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经验

为了理解福柯写作《雷蒙·鲁塞尔》这个举动的独特性质，首先需要引入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即经验。顺便提及，这个概念通过其各种变化，可以说明福柯的整个工作，这个工作从1961年致力于疯狂之“经验”的研究开始，到1984年在一系列关于性之“经验”的出版中戛然而止(1)。在福柯的反思中，“经验”这个概念扮演的基本角色通过这个概念所完成得非常独特的功能来说明，用德勒兹的话来说，就是褶子的功能，褶子位于理论与实践、话语与机构、主观与客观、正常与病态、真与假、显露与隐藏等等之间的交叉处：在此意义上，思考经验，就是理解它们与非思（impensé）的关系，这个非思并不构成一个经验之外的东西，而是代表经验回到自身、通过自我言说而自我实现的复杂和扭曲方式。不过，在鲁塞尔的作品中也有这样一种与经验的对质：“鲁塞尔的所有作品，直至《非洲新印》（Nouvelles impressions），都围绕着一个独特（我要说的是应该强调单数）的经验：语言与一个不存在空间的关联，在事物表面之下，这个不存在的空间将事物可见面貌的内部与不可见核心的外围分离开来。鲁塞尔语言的任务正是在显中之隐与塞中之明间结成的。”(2)乍一看，我们可能会认为福柯将这个在哲学话语与历史话语接合处发展起来的经验概念应用在文学文本的研究上。但如果我们对此细加斟酌，就会发现实际发生的情况正好相反：对福柯来说，文学也许是一个具有优先性的场所，正是在文学这里，如此这般的经验状态才发展出来；正是基于文学，诸如排斥、知识、惩罚或性这样的其他“经验”才能（几乎按照文学模式）被思考。因此，我们就能解释为什么福柯在他的作品中如此紧密地结合理论工作与文学反思：既然文学是关于边缘的探索，文学就正是通过其边缘性本身，照亮了我们实践和知识的整个历史。

从经验这个概念的某些先例，以及福柯对之如此独特的使用，即可证实这个假设。首先，巴塔耶在《雷蒙·鲁塞尔》出版前一年去世，福柯1963年将一篇的重要文本《逾越序言》（“Préface à la transgression”）(3)献给巴塔耶。不过，巴塔耶最重要的著作，也就是他（至少从哲学的视角来看）最具理论性的著作，是1943年的《内在经验》（L’expérience intérieure）。与其说这部著作叙述了一种独特并因独特性而无法沟通的经验(4)，不如说这部著作围绕一般经验的主题进行了加剧反刍，正是这个一般经验定义了思想运行中极端和或许不可能的事物；依据巴塔耶著作中一直出现的一个说法“可能之极端”，经验（基本上就是色情经验，即恶与死的经验）与经验在主权危机中（这些主权危机以强烈的震撼撕裂着实存的表面线性）行使的抗争权力是分不开的，这种不可分离性并不是永久的，而是必然断裂的。不过，这一极点（paroxysme）的典型形象，当然是巴塔耶从尼采（巴塔耶将福柯引向尼采）还有帕斯卡、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普鲁斯特那里找到的，这个极点形象主要采取文学的形式，更确切地说，是诗歌的形式——巴塔耶在这个形式中看到禁欲和过度的典型条件，而这个典型条件也是质疑所有知识和已有确定性的方式。这个本质上诗性的经验也正是福柯在鲁塞尔那里找到的经验：鲁塞尔的写作通过发现语言用法的种种边界，将语言的逾越功能赤裸裸地展现出来(5)。文学的主要角色将文学从传统美学所强加的界限中走出来，这很容易说明：通过文学，经验之结——这一似乎交汇生与死的绝对之点——变得可见了，更或是直接可读了。

巴塔耶在《内在经验》中多处影射了他与布朗肖的对话，而我们知道，布朗肖也是福柯的另一个重要参照。不过，布朗肖是在其他形式下发展出同样的观念，按照这一观念，文学构成一种（如同巴塔耶那里的）本质上否定性经验意义上的“经验”：这一经验的证据不在于充盈着完全呈现的、可沟通的意义，而在于这种意义的不可能和缺席。布朗肖的文本坚持不懈地反复重申：写作，不是展示或呈现，而是相反，写作必然见证消失——事物和自我在所写文字中的消失；因而，在那不能补救的保持距离的形式中，写作只能运用一切可能的方式自我依赖。布朗肖对这个主题的贡献与他解读马拉美或里尔克这样的诗人有关，这一贡献主要是：文学或写作作为否定性经验，与某个空间的打开不可分离，按照布朗肖命名其一本著作的表述，这个空间就是“文学空间”(6)。毫无疑问，我们在此看到对海德格尔某些影响的延伸，布朗肖以特别意味深长的方式将这些影响引入法国：而且可以顺便提及，如果说是巴塔耶将福柯引向尼采，那么也可以说是布朗肖将福柯引向海德格尔，而后者是通过布朗肖对诗歌和语言的反刍完成的。所有这些反思都围绕着一个观念，这个观念的简单表述就是：语言不是一个让人上手的工具，而是一个栖居的场所、一个空间，文学通过它的种种“经验”揭示了这个空间的非客观现实。实际上，这个空间不是充盈的，尤其是它并不充盈着人以及人的种种实证设想，这个空间是完全非人的，整个不可被占用。稍晚，福柯在一篇名为《外部思想》（“La pensée du dehors”）的文章中向布朗肖致敬，我们可以专门读一下这一段：“文学不是语言接近自身直到炽烈地表白，文学是语言远离自身；而如果在这个‘外在于自我’的过程中，语言泄露了它自身的存在，这种主权式的明晰揭示了某种间距而不是皱褶，揭示了某种散布而不是符号对自身的回归。”(7)与此同时，一致与亲近的神话也撤退了：“也许正因此，西方反思长久以来都对思考语言存在犹豫不决，就好像它已经预感到让语言的赤裸经验在‘我在’的明见性上奔流的危险。”(8)福柯稍后又回到这一点，他提出这样的质问：“在人们说话及其话语无限增衍的事实中，到底是什么如此有害？因此，危险在哪里？”(9)

所以，与其说文学是一种审美表达形式，不如说它首先表现为某种经验场地，一种场所、一种空间，在此应该实现一种思想经验，这种思想经验与关涉语言存在的考察一致。福柯阅读雷蒙·鲁塞尔，并试图从其“独特经验”中得出某种教导，福柯由此追随的正是这种经验：“语言与一个不存在空间的关联，在事物表面之下，这个不存在的空间将事物可见面貌的内部与不可见核心的外围分离开来。”(10)我们已经引用过的这句话现在获得了它的全部意义：这句话清楚地表明了巴塔耶和布朗肖所肯定的那种迫切需要，即彻底严肃地对待文学，让文学走出在传统中所依附的那个艺术的领域，并使文学成为思想的一个典型形式。但我们必须立刻去追问：鲁塞尔在此极尽荒诞地用孩子气的同音异义词、无关紧要的语词游戏——而我们似乎很难将这与严肃思想相提并论（我们几乎要说很难将其归入严肃思想）——，到底要做什么？

(1)　“经验”这个表达不断在福柯诸文本理论历程的节点上重现，有必要列一个清单追踪这个出现。这里我们只提其中一个，即在《性经验史》第二卷开头处，当福柯回顾性地提出去理解他写真理史的计划时：“这个历史不是在我们的认知中可以拥有的真的事物的历史，而是对真理诸游戏的分析，对通过真假诸游戏存在（l'être）被历史地构造为经验（即存在被历史地构造为能够和应该被思考）的这个真假诸游戏的分析”（《快感的享用》，伽利玛，1984，第12—13页）。福柯与康德的关系在德勒兹之后经常被谈及，这个关系尤其是基于这个对经验概念的用法或诸用法得以说明的。

(2)　《雷蒙·鲁塞尔》，伽利玛，1963年，第155页。

(3)　见《批评》1963年8—9月出版的致敬其创刊人的第195—196期。

(4)　正如萨特在给这本书的书评中所认为的那样，“一个新神秘主义者”［《南方手册》（Cachiers du Sud），1943年，重印于《形势I》（Situations I）］。

(5)　“这平淡的语言，对最常使用语言微不足道的重复，在一个死亡与复活的巨大装置上铺开，这个巨大装置完全可以既让语言与之相分离，又让语言成为它的一部分。这平淡语言的根基是诗意的，因为诞生它的手法，因为这庞大的机器指明了起源与取消、清晨与死亡的无差别点。”（米歇尔·福柯，《雷蒙·鲁塞尔》，同前所引，第64页）。“诗歌，语言的绝对分割，它把语言重建得与其自身等同，但却在死亡的另一边”（同上，第74页）。

(6)　莫里斯·布朗肖，《文学空间》，伽利玛，1955年。

(7)　米歇尔·福柯，《外部思想》，载于《批评》1966年第229期，第524页。

(8)　同上，第125页。

(9)　米歇尔·福柯，《话语的秩序》，同前所引，第10页。

(10)　米歇尔·福柯，《雷蒙·鲁塞尔》，同前所引，第1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