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高

文森特·威廉·凡·高（Vincent Willem van Gogh，1853年3月30日—1890年7月29日），荷兰著名画家，以其热烈的笔触、明亮的意象和饱含的激情，感动了一代又一代人。他的生活也是话题多多：一生贫穷困厄地辗转多地，和家人朋友充满着争吵，以狂热的激情投入宗教和绘画中，饱受周围人的排斥和嘲笑，艺术事业起步晚且不被重视，他的短暂的人生被“自杀”所终结更是提高了话题热度。可以说，当人们提到“疯狂天才”的时候，最先想到的就是他。他也是医生最喜欢作回顾性诊断的对象，众多不同的诊断意见使得争论持续保持热度。

研究凡·高有以下方法学意义：

（1）已有大量的诊断意见，且涉及躯体疾病所致精神障碍，彼此相异且长期争论；

（2）年代较近，传记资料、个人书信和亲友的回忆十分丰富详细，有助于复原他的生活图景；

（3）以绘画为主要艺术成就，但留下大量书信，他在其中表达了对生活和绘画的大量看法。

病史

◎童年和少年（0~16岁，1853—1869年）

文森特于1853年3月30日生于荷兰的津德尔特。父亲是牧师，母亲32岁生下他。这是一个负责任、互相友爱且恪守道德的家庭，父母一直积极扶持孩子们过上体面的人生。凡·高青少年时期的照片和后来的自画像都显示出明显的颅面不对称，许多见过他的人都形容他相貌丑陋可怕、举止神情怪异。有学者认为这一身体特征和早期的气质变化表明文森特在出生时就遭受了早期的脑损伤[1]。

他小时候是个顽劣和坏脾气的孩子。家史记录着文森特的许多恶劣行径，特别提到他常常大发脾气。文森特的某次爆发搅得他的祖母心烦意乱，忍无可忍打了他一耳光，之后将他赶出了门。连母亲都在事隔多年后抱怨：“再没有比文森特更磨人的孩子了。”在家人眼里，他“乖戾”“任性”“刚愎自用”“极难相处”，是个“怪里怪气”“性子暴躁”的“异类”。直至60年后，他家女佣还能清楚地记起文森特那副“爱找麻烦”“硬要跟你作对”的样子，认为他是“凡·高家最不好对付的小孩”[2]34。

文森特在学校也是桀骜不驯、不守纪律、频繁逃学。在同学们眼里，他“很孤僻”“是个异类”“与其他孩子从来没有交集”。在某个同学的印象中，多数时间里，“文森特都是一个人待着，会离开镇子在外游荡几个小时”[2]36。凡·高的家庭很正常，家人即使在他成年后惹出无数麻烦还是对他关心帮助，而且他的特殊人格很小就出现，所以不太可能是社会心理因素，而更多是器质性原因造成的。

◎青少年的画廊工作经历（16~23岁，1869—1876年）

1869年，他通过森特伯伯的关系，来到海牙古庇尔画廊开始做学徒。他外表邋遢、外表和神情怪异、不善于和客户沟通、羞涩孤僻，以至于工作做不好、受到上司泰斯提格的嫌弃。他和同事交往少，一部分原因是工资较少难以应付社交，一部分是因为顶头上司看不惯他。从这时起，文森特和所有交往过的人都会发生冲突，所有上司都否定他的工作能力、发生冲突并把他调走，所有长辈亲戚都对他失望并不愿再提供帮助，他对所有艺术家朋友都是一开始十分热情但很快便陷入激烈争吵和闹翻，和几位女性的感情要么被拒绝要么很快终止。但他对艺术品有很大的痴迷，能记住所有的画。在海牙期间他开始召妓，几乎在所有去过的地方都召过妓，在港口城市尤其多。可见他短暂的一生中，待人处事方式和情绪行为模式有着激烈鲜明且一再重复的特点，这比较方便把握其人格特点。

1873年，他被调去伦敦的分部。他可能有一段时间比较抑郁，传记记载道，“独处的时间越来越长——‘散步、阅读和写信’。一位于8月前来探望的昔日海牙同事认为他十分‘悲观厌世’，被‘巨大的孤独感’折磨着。多年后，文森特这样描述他在伦敦的心绪：‘冷漠、绝望……对人不再敏感，麻木不仁’。父母揣着他那些‘沉重愁苦’的家信百般焦急。‘怪’这个字眼一次又一次出现在他们忧心的谈话中”[2]81。说明他在刚步入社会时，待人处事上就出现很明显的偏差，随着成年，这一人格并没有固定下来并有所收敛，而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他成年返家后，和父母的冲突远远超过童少年，可见他的问题不能全由人格障碍来解释。

在伦敦，他对新房东，一个叫尤金妮亚的单亲母亲产生感情。“这些年来，他似乎更容易被那些失去父亲或者丈夫的残缺家庭，或者只有单亲母亲的家庭所吸引。他很乐意挺身而出，填补空缺。这样一来，他起码能感受到欢迎，或者说，交换到欢迎。”[2]83他不久后便搬出尤金妮亚的家。妹妹形容道，“他对人总抱有幻想……当他们辜负了他的最初判断，他会失望至极。从那时起，他们便在他的心里枯萎腐烂”[2]89。这段时间文森特情绪陷入低落，“很快，文森特又拾起了童年爱沉思、好独处的习惯。他放下了画笔，在文学和艺术中舔舐伤口。他不思饮食，蓬头垢面，远离人群，也无心工作，遭到了森特伯伯的严厉批评，他希望文森特‘出门见人’”[2]89。一般来说，要回顾性地判断心理障碍病人的情绪严重程度，比较困难。文森特因为这样的情绪状态影响到工作，并且被周围人感觉异常，所以严重程度应该不低。但因为缺乏更多症状和持续时间的信息，所以无法判断是否是一次抑郁发作。孤僻、古怪、疏懒、抑郁、社交退缩这些，非常类似于精神分裂症的前驱期症状。

父母写信给文森特的弟弟提奥希望其洁身自好，文森特便大段大段地给弟弟写信介绍关于放荡爱情的文学作品。他和父母发生冲突，连续两个月不给家人写信，故意忽略母亲的生日；和伦敦画廊的上司相处也很差，甚至发生正面冲突。这时父亲多洛斯已经感觉到文森特在待人处事上的病态，他在给提奥的信中写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不论是关乎身体还是灵魂，我想文森特是病了”[2]94。

1874年，文森特被调往巴黎，在一些有激情的牧师的影响下对宗教产生兴趣，并迅速变得狂热。和他后来对绘画和几位女性一样，都是迅速产生狂热，并迷恋一种把自己牺牲于风险的崇高感。“他每晚狂热地阅读《圣经》，写信时字里行间透露着《圣经》的智慧。他开始了苦行僧一般的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给提奥的信中，他用一条古老的宗教箴言来总结目前的生活状态：工作之余不忘祷告。他戒除了肉腥，对面包产生了神圣的兴趣——同时也是种自我惩罚。他开始给家人和朋友寄去大量说教式的信件：满篇都是经文、赞美诗和鼓舞人心的格言警句。大量信件如雪花般飞来，连虔诚信教的多洛斯都不安起来。他向提奥抱怨道：‘文森特凡事太过认真’。”[2]101

在巴黎的画廊中，他和上司的冲突愈演愈烈，终于在他“突然爆发，愤然离去”后被画廊解雇。这让家庭感到巨大的羞辱。家人的反应是：“他把事情搞得一团糟……这简直是桩丑闻！让我们蒙了羞！……不论在哪里都会惹出乱子……文森特总是那么让人捉摸不透。”[2]107正在悲伤之时，他在巴黎的舍友也搬了出去，随后文森特便怀疑舍友和自己的前上司合谋排挤他。他的和身边重要关系者的激烈争吵、突然发脾气和冲动做出人生重大选择，这些特点一再出现。

总之，在明确发病的很多年前，他的人格就出现很明显的偏差，而几次发病的症状是其情绪行为模式的极端化。给文森特做出的诊断不仅要解释最严重的几个症状，还要解释其贯穿终生的严重的人格问题。

◎对宗教产生兴趣和宗教课程学习阶段（23~25岁，1876—1878年）

1876年，他去英国找了一份寄宿学校教师的工作。他曾在酷暑的烈日下走了50英里，去各种地方也是走着去，常常是连走好几个小时，搞得自己衣衫褴褛、皮肤皲裂，家人觉得他这是带有自我惩罚性的行为。他在信中写道：“那些年，我没有朋友也得不到帮助，十分痛苦”“这能让我忘记自己是一个只能让家人蒙羞的儿子”。在一封又一封的信中，他倾吐着“不满足”“不完美”和“无价值”的感觉。他承认他“憎恨自己的整个人生”，期盼能忘记“自己年少罪恶”的那一天，“谁能永远地将我从这具不堪的躯体中带走？”[2]114。他这时能够完成教学任务、阅读大量宗教书籍并给弟弟写信。但因为学校环境差，很快他就干不下去并决定成为传教士。

直到这时，家人虽然感觉文森特在性格、待人处事和安排自己前途等方面出了问题，但还搞不清问题何在。家人认为他有着“病态的本性”，他“动不动就陷入忧郁”。家人觉得他需要经过系统学习才能成为传教士，而且不认为他能完成学习，当文森特提出要去南美传教，父亲更觉得这是“犯傻”[2]132。因为家人对他的前途有详细规划和充分讨论，通过对比可看出，文森特在生活和前途的决策上过于鲁莽，总是被激情控制而狂热投入，但难以通过按部就班的努力去达成目标，并且固执不听人劝，最终遭遇失败后怨天尤人并陷入沮丧。他在之后的宗教课程学习、美术学院学习上也一再重复这样的模式。

1876年的圣诞节团聚时，家人批评了他，他陷入悲伤中。他在信中写道“做什么都是错的”，抱怨感到“疲惫”“开始厌倦一切”；他向提奥倾吐了心声，表示“很压抑，因为我几乎一事无成”。周围人观察到他“看起来似乎大病了一场——浑身上下透露着寂寥”。在恶劣的气候中，他不顾严寒在雪地里不回头地走着，似乎是在自我惩罚[2]133。他在冬天尤其是圣诞节前，常常出现情绪问题和激烈争吵，有4次明确发病出现在冬天。他终生保持写信的习惯，并且饱含强烈而诚挚的感情，在表达抑郁情绪时也富有感染力和情感能量。信中描述抑郁情绪的字眼通常很重，其中可能有夸张的成分，而且因为缺乏周围人的旁证、社会功能情况、画作产量、发作持续时间等信息，而难以判断是否是一次抑郁发作。

1877年初，他听从家人的安排去离家乡不远的多德雷赫特当书店店员。和之前的画廊工作一样，他仍然是邋里邋遢，不与同事交往。一位书店同事这样回忆他对待顾客的方式：“但他压根就无视他们的兴趣，一味口无遮拦地发表自己的观点。”他也不用心去学习做买卖的技巧[2]135。他在观念上也想谋生，但就是不能做好谋生的工作以迎合家人和老板的期待，显得随心所欲、不在意他人的看法。他对待顾客的方式代表着他的性格缺陷，日后也因固执己见、对艺术老师和艺术同行们肆意抨击而闹翻。他的邋遢外表、怪异表情和孤僻性格惹得周围人的嘲笑，和之前之后到过的每处新地方一样，无法为大多数人接纳。

这期间他重新燃起对宗教的热情，父亲也准备支持他去学习。但某次他长途跋涉，并且独自在津德尔特墓地待了一晚，头发蓬乱、一脸疲惫地回家。这些怪异行为使父亲感到担心[2]145。从他日后明确发病时风餐露宿地流浪来看，这正是一次病态表现。母亲和妹妹也不觉得他对宗教的热情是正常的，觉得他的宗教热情是被一股狂热的感情所驱动：“头脑发热的疯子”“虔诚烧坏了他的脑子”。

在亲戚的帮助下，1877年中他来到阿姆斯特丹开始学习。他学习很勤奋，常常到深夜，但仅仅学习了几周以后热情便减了下来。文森特便抱怨“自己很沮丧”“我常常会低落和恐惧”“我的头有时觉得很沉，有时又烧得难受，让我不知所措”[2]153。除了繁重的学习压力，他还担心考试失败和对父母付出学费的愧疚，精神压力巨大，他出现了一次“精神崩溃”。传记中写道：“那年冬天，父母和亲人们惊恐地目睹文森特信中的字迹与他的脑子一起恶化。‘他的信中全是没有逻辑的胡言乱语。’他给提奥的信不是咆哮痛骂就是不知所云——也许那时候，他就已经开始酗酒，或者已经患上某种更深层和无法诊断的疾病。随着内心的自责和自虐的念头愈演愈烈，他的头痛也越来越严重。”他在信中提到大脑也开始眩晕，他当时出现了自杀的念头[2]158。这次状况的时间似乎不长，大概到圣诞节时已经恢复正常；程度似乎也不重，因为还能够为圣诞节作准备且学业没有被打断。其中症状仍不够详细，仅知胡言乱语和情绪激动。他日后的发作与本次类似，但程度重得多。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他的首次发作中出现躯体症状，如头很沉、烧得厉害、头痛和眩晕。

1878年末，宗教课程学习失败，他无法坚持学习，也通不过考试。他坚持要用自己的方式去传道并不惜接受艰苦且低贱的教义问答员职位。当年11月时，得知学校裁决他不能继续学习后，他“不吃不睡，还染了病，瘦得厉害，吓得房东急忙给他的父母去信，要他们‘赶紧把文森特接回家’‘他没办法入睡，总是紧张兮兮的’”[2]177。从房东的反应来看，情形比较严重，但具体症状和持续时间不详，也有可能是在强大心理应激之下身体生了一场小病。虽然不能确定这次是不是一次情感发作，但有一些共同点：有心理应激事件、在冬天发病、最严重的症状在数天或者一到两周内消失。

◎博里纳日传教时期（25~27岁，1878—1880年），第1次明确发病（1879年冬天到大约次年春天）

他因为辜负父亲的期待和为其支付的学费而感到愧疚，他投身宗教的方式是直接为最穷苦的百姓服务，也带着一向的叛逆和突发奇想。1878年末，他准备去博里纳日的煤矿区传教。一开始有着狂热的奉献，他“走访染上了斑疹伤寒症的家庭，帮忙干杂活，连日守夜。出现矿难或是爆炸时，他赶往现场救援。他还救助了一名‘从头到脚全身烧伤’的男子。他时常自费购买石蜡和橄榄油，用来制作亚麻绷带。据说，他‘没日没夜’地工作，坐在病床前祷告传道。当病人康复时，‘疲惫不堪的他却激动喜悦地跪倒在地’”[2]186。但这显然不是正常的方式，因为太过投入、难以持续，而且他其他方面的极端之处也显露出来，比如“除了稀粥、糖水和不涂黄油的面包，他什么也不吃。他衣衫不整、邋里邋遢，经常在寒冷的冬天不穿外套。像在阿姆斯特丹和布鲁塞尔时一样，他认为他的食宿‘太过奢侈’，便很快搬到了附近一座废弃的茅草棚屋里。他拒绝舒适的床，睡在了硬木床板上”[2]186。他变得极度消瘦，有人看到文森特“躺在稻草芯的麻袋上，消瘦而憔悴，模样骇人”。教会对文森特“癫狂的传教方式”相当恼怒[2]186，教会和父亲来劝他，但和之前之后的争执一样，他根本不听人劝，并用自己的道理来反驳。

传记写道：“文森特继续着他那目空一切、凭空臆想的传道方式”。[2]189他将自己的财产都送人，赤脚在雪地里行走，穿着矿工们的粗麻布衣服，认为使用肥皂是种“罪恶的奢侈”而不再洗澡。到了1879年7月，他被教会开除了。为了继续传教，他风餐露宿走了两天的路，两脚淌着血，去找另一位牧师求情[2]190。他的病态继续加重，到了1879年冬天，几乎变成了流浪汉，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地赤脚游荡，饿了就找点冻伤的土豆充饥，邻居们经过他睡的那个谷仓常能听到呜咽的哭声[2]193。周围人都叫他“疯子”。1880年3月，他从博里纳日出发，开始了一场3天的流浪；期间向西行进，他后来回忆道，冰雨鞭打在脸上，身无分文，“像流浪汉一样游荡，找不到一个可以歇脚或填肚子的地方”。他睡过货车、柴堆、干草垛，醒来全身覆满了寒霜[2]194。他后来承认，“差点在那趟旅程中丧命”[2]195。父亲觉得他“精神错乱”“极其危险”，决定送他到精神病院。但他从家中逃离，再次回到博里纳日。从他的行为表现和书信中能看到他情感的性质，根据自述和周围人的反应可以看出一些严重程度。

然后他的情况自行好转，因为到了7月份他已经能够写信。他信中的内容是悲伤的，但一如既往地具有强大的情感能量，他埋怨自己的性格“畏畏缩缩，令人生厌……没有出息，一文不值”。他坦言有种“可怕的失望正在噬咬”他的心灵，“一波波的自我厌恶在胸中翻涌作怪”[2]196。这个自述具有鲜明的混合发作的色彩：抑郁的内容结合躁狂的形式。虽然情感的性质是失望沮丧，但同时又有动力增强和思维奔逸。尽管他直到这时都不断遭到失败，但他也有昂扬激愤的言语：“人们时常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但他一定生来就知道自己擅长某事！他一定知道他的存在并非一无是处！……怎样才能成为有用的人？在我身上，一定藏有某种潜质，但那又会是什么？”[2]196。

尽管他去博里纳日是为了服务当地人，但当地人并不喜欢他。从那之后，他每到一个地方尤其是小乡村，邻里乡人都害怕他、躲开他，在背后骂他是疯子，甚至叫警察带走他。每一次他都会和房东发生冲突和赖账逃走，孩子们也纷纷骂他、嘲笑他、朝他身上扔东西和捉弄他。

第1次明确发病分析

这是他第一次明确的发作，相比前3次不明确的发作，程度更重、时间更长，但性质类似。而且本次发作是对发作前的狂热出格行为的加强，他冬天前狂热地服务矿工、极端虔诚而采取简陋的食宿、抛弃教士应有的洁净体面就已经是病态行为。因为他的精神问题是整个精神行为模式的障碍，而非短时间内的几个行为紊乱症状，所以用一些躯体疾病所致精神障碍（美尼尔氏病、铅中毒等）是难以解释的。

像乞丐一样濒临死亡地流浪是他病情最严重的阶段。但因为亲友的观察及他的事后回忆内容寥寥，缺乏这个最严重阶段的具体精神记录，仅知道延续有之前的狂热奉献精神和耐苦能力，呜咽的哭声表明可能有激烈的悲伤情绪。本次发病的行为紊乱极为突出，但没有出现妄想。

他的人生大概由三部分混合而成：多数时间用狂热和出格的方式做事，这种风格有时候（常常在冬天）进一步加剧而达到行为紊乱，而在狂热的间歇中也有一些短暂的自责自贬、失望沮丧的时候。

◎多地辗转学画的时期（27~30岁，1880—1883年）

1880年年中，算是他成为艺术家的起点。之前他已有一些零散的素描，提奥建议他将绘画作为谋生的手段，他对绘画的狂热开始了。传记提到“仅仅两周时间，他就报告说完成了120幅作品。‘我的手和脑都变得越来越灵活强大’。他表示。他发现这些练习‘十分苛刻’‘极其枯燥’，但又不敢松懈。‘一旦停下来，我就会迷失，’他写道，‘我认为，不论怎样，我必须前进，前进。’他告诉提奥，有‘一团火’在他心中灼烧”。他留下的大量给提奥的书信中，介绍了他的绘画经历、对作品的构思和创作状态。多数信件饱含感情、文笔流畅、有很强的的倾诉欲，对他创作时的狂热和投入多有反映。信中关于他自己的内容常常是三个主题：他坚信自己将会画得又多又好、坚信自己的画会取得商业成功、催促弟弟给他寄钱以免耽误这种成功。

1880年10月，文森特赴布鲁塞尔学院学习绘画。提奥成为他的主要资助人，这时他开始出现挥霍的表现。每到一个新住所便大肆购买新衣服、家具和装修品，平时在请模特和购置画材上大手大脚，他在要钱的信中夸张地说自己身无分文、极其可怜，用自己的画将会卖大钱来回应弟弟的规劝。在向弟弟要钱的信里，他理直气壮，甚至还指责弟弟不够大方或者回信不够频繁。在学院里，他一如既往地和同学合不来，同学回忆“因为和他在一起不一会儿，大家就会吵得不可开交”[2]215。后来他回到埃滕的家中绘画，并爱上了守寡的表姐凯·沃斯，他的鲁莽的求婚遭到拒绝，家人也不支持。但他死缠烂打，不停写信，甚至跑到女方家中吵着要见面。这次情况是他对事物的狂热投入与对人的固执好斗的典型混合。其间他还跟父亲因为参加宗教仪式、要钱等问题大吵了一架，父亲把他赶出了家门。从这时起，他争吵好胜、不惜与人决裂的情况，蔓延到亲人和朋友。

1881年底，他来到海牙向表妹夫安东尼·莫夫学画。一开始相处融洽，他自觉学到很多东西，对莫夫大加赞赏甚至模仿他的举止，但很快就发生争吵。他把莫夫给他的先临摹石膏像而非真人模特的建议视为对自己的否定，于是抨击莫夫的水彩画，指责其“心胸狭窄”，挑衅式地把模特带进教室；还发怒把教室中的石膏打碎，并跑去抨击莫夫，于是他被驱逐了[2]247。这段友谊只持续不到1个月。这个案例很好地表现了文森特在待人处事上的缺陷，以及暴躁易怒情绪的作用。其后，他又和泰斯提格发生类似的争吵和决裂，每当遭受挫折时，他就会怀疑是不是这个前上司给自己捣鬼。

他也能认识到自己的情绪异常，传记中提到，他将其归咎于“不安的兴奋”或“由秉性所导致的激烈情感”。“我是一个狂热的人”“我经常会极度地忧郁、易怒，仿佛是对同情充满着饥渴；当我得不到的时候，我尽量装作毫不在乎，讲话尖刻，甚至经常会火上浇油”[2]253。

他在海牙绘画期间频繁向弟弟要钱，因为大量地请模特而需要花掉很多钱。他和来自社会底层的妓女西恩同居，当时她怀孩子，还有妹妹及若干孩子要养。从亲密情感习惯上看，他对单身母亲的房东、丧夫带子的表姐、被弃怀孕的妓女西恩都有强烈的喜爱和依恋之情。对单身女性的兴趣也有，但明显没那么大。这可能是因为他对单身女性的爱难以得到回应，而单身母亲更可能接纳自己；又或者是出于一种和宗教感情同源的，一厢情愿地想要做出牺牲的狂热情感；其“喜当爹”的心理根源需要另外深究。对于和妓女西恩的交往，刚开始他热情地赞赏她的优点，赞扬她在自己生命中的巨大意义，宣称要去拯救她，并情意绵绵地描述对她的爱意。一边向弟弟要钱，一边将大部分钱花在她身上，拖欠房东租金的同时租下大房子并购置大量的家具。这时他的社会功能尚且完整，但挥霍、动力增加和奉献欲望明显超出常规。

其间，他出现头痛、发烧、四肢乏力等症状，被诊断为“淋病”并住院治疗[2]284。之后还出现一些躯体症状，如他抱怨的“难以言喻的虚弱”“像要晕倒一样”。他很容易疲劳，常常感冒，睡觉也不安稳，有牙痛且疼痛扩散到眼睛和耳朵。当时他食物不够、饮酒过度，变得憔悴消瘦[2]314。但是总体上应该比较健康，因为在阿尔时期之前只有两次就医经历，在书信中对躯体疾病抱怨很少，总体上精力富足。他的性病的诊断比较明确，接受相应治疗且有效。

偶尔的小恙并没有打断他这段时期的热情和积极性，这种饱含激情、动力充沛的状态也体现在创作中。他在给提奥的信中写道：“当我作油画的时候，我感到颜色的力量在我体内涌动，这是我以前不曾拥有过的力量，无比辽阔并且十分强烈。”他一头扎进了这一全新的创作方法之中，在一个月内，至少创作了24幅以海滩、森林、田野和花园为题材的画。他“从大清早开始画，一直持续到深夜，几乎连吃饭喝水都没有时间”[2]296。但对油画的热情在一个月后就消退了。

在听说平版印刷术之后，他迅速产生兴趣。当即购买了大量的纸并预定石板，幻想着画插画可以大量复制，自己将取得巨大商业成功，并聚集起一个艺术家群体。他在信中大力动员弟弟：“行动起来，而不是耽于深思熟虑……能够做出伟大的事情……行动起来，越快越好。”他甚至还为这个想象中的商业团体起草了详细的合同和宣言书，说明了利益分配、股东责任等细节。但他很快就发现平版印刷技术上的缺陷，迅速转为沮丧：“我告诉你，对整体作品的不满、尝试的失败以及技术上的困难，可以让人陷入可怕的忧郁之中。”[2]314

到1882年8月，一年不到他就对西恩感到失望，觉得她身上有很多缺点、不值得自己去爱。同时出现一些抑郁情绪，感觉日子“就像洗碗水一样乏味”“一想到事情的发展，我的心情就开始变得沉重”。他对绘画也感到索然无味：“它们无法激起我的兴趣……我觉得这些都很糟糕。”他说自己已经被“一种‘这到底有什么用呢？’的抑郁感觉”所征服。“我有一种罪恶感，感到浑身上下都是缺点，感觉完全无法实现自己的承诺”“我有一种感觉，自己随时会触礁”[2]315。此处出现情绪低落、兴趣减退、自我评价降低等比较生动的抑郁症状，虽然不一定达到一次抑郁发作的程度。考虑到该时期同时动力增强的症状，这段抑郁时期以及情绪波动的特点是比较突出的。

1883年9月，他在家人的压力下抛弃西恩，选择到荷兰北部的德伦特作画。因为恶劣荒凉的自然环境、缺钱且缺少颜料，文森特情绪低落，在信中多有悲伤和埋怨的语句，于9月末出现了一次传记作者称为“精神错乱”的表现。他在信中写道：“一切都太痛苦，太匮乏，太令人疲惫”。他感到“一切都是那么令人绝望”“关于未来的一些不好的预兆，彻底将我打败”“让我在命运中自生自灭吧，已经没有任何作用；这一切早已超过人所能承受的，也没有机会从其他任何地方获得帮助。这些难道不够表明我们该放弃了吗？”[2]350。信中透露出许多抑郁症状，如精力减退、无望感，不过症状持续的时间不明确，大体上还在进行创作中，并不能明确为一次抑郁发作。他在表露抑郁情绪时，其情感的形式也是强烈的、不稳定的、富有攻击性的。

人格特点分析

文森特从少年起就有好发脾气、任性乖戾、难以相处的性格。这些人格特点在其一生中有逐渐加重的趋势。他一生为人处世最鲜明的特点是，情感强度高且不稳定。

在对待亲友上，他不讨好、不友好，容易发脾气和激烈争吵，固执己见并喜欢挑衅他人。尤其是对于艺术家朋友，他过于固执己见，一听到不同意见或批评便会尖酸刻薄地反击，进而在人格上攻击他人，以至于迅速反目成仇。他常常是一开始对他人极有热情，但很快变为得罪；有意思的是，在和别人闹翻之后，隔段时间他还会向其求助或者发出热情的重修旧好的请求。除了他弟弟提奥之外，所有人包括亲戚（森特伯伯、母亲安娜、简伯伯）、上司（泰斯提格）和艺术家朋友（莫夫、拉帕德、贝尔纳、高更）都不愿再理睬他。无论他去什么地方，泛泛之交的同村人和同学对他的印象常常是古怪、邋遢、极其不友好、容易生气。

在对待事业上，无论是大的方面如对宗教和绘画的兴趣，还是小的方面如学习宗教课程、印制版画、水彩画、油画和进入美术学院学素描，他总是迅速产生痴迷和狂热投入，但缺乏耐心进行系统的学习，在遭遇挫折后草草结束。他对生活的安排也有波动的特点，每到一地开始新生活常常大肆购置，其后仓忙离开时又无暇顾及，以至于损失财物。他总是过于自信，多数时候对自己的事业和画作成功很乐观，但也有数次转为对辜负亲人期待的愧疚和对自己的强烈否定。

◎纽南和父母相处的时期（30~32岁，1883—1885年），第2次明确发病（1883年12月至次年1月）

1883年12月，他离开德伦特。和博里纳日的那次发作类似，他在寒冷彻骨的雨雪风暴之中，步行了6小时去火车站。他衣衫褴褛，受寒受冻，像个流浪汉。他自叙在路上大部分时候都在哭泣，前一分钟为弟弟的拒绝怒火中烧，痛苦地排演着下一次的争吵；下一分钟他的心里又会充满沉重的愧疚和悔意[2]359。这里表现了情绪的不稳定——激烈的躁狂和激烈的抑郁轮流出现。两次发作都是在冬天，展现出强大的忍受饥寒的耐力，这背后是动力增强。

他回到家后，与父亲发生了长期的激烈争吵。他指责父亲“不公正……任意妄为…并且应该受到遗责……与自己不共戴天……盲目……无知”。他说父母从来没有“给过我自由”“我不是罪犯，不应该受到这种不人道的对待”。他大肆辱骂父亲，将自己既往的失败归咎于他，指责他不够支持和理解自己；极力渲染自己所受的痛苦委屈、极力把自己形容为饱受歧视和驱赶的可怜人。但实际上，家人为了扶持他操碎了心，他的失败完全来自自己的性格缺陷。由此可见，他在强烈情感的扭曲下对事实的夸大和歪曲。虽然他和每一个相处过的朋友都会吵架翻脸，但这次尤其严重。他在信中写道：“我再次感到了几乎无法忍受的不安和困惑……现在我再次处在一种几乎无法忍受的摇摆不定和内心挣扎的状态之中……在一切的事物之中，我都感觉到存在着一种犹豫和延误，这吞噬着我的热情和精力……父亲总是认为我一无所知，我开始认为他已是无药可救，这让我充满倦怠和无力感。”[2]364一位目击证人回忆说，激烈争吵有时会持续三四个小时[2]366。父母为了缓和争吵，曾给他买新衣服、准备画室，但他非但不领情还反过来更加激烈地抨击。至少到圣诞节前的这十几天，这些表现都很明显。这段时间的情绪问题的表现突出，是一次躁狂发作。村民回忆他时形容道，“他一点都不友好，他很奇怪……经常生气。总是愁容满面”[2]369。

1884年1月，以上症状消失了，这次发作有一个和睦的结尾。因为母亲摔跤骨折，他用心地照顾母亲，抬母亲的担架、读书给母亲听、亲切地接待探视者、操心妹妹的婚姻，这样尽心的照顾得到了父亲的赞赏。这段时间的表现与发作时判若两人，表明他并不是反社会型人格。但这过于热情和有奉献精神，也反映出他情绪的巨大波动性。

女邻居玛戈特爱上了他，他也爱她并发生亲密行为，但她的家人阻挠并带她去了外地。照往常文森特会大闹一场，但实际上除了写信骂人之外，没什么过激表现。但到了1884年10月，他又旧态复萌，父亲在信中写道：“这些天，我们和文森特在一起的日子又变得非常艰难……他非常容易动怒，过于激动……悲伤并郁郁寡欢”“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够继续生活在同一屋檐下”[2]398“文森特变得非常易怒……行为越来越不可理喻……他非常伤心，内心完全无法平静下来”[2]400“他的暴躁脾气使得任何对话都无法进行”[2]414。某次争吵时，他在极度愤怒中猛然从椅子上站起，拿起餐刀威胁父亲。在给提奥的信中，有时是沮丧情绪，“没有任何意义、没有勇气、没有希望”；有时又是高涨情绪，“我必须趁热打铁……不能再耽搁一分一秒……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创作，必须在短时间内向大家展示自己取得的成就”[2]403。他在1884年年底出现一次创作上的高峰，为了赶上一次销售旅行，他计划用一天一幅的速度画出50幅肖像画，这个速度体现在作画上就是没时间素描、等不及颜料变干、使用简洁的手法等，他确实完成了这批画作。创作速度作为客观证据，表明他那段时间具有动力增强和思维奔逸。高涨的情绪、创作前的雄心壮志、极高的创作速度、粗糙暴烈的绘画手法，在后来还多次出现。与暴躁的创作方式呼应的，是他日益暴躁的言行方式。他仅因一点意见不合就痛骂长期资助自己的弟弟：“就个人层面而言，你对我来说根本就是毫无用处。”[2]407还和他的妹妹们吵架。长期的争吵和担惊受怕使他父亲的健康每况愈下，在某次意外后去世。有人多次听到他父亲在与他的争吵中叫喊，“这让我痛苦不堪！”“你让我活得生不如死！”。后来妹妹认为，是文森特害死了父亲。

◎安特卫普时期，以及在巴黎和弟弟相处时期（32~35岁，1885年底至1888年）

1885年底，他来到安特卫普。在这个城市他继续找妓女，并被诊断出“梅毒”。他自觉精力消耗殆尽，抱怨“感觉身体十分虚弱”。嘴巴和喉咙到处都是溃疡，完全无法咀嚼或吞咽食物。他松动的牙齿也开始腐烂脱落，不得不花巨资，让牙医拔掉了他三分之一的牙齿。他接受医生的流行于当时的水银疗法，不断流出“浅灰色的痰”，这可能是梅毒的症状，也可能是水银的副作用[2]475。（1882年在海牙诊断“淋病”和这次诊断“梅毒”的两段时期，也是密集出现躯体症状的时期，症状也比较符合相应诊断。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大部分发病都没有出现躯体症状，而且发病中耐苦能力明显提高。）

后来进入安特卫普美术学院学画，同学回忆他的作画场景：“他开始狂热、疯狂地作画，他的速度很快，把我们都惊呆了。他在画布上涂满了厚厚的颜料，颜料从画板上流淌下来，滴落在地板上。”在学校中，他因为坚持自己独特的绘画主张、粗野的举止、邋遢的外表和我行我素的做派，受到老师的嘲笑和同学的排斥。有人多次在公共场合看到他酩酊大醉。喝酒大概从他放弃宗教之后开始，他的书信中提到酒的不多，也没有谈到晨饮、定时饮酒、停酒后的心慌手抖等酒精依赖表现；周围人看到他大醉的情况也记录得不多。他到巴黎之后喝酒就多了起来。

1885年来到巴黎与提奥同住，这两年是他情绪相对稳定的时期。相比于在纽南和父母频繁激烈争吵、被赶出家门、被周围所有人嘲笑厌恶、像个流浪汉一样风餐露宿，这两年他至少能和弟弟同处于一个屋檐下，他离开巴黎后弟弟还对他有所怀念，尽管他仍常和周围人吵架。在弟弟的影响下，他系统地接触了印象派，作画的颜色变得明亮起来，印象派模糊的轮廓也适合他缺乏耐心和粗犷的绘画习惯。

其间，他进入画家科尔蒙的工作室学习，传记提到他“很容易发怒，随时准备反击，总是充满敌意，处于紧张之中……对于最微不足道的挑衅，他都会激烈地自卫，激动得嘴唇发抖。他会大声叫喊，激烈地做着手势，吐出一连串由荷兰语、英语和法语混合在一起的句子”[2]507。同学回忆道：“他在一种混乱的暴怒中工作，充满狂热地匆忙向画布扔下所有色彩。他蘸颜料，就像是用铁铲似的，颜料从他的画笔上流淌，把手指都弄脏了。他的暴力作画方式震惊了整个工作室，传统的艺术家会被吓到。”开始时他称要在科尔蒙的画室学习三年，但不到数月他就改变心意准备离开。在他短暂的一生中，这种模式一再出现，无论是对于事业（画廊工作、当教师和传教）、对于学业（在海牙学习宗教课程、跟随莫夫学习、在安特卫普美术学院）还是到一个新的地方（在海牙与西恩在一起、在德伦特、在巴黎以及后来的阿尔），总是开始时信心满满、宣称要长期从事或居住，但很快就放弃或转变。

朋友和弟弟描述他：“性格冲动、激烈的文森特开始长篇大论地阐述他自己的艺术和艺术交易的理论……这要持续到深夜。事实上，有时候他就坐在提奥床边的椅子上，说出他最后的结论”“你能听到他开始时这样说，后来却那样说，他的论据一会儿支持一个论点，一会儿又反对同一个论点”[2]524。

在得知弟弟可能要结婚时，文森特感到绝望并出现抑郁情绪。他谈到过自杀，在信中哀悼自己“青春不再”，并诅咒一直折磨着他的“忧郁与悲观主义”的“疾病”，认为自己命中注定要遭受“石磨中的谷物”般的命运，是一朵“任人踩踏、冻死或烧焦”的鲜花[2]531。（这些灰暗的情绪可能出现时间不长，也不严重，但在文森特总体上精力充沛且富有攻击性的情绪中相当突出。他每次出现低落情绪都有诱因，早期常常是对辜负父母的期望和资助而感到内疚，后期常常是对弟弟长期资助没有回报的愧疚及担心弟弟结婚疏远自己。不过这些诱因也不是很严重的生活事件。）

这段时间他在给妹妹的信中写道：“当有人从内心开始燃烧，他就无法克制——因此最好是让他燃烧，否则他会爆炸。只有这样，内心的东西才能释放。”[2]555在巴黎期间他喝酒越来越多，他对不同的酒有了比较，也有较多逛酒馆的经历。在画家特劳特克的推荐下，他品尝了苦艾酒并爱上了它，他还画了一幅苦艾酒杯的画，在之后的阿尔也喝了很多苦艾酒。

◎阿尔时期（35~36岁，1888年2月至1889年5月），第3次明确发病（1888年12月至次年3月底）

1888年2月，他离开提奥去法国南部的阿尔，事后在信中透露是因为担心对弟弟产生伤害而离开。因为他在巴黎和弟弟住在一起而没有写信，所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有可能是像他对父亲那样的激烈争吵。他到阿尔已经是生命的最后两年，这两年中出现3次发病，但在发病后立刻恢复创作，并且步入创作的巅峰期，《丝柏树》《星月夜》等均创作于这一时期。

到阿尔之后不久，他的躯体症状加重，再次出现胃功能紊乱、热病和虚弱。因为嘴痛牙疼和消化问题，他发现吃饭“实在是一种折磨”[2]566。从信中看出，他大致把原因归于梅毒、不适应南方的气候以及没有酒喝。和他待过的其他地方一样，他被当地人讨厌和嘲笑，和他们少有往来、在信中对他们破口大骂、和房东发生纠纷，甚至怀疑当地人剥削和欺负他。即使是在当地结识的艺术家，也在短暂交往后闹翻，他在信中大骂人家，对方则讨厌他的“喜怒无常、喜欢争吵”。后来他租下拉马丁广场上的“黄房子”，又开始了他的宏伟构想：在自己身边聚集起一个艺术家群体、一个印象派学院，艺术家在这里都可以衣食无忧、不用支付任何费用。于是热情满满地不停写信邀请巴黎的艺术家前去。（他多次提出雄心壮志，比如在没有系统宗教学习的情况下成为传教士、去南美洲传教等，但因为过于离奇，每次都是刚开始实行便中断了。）

和其他时候一样，在一个为期数年或数月的总体上是充满争吵和激烈情绪的时期中，他会突然出现一个激烈的悲观绝望的表现：“这使我的身体分崩离析……我的心智快要崩溃了”“人们所希望的一切，通过工作获得独立、影响他人，所有这一切都化为乌有”。（单靠这种体现在信件中的间断出现的极度消极的语句，而缺乏持续时间和周围人的观察，是无法辨识出一次抑郁发作的。但能通过这感受其情感波动的特点。）传记中提到，当时他的朋友米勒上尉描述说他受到情绪的折磨，就像受到北风的袭击一样：某个瞬间被“愤怒之火”攥住，“他发火时，看上去像是个疯子”；某个时刻又被“夸张的敏感”击倒，“有时，他的反应就像一个女人”[2]603。（尽管传记和本文所提到的别人对他的描述是摘抄而来的，含有潜在的选择性偏倚，但这些已然涵盖了他比较严重时的表现。这些描述中多数强调了他的情绪波动。）

在阿尔，他步入了创作的成熟期。他除了一如既往地笔法猛烈和迅速作画之外，其绘画还明显变得颜色明亮、意象壮观，他更多地在信中用热切的言语描述他所看到的景象和绘画构思，“麦子是古老的金黄色，拥有丰富的古铜、黄绿、红黄、黄金、黄铜、红绿以及亮橙等种种色调，就像熊熊燃烧的大火”。他创作速度极快，有时候一天就要完成两幅，他向艺术家朋友写道：“我画了七幅麦田的习作，画得非常快，非常快，非常快，一切都在仓促中进行，就像那些在燃烧的太阳底下默不作声、专注于收割的农民一样。”[2]592

尽管有些画也是经过长时间构思而成，但他的多数画是用快速野蛮的方式画出的，而且他也很捍卫自己的激情喷薄的风格，称自己为一个“受到某种精神上的贪婪驱使”的人，看不起那些“和颜悦色、安安静静地画出来的画”。他激烈地提出这样的口号：“永远要向前冲。”[2]610他相信他所有的最佳作品都是在这样的状态中诞生的：“我期待着欣喜若狂的到来，然后我就可以任由自己夸张一点了。”[2]612

1888年9月，因为高更即将到来，他的情绪变得高昂，再一次大手大脚花钱购买家具和装修房子。他的热情劲头使高更受到惊吓，他甚至要求弟弟成为高更的“第一个经纪人兼门徒”“你得彻彻底底将全副身心都奉献给高更”。这段时间他在给弟弟的信中透露自己不能勃起。在最初的热情之后，他和高更发生了冲突。某次他将一个苦艾酒杯砸在高更的脸上，高更默不作声，下定决心离去。

到了1888年12月，文森特再次出现一次发作。他感到自己“和用尽的电池一样精疲力竭”，一直处在“紧张的危急关头”，忍受“精神崩溃”的折磨。在给弟弟的信中，他表现得焦躁不安，毫无逻辑，犹如痴人说梦。据高更所述，在激烈的争论中，文森特十分激动和亢奋，甚至在画室的墙上用黄色粉笔涂写了“我即圣灵”的字样[2]684。他在信中提到，他感到“这个无形的东西”要吸掉他的精气，用刀子捅入他的心脏，隐伏、跟踪他，他看到有东西被无形的手拉着飘在半空中，他感到无缘无故被束缚在了椅子上[2]685。（这似乎是被害妄想、视幻觉、躯体被动体验等精神病性症状。这也是他第一次在发病中出现精神病性症状。这些表述来自他的回忆，虽然可能有夸张和比喻的成分，但总体上比较可信。似乎持续时间和出现频率并不多。）和高更的激烈争吵每天都会爆发，文森特在信中写道：“我们两个针锋相对”，争吵到“神经快要崩溃”。他后来承认，被“可怕的焦虑”与“空虚感和疲惫感”轮番折磨[2]685。高更回忆文森特当年的反复无常道，起先是“突然难以接近和变得狂躁”，接着是陷入吓人的沉默，如此循环往复[2]685。（在平日，他就有一段时间精力充沛和一段时间失望沮丧相交替，沮丧的时间比较短且难以确定时长。在发病最严重的时候，其情绪在几小时、几分钟这个尺度上就会出现波动。）他不仅对高更产生猜疑，还怀疑弟弟对自己的冷淡是受了挑拨。这时他处于自知力快要丧失的边缘，他在日记中写道：“我问自己是不是疯了，如果我不清楚自己目前的状况，不能清醒地分析判断，那么我就真的疯了，绝对疯了。”[2]685（总体来讲，他的自知力甚好。在发病最严重时仍然保留一部分的自我检验能力。他在发病结束后能意识到自己曾发病，对发病中的体验能复述，并在新的发病到来时有所预感和警惕。）高更害怕自己被伤害，准备离去；同时期文森特得知弟弟即将结婚，而他之前一直担心婚后的弟弟和自己疏远。他受到这些事件的打击。12月25日他在喝醉酒后，对着镜子割下了自己的左耳，他随后的止血和仔细包裹好断耳表明他并非故意自杀而且精神很快恢复到比较清醒的程度。他想把断耳送给高更，以挽回他离去的心意，便走到妓院门口让门卫转交。

被送去当地的主宫医院后，他刚醒来就开始大喊大叫。医生对他的描述是：“暴虐的自残倾向、强烈的焦虑感，还有怪异的行为举止”。周围人看出他的思绪显然已变得十分混乱，有些医生已经直接宣布他精神失常，并强烈要求他转院到精神病院[2]696。他向目所能及的任何威胁发起狂暴的攻击，冲医生大发脾气，赶走任何靠近病床的人。暴怒停歇之后，他退到角落里，或蜷缩于床罩下面。他后来的回忆文字中提到，那时出现“难以承受的幻觉”，感觉到幽灵同他对话，叫他“可悲的、犹豫的失败者”“意志薄弱的人”“悲惨的可怜虫”[2]697。（这是典型的言语性幻听，但幻听内容和情感密切相关、相当于一个情绪低落之人对自己的自贬，这是和情感相协调的精神病性症状。）医生观察到他的行为紊乱“他竟然跑到煤仓里去洗澡”，不过从传记分析这个行为可能是他为了重温在博纳日内的煤矿生活。到12月30日他已经显得思路清晰，但因为被医院封闭起来而感到愤怒。医生觉得他会有暴力行为，觉得他应该被送去精神病院。他的管床医生雷作出“情绪过分激动”的诊断[2]701。1889年1月7日，文森特已经能够返回家中并写信，可见他已经快速恢复到接近正常。回家之前几天他能够讨好和奉承医生，滔滔不绝地和医生谈论艺术，答应给医生画肖像画，带医生回家参观自己的工作室。因此医生雷觉得“这种情绪的过分激动只是暂时的。我有种强烈的感觉，他数日内即会恢复常态”[2]703，因此同意解除监禁。（这种发作时情感极其暴烈然而症状快速消失并恢复自知力的情况，是一次典型的情感发作。他对医生的态度很有意思，尽管在阿尔和圣雷米医院中受到限制甚至是肢体约束，但他对前后诊治过他的3位医生印象很好、在给弟弟的信中称赞他们、并为医生雷和医生加歇画像，这种热乎劲儿很有双相病人的神采。）他回家后给弟弟写信称这病只是“艺术家反复无常的冲动情绪”，并称自己“大脑日益恢复宁静的状态”，他还恢复了绘画。

2月初他再次被警察抓到医院，在院中先是数天内一语不发，然后是前言不搭后语和口齿不清[2]714，不过数天后就被放回家。众多当地人列举他的疯狂和恶劣行为，称他“极端兴奋”“情绪动荡”，要求驱逐他。2月底在人们的要求下，警察再次把他送入精神病院一直到3月底。他被单独监禁在观察室内，有时候是全裸着拷在床上。医生确定不了他的情况，觉得可能是“癌症”“癫痫”或者“精神错乱”[2]719。他接受溴化钾治疗，并在信中抱怨药物使他激情受到抑制。（这次发病中含有三次小的发病，之间病情能恢复到自知力完全和被准许出院的程度，这也反映了其情绪的巨大波动性。）

3月之后这次发病已经过去，在断耳事件后的数月内他还能够绘画，在给弟弟的信中思路清晰，对病情轻描淡写并安慰弟弟，和艺术家朋友谈论画作。这段时间因为没有酒喝，他用松节油来替代。虽然在院内他会为被监禁而愤怒，但总体上对自己的病态表现有所认识，只是努力将之淡化。他在给弟弟的信中写道，“我开始觉得狂躁症和其他病一样，没什么特别，这样我就能完全接受了，几乎所有我们认识的朋友，多多少少都有点这种病”[2]729。同时他会因为担心自己在院外发病给弟弟的婚礼捣乱，而要求再次住院。（他在发病中是没有自知力的。在第3次发病之前的人生中，虽然对自己的情绪有充分觉察和描写但并没有认识到是病。从第3次发病之后，他的自知力在发病末期和绘画能力一道迅速恢复，除了能回忆自己的病态表现，他还产生主动求医、愿意在医院长住以避免复发、担心自己的发病会伤害弟弟等心理。）

前三次明确发病的共同点

（1）有明显的季节性，都是在冬天，尤其是圣诞节前发病；（2）有明显的自愈性，到次年春天最严重的症状便消失了，病程约2~3个月；（3）病情严重，达到周围人都觉得要送去精神病院的程度；（4）主要症状包括激烈争吵、剧烈发脾气、乞丐般地流浪、情绪激动、胡言乱语、行为激越紊乱等，这些是他发病前的狂热风格的延续和加强，在明确发病之前的几次不明确发病虽然严重程度较轻，但症状相似；（5）几乎没有出现躯体症状，仅有少量幻觉和妄想；（6）在第3次和第5次发病中，病情严重程度波动大、在严重的发病中穿插有正常的时候，以至于1次发病中能分出3次小的发病。

◎圣雷米时期（36岁，1889年5月至12月），第4次明确发病（1889年7月中旬到8月底）

经过和弟弟的协商及出于他自己的意愿，他于1889年5月来到圣雷米疗养院住院，这是一家教会主办的精神病院。主宫医院给他的官方诊断是“狂躁症，并伴有普通的精神失常”，但医生雷和圣雷米疗养院的医生佩宏觉得是“一种癫痫”或某种“潜隐性癫痫”。他们认为这个病具有“大脑中的思想、感知、推理及情感上的突发性崩溃，并由此引发奇怪而夸张的行为”[2]739，适合用来诊断文森特。历次发作中文森特从没有出现过典型的抽搐或者失神发作，两位医生也认为他不是那种“典型的癫痫”。在这家医院中也是接受溴化钾治疗。他在这里适应良好，感到平静，生活规律且洁净，和医生及病友相处良好，还被允许在医院内开辟一个画室以及带材料到医院外作画。

7月中旬到8月底，他再次发病。在一次外出写生时，“我面对自然时爆发出的感情太强烈了，以至于失去了意识”。当时一阵狂风吹散了他的画架，他回忆道，“一阵可怕的孤独感将我吞没”，接下来是一阵眩晕。在这一个半月的时间内他出现许多次“发作”，这里的“发作”可能是数分钟内突发的病变。这样一次“发作”的过程通常是：一阵阵恐怖的幻觉袭来，紧接着是头晕目眩，然后他便失去了意识。他事后回忆“那时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哪”，每次醒来都想不起发生了什么，只是感到很痛苦。（这很可能是失神发作，最开始出现的幻觉可能是先兆症状，接下来是意识丧失，发作后出现耗竭和懊恼症状。）发作后紧随出现情绪低落，“我的情绪太低落了，我都不想再见到朋友，也不想工作”。对这样的“发作”他能够预见也能够回忆，他写道：“要是再来一次厉害的发作，我可能就再也不能画画了”“那样的话我总是生活在害怕复发的恐惧中……我倒更希望不要再发展下去，就这样了结算了”“我还期待着再次发作”。（从这些话语的口气来看，他似乎把这样的“发作”视为一种外来的影响，而非自身情绪的极端化。他的自知力完整。）他的行为变得更古怪、更暴力。有一次在花园里，他一把抓起地上的土就吃。还有一次他对护理人员大打出手，说人家是秘密警察的间谍[2]761。发作中似乎出现了视幻觉或者感知综合障碍：“发作的时候，我看到的人与现实中的他们完全不同，我眼中的他们似乎与我在别的时间、别的地点认识的人有着令人愉快或不愉快的相似之处。”[2]762在“发作”中他突然出现一些与宗教情感相关的感知觉：“我的病很荒诞地转向了宗教方面，我脑海中尽是关于宗教的、扭曲的、可怕的想法。”[2]762到了8月下旬，“发作间隔”变得越来越长，先是好几天，后来又是好几周，他仍会时不时地头晕，不过已经能绘画和写信。接下来他又出现了妄想，他猜疑其他病人，怀疑工作人员对他的账单做手脚、在食物里下毒、散布谣言，他甚至觉得附近的乡村都有潜伏着的“普遍的邪恶力量”伺机抓住他。（这是典型的妄想，妄想比较泛化，但时间不长，而且没有伴随出现思维形式障碍，他在给弟弟的信中的思路相当清晰。）其间他还产生了逃离医院的想法。

到9月中旬，他称“感觉完全正常了”“胃口非常大”。在被医院允许恢复绘画后，他出现了创作的高潮，后来还被允许到医院外作画。他写道：“比起其他事情，工作更能极大地转移我的注意力……工作令我的意志更坚强，不再轻易受到精神折磨的影响。”一打开画室的门，他便“全力以赴地”投入创作。第一周里，他画了十几幅画[2]766。在接下来的8个月里，他几乎每隔一天完成一幅画，“我像着了魔似的工作……而且从未这样如痴如醉地工作，我肯定这能把我的病治好”[2]767。

第4次明确发病的特殊之处

第4次发病有一些特点：（1）这里的“发作”从正常状态明确地起病、明确地终止，是数分钟内的突发的病变，发作具有短促、复发、形式比较固定的特点，“发作”前有幻觉出现，“发作”中有意识丧失，“发作”后紧随着懊恼情绪，这很可能是失神发作；（2）本次发病的主要症状并非之前以情绪和行为紊乱为主的症状，而是由一连串有间隔的失神发作组成；（3）在一个半月内，一连串失神发作的间隔逐渐拉长，最后不再出现；（4）在发病最严重的时期他对发作仍有着完整的自知力，能够预见发作的到来。

明显区别于其他4次发病的地方：（1）并非在圣诞节前发病；（2）发病前没有生活事件作为诱因；（3）发病前情绪平静，没有逐渐增强的狂热情绪和出格行为作为基础；（4）发病中的主要症状不同；（5）发病中的幻觉妄想要严重得多；（6）在发病最严重时仍有着完整的自知力。

◎圣雷米和奥威尔时期（36~37岁，1889年12月至1890年7月），第5次明确发病（1889年12月至次年5月）

1889年12月在圣诞节前一周文森特已经有预感又要发病：“就在一年前的此时，我的病发作了，恐怕这个病随时都有可能复发。这让我的大脑总是处于潜在的敏感状态。”[2]781这段时间他流露出一些自责、自我贬低和抑郁情绪。圣诞节前一天他又一次发病了，在发病后回忆道：“我当时在很平静地作画，突然，无缘无故地，就神志不清了。”（在意识清晰的情况下突然出现可被回忆的明确的意识丧失，需要怀疑是失神发作，尤其是数月前就有一段时间频繁发作。但这次的意识丧失是孤立出现。）主要表现是持续一周的“亢奋和呓语”，显现出狂暴和迷失，之后转为躲在阴影里发抖和“极为沮丧”[2]783。（这次小的发病很严重，虽然资料很少，但能看出主要是剧烈转换的情绪症状。）据医生说，其间他企图吃颜料自杀，因而颜料被收起来。（这次发病和第3次发病高度相似，都是在12月发病，且在两三个月的发病中有3个小的发病，之间能恢复到正常状态。）

到了1月中旬他已经明显好转了，开始恢复绘画和写信，医生也归还了颜料。1月下旬他还回了阿尔一趟，但没有见到他所暗恋的房东夫人，回圣雷米后再次发病。他在圣雷米医院期间被院方要求禁酒，但在1月和2月两次回阿尔时都曾饮用苦艾酒。（苦艾酒在当时已经被发现具有神经毒性，可能诱发癫痫，几位支持癫痫诊断的学者注意到他两次离院回阿尔的发病都出现在饮用苦艾酒之后。）医生在给提奥的信中描述他的情况：“他现在完全不能工作，问他问题也是答非所问。”这时他不仅不能作画，甚至都无法读书、写信。一个见过他的人说，每当有人靠近他，或试图和他讲话，他就紧紧地蜷缩起来，“好像别人会伤害到他一样”。他日复一日地整天坐在被铁栏围起的冰冷卧室里，“双手抱着头”，不是对自己叫喊着“悲伤忧愁的过去”，就是陷入深不见底的孤寂中。这次时间也不长，到了2月时，文森特已经能就一篇盛赞他的评论文章作出回应了，给弟弟和弟媳的信也显得情绪稳定[2]785。

1890年2月底，他回到阿尔时被人发现非常茫然，而且已经迷路了，想不起来自己是何人、身处何地以及为何在那里[2]802。他再一次发病，表现和既往的狂躁发脾气完全不同。在持续约2月的时间内，主要表现为“麻木”、寂寞感和冷酷的自责，他无法阅读和写信，偶尔情况较好、可以连贯地详述噩梦和画一点简单的素描。但按照医生的说法，随后“病人再次变得沮丧和多疑，而且对遇到的问题也无法回答”。经过多次努力他才能写下简短的信，在信中虚弱地安慰弟弟，其他时候按照传记的形容是“陷入黑暗之中”[2]803。弟弟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所有勾起他往昔回忆的事情都让他悲伤和忧郁”，医生因此扣押了弟弟给他的信。在4月底大概已经结束发病了，他在信中写道：“我该对过去的这两个月说点什么呢？根本就没有好转。我的悲伤和可怜无法用言语表达，而且我也不知道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了。”

之后他似乎转为相反的状态，他想要搬到离弟弟较近的地方，他开始大胆肆意地作画：“脑海中的想法太多，我都没法出来，画笔就像上了发条一样。”他充满灵感地画花园中的各种生机盎然的植物，他形容自己的状态“就像处于狂躁状态之中”。1890年5月，他准备住到巴黎近郊的奥威尔，弟媳见到他时发现他“体格强健，肩膀宽阔，脸色健康，面带微笑”[2]809。他继续快速地作画，这段时间一直到去世情绪总体稳定，但和他去过的所有地方一样，他受到周围人的害怕和排斥，被孩子们嘲笑和欺负，他甚至和加歇医生也吵架闹翻，去巴黎时也和弟媳发生激烈争吵，弟媳描述他“非常疲劳、非常兴奋”[2]832。虽然信中有时也有非常消极失望的言语，但总体上保持着丰沛的创作激情，他写道“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画画上”[2]834。

1890年7月27日，他的胸口中了一枪。当时他正在快速地创作中，还预定了新一批画材，没有安排后事的迹象。据传记作者分析，文森特是被当地的恶少年用手枪误伤，而他为了保护伤人者而主动说自己是自杀[2]837-870。在痛苦挣扎两天后，他于7月29日在提奥的怀中去世。

第5次明确发病分析

从不能绘画和写信来看，这3次小的发病情况严重，但缺乏更详细的症状记录，似乎主要症状是严重的抑郁，包括情绪低落、自责、活动减少和缺乏对外界的反应，不能阅读和写信可能是动力减退。他经过多次努力才能写下简短的信、在信中虚弱地安慰弟弟，这反映他可能有思维迟缓。他的思想情感最主要的记录来源是他自己的书信，和以往大量写信、信中大量表达情感的做法完全相反，这次不仅写不了信、发病后也几乎没有回忆，这本身就是客观的信息，结合周围人对他的印象，表明他当时的精神状态是退缩的、低落的。所以认为这第5次发病是比较典型的抑郁发作，其中的第1次小的发病伴有混合特征。

这第5次发病和前3次发病，虽然情绪症状完全相反，但具有相同的发病季节、相似的发病病程和自愈性，并且都是在春季后迅速恢复创作能力。

这次发病有没有可能是频繁的失神发作混合着发作后的抑郁情绪？第4次发病他写下许多记录自己“意识丧失”的“发作”，但不同的是，第5次发病他几乎没有留下对主观感受的记录。第5次发病中医生的观察比较多，如果有频繁且严重的失神发作，应该能被医生注意到。这次尽管有一些表现看起来像是失神发作，但整体上还是抑郁发作。

◎家族史

他有丰富的精神疾病家族史，表明可能有家族性的遗传病。据称，其弟提奥（Theo）有与运动症状相关的精神症状，出现幻觉，下肢出现了非特异性疼痛，并在凡·高去世后6个月也去世[3]。提奥患有梅毒，曾要求文森特替他保密，也接受过治疗。文森特的一个妹妹威廉米娜（Wilhelmina）在大约35岁的时候被送入精神病院，据说患有精神分裂症[4]。一份非常真实的家史记录显示[2]741，文森特的外祖父威廉·卡本特斯“死于精神疾病”。姨妈克拉拉终身未婚，一生深居简出，饱受癫痫的困扰。他的一位舅舅是自杀而亡。他的伯伯海因在35岁时遭遇了第一次“癫痫发作”。据他妹妹所述，这位伯伯因癫痫屡次发作而处于“半瘫痪”状态，因而提前退休，最后英年早逝。伯伯简在40岁时经历了不明疾病的“发作”，其儿子亨德里克也曾“遭受某种严重的癫痫性发作”，其症状是挥霍掉全部家财然后远走美国[2]444。而伯伯森特也有“癫痫发作”。

弟弟提奥一生性格温和持重，和文森特截然相反。文森特的家人和亲戚多数是循规蹈矩的牧师或艺术商人，几乎没有谁有着和他类似的狂热情绪和出格作风。

精神病理分析

◎前人诊断综述

1.精神分裂症

提出者包括德国的雅斯贝尔斯和日本的式场隆三郎。但是持否定意见的人很多，主要认为他在精神病院住院期间仍然以同样的步调创作出了独创性的创造性作品，在构图、物体、脸的形状、用笔、透视法等方面也没有出现病态的变化[5]。雅斯贝尔斯所用的“精神分裂症”似乎和当代概念差异颇大，他更多是从精神主旨和思想境界上来把握凡·高。

2.癫痫

诊治过凡·高的医生雷和医生佩宏认为其患有“一种癫痫”或者“潜隐性癫痫”。

1956年法国医生加斯托（Henri Jean Pascal Gastaut）发表文章认为凡·高患有“颞叶癫痫”“伴有复杂特征的癫痫部分发作”[6]。另外支持颞叶癫痫诊断的人认为“他出现了一种短暂而多样的焦虑状态：抑郁—刺激，间或晕厥和身体不适，时而焦虑，时而兴奋。在他的疾病最严重的时候，他变得偏执，产生幻觉和谵妄，受到强烈的影响，激动和混乱/失忆的发作，这是典型的癫痫性精神病”“表现为发作或发作间精神病和发作间构音困难”[7]。还有支持癫痫的人认为凡·高可能患有起源于顶枕交叉部位的癫痫，发作的持续时间较长是因为复杂的部分发作状态或次级发作与残留的发作后状态相混合[8]。

对于凡·高的发病之外的表现，支持癫痫诊断的学者认为这是癫痫性人格。加斯托认为在凡·高的作品中，变化是明显的，其特征是情绪加剧，在愤怒和极端宗教激情的两极之间振荡，这种振荡之强达到了给人一种双重人格的印象，并且注重细节和顽固的坚持，最后性欲减少。他认为文森特的黏性表现在他对所爱的人的强烈依恋，对细节的执着，以及无休止的辩论和过度写作的倾向。他认为凡·高的高度社交、精神甚至是高度宗教化的个性与他的愤怒情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9]。包括传记作者也认为这位癫痫病人具有一些特点，比如：“烦躁或易怒的倾向”、情绪多变、容易激动、工作中容易狂躁发怒、“心理活动过分夸张”、给家人及朋友带来惊吓和恐惧；即使是鸡毛蒜皮的琐事也会激起他的不快甚至引起狂怒，总是四处奔波、个人生活和思想状态都极不稳定。他从不会在某地停留太久，因为他狂野而无法预知的发作最终会刺激、疏离和激怒周围的所有人[2]739。因而他们认为，癫痫性人格适合用来描述凡·高的人格。多数支持癫痫诊断的学者则把苦艾酒可能诱发癫痫作为支持的证据之一。

另有人认为凡·高在阿尔时所患的是“癫痫发作间期情绪障碍”，症状包括易怒、抑郁和欣快情绪、焦虑、疼痛、失眠。认为凡·高在信中提到其烦躁不安的症状包括“忧郁的袭来”“瞬间的热情或疯狂”“适合的焦虑”或短暂的“空虚和疲劳的感觉”，这种情绪变化相比于躁郁症更加具有间歇性和多形性。因此，认为凡·高符合“癫痫发作间期情绪障碍”7种主要症状中的6种[4]。

3.美尼尔氏病

有人通过分析凡·高晚年的书信，发现其有发作性眩晕、身体失衡、耳朵噪声（耳鸣）以及推测的对其身体症状的继发性心理反应，认为他患有美尼尔氏病，并称该病容易被误诊为癫痫[10，11]。这几篇文章所收集的凡·高书信资料很详细，但对症状的判断十分暴力、强行比附过于明显，即把凡·高的所有症状都强行解释成美尼尔氏病的特征性症状，比如凡·高提到头晕便称这是眩晕、凡·高称自己累得快要倒下便称这是失去平衡感、凡·高称自己心情抑郁便称这是眩晕发作后所带来的抑郁、凡·高割下自己的耳朵便称这是为了消除耳鸣的困扰。另外有人对此作了强力反驳，认为凡·高信中没有一个证据支持美尼尔氏病的诊断[8]。美尼尔氏病的诊断高度依赖体征和临床观察，是很难仅凭主观体验就诊断的，因而在回顾性诊断中十分困难。而且，该病患者在一次眩晕发作中这些听力和平衡症状是集中出现的，但凡·高并没有体现这个规律。另外，也没办法解释凡·高长期的人格问题和严重发病。

4.双相障碍

1947年就有学者认为凡·高的诊断是躁狂抑郁精神病，认为凡·高是“周期性人格，伴有抑郁和狂躁发作”[12]。另有人认为“凡·高是一个躁狂抑郁症患者，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由于苦艾酒的活性物质苏琼的毒性作用，他出现了精神错乱发作和发作”[13]。有人提出双相情感障碍或分裂情感性障碍是凡·高的主要疾病，因为凡·高在信中表现出强烈的感情，有过轻躁狂或躁狂交替出现的阶段，并经常伴有快速的转换。他在日常生活中的过度活跃可能是轻躁狂发作[14]。

5.急性间歇性卟啉病

有人认为凡·高有胃肠道不适、神经紊乱、发病年龄、发作性病程，以及具有营养不足和滥用苦艾酒等加重因素，因而诊断“急性间歇性卟啉病”，并根据遗传方式等进而认为凡·高的多位患病家人也患有该病。虽然凡·高从未提到自己有深色或红色的尿液，但该作者认为可能是住宿环境差而没注意到。作者指出凡·高的病情具有发作后又恢复正常的特点，是支持该病的一大证据[15，16]。这是少有的能注意到凡·高具有发作性病程的论文。有人整理了凡·高的多种症状并根据来源判断信息可信度，整理出凡·高有精神症状（幻觉、幻听、抑郁症之后的轻躁状态）、偏执狂、腹痛、便秘、阳痿、发烧等症状，而他的饮酒、长期绝食、失眠症、感染可能是诱发其发作的诱因[3]。另有人反驳称，凡·高本人从未报告过尿液变色。他频繁的胃痛能通过规律的饮食和强制戒酒来缓解，这更像是一种更常见的酒精性胃炎或胃溃疡而不是急性间歇性卟啉症。后者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疾病[14]。

6.苦艾酒中毒

有人认为凡·高生命的最后两年里经常出现幻觉，是因为大量饮用苦艾酒。苦艾酒中含有苦艾酮，这种萜烯会引起兴奋、类似癫痫的抽搐甚至永久性脑损伤[17]。苦艾酒中毒和洋地黄中毒患者可能出现黄视症，有人指出这也是凡·高在许多画作中喜欢鲜艳的黄色的原因。

7.洋地黄中毒

据说，他在癫痫发作时口服洋地黄类药物，在《医生加歇的肖像》这幅画中就出现含有洋地黄成分的药用植物，因此推测他可能接受了洋地黄的处方[18]。

8.铅中毒

有人认为，凡·高在舔画笔或者吃颜料中摄入了铅，从而遭受了铅的神经毒性、脑病和其他后果，并认为自杀可能是铅中毒引起的[19]。

9.前庭性偏头痛

论据包括发作性头晕、头痛，其绘画的对象始终向左垂直倾斜[20]。

还有人系统总结了诊断[3]，提到其他诊断包括：痴呆、恶性脑肿瘤、自恋型和边缘型等多种人格障碍、抑郁症、青光眼、角膜营养不良、白内障等。

◎对回顾性诊断的思考

回顾性诊断的研究，有一些固有的困难，也有一些普遍的问题，在凡·高、尼采、牛顿这些很受欢迎的对象身上出现为数众多的文章，将这些问题暴露得更充分：

1.强行一元论诊断

诊断追求一元论诊断，是因为一个来看病的病人只患有一个病的概率要大于同时患两个病，应该先考虑概率大的情况再考虑概率小的情况。但如果回顾人的一生，常常是在不同时间患不同的病，那种一生只患有一个病且该病持续人生中多数时间的情况，反而是少数了。但许多回顾性研究，似乎痴迷于寻找一个能把名人一生中所有症状都解释的诊断，结果找到的常常是一个罕见的、遗传性的、症状谱极为宽广的躯体疾病，比如给凡·高找到的“急性间歇性卟啉病”、给尼采找到的“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合并皮质下梗死和白质脑病”（CADASIL）。其实凡·高因生活贫穷且长期饮酒，出现胃病很正常；他患过淋病和梅毒，到了中年出现勃起功能障碍也很正常，实在没必要强行一元论诊断。

2.没能抓住重点

一个诊断靠不靠谱，不是看病人的所有症状是不是都能被该诊断所解释，而是要看病人最严重的问题是不是能用该诊断的核心病理所解释。凡·高的一生躯体症状不少，但总体算得上健康，其躯体疾病几乎没有对绘画造成影响，然而其精神症状极为严重，不仅是几次发病闹得天翻地覆，发病间期的情绪和为人处世方式也很成问题。能解释凡·高最主要问题的诊断才是好诊断，但许多回顾性研究痴迷于用铅中毒、美尼尔氏病、前庭性偏头痛等来解释。写这些文章的作者也是各自专科的专家，我真想问问他们所接诊的各自疾病的病人中，有多大比例是精神症状严重到需要送入精神科封闭病房的。

3.强行比附

有一些文章对症状的判断十分暴力，比如把凡·高的许多症状强行解释成美尼尔氏病的特征性症状。这种照着诊断去从传记资料中挑症状的做法，不管资料多么充分，都很难令人信服。应该先梳理名人传记资料，一一翻译成症状，再综合成综合征，再看哪些诊断最能解释这个综合征。这个诊断思路其实是临床医生的基本功，也许这些论文的作者并非临床医生。

4.眉毛胡子一把抓

症状之所以会互相联系，是因为源于一个共同的病理过程。症状不能单独或者割裂地看待，而要看它和其他症状尤其是主要症状的联系。对于凡·高这种发作性病程，就要看在最严重时围绕着情绪激动和行为紊乱的都有哪些症状。但许多研究是把凡·高一生中的主要躯体症状聚集在一起进而作出诊断，比如有论文因为凡·高一生中有胃肠道不适、神经紊乱、发作性病程、精神错乱、性无能，认为符合急性间歇性卟啉病的症状谱，但这些症状不仅没有在发病最严重时集中出现，在发病间期也没有集中出现。

5.见病不见人

诊断应该先见人，再见症状，再见病，而见人的关键在于对全生命史进行回顾。凡·高的病程具有鲜明的发作性和自愈性，一个诊断假设必须要能够解释这个发作性。绝大部分文章都没有对凡·高的全生命病史进行回顾，即使是考虑诊断双相障碍的文章也不例外。而且，很多研究者似乎都没有看过凡·高的传记，否则不会对凡·高的狂热、易激惹、冲动出格的风格视而不见。

6.缺乏鉴别诊断

多数论文没有或仅有薄弱的鉴别诊断，很少讨论其他诊断是否有更强的解释力。诊断不仅要看本诊断假设多么符合，还要看有没有更符合的诊断假设。一些断言罕见诊断的论文的问题在于，没有说明为什么常见病解释不了。

7.重躯体疾病轻精神障碍、过于简单的归因

许多内科医生在诊断中，常常忽略凡·高长时间、严重的精神行为模式上的问题，而痴迷于用一个躯体疾病，甚至是比较轻的很少出现精神症状的躯体疾病来解释，比如铅、洋地黄、萜烯中毒及美尼尔氏病等。似乎这些学者对凡·高真正所患何病兴趣不大，而更感兴趣于其所专长的病种能不能借此出名。比如凡·高的割耳朵事件，他在之前已有高涨情绪和激烈争吵、在喝醉酒后动手、割下耳朵后迅速清醒并包扎、想要通过把耳朵给高更看来挽回他，可见这是严重精神障碍下所做出的怪异行为，但有学者执着于用“消除耳鸣”来解释割耳朵行为。又如有学者认为，凡·高的对黄色的偏爱是因为洋地黄中毒。

◎病情总结

1.人格特征

文森特从少年起就有孤僻、怪异、邋遢的性格，而与人难以相处、好争吵、固执己见并频繁抨击贬低他人、难以配合社会期待履行社会责任、对事物迅速产生痴迷和狂热投入、对他人极其热情但很快得罪他人、大肆挥霍、常常过于自信乐观但偶尔转为自卑等人格特点逐渐显著起来。

2.人格特点鲜明

病情发作与其人格特点有密切关系。他平时已被周围几乎所有人认为是“疯子”，发病是其平时人格偏差的延续和加强。

3.季节性和自愈性

其发病具有明显的发作性、季节性和自愈性。起病急，多在圣诞前发病、在次年春季恢复写信和绘画。

4.精神症状为主

发病以精神症状为主，周围人包括医院对他是典型的对待精神病人的态度和手段，发病前有一定的社会心理诱因并与精神症状的内容有关，其发病前和发病中没有发现明显的躯体疾病或症状的恶化。

5.情绪高涨和低落交错

发病中主要症状包括激烈争吵、剧烈发脾气、乞丐一般地流浪、情绪激动、胡言乱语、行为激越紊乱等，在发病最严重时出现可疑妄想和可疑幻觉，也有一次发病的主要症状是退缩、情绪低落、自责和无法写信。其第4次发病在各方面均与其他发病不同，主要症状是以一系列频繁、短促、可被充分觉察和预知的发作构成，在发病最严重时仍有着完整的自知力。

6.绘画和社交技能未衰退

从绘画产量和与人交往来看，在数次发病的病程中这两方面并未出现衰退，甚至可以说有进步。

7.自知力相对完整

在多数发病中缺乏自知力，但发病后能对病中表现进行回忆、能认识到发病事实，甚至在后几次发病中能主动就医。

◎诊断

综合凡·高平时待人接物的风格、发作性的病程和发病中的主要症状，能判断这是典型的双相综合征。但在诊断双相障碍之前，根据等级诊断原则，需要考察是否能用躯体疾病来一元论地解释。其中主要考虑癫痫，其余见鉴别诊断。针对癫痫具体有以下3个问题：

（1）是否存在癫痫？凡·高对自己观察很详细、在书信中诉说很充分，他的几位医生并未观察到他有过部分或全身的抽搐，他的众多亲友对他的观察和回忆很多但也都没有提及，可见确实没有抽搐。第4次发病高度怀疑是一系列频发的失神发作，第5次发病中可能也有失神发作，但因为缺乏临床观察和脑电图检查，无法确定。

（2）5次明确发病能否用癫痫发作来解释？只有第4次发病可以，其他4次发病是典型的情感发作。

（3）发病之间的人格偏差能否用癫痫发作间期情绪障碍（Interictal dysphoric disorder，IDD）来解释？也不能。一般是长期频繁大发作的癫痫患者，才会出现癫痫性人格或癫痫发作间期情绪障碍。如果凡·高患有癫痫，很难想象出现这么晚且这么轻的癫痫会导致其在童年时就出现端倪、终其一生都极为严重的人格偏差和情绪症状。癫痫发作间期情绪障碍的症状甚多，要把凡·高一生的各种情绪症状与之对应上并不难，但凡·高长期、强烈、富有感染力、贯穿精神行为各个方面的狂热和出格，以及总体上的情感波动模式与该病的面貌不太匹配，更无法解释其4次以情感症状为主的明确发病。癫痫性人格的特点包括黏性、固执刻板、残暴、突发狂怒等，似乎有些像凡·高；但凡·高对事物的狂热产生得快放弃也快，他从小到大对生活各个方面都有着三分钟热度的特点，一生中对几乎所有人都富有感情甚至在刚认识的时候热情过头，他在发病最严重时几乎没有伤害过别人，他的暴怒更多是基于情绪激动的好争吵。总之，与癫痫性人格不甚相符。

综上，凡·高很可能患有癫痫，但无法一元论地解释凡·高的病情，故而认为：

（1）应该用双相障碍来描述凡·高一生的精神行为症状；

（2）凡·高很可能共病有癫痫。

对癫痫需作一些补充说明：如果凡·高活得更长，或许在发病中能暴露出更多癫痫症状。支持癫痫诊断的学者常提到凡·高多位亲人患有“癫痫”，但当时的“癫痫”一词可能泛指精神障碍而不一定指的是现代意义的癫痫；而且这些患病亲人的人格特点和病中症状与凡·高大相径庭。他在36岁这个相对较晚的年龄出现癫痫发作，可能表明不是原发性疾病而是继发于其他因素，其中最可能的是被苦艾酒所诱发。在大的时间尺度上有相关性，他34岁左右在巴黎接触继而在阿尔大量饮用，在圣雷米医院期间虽然被限制但也能接触到酒。

另外，凡·高共病有淋病和梅毒，当时的治疗手段并不能根除。凡·高最晚至巴黎时期已经喝酒甚多，在圣雷米医院住院期间被部分限制饮酒时，他多次出现喝灯油、松节油和颜料的情况，这提示可能有酒精依赖。

◎鉴别诊断

1.精神分裂症

因为他在平时对前上司和舍友有过一些猜疑，在第3次发作中出现幻听、被害妄想、视幻觉、躯体被动体验和行为紊乱，在第4次发作中有行为紊乱和比较明确和泛化的被害妄想、有可疑的视幻觉或者感知综合障碍，这些精神病性症状比较明确，但频率和持续时间似乎不长。需要鉴别该诊断。但纵观病程，凡·高的病情有鲜明的发作性特点，发病中和发病间期以情感症状为主，仅在发病最严重时出现精神病性症状，终其一生对弟弟提奥充满感情和依恋，在发病最严重的时候过去后就能迅速恢复快速绘画，多次发病后并没有出现社交退缩和能力下降。故不考虑，也不考虑分裂情感性障碍。

2.神经梅毒

1882年他在海牙被诊断患有“淋病”，1885年在安特卫普被诊断出“梅毒”。因为凡·高有大量冶游史迹，且当时的港口城市性病泛滥，医生对这些病的认识比较充分，所以诊断是比较可靠的。需要鉴别该诊断，梅毒发展成神经梅毒一般需要20年时间，而凡·高的发病在感染性病之前就出现。病人发展成神经梅毒之后为不可逆的衰退，症状包括痴呆等，而凡·高的病程则具有发作性，发作间期功能良好。所以不考虑。

3.铅、洋地黄、萜烯中毒

凡·高在阿尔的医院的短暂出院间期被发现喝松节油，在圣雷米医院时曾被发现吃颜料，或许在之前时已有舔画笔、吃颜料的情形。这些物质的摄入或许能解释部分躯体和精神症状，但摄入量多少无从考证，而且在阿尔和圣雷米之前凡·高就有明显的精神障碍，中毒也无法一元论地解释凡·高的严重且具有发作性的病程。

4.美尼尔氏病

凡·高从早年就提到自己有“头晕”，后来几次发病中也有头晕症状，可能有耳鸣等听觉症状，在1889年的第4次发病中具有发作性的特点，需要鉴别。但是，别说用该病解释凡·高的一生的精神障碍，即使用来解释第4次发作也有很多困难，比如出现的是言语性幻听而非仅仅是耳鸣、出现多次意识丧失、伴随着发作有丰富的精神病性症状。如此看来，用美尼尔氏病一元论地解释实在不足信，也可能凡·高共病有该病，不过这个话题可以留给相关疾病的专家来判断。

双相障碍与创作的关系

凡·高的发病很严重，发病间期的人格特点也非常显著，必然对其创作有多方面的深刻影响。这里仅列出比较明确的几条。

◎双相障碍对创作的影响——快速粗糙的作画方式

安特卫普美术学院的同学回忆他的作画场景称，“他开始狂热、疯狂地作画，他的速度很快，把我们都惊呆了。他在画布上涂满了厚厚的颜料，颜料从画板上流淌下来，滴落在地板上”。其他地方的同学和旁人也观察到他暴烈的绘画手法。相应的就有极高的绘画产量，比如在第2次明确发病后的一次创作高峰，为了赶上一次销售旅行，他计划用一天一幅的速度画出50幅肖像画。在圣雷米医院时他一打开画室的门，便“全力以赴地”投入创作，第一周就画了十几幅画[2]766。在接下来的8个月里，他几乎每隔一天完成一幅画[2]767。这种快速粗糙的作画方式显然是因为躁狂情绪和充沛动力：“人人都认为我画得太快，千万别相信他们。如果不是情感，不是人们对大自然的那份崇敬感觉，还有什么能吸引我们？有时，情感来得那样强烈，以至于你情不自禁就在工作，笔触就像一个句子或一封书信那样连续和连贯。”[2]613这种手法直接影响了画作风格，看过凡·高画作的人都不难得出这个结论。

◎双相障碍对创作的影响——强烈的感情和强大的意象捕捉能力

凡·高的画作给人最强烈的印象是强烈的情感，从他描述作画心情的书信中能更明显看到这一点。他并不追求客观临摹外物，而是追求将自己的感情灌注其中，他所画出的扭曲夸张、明亮鲜艳的对象是被他情感化的对象。他写道，“我期待着欣喜若狂的到来，然后我就可以任由自己夸张一点了”[2]612。在强烈的情感中，他会去捕捉最能响应这种情感的意象。他形容在某个时刻一种“可怕的丰沛力”会突然降临：“当大自然是如此美丽，我完全消融其中，再也感觉不到自我的存在，画面像在梦境中那样向我扑面而来的时候”[2]612“当我被某种东西感动时，这些东西在我眼里才拥有了深刻的意义……（这些东西）是如此吸引我，我任由自己被它们带走，从不考虑任何法则”[2]626。这种强烈的情感是躁狂症状的一部分。读过凡·高传记和书信的精神科医生都不难感受到，这种强烈的情感只有躁狂病人才能达到。

◎双相障碍对创作的影响——对自身绘画风格的坚持

回顾凡·高的艺术道路可以发现，他一路都是在冲破阻挠和坚持自我中走来。比如，莫夫建议他学水彩画和对着石膏学素描，艺术学院的老师对他急躁混乱的手法大为不满，弟弟总是劝他画一些有商业前景的画，母亲对他那些怪异的画毫不珍惜，艺术家朋友对他的画颇有嘲讽。这些影响中也有有益的部分，但他几乎一律加以排斥，甚至是富有激惹性地反击。双相障碍中的一些成分，如躁狂情绪中的过度自信、对前途过分乐观，以及与双相障碍有关的一些人格特点，如我行我素、性格强势、好争吵使得别人无法继续施加影响等，都体现出来。这些有助于他固守自己的怪异做派，并最终走出自己的风格。

◎双相障碍对创作的影响——带来困厄生活并间接导致死亡

他常常大手大脚地花钱，好争吵使得几乎没有亲友愿意理睬他，全身心扑在画中而无暇顾及饮食和住宿，不友好和狂热做派又使得他去过的所有地方的邻居都厌恶和害怕他，这些是他双相症状的一部分。正是这些给他带来困厄的生活，而且最后导致他死亡的是当地恶少年在多次成群捉弄他后用手枪的误伤。

◎创作对精神状况的影响——安顿内心

因为凡·高有丰富的对自身创作过程和创作感受的记录，所以很容易找到各种创造对精神状况有益的证据。这些艺术创作的有益作用常常混在一起，不容易区分开来。其中最直接和最常见的是安顿内心、获得愉悦、帮助专心和忘掉烦恼。在第4次发病结束时他写道：“比起其他事情，工作更能极大地转移我的注意力……工作令我的意志更坚强，不再轻易受到精神折磨的影响”[2]766“画笔在我的指间就像是琴弓在小提琴上的跳动一样，给我带来莫大的愉悦……因为我现在还在生病，我想努力做点事情，好让自己平复下来……我发现这么做不仅能教会我一些事，更重要的是能给我带来宽慰”[2]769。这个益处在凡·高身上尤其明显，他几次提到甚至对病情有益。

◎创作对精神状况的影响——宣泄热情、提供人生重心，升华以超越现实痛苦

他在生活中的狂热，需要有一个地方进行宣泄，宗教和艺术是他短暂一生所利用的两个途径。因为宗教信仰比较缺乏现实基础，宗教奉献也比较容易失去节制，所以是比较危险的宣泄途径，他在传教中走向精神失控。相比之下，艺术就比较稳妥，因为他的艺术路线是需要艺术技巧和临摹外物，这能够强迫他在打磨艺术技巧、遵循艺术规范中有节制地释放激情，并保持对现实的充分观察。他在给妹妹的信中写道：“当有人从内心开始燃烧，他就无法克制——因此最好是让他燃烧，否则他会爆炸。只有这样，内心的东西才能释放。”[2]555

他在开始艺术生涯后，常常怀着自己的画作能大卖的信心，认为能回报弟弟的资助、洗刷自己过去诸多失败的耻辱。艺术成了他人生中的主要事业，他只要在绘画，就能感觉到有意义和有希望，因此能忽视生活的困厄和周围人的非议。艺术为他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人生重心，使他不至于自暴自弃。

他在阿尔的主宫医院中吃了不少苦，在圣雷米医院虽然比较自由但也有限制，其中不免有些病耻感。他不仅没有避讳，反而兴致盎然地画了不少医院的内景和外景，可见他把这段羞耻和痛苦的经历也当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当作艺术表现的对象，因而能避免痛苦。

◎共果——双相障碍和艺术创作造就名声

他的作品固然具有极大的艺术魅力，但在他的炙手可热的名声中所做的贡献可能还不如他的精神障碍。公众所需要的是感动，相比于画中的感动更直接的是来自人的感动。凡·高的传言中的自杀、暴虐的性格、狂热的激情、充满人际冲突的经历、特立独行的作风、困厄的饱受排斥的生活，符合了公众对于“真正的艺术家”的期待——艺术家应该用自己的生命去探索人类精神生活中最新奇最危险的领域，然后用艺术作品向处于安全区的人们报告。从《渴望生活》中对他的浪漫化描写和对自杀的断言，到公众对他生平的好奇，再到无数医生对他病情的诊断，都是这种期待的体现，同时也持续助长了热度和名声。

◎中介——社会认可来得太迟，令他长期处于精神痛苦之中

从凡·高的在世艺术生涯来说，社会认可来得太迟了——在他死亡的数月前才得到主流艺术评论家的赏识，才卖出人生的第一幅画。他几乎整个艺术生涯都浸泡在被反对、被忽视以及由此引发的争吵、悲愤和哀怨之中，从莫夫的石膏到安特卫普的素描课，从弟弟对模特的反对到高更对其画作的不屑，无一例外。假设艺术圈的认可来得早一些，凡·高就不需要承受周围邻居那么大的敌意，经济就能大为改善，弟弟对他的态度也就不会那么若即若离，他也就不用为米勒的画卖出50万法郎而羡慕不已，也不用在书信中频频向弟弟保证自己画作的商业前景。也就是说，双相障碍对他的生活的损害就不会那么大，甚至可能避免早逝。不过，考虑到他在创作步入正轨（从阿尔开始）才2年、年仅37就得到评论家的赞赏，这社会认可又可以说来得不晚。只能说他对成功过于渴求、过于独特的艺术风格使得他尤其需要认可，以至于得不到认可的痛苦在他身上会显得尤其大。

◎中介——社会宽容太少，令他生活困厄并早逝

从凡·高个人的视角来看，社会对他的宽容不够，他处处被排斥、驱逐和绝交，以至于最后被恶少年误伤而死。了解凡·高杰出的才华和困窘的生活的人都会忍不住设想，如果社会对他更好一点，他能够活得更长且有更好的创作。从他主动住进圣雷米医院、在奥威尔时仅需医生看护而无须住院、发病一好转就能恢复创作来看，在他可能多活的岁月中，双相障碍的病情不会那么重、危害也不会那么大，能够在多方面助益其绘画。不过也要看到，凡·高一生中所交往过的所有亲人都大力支持过他、他的所有朋友和老师一开始都乐于教导和帮助他。这个支持程度对普通人来说已经非常充足，只是对于凡·高暴虐的为人处世方式来说相对不足。

相关议题

◎回顾性诊断中的精神障碍与躯体疾病之关系

对躯体疾病的临床诊断因为有生物学标记物，而在诊断准确性上远远超过精神障碍，但在回顾性诊断中两者的优势反而颠倒过来。对已故名人不仅无法做相关躯体检查、检验，关于躯体症状的信息也很少被本人或旁人记录，所以诊断所需资料极度缺乏。而名人的生活故事及作品中含有大量的精神状态的信息，虽然从中提取出症状是个难题，但至少具有提取的对象，这使得对名人的精神障碍的回顾性诊断要比躯体疾病更有分析的空间，也更有把握。所以，对于精神症状相关信息丰富而躯体症状相关信息缺乏的已故名人，应该先考虑是否能够用精神障碍来解释，不行的话再考虑躯体疾病。

如果某名人一生中的症状全部是精神症状，那么精神科医生唱独角戏即可。但多数出现精神症状的名人或多或少会有躯体症状，其精神症状有可能是躯体疾病引起。应该按照“先排除躯体疾病，再考虑精神障碍”的诊断流程，这就和上述的顺序产生矛盾。凡·高就是典型的案例，本书的处理方法为：先根据丰富的精神症状相关资料，来判断这些精神症状是否达到某种综合征，如果未达到那就往躯体疾病去考虑；如果达到就要回过头来结合躯体症状来看是否能用躯体疾病来解释，如果不能就认定为精神障碍。

◎艺术的超越化作用

现实人生不免有尴尬和痛苦的时候，如果一个人的人生追求是一个幸福顺遂的人生，那么必定厌恶尴尬痛苦的到来、必定想要忘记尴尬痛苦的经历。而在超越主义美学看来，人生的真正价值在于丰富和深刻，所以那些尴尬痛苦的经历也有其价值，甚至是最能促进人的成长、最能展现人生精彩和深度的经历。就是在这里，艺术展现了它的超越化作用：人以艺术家捕捉意象和情节的眼光，不仅看待外物，也看待自己的痛苦内心和尴尬经历，将之转化为艺术作品。因为这是一段丰富深刻的人生的结晶，所以能够感动别人、具有艺术价值；同时，这么做把这些东西从自身身体内搬到身体外、隔开一段距离去观察和研究，于是这些不再对自己产生伤害。凡·高把自己入住的精神病院的内景和外景画进画中，就是很好的例子。

◎艺术的价值

艺术家作品的艺术价值，主要不在艺术技巧上，凡·高是最明显的例子。艺术品固然能提供一些形式上的美感，但其真正魅力在于将艺术家本人的精神灌注其中，而观众是通过作品这一媒介而被艺术家的精神所感动的。观众为什么会感动？为什么会产生对艺术的热爱和对艺术家的向往？超越主义艺术观的“借用”对此作出阐释：观众通过将艺术家本人的体验和经历借用过来，使自己的人生变得稍微精彩一点，这中间产生的幸福感就是感动，同时推动了对艺术的热爱和对艺术家的向往。艺术作品能借给观众的体验和经历的多寡、使观众的人生变得精彩的程度，就是艺术价值的大小。凡·高的艺术价值之所以大，之所以很能感动人，根本上是因为他在生活中就是怀着单纯而执着的热情的人，其体验至纯至烈，自然能力透纸背。另外还有故事，能让我们感动的那个“凡·高”，不仅包括他的绘画、他的书信、他的人生艺术（他在自己的生活中所创造出来的所有故事，相当于时间跨度为一生的大型沉浸式行为艺术），还包括其他人给他写的传记、传言和各种歪曲加工。这些故事包裹在体验的外周，又多又好，能够让观众大量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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