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當海盜遇上土匪

「考虑到船上装了这么个差劲的高转速引擎，这第一个航次的状况还算不错。」老头子自我安慰说：「走，我请大家上居酒屋。」

我们不只去了一家，还从一家转到另一家。在每一家，老头子都只点一个菜，但日本清酒却无限畅饮。我们每个人身边都坐着一个浓香艳妆的女招待，一面帮我们剥橘子，一面唱日本演歌，还来者不拒地干杯。她们是怎么保持清醒的？

喝过三间居酒屋后，半醉的老头子唱起了日本歌：“Saki nom nai， Saki nom nai…...yoyiyoyi.”接着，他宣布：「聚会到此为止。回家去吧！老婆在等你们；单身的可以留下来把剩的酒喝完。假如你要多点，就要自己付账。记得一定要在四点以前回到船上缷鱼。」

四点钟，鱼市场已经灯火通明得像白天。我们所有的渔获都摊在水泥地上，一摊挨着一摊。

「带着你的记事本上岸去。」老头子对我说：「不能让那些从办公室来的、又肥又狡猾的家伙骗了我们。」

一个穿着精致和服的大个子，领着一群鱼贩子走进鱼市场。这些跟随者也都穿着和服，是深蓝色的，每个人的背上都有个各不相同的字符。大个子在每一条鱼前面停下来，并举起手来像牧师祝祷般快速、大声地诵念。等他放下手来停止诵念，就有一名跟随者在湿润的鱼身贴上一张字条。接着，这一行人又走向下一条鱼。他们继续相同的动作，直到每一条鱼都被卖出。随后，地板上的血渍会被冲洗、擦拭干净，好让卖早点的摊子进驻。

这次我们待在港里的时间，比公家规定的四天多了一天，这样可以制作新渔具。就拖网来说，这意谓着有很多渔网需要修补；对延绳钓而言，是指大量的接绳工作。每条钩绳都有四个线端要打成「眼」(环)，我们有400条新钩绳，也就是要做1，600个线圈。拼接一条棉绳比麻绳困难得多。绵线较细，要紧紧绞扭在一起才能成为绳索。普通索针派不上用场，所以每一名渔夫都有自己用旗鱼喙做成的小索针。到完成接绳工作时，每个人的手指都红肿刺痛。

任何渔法都没有多少需要学习的本事，主要靠的是力气、汗水和指上工夫。跟老头子跑了几趟后，我取回了这艘本属于我的渔船。然而，寻找鱼踪就需要一点本事，就像老头子说的：要成为一名优秀的渔船船长，就得像条鱼那样思考，需要的是直觉和经验。

老头子的处境会如何？一阵忧伤悄然爬上我的心头。共同经历几度的起伏跌宕，我们之间已建立起情感的纽带。一旦看到我这个朋友接手「他的船」，心里该会是什么滋味？几个月前他接管了我的船，当时我就体会到那种感受。不同的是，到那时我们将不再是朋友；对他而言，我只是一个「半山」。哦，好吧，这就是「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靠泥巴里的食物残渣维生。

还没弄清楚鲔鱼到底怎么想，我只能照着老头子的直觉，步上我首次独立作业的航程，重回老头子带我去过的渔场——南海西沙群岛以东的水域。

我真不敢相信，像我这样一个「半山」，居然也能捕到鱼。第一次放绳，我们就钓到27尾黄鳍鲔、一尾伞鱼和一尾鲨鱼。

对一个延绳钓生手而言，我应该高兴；可是却莫名所以地感到悲伤。看着一条体长与我相当，在水里活跳跳的金枪鱼，随后在甲板上全身颤抖，我情不自禁地把自己联想成那些漂亮的、圆滚滚的动物。假如他们是老虎，我可以声称是自卫，如果我不抓牠，牠就会抓我。但金枪鱼怎会伤害我？如果我们易位而处呢？对那些用拖网从海底拖拉上来的鱼，我却从未有过这样的感觉。这是为什么？

或许，如果我把它当成自然法则——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就可以合理化我的行为。但我注意到老虎狩猎时，是选择攻击兽群中最弱的。从遗传基因的角度，这反而会使兽群更强壮；然而，人类的作为恰恰相反。我们以猎取最大、最强壮的为傲。我们能比野生动物高明吗？

算了！我还要谋生吗？

第二天，我们又钓到35尾，这大大提升了伙伴们的士气。有这样的运气，大概一星期左右就可以回家了。就在我们把钓索全部起上甲板时，引擎熄火了。

「这些烂高速引擎！」轮机长念念有词地走上甲板：「一开始我就说过，没有任何装置能长期维持高速运转的。」

他以往只操作过日制的低转速重柴油引擎，这是第一次接触到一台高转速轻柴油引擎。

是冷却泵里的一个齿轮磨坏了，不是引擎。船上没有备用品，他只好把舱面抽水机接到引擎的冷却系统；但又能维持得了多久？就在他安装抽水机时，我们看见水平线上出现一艘船，我立刻把桅杆上的国旗降下来，颠倒过来再升上去。20分钟后，这艘大型远洋商船已驶近到可听见彼此呼叫的距离。它答应把我们拖到马尼拉，但做起来并不轻松。那艘商船的排水量少说也有一万吨，而我们的船只有40吨。好不容易拖到马尼拉湾入口的科雷吉多岛(Corregidor)时，一艘菲律宾炮艇出现了。商船松开了拖缆，改由炮艇接手。

马尼拉的滨海区让我想起了上海外滩，一样是栉比鳞次的大型殖民式石材建筑，不同的是，这里人流较少，又有成排的热带阔叶树，看起来较宽敞整洁、次序井然。

我们送给炮艇船员每人一尾又大又肥的金枪鱼，感谢他们的拖行，炮艇船长则带我上岸。

当我们路过街边的小吃摊，他问我：「你要吃点什么吗？我饿死了。」

饿死了？他怎会用这种字眼？在中国，我们绝对不会这么说，因为这会让人联想到贫穷。

「我也饿了。」

船长点了两份面包夹香肠，递给我一个。我等着看他会怎么吃。他在上面加了很多调味料后，把一头塞进嘴里。「吃吧。」他满嘴食物地对我说。

我环顾四周，没有椅子可坐，连张可以蹲的长板凳都没有。这时，我注意到旁边所有人都站着吃。好吧，站着就站着吧。入境随俗。

味道还不错，究竟是香肠或调味料好吃，我说不上来。吃完面包，船长领着我到滨海区。我们走进一幢像上海外滩的殖民时代老旧建筑。我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名穿着制服的官员，他口里正嚼着一截没点火的雪茄烟屁股。令我吃惊的是，他突然从啤酒肚上的腰带间拔出一把手枪，抵着我的太阳穴。

「共产党？」他问。

「不是！」

就算是一名共产党员，在上膛手枪的威胁下，谁会笨到去承认自己是？这是非共产国家正常的查验程序吗？

「是海盗！」

这次不是询问，而是公开宣判。至少，威胁性少一点。他把枪插回腰带间，我们立刻被关进监狱等待被驱逐出境。我们的船和渔获会有什么遭遇？

这座监狱既没有牢房，也没有栅栏，只有屋顶和四壁。监狱里有各种国籍的人，或蹲、或站。其中有一名印度尼西亚水手问我要香烟，另一个美国水手向我走来，指着他的腕表说：「20块钱卖给你。」

「监狱里要手表干嘛？」我嘲弄地问：「我没地方去。你呢？」

第二天，我问正在看报的典狱官：能不能用电话和中华民国领事联络。

「不准和外界联系。」他眼睛抬都不抬一下地回答：「这是监狱的规定。」

「事情是这样的，」我试着引导他看我一眼，好进一步提出要求；可是他的视线一直没离开报纸。这时，我从他肩膀上方看到报纸刊登的一张照片。什么？！照片上是我们的船和船员！凑近一点看，标题竟然是：「共产党渔夫在菲律宾海域盗渔被捕。」右边则是一张蒋总统的照片，标题是：「季里诺总统在山区渡假胜地碧瑶会晤中华民国总统。」

我指着照片对狱官说：「照片上，你们总统旁边那个，就是我国的总统。」

「你少胡说八道！」他反唇相讥。

我把船员证亮给他看。没用，那上面用的是中文。于是我说：

「你干嘛不通知中华民国领事来缴保释金？」

「他们会为你付钱？」

「当然。我们是中国人。」

钱发生作用了，即使只是口头提及。典狱官拿起电话打给了驻菲领事。接通后，他把话筒交给我。一小时后，领事馆派人来保我们出去。

出于好奇，我问领事人员：「保释金是多少？」

「保释金？我缴的是罚款。」

「理由是什么？」

「在菲律宾海域盗渔。」

「我们看起来像海盗吗？」

「没说你是共产党，已经够幸运了。」

这些王八蛋！我们作业的地方离海岸至少50浬！如果我没有请求拖行，我们还会在那里飘流吗？算了，这一切都过去了。能离开那个恶臭拥挤的监牢，就该谢天谢地了！

等我们回到船上，发现它已被洗劫，只剩一个空船壳，还有机房里光秃秃的引擎和驾驶室里的方向盘、桌上的海图、架子上的书，以及油箱里的柴油和水箱里的淡水。渔舱里只剩鱼饵和冰块，两天来的渔获全不见了，连甲板上的锚、锚链和缆绳也不知去向。幸好，最昂贵的渔具原封不动被留了下来。棉绳太细不能系锚，对他们所用的渔法来说又太粗太硬。当地的渔民到现在还在用最原始的手钓法在近海捕渔。难道联合国没有协助这些渔民吗？穷人之间也有阶级吗？

在驻菲领事的协助下，我们为抽水机配了一个的齿轮，还买了一袋米。离开菲律宾时，天已经全黑了。

「我们上路吧。」渔夫长喃喃地说。

「你知道这一带那里有好渔场？」我问他。

「苏禄海的鱼很多，可是…」

我看了海图一眼。

海图右下角是被许多小岛围绕、看起来像个大湖的苏禄海。这些就是麦哲伦大老远跑来寻找香料的岛屿吗？我想起老头子说过，如果南海的鱼不上钩，他就会开去苏禄海。我们正在马尼拉湾外的科雷吉多岛，就在苏禄海正北方。

「你熟悉那里的山头吗？」我问渔夫长。

「苏禄海吗？我这辈子都在那里捕鱼啊！」

「太好了！我们就向那里进发。」

「可是…」

「可是什么？」

「我们连个罗盘都没有！」

「看到那颗星吗？」我指着靠近南方水平线的那颗疏离在群星之外的孤星。热带天空中的星辰，似乎比中国沿海的明亮。「过了科雷吉多岛，我们就对着那颗星行驶。」

「你疯了吗？」

「在罗盘发明以前，我们的祖先就是靠星星在这些水域航行的。现在，我们的血管里还有一些他们遗传下来的经验。」

「那是因为他们无可选择。」

「我们有选择吗？就算我们现在回家去，又要上那儿去找一个罗盘？现在迷航和两周后迷航，有什么差别呢？」

「我不知道…」渔夫长胡涂了。

「差别就是：留在这里作业，就可以带着渔获回去给你老婆养活家人。我们这就去捕鱼吧。」

他默不作声。虽然我比他年轻，延绳钓的经验也比他少，但作为他的上级船长，我必须这么做。这是我第一次独挑大梁担任鲔钓船长。

「这样好了，」我说：「你们负责渔捞，我负责把船开回家。」

「可是，苏禄海不还是菲律宾的海域吗？」他问。

「那要看谁说了算。」

「他们有炮艇。」

「如果我们被逮，大不了又跟这次一样，还能有什么损失？至少，我们还有鱼可以贿赂他们呀。再说，坏运很少再次降临的。」

压在渔民头上的两大威权，一是老天爷，一是政府。我们用烧香和放鞭炮来讨好老天爷；付税金、罚金和渔获来贿赂政府。

「把船头对准那颗星，」我对渔夫长说：「等它沉入地平线，就选另外一颗。老天，我真希望有颗正对着南极的星星。」

「船长，我们不需要，」渔夫长说：「你看，那是北极星。」

「笨蛋！那是指向北方的。」

「如果我们船尾对着它，船头就会对着南方。」

我愣了一下后大叫：

「就这么办！我看你还是有脑筋的。就保持这个方向行驶。等你看到熟悉的地标就告诉我；同时，要留意地平线上任何可疑的灯光。」

剎那间，我感受到麦哲伦正在探索这片海域时的兴奋。

我们关掉所有灯光，包括桅灯、航行灯、厨房灯，向着苏禄海前进。一旦通过明多罗南方的小岛，就会进入安全海域。只要紧靠着巴拉旺岛这个共产党的要塞，那一片海域就完全属于我们。共产党没有炮艇，菲律宾的炮艇也不敢靠近共产党的水域。

整整作业了十天，我们没看到任何船舶。每天晚上把渔获拖上船，让大伙儿士气大振。但在我耳中，渔夫长的声音却越来越响亮：

「我们没有罗盘，怎么回家？」

夜里，我们有星星的指引。永远不沈的北极星，就是我们的罗盘；但到了白天，除了太阳，没有任何定位依据。不同于北极星，它像个时钟绕着我们运转。

钟！只要有一个时钟，我就能定位了！

谢天谢地，船员中有人戴了一只腕表，我向他借来。当巡视钓索时，我每隔一小时就仔细测绘桅杆投下的阴影，前甲板俨然成了一座日晷。正午时分，把桅杆阴影的方向当作北方，这就是我们的罗盘！

就在此时，船舱里的冰都用完了。算算我们的渔获，也足够养家活口了。

「把渔具收好！」我对船员下达指令：「我们回家吧。」

我把航向设定为科雷吉多灯塔，只等它一进入视线，就立刻为船定位。从这里画定一条朝着西北的航线驶向香港取代台湾。因为在大洋里，大陆是个比台湾更大、更容易瞄准的目标。从东京湾(现名「北部湾」)到台湾海峡，沿岸有许多灯塔，只要看到陆地，就能确切知道自己所在的位置。这样就可以沿着海岸行驶，直到看见南澳灯塔，再从那里越过海峡到高雄，也就只有一步之遥了。我只要像蒙着眼似地摸索前行250浬，而不必跑上600浬穿过巴士海峡。这两个海域的洋流是一样强劲的。

这不就是早年航海家，在没有海图和现代科技如罗盘、六分仪的辅助下，探索未知海域的方式吗？他们靠的只是布满星辰的天空，而这正是我用来取代罗盘的方法。我突然感到一股热血冲上脑门，觉得自己就是个早期探险家。

跨越南海花了四天。我们一看到陆地，立刻改变航向对着旭日行驶。我让船尽量靠近海岸，这样我就可以看着沿海的地标来导航。我把所有人手，包括厨子和老轨(轮机长)都调来守望。这里是密西西比号拖网船被海盗劫持的地方。这些广东海盗很残忍，他们在珠江口外劫持了船后，把所有的船员扔在一个荒岛上。

不出所料，没多大麻烦就找到南澳灯塔；倒是越过台湾海峡费了不少猜测的工夫，诸如船位、海峡里的洋流方向和速度、航线的稳定性…。途中会经过由许多小岛组成的澎湖群岛。就在接近台湾本岛的时候，我让船员彻夜守望。黎明时分，我终于听到从桅顶传来等了一整夜的美妙声音：

「陆地！」

渔夫长立刻爬上桅杆加入守望。

「澎湖！」

「你有把握吗？」我问。

「我怎会认不出我家大门？我在这里出生，也在这里打了一辈子的鱼啊！」

此刻，我觉得自己像个触碰到救生圈的溺水者。

「驶向东南东！」我对舵手下达指令。

「东南东？」他困惑地重复我的指令。我早忘了我们根本没有罗盘啊。

「看到前桅的影子吗？把它用在舵楼上…」

「船长，我们可以保留一些鱼给家人吗？」渔夫长打断我的话。

在这一行里，船主总是尽可能地压榨渔夫，政府的渔业主管单位也不例外。这就是社会意图让赤脚的保持赤脚，穿鞋的继续穿鞋的方法。谁都不能破坏现状。

我盘算了一下渔管处会拿走多少我们出售渔获的收入，其中包括燃料、冰块、食品杂货、设备折旧的费用和菲律宾从我们身上榨取的罚款。就算我们满载而归，所得还不够扣抵全部支出。渔管处会留下什么让船员们带回家去？

「让我们拿30条，行吗？」渔夫长问。

「那是我们渔获的15%。不行。」

「25条？」

「15条。」

渔夫长不再讨价还价，转身离开驾驶室。

摩西十戒有「你不可偷盗」。谁正在偷盗？是渔夫、渔管处，还是菲律宾人？纵容偷盗的人也算吗？

过了一会儿，渔夫长回到舵楼。

「我来驾驶吧？」

我把舵盘交给他。这是他的地盘。

他直接把船驶向一个荒凉的小港湾。一到那里，他任由船只漂荡。不一会儿，一艘机动舢舨向我们驶来，停靠在船舷边。经过一阵冗长的、我听不懂的讨价还价后，渔夫长命令船员把渔卸到舢舨上。接着，他把舵盘交回给我，转头出去把卖鱼的钱分给船员，并带着一迭钞票回到舵楼。

「船长，这是你的一份。」

「怎么不给船员？」我问。

「每个人都拿到相同的份额。」

「我又没有家累。」

「拿去吧，这没多少。」

「我是说真的。」

「船长，你要是不拿，就没人敢拿。他们会认为你跟他们不是一伙儿的。」

我收下了。

我忽然意识到自己刚刚加入一个窃案。假如妈知道了，会怎么数落我？这是我们儿时被告诫不能做的坏事。我又该怎么面对自己曾向马里兰号船长所许下的诺言？这是我必须处理的良心问题。我可以说这件事没伤害到任何人；也没有让任何人的生命受到威胁。我们怎么可能偷自己的东西？我能说这是分红吗？这算是另类的脱罪之辞吗？谁能判断这到底是偷盗，还是分红？船东、渔夫、消费者、警察，还是社会？社会是什么构成的？十个渔夫隔绝在大洋中的一艘小船上，这可以叫作社会吗？我忽然意识到自己参加了一个更大的、和鱼的社会有关的窃盗集团。说它是渔业，或是屠杀，还是种族灭绝？玩弄文字游戏可以安抚我的良心吗？一方面，上帝说「你们不可杀生」和「你们不可偷盗」；一面告诉我们：「天生万物以养人。」夺走我们同类的生命，不就是在杀戮和偷盗吗？上帝对那些在祂的游戏中被捕捉并被消耗的生命，又说了些什么？

「如果我们被逮到怎么办？」我问。

「不会的，」渔夫长信心十足地回答我。

「假如有人出卖了大家呢？」

「不会有这种事。我们全体都参加了。」

「只是，如果…？」

「如果真的出事，阿旺会出面顶罪。」

「为什么是阿旺？」

「是他自愿的。」

「为什么他会愿意？」

「这是个好买卖。如果只是罚款，我们会共同分担。如果他被关，日后我们的渔获所得，他也会分到一份，直到他出狱为止。」

「如果我们都被炒鱿鱼了呢？」

「那就不管我们以后干那一行，每个人都得拿出所得的十分之一给他的家属，直到他出狱。你以前在上海和美国人一起捕鱼，在这种状况下，美国人会怎么做？」

「他们根本不需要经历这一切，」我说：「你知道他们的收入是多少？他们渔夫的收入是我们的十倍，船长的收入是我们船长的十五倍。另外，每个人还可以从每一磅渔获中拿到25美分的红利。

「哇！这些船不是属于联合国的吗？联合国不是应该帮助弱势的人吗？」

「我们的渔业公司是属于UNRRA。」

「什么是UNRRA？」

「那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英文字母缩写。」

「善后是什么意思？」

「跟救济一样。」

「怎么来的？」

「日本人发动战争所造成的损害。」

「日本人占据台湾的时候，我是说，当年他们加害我们，但并没有从我们这里拿走那么多。」

「你知道在上海我们怎么解释UNRRA的？」我换成英文说：「U Never Really Receive Anything.(你从来没真正得到什么)。」

渔夫长给了我一个茫然不解的表情。

「每一个人在执行这个计划的时候，都想为自已捞点什么好处。」我解释道：「等轮到该被照顾的人时，就所剩无几了。」

正如所料，等扣掉燃料、冰块、伙食、管理、船舶保险、折旧等费用后，我们不只没拿到任何红利，还负了债。这债务会被加到下一趟航程的支出中。

通常，船员都会请求在港里多待上一两天，好和家人团聚；但这次大伙儿都急着想回到海上。

「船长，赶快让我们出海去多赚点现金吧。」

对船长而言，还能指望船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恭维？船长追寻鱼踪，渔夫追寻的是能捕到鱼的船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