《爸爸》一诗中，有想要杀死父亲等句，有人将其解释成她仇视父亲，笔者觉得不仅仅是因爱生恨，或许还有另外一种心理：想要通过杀死父亲的方式来垄断对父亲的爱（类似于日本女子阿部定的心理，觉得亲手杀掉容易变心的男人便消除了他另觅新欢的可能，也就能永远占有他的爱）。因为母亲在父亲死后才将消息告诉她，相当于垄断了对父亲的爱（颇有正妻主持葬礼以强调名分的意思）。
她在现实中渴慕威猛的男性，在大学期间对几个男友挑挑拣拣以期待觅得如意郎君，对高大英俊的特德大加赞赏，并将特德的追求比作豹子的追猎；她在诗歌中塑造出巨人形象的父亲，将父亲比作残暴、侵犯性的纳粹，或许都可以用这个心理来解释。父亲因为疾病而虚弱地死去，包括死前被截肢、因不愿配合就医的愚蠢而死，这是渴望父亲之爱的她所难以接受的，所以她反向去夸大病前父亲的健康威猛形象，甚至将纳粹的印象套在父亲头上，并希望接替父亲之人是一个威猛的男人。
◎母亲的影响
孩子会对同性父母产生一种嫉妒之情，觉得其会夺走异性父母之爱。女孩在幼年显然更为依恋母亲，就容易产生一种又爱又恨的感情。孩子也在观察同性父母的表现，以学习如何爱异性。
普拉斯对母亲有一种潜意识的敌视。一方面，她认为母亲垄断了对父亲的爱，如在父亲死后才将消息告诉她；另一方面，她潜在地认为母亲是害死父亲之人，父亲的死虽然主要是自身原因，但妻子的照顾不周也是一部分原因。普拉斯要求母亲不能改嫁，其心理和厄勒克特拉杀母为父报仇的心理类似，即认为自己和父亲是同一阵营，而担心母亲会背叛他们。另外一个攻击母亲的原因是，母亲是占有父亲之爱并夺走父亲之人，她很容易将对情敌的嫉妒之情转移到母亲身上。第三个原因是，在她的潜意识中，这个依赖母亲的弱小的自己，和自己所渴望的独立自强的自我形象相悖，所以她在试图压制这个弱小的自己时就把母亲作为靶子加以攻击。
但她对母亲的态度有两面性，她在诗中对母亲多有抨击排斥之词，但在书信和现实中和母亲亲情怡怡。从信件中与母亲谈及各种心事能侧面看出母亲在她成年生活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她依赖于母亲的情感支持和建议，在意识层面在乎母亲的感受、不愿伤及母亲的感情，所以不愿她的小说和诗歌中的对母亲负面的描写被母亲看到。母亲在丧夫后不得不努力工作，对孩子关心不足（《钟形罩》中在埃斯特的诸多危机中，母亲没有提供有效的支持，甚至看起来并没有去充分觉察），普拉斯在意识层面和母亲保持紧密联系，可以算是主动地向母亲寻求爱。另外，可以猜测的是，孤儿寡母的生活有许多艰辛之处，她可能对母亲的关心不足颇有怨念；而当自己也将陷入类似于母亲的孤儿寡母境地时（同样有一儿一女），她有更大的痛苦体验，更加难以接受这种命运，甚至可能有一种屈辱感。
◎弟弟的影响
弟弟因为多病而得到父母更多的关爱，他和母亲存在更紧密的情感联系。弟弟和她存在同胞竞争关系，使得她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感，需要自己变得更优秀、更懂事才能保证弟弟不能抢走所有的爱。这是她在学业上拼命奋斗、在诗艺上勤奋琢磨、努力追求出名的原初动力之一。她在童年非常讨厌和排斥弟弟，在学业有成和婚姻幸福之后对弟弟的态度变好了，也能反映这点。她认为学业有成能让母亲感到荣耀，在她看来“成功”和“被人爱”是高度绑定的，如果不被爱的话说明不够成功。所以特德被其他女人抢走时，她不够成功的诗歌成就为她带来更为强烈的痛苦感觉。她在分居后临终前以狂热的激情去创作，其中的一部分心理动机可能来源于此。
◎自杀
普拉斯除了地下室服药和煤气炉自杀这两次之外，还有许多次自杀尝试。有些是明确的对自杀场景的想象，比如想象自己在浴缸的温水中割脉；有些是生活中的危险行为，比如驾车冲上废弃的飞机场。有许多对自杀想法的描写可参考《钟形罩》中的描写。她还常常在诗中歌吟死亡：“死去是一种艺术/和其他事情一样/我尤善此道”“我又做了一次/每十年当中/我要安排此事”“看，黑暗从爆裂中渗出/我不能容纳这些，我容不了我的生命”“从灰烬中/我披着红发升起/像呼吸空气般地吞噬男人”“像猫一样可死九次”“这女子已臻于完美/她死去的/身体带着成就的微笑”。这个现象很突出，需要研究。
1.自杀的观念驱动
她的自杀可能有一些观念在驱动。比如，有学者认为这是她“借由濒临死亡而获得重生”：“精神分裂性自杀并不是真的想死，而是她的潜意识里隐秘地希望通过死获得再生，这种自杀归根结底是渴望逃避自己感到无力对付的境况，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回到子宫中，然后再出生一次，获得第二次生存的机会。”[6]她可能给自杀赋予了一些特别的涵义。比如，在陷入困境中时，尝试自杀又被抢救回来，那么算得上是一次新生；连生命都可以抛弃，那么和过去的种种本来舍不得割断的干系就能成功割断了，开始新的生活。类似于有些人在失恋后换个发型或换个城市生活的意思。
2.自杀本身的美感
自杀后的场景被她认为是美的，她临死前写的《边缘》道：“这个女人尽善尽美了，/她的死//尸体带着圆满的微笑，/一种希腊式的悲剧结局”；《钟形罩》中有“死去/是一种艺术，和其他事情一样，/我尤其善于此道”；她想选择一种优雅的死法，“躺在浴缸里，绽放在清澈的水中，直到我没入水中，沉沉睡去，水面荡漾着绚丽夺目的罂粟般的花朵”[7]126。甚至不会导致死亡的自杀行为本身被她看成了一种行为艺术，有学者提出，“自杀本身也成了一件艺术作品……那么自杀者本人还可以享受到这一过程带来的特殊的关注：这一关注和艺术创作带来的关注多少有些相似性”[8]128。
3.自杀尝试和濒死体验作为一种独特素材
她很重视和珍惜这些体验，充分将之转化为美。她写到服药后那种眩晕的感觉，如同“鲜红的光，蓝色的光，开始在我眼前闪烁不定”，然后“卵石、贝壳、我人生所有褴褛不堪的残骸裸露出来”，最后幻象褪去，“宁静又聚集而来，随着一阵横扫一切的波涛，将我冲向安眠”[1]。这可能使她对自杀产生向往，热衷于体验这种濒死状态。
4.自杀姿态
她的这些自杀行为中有比较明显的自杀姿态的成分。比较“纯粹”的自杀是深感在世非常痛苦、无可解脱，因而用自杀的方式来摆脱，通常采取比较坚决和残酷的自杀方式。如果一个人很在意自杀后别人看到的反应，期待一些别人在得知自杀后的效果，那么自杀姿态的成分就比较大，通常比较犹豫、怕疼。在《钟形罩》中描述的几次自杀未遂就明显体现了这一点。她自杀成功的那次，丈夫特德确信西尔维亚认为她可能会得救，他们本该将在自杀那天的两三天后会晤[2]356。她自杀前塞上门缝，给孩子安排好面包、牛奶，在煤气炉边放上联系医生的小纸条，这些显示她并非是那种悬崖撒手、一了百了的心态。
5.情感障碍在其自杀中的作用
她的大部分自杀都集中在两次发作中。第一次发作中，她在抑郁情绪的影响下采取了一些比较浅的自杀尝试；第二次发作中，在躁狂情绪的影响下有许多攻击他人、想要战斗和毁灭的意向，这些意向转向自己时就变为自杀意念，如《爱丽尔》中“我就是那箭，四下飞截的露珠，自取灭亡，随着那驱力冲进通红的瞳孔，那清晨的大鼎”。
◎人格特点
普拉斯的性格特点，可以总结为进取、刚强、好妒。
首先，她的家庭是比较适合产生进取性格的家庭。父亲年龄较大、在家中有权威、是富有成就的教授，这给孩子树立了一个高成就的榜样；母亲在守寡后辛勤工作养活一家，又使孩子养成坚忍刻苦的性格。两相结合容易造就孩子进取的性格，普拉斯的弟弟也是学业有成。她不仅在学习和争取奖学金上刻苦，在其他人生选择上，比如择偶和求职上也是积极争取、生怕浪费向上层攀爬的机会。这种对俗世成功的进取，慢慢转化为去争取真正有意义的人生事业。她在大学就确立了走文学道路，还放弃教职专心写作，她的诗歌创作也是积极锻炼写作技巧、多方探索风格。
刚强这个性格特点，虽然没看到普拉斯有朋友或传记研究者总结这个特点，但在她身上还是很明显的。一般来说，进取的人性格都比较刚强，因为需要憋起一股劲儿来克服困难。这是一种不服输、不能吃瘪、不能宽容、有仇必报甚至仗势欺人的性格特点。普拉斯刚强的性格，从她在得知父亲死讯的反应就显露出来。和弟弟从童年就开始的竞争是最初的原因。她在书信和小说中抱怨和攻击母亲，撕毁丈夫的诗稿和藏书，和丈夫的亲戚关系搞得很僵，分居后到处给亲友写信指责丈夫，等等，这种过于生硬强势的处世之道，可能损害了和丈夫的感情，也使得分居之后更加难以挽回。这种对他人的强硬和泄愤式的攻击，在自身处于优势和自信地位时是有用的；但在自身价值感降低、出现抑郁情绪时，这种对外部的攻击也会以同样坚决的方式作用于自己，用强硬的方式自毁。
她对自己好妒的性格特点已有认识，她在日记中写道：“我最大的苦恼就是妒忌，它源于我基本的、自我主义的自爱……我能装出把妒忌忘掉，但它总是在那儿，阴险地、充满恶意地隐藏在我心理。”[9]这一方面是根基于刚强的性格，另一方面也和其独立性不够彻底有关——她不能从恋父情结中解脱出来，不能从“有男人爱我才是成功的女人”的想法中解脱出来。
◎作为女性的人生困境
普拉斯的少年和青年正是美国战后重新宣扬女性回归家庭的时期。作为一个上进而富有追求的女性，普拉斯力求自我价值的实现、有所成就，不愿做全职太太沦为生育工具。她对社会轻视和压制女性的氛围大为反感和苦闷，如形容的“钟形罩里的酸腐空气像填塞衬料似的将我四周的空气塞得满满实实，叫我动弹不得”[7]179。她只有依靠自己的才华为自己争取到机会，但当被写作班拒绝的消息传来，给了她最后一击。这个外部环境和思想危机是她第一次发作的原因之一。在觅得如意夫婿、家庭生活安定下来、诗歌逐渐发表出版后，她的外部环境明显好转，她成功靠自己的诗歌谋生并将诗歌作为人生事业，同时也没耽误女人所渴望的一切。但丈夫的出轨打破了她“作为一个女人被爱着”的幻象，这激起了她的强烈嫉妒之情，进入了第二次发作。其思想危机的根源在于，她追求独立事业，在诗歌成就上暗暗与丈夫较劲、对丈夫态度刚强、不愿委曲求全，但她的独立性不够彻底，仍然把得到男人的爱作为女人成功的标志，这些结合着她本来刚强好妒的性格将她自己推入巨大的压力之中。
精神障碍与创作的关系
◎精神障碍对创作的影响——精神障碍体验和就医经历作为素材
普拉斯的诗歌创作前期推崇的是像艾略特那样注重格律和技巧、隐藏个人感情的风格，但是感觉到越来越多的受限。在接触自白派诗人后，大受启发，发现自己的各种生活经历和感受即是最大的创作素材，并能创造出新的诗歌风格。同为自白派诗人的安妮·塞克斯顿说：“我和西尔维娅曾详细谈过彼此的第一次自杀经历，我们会深入细节……自杀是诗的对立面。我和西尔维娅常常谈对立面。死亡在我们的谈话中经常出现，死亡之于我们，就像灯泡之于飞蛾，我们非常迷恋它。在讲述自己的首次自杀时，她说了很多美妙动人的细节。《钟形罩》里讲述的，是同一个故事。”[4]普拉斯晚年的亲密朋友阿尔瓦雷斯评论她晚期作品道：“普拉斯的情况很复杂。在比较成熟的作品中，她会刻意把日常生活中的细节当成创作素材。一位不速之客，一通突然接到的电话，一个伤口，一块瘀青，一只碗，一盏烛台——万物皆可入诗，被她赋予意义，加以变形。她的诗中满是各种引用，各类意象，初看起来非常费解，但是，如果让一个充分了解她生活点滴的学者来加注，大部分内容都是可以解读的。”[4]
她的传记中提供了大量的这样的例子，传记在介绍她的某个生活事件时常常会结合当时所创作的诗歌来分析，可以清晰看到这些事件中的感受如何转化为诗歌中的意象。其中不少诗歌取材于精神障碍发病和住院经历，如《停尸房的两个场景》《冬日醒来》《瘫痪病人》等，取材于自杀经历如《自绝于埃格岩》《高烧103华氏度》《割伤》《爱丽尔》等[8]。
尽管“文学家们主动地利用自己精神障碍中的体验作为创作素材”已经是普遍的规律，但普拉斯在其中仍然是最典型的，她曾用最自白的话语将之指出：“我每天所见的为疾病的痛苦所折磨的那些病人的客观印象，也是我自己形象的真实写照。我将设法在这计划中插入一项写作——进一步扩大所见所闻。”[2]161她用自己的患病及住院经历为自己的新作品做了一个题材表：“医院和疯女人们。电休克疗法和胰岛素迷睡。扁桃体和牙齿拔掉。拥抱，安顿下来，不当失身和偶然事故处理病房。在纽约、巴黎、尼斯等地的各种各样的堕胎的婚外恋。我补充了已忘记的细节。外表和暴力。带刺的话语和牵强附会的言辞。”[2]137
◎精神障碍对创作的影响——激动情绪促进了创作
激动情绪能带来创作的欲望，带来思维奔逸，通过加大联想的速度和跨度，使灵感和诗歌意象快速涌现，强烈的情感灌注于诗歌中使之富有感染力。普拉斯曾称，很多诗是她在癫狂的“边缘”上写就的[5]。在生命末期那几个月中她写道：“一周前的星期四，在我名副其实的第一天假期时，我蓦地感到一阵狂热袭身，难以自已，从此这种激动不断缠绕着我：写作、写作，我在最后8天中一连写了8首诗，并且是长诗和抒情诗，是很重要的诗，声震屋宇。那些诗把我最近5年真实的生活经历公之于世：生活的大门已经关上，不可捉摸，关在浮华纤巧的水晶的笼内，不可接近。我感到这些是我写过的最佳诗篇。”[2]149相比于需要长时间构思和写作、强调思想内涵的长篇小说或戏剧等，激动情绪能够更直接和强烈地影响诗歌这样篇幅比较短、感情比较直露的艺术形式，能够赶在激动情绪耗竭之前完成创作。而且诗歌在创作中可以排除理性思考，完全让激动情绪主导创作过程。
◎精神障碍对创作的影响——自杀导致创作生涯的过早中断
总归要活着才能创作，那些青年便崭露头角的天才，通过长期的积累屡创佳作而成为一代巨星。反之，过早结束生命是精神障碍对文艺创作最大的阻碍，使人们感叹这些早逝的天才“千古文章未尽才”。
◎创作对精神状况的影响——诗歌创作能舒缓情绪
普拉斯某年曾与房东有过“一次充满恶意的吵嘴”，她在日记中写道：“愤懑充塞着咽喉，扩散着毒害……不过，一当我动笔写字，愤懑就驱散，流畅地化成字母的符号：写作是一种治疗法吗？”[2]157一般来说，如果是不太严重的精神状态，对于比较轻度、短暂的应激事件，常常能借由创作来宣泄负面情绪，达成平和状态；但如果是精神状态已然严重的时候，从应激事件中暂时转移出来是最好的处理办法。而此时如果本人在坚持写作，更深、更久地沉浸在糟糕的情绪中，反而会加重病情。
◎创作对精神状况的影响，艺术志向的中介作用——为促进创作而主动精神冒险
精神科医生在临床上接触的大多是没有文学创作经验的病人，所以很难认识到有这样的现象。但许多艺术家和文艺研究者都能隐隐约约感觉到这点。有论者认为，自白诗人们为了更真实地写出内心的疯狂，转而在现实中寻求疯狂的体验，因此自白诗“常常引发精神崩溃和妄想症”[10]。
普拉斯借埃斯特之口写道：“我需要经验。我从未体验过爱情、养育过孩子，甚至从未目睹过死亡，我怎么能描写人生呢？我认识的一个姑娘写了一篇描述她在非洲倭黑人中一段冒险经历的短篇小说，刚获了奖。我何以跟那样的事竞争呢？”[1]129这种运用精神症状素材的自觉和追求文学成功的野心结合起来时就变得更加显眼，她在一部关于精神病院的电影《蛇穴》的启发下准备写作《钟形罩》：“我必须得写上一篇，关于一起大学女生自杀事件。就是我死去的那一天。一篇短文，甚至一部小说。必须超越《蛇穴》。精神病院话题越来越有市场。如果我不去重新体验、重新创造我的经历，那我就是傻瓜。”[11]她如此依赖来自精神障碍的素材并主动利用，这就使得她有可能“为了促进创作而主动精神冒险”，至少这种心理会阻止她去主动约束自己的情绪。
笔者相信，“为了促进创作而主动精神冒险”是一条普遍规律，尤其是在那些从精神障碍中创作获益较多的文学家。但大多数这样的文学家和普拉斯一样，很难找到他们亲口说出或写出“为了创作我想发疯”这样的话，因为他们往往会觉得这样“有点矫情”“装出来的精神病不够高级，自然发精神病才高级”；于是只能发现他们对异常精神体验很感兴趣，对宗教和梦境很感兴趣，尝试毒品等物质，趁着情绪激动的当口赶紧创作，等等。他们中的很多人也并不是想得病，只是在每件与现实发生冲突的事情中，采取放纵自己的情绪、让想法和行为越来越偏激、和现实冲突越加严重的那一侧的选择；久而久之，和现实脱节越来越大，才越容易滑向精神崩溃的边缘。
◎共果——精神障碍和文学创作造成声誉
因为公众更关心艺术家的名人身份而不是其艺术，所以通过炒作和包装出名气成了捷径。现代发达的娱乐业已经将明星包装发展成成熟的技术，再回头看这些古早的艺术家时，在觉得他们做法粗糙的同时，也能隐隐觉察出类似的自我炒作意图。普拉斯在开始文学之路时，就有很大的文学野心，并注意到改编自身故事是一个卖点。她的《钟形罩》就有很强的自传性质。这种打着艺术名头的隐私泄露，合法地满足了公众的窥探欲。同时，艺术创作中的遮掩、曲笔和自我标榜，相对艺术家的真实故事和真实形象是有一定差距的，通常是一种艺术化的有所拔高的差距，这就给读者的自行探索和解读提供了空间，也激发了兴趣，就像《红楼梦》引起了读者极大的索隐兴趣。当然，这样的创作大部分基于真实故事，给作品提供了一个支撑。因为读者不仅需要传奇，还需要真实的传奇，这样更有力量。普拉斯的诗句中，有些直接暴露情感和发出控诉，有些建构起隐晦的意象，和她的跌宕起伏的生活（丧父、自杀未遂、热恋、婚变和自杀）构成强度适中的牵连和差距。另外，普拉斯对父亲、母亲强烈和纠结的感情使得她成为精神分析的好对象，她在情感发作中的丰富症状使她成为精神科医生研究的好对象，她发展出的深刻复杂心理也是引人注目的好路径。
参考文献
[1]普拉斯.钟形罩[M].朱世达，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1.
[2]史蒂文森.苦涩的名声——西尔维亚·普拉斯的一生[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4.
[3]普拉斯.普拉斯书信集[M].谢凌岚，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7.
[4]落叶村.西尔维娅·普拉斯：戏精鼻祖，还是天才作家？[EB/OL].（2018-07-28）[2021-11-12].https://www.douban.com/note/684550256/.
[5]Merkin D.Shifting the focus from Sylvia Plath's tragic death to her brilliant life[EB/OL].（2020-12-31）[2021-12-23].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7590147775873515&wfr=spider&for=pc.
[6]Guntrip H.Schizoid phenomena，object-relations，and the self[M].London：Hogarth Press，1968.
[7]普拉斯.钟形罩[M].杨靖，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8]曾巍.西尔维亚·普拉斯诗歌创作心理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3.
[9]范革新.“死是一门艺术”——美国自白派女诗人西尔维亚·普拉斯死因初探[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3）：4.
[10]Rosenthal M L.The new poets：American and British poetry since World War Two[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
[11]Plath S.The Journals of Sylvia Plath 1950-1962[M].Kukil K V，Ed.London：Faber，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