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章 试煉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注意力都投注在这艘帆船上，没有真正对自己有任何想法。我们的兼容性如何？毅力、体能和心智又如何？我想我们应该在等待帆船买卖手续完成的空档，测试一下自己。我建议大伙儿进行一趟纵贯台湾、中途不停的单车之旅。

「我们用不着准备任何陆地上的活动。」班尼对我明言。

他是对的。我们都不曾长途骑乘单车，更不用说我们的「水手脚」，只能在摇晃的甲板上活动自如。基隆到高雄380公里，有一部份要经过山区，我们都不知道路况，这些对我们面对未知的耐力和能力，都是一次很好的测试。

「这正是重点，」我说：「我们当中有人以前曾在海上航行吗？知道可能在海上会遇到什么风险吗？」

不管我说多少打气的话，最后只有葫卢和马可参加。我们三人中只有葫芦有单车，马可和我得跟朋友借。我借到一辆脚踏板有固定齿轮的单车，没有用来滑行的滑动齿轮。

为了避开白天的暑热，我们在傍晚启程，一头闯入台北拥塞的交通。台北是个大都会，是所有政府机关和商业的集中地，不像基隆街上车辆稀少。台北的街道上塞满了大大小小的汽车、卡车、单车、三轮车和牛车，除了靠右行走，没有道路交通规则。我和其他两人很快被隔离开来，幸好一旦骑上通往高雄的纵贯公路，就没什么车辆了。这条路刚刚完工，当天早上才正式通车，是城市之外唯一铺设路面的车道！

天黑后，路上连个行人都没有，更别说车辆了。整个世界只剩下前轮前方几呎的路面，被微弱的电池车头灯照亮着，我只听到自己气喘吁吁的声音，世上其他的一切都消失了。所谓的死亡，就像这样吗？世界还会回来吗？

骑了六小时后，开始上坡。这一段长长的爬升，脚踏车的固定齿轮踏板反而大有用处。当双脚因爬坡而变得僵硬、疲惫，踏板会在怠速时把它们举起来，我只要在推进时施力就行了。

我持续机械式地踩着踏板，一只脚开始抽筋，疼痛提醒自己还活着。在剩下的路程中会一直抽筋吗？我还骑不到全程的四分之一呢！

雷诺是对的，这肯定无助于帆船的操作。我干嘛要提议骑车緃走呢？或许我应该在下一个城镇终止，然后搭火车返回基隆。

随即我想到自己的想法是多么怯懦！如果凉爽的夜间，我骑在城镇和铁路可及的平坦道路上，才区区六个小时都能被打败，那么在远离文明、波涛汹涌的海上，我又能撑多久？

葫芦和马可跑那儿去了？他们也有跟我一样的想法吗？或许他们的身体状况会比我好。想起当年在学校参加赛跑，我总是跑最后一名，但不记得自己曾经半途而废，都是坚持跑完全程。对观众或朋友来说，我这种表现有点愚蠢。

有下一个城镇吗？那黑暗的深渊之外还有什么吗？我何必在乎呢？骑过一个所有灯光都熄灭的小镇，我仍然设想着到了下一个城镇要做些什么。

一小时过去了。多么漫长的一小时！觉得好像至少过了三个小时。接着，又一个钟头过去了，我看到前方有一团模糊的灯光。那个家伙会和我一样，傻到在这种宵禁的古怪时刻骑着单车呢？我赶上了他。

「葫芦？」我像个溺水的人抓到一块朝我扔过来的石头，却希望它是个救生圈。

「你他妈的上那儿去了？」

真的是葫芦！

哟！痉挛消失了！不是消失，只是不再对我造成困扰。我不再寻找下一个城镇了。

现在有人陪我骑车，还有说话的对象。前面还有200公里路程，也许该休息一下。最好等葫芦叫停。几分钟后，他果然这么做了。

「半小时内会有一个市镇。」

「你怎么知道？」

「出发之前，我记下了所有的城镇。」

到了那个小镇，葫芦什么也没说，我也不说什么。我们继续骑车上路，期待着下一个市镇。

就这样重复了几次，夜幕逐渐褪去，白日降临，我的问题变成了：「到高雄之前还有几个市镇？」就在离开基隆21个小时后，我们在下午时分到了高雄。我的双脚已变成单车的一部分，再也不属于我了。我甚至停不下来，只好让自己从单车上摔下来，却再也爬不起来了。没人过来扶我，就像当初在军队里受鞭刑。我终于手脚并用地爬了起来。庆幸的是，我们在骑车过程中没有停下来。

马可已经在终点迎接我们的到来。

「你什么时候到的？」

「今天一大早。」

「真的？」我不敢置信地大叫。

「我搭火车…哈，哈，哈，哈！」

「你说什么？」

「我们分开后没多久就开始爬那座大山。我知道自己上不去，所以把单车放上了火车。哈，哈，哈，哈！」

「你他妈的！」

「老实说，我也想过这么做。」我说。

「那你干嘛不这么做？」葫芦问。

「我在等你先提出来。」

「我还在等你呢！」

这趟单车之旅，我学到了一件事：同行伙伴的道义支持，就算不比我自己的毅力和体能，至少是同等重要。问题往往不在我能否做到，而是我认为自己做不做得到。

回到基隆，等着我的是一张市长的便条，他要我去市长办公室找他。市长找我做什么？他对我说，他从报上得知我还没凑足买下帆船的钱。他提议：如果我愿意把船命名为「基隆号」，我们可以各出一半价钱把船买下来。

23，000元台币只为了一个船名？他昏头了吗？

这个数目相当于575美金，比我九年里存下的一半还多，也意味着我可以省下来用于其他的开销。那还等什么？我欣然接受这个提议。

不过短短两天，市长就撤销了这个提议。

「政府提议：如果你同意把船命名为『自由号』，就帮你把船买下来。」市长这么对我说。

他们为什么会为一个船名而争相出价呢？

「我想你应该会同意。」市长说。

这有啥不同？不过就是个名字嘛。我接受了市长的建议。不到一星期，我就拿到了一张支票。

「你注意一下，这不是全额。」送支票来的人对我说：「当局要你补足差额，这样，你才能合法拥有这艘帆船。他们可不想在未来被卷入任何法律事件。」

第二天，这件事就出现在中央日报特别为帆船保留的一角：

(本报讯)游艇现在有了个名字叫「自由号」，注册的船主是周传钧。省主席严家淦为购船捐赠了40，000元新台币。--中央日报

游艇！诚如红十字会会长指出的，中国没有游艇。如果把帆船叫作游艇，那它一定是中国破天荒的第一艘。

只花了150美元，我就成了中国第一艘游艇的主人

(本报讯)「自由号」被拖上船台进行改装，以使它能适合即将到来的跨大西洋航行。--中央日报。

当中国帆船被机动船舶取代，船匠也成为了濒危物种，甚至比被弃置在某些荒废的海滩或死水地带的帆船更难找到。我们很幸运地找到欧阿林，他和我们的帆船一样，都来自福州。船被拖上船台后，欧阿林问我：

「之前的船主跟你说它几岁？」

「六岁。」

「可能六十岁都不止！」船匠摇着头说，看起来很认真：「你过来看看，它的船底都烂了。」

「我能找到这一条已经够幸运了。老师傅，你能修好它吗？」

「可以。不过要费很多工夫。」

我看了一下预定开赛的日子——6月11日。只剩120天了，在此之前，我们必须把它修好，还要驾着它跨越12，000哩，到逹罗得岛的新港，航程比环绕半个地球还长。所以全体船员都要在甲板上当船匠的帮手。

第二天，我们和船匠齐聚在船台下分配各自的工作。

「抽换腐朽的船板(由班尼负责监工)；填补裂缝(由班尼负责监工)；制作一组新帆(由葫芦负责)；更换所有的滑车和绳索(由葫芦负责)；拆除两个通铺，安装六张单人床(由雷诺负责)；降低舱口来增加顶部空间(由雷诺负责)；安装海图桌、餐桌、长椅和柴油炉(由雷诺负责)；取得航海装备、海图、许可证和补给(我的任务)。」

接着，我想到以下的安全设备：

「在其中一个船舱里加装两个木制水箱(由我负责)；加载五吨用来压舱的鹅卵石(由我负责)；在货舱的剩余空间装满空油桶。万一漏水，可在情况紧急时增加浮力(由马可负责)。」

马可在那里？

我在总船长办公室找到他。

「你在这里干啥？」我问。

「今天我得让这些船再出海。」马可是渔船队总船长的助理，他的职责是供应渔船物资，让他们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出海。

「我们必须让帆船尽快出海。你要负责弄到50个空柴油筒、260平方米的帆布、30根竹帆骨、滑轮、绳索和油漆。除了你，大伙儿都在修船场。」

「明天。」

到了明天，两艘渔船回港需要补给，他又对我说：

「我保证，明天一定到场。」

明天又有其他渔船回港，这一来，就拖延了好几天。船员们开始起疑：

「他对这事是认真的吗？」

那天傍晚，只剩下我和葫芦的时候，他对我说：「只有一个办法能让马可上船工作，那就是让他当船长。」

「可是我已经对大伙儿说：我们没有船长。」

「没关系，只要我们把握『凡事都由全体船员投票决定』的原则就可以了。我们可以提议来一次投票。」

「那，船长又是个什么角色？」

「签署文件，以及担任帆船的发言人。你看过西方大帆船的图片吗？他们在船头下都有个人形雕像。」

「我们要怎么确定他能当选？」

「只要三票就够了。你、我已经有两票，我再来跟雷诺说。」

第二天，中央日报出现这条消息：

(本报讯)自由号船员选出种玉麟当他们的船长。

正如葫芦所料，当天早上，马可就出现在帆船上。我们简直不敢相信他开始工作的第一天，就完成了我们好几个月都无法完成的工作。他不但完成所有的采购，还把它当成礼物送给我们。多年来，他负责渔船补给工作，所有

供货商都乐于为他们施主的航行「有所贡献」。有些人必须当领导才会投入工作，有些人是只要有领导可以追随就会表现良好，有些人只是想要完成工作。

(本报讯)自由号船员获得海军司令梁序昭、蒋经国主任、美国驻台军事顾问团团长蔡斯将军接见。--中央日报

梁序昭司令为我们讲述明朝三寳太监郑和率领船队七次下西洋的故事。「你们这些年轻人何不照着他的路线航行？」他建议：「你们大部份时间可以沿着海岸航行，先到马来西亚，再到非洲海岸。如果遇到紧急事故，总是可以找到港口进去。」

「这当然是较好的路线，司令，」我礼貌地争辩说：「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比赛六月就要开始了。如果我们取道太平洋，风和洋流会一路伴随我们到达目的地。」

眼看无法说服我们，司令把话题从选择航线转移到我们将要面对的天气：「即使在六月，北太平洋和北大西洋的天气，也会非常寒冷。」说着，他转头交代助理给我们一些御寒衣物，却完全不提补给的事。

蒋经国主任向我们阐述爱国主义。他极力劝说我们加入青年救国团。救国团成员被认为是国民党的青少年党员。渔管处曾敦促我们加入国民党，但我们都没加入，干嘛还要在此时登记成为党员？当我们承诺会考虑他的建议，他接着告诉我们有关救国团主办的、令人兴奋的活动，像健行、登山、露营等。

我们的老好人马可被说服加入了救国团。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离开救国团后，我们问他。

「当一部机器卡住了，必须先清除障碍物，才能继续下一步。」他说：「显然蒋主任卡住了我们。必须先解决它，他才会倾听我们的请求。」

看到马可加入了救国团，蒋主任很高兴，但并未针对帆船补给的问题回应我们的请求，取而代之的是邀请我们和干部共餐，但他并未和我一起用餐。离开前，他要我们跟他合拍了一张照片。

「继续努力。」

「这就是你所谓的继续下一步吗？」我们问马可。

「蒋经国有权有势，」马可说：「等照片和他的谈话上了报，就会有些马屁精跟进，提供我们所需的补给。」

威廉．蔡斯将军把我们的航行，当成推行他的计划的一个机会。听完我们的陈述后，他转头对他的中国联络官说：「如果想要美国人来协助你们达成目标，你们应该多赞助像这些年轻人的普通民众，而不是接二连三派出高级官员组成的代表团到美国去。」

「是的，我懂您的意思。长官，」这名联络官说：「我会派一些海军军官跟他们一起去航行。」

「不！」这个美国人提高了嗓门：「这正是我不要你们做的。」

接着，他回头问我他能提供什么协助。我告诉他：我们需要够六个人使用半年的补给。他在一张便条纸上写了一些字，然后交给我说：「把这个拿给美军福利站的人看，200美元以内的东西随你们挑。」

200美元能拿到什么？

第二天是星期日，我去和农复会进修计划课程的英文老师亨特夫人共进最后一次午餐。

「你和那些大人物会面的情形如何？」她问我。

「他们都给我们很多恭维和鼓励，可就是没有食物。」

「我来为你安排一次扶轮社午餐会。」

「我不需要一场餐会，我需要的是六个嗷嗷待哺的船员半年的补给。」

「去告诉那些扶轮社会员你的需要。」亨特夫人说。

我去了午餐会，同时向他们说明我梦想中的情节，并作出结论：「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但没有补给，我们就踏不出第一步。」

「去估计一下你们需要些什么，再给我一张清单。」主席说：「看看我们能做些什么…」

他还没说完，我就拉出一张昨晚葫芦帮我准备好的清单交给主席，说：「清单在这里，先生。」这时，会场爆出哄堂大笑。就在主席看清单的时候，我从其他的口袋里掏出几份复本，发给在座的人。这时，突然爆出一阵如雷般敲桌子、踏地板的响声。他们不都是社会上受尊敬的企业家和领袖吗？他们的行为真像一群不守规矩的学童呢！

两个星期后，25名扶轮社社员和一辆装满食品的卡车出现在码头上。他们脱下西装，卷起袖子，把卡车里的东西卸下来搬上帆船。其中一位交给了我这份清单。

白米500磅

花生20磅

黄豆20磅

蚕豆20磅

云豆20磅

花生油25磅

盐 30磅

糖 50磅

生姜磅

鲜蛋 500颗

多种维他命 500颗

红茶 28包

醋 2瓶

啤酒 3瓶

面粉 10大袋+10小袋

鸭肉罐头 4打

牛肉罐头 8打

咖哩牛肉罐头 4打

猪脚罐头 8打

熟竹笋罐头 4打

水煮萝卜罐头 4打

辣椒酱 1打

泡菜 4打

鳯梨罐头 8.5打

酱油 3打

蕃茄酱 2打

三花奶水 20打

味精 1打

为即将跨越太平洋的帆船提供的补给品。由台北、基隆扶轮社共同捐赠：

这些扶轮社社员中的一位走上前来，自我介绍他是基隆港务局局长，并问我们是否需要他的协助。我向他提起我在港务局局长室遭到的敷衍搪塞。

「你把船员的名单、船长的姓名和无线电通讯员的执照给我，我来看看能做些什么。」

在渔船上从来没有什么无线电通讯员，我们的帆船甚至连收音机都没有。我们要无线电干嘛？一旦出了海，我们只有一条航线可行驶；再说，长波无线电到不了多远，短波无线电在台湾是非法的。有一天，渔船队的通讯站主任赖俊臣先生给了我们一台无线电。

「我在仓库里发现这台海上短波无线电，是从登陆舰上拆下来的，我们留着也没什么用，你就拿去吧。」

我很高兴地收下了。现在可以去见港务局长了。

「问题是这台无线电不能传输声音，」赖先生说：「你必须学会摩斯电码，还得通过考试才拿得到执照。但不必担心，我会教你。」

从那天起，傍晚所有时间，我都在摩斯电码键盘上练习。一周后，我以每分钟发送30字、接收20字的成绩，通过了协商后的「放水」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