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司马迁们的失声

和其他叙述吴越争霸的历史典籍相比，《吴越春秋》中对“说谎”的描述可谓最为详尽。这使得赵晔笔下的吴越争霸显得与众不同。在《左传》《国语》《史记》《吕氏春秋》等典籍中，吴越争霸的主旨是“复仇”。4大家最为关注的是勾践卧薪尝胆背后的坚韧与勇气，尽管学者们也指出他的残忍与好战5，但是直到《吴越春秋》才用故事凸显了他的“说谎”能力。同样，在吴越争霸中，伍子胥通常前半段被塑造成为父报仇的孝子，而后半段则是为国尽忠的忠臣，勇敢、坚毅和正直是其形象的特色。美国汉学家柯文（Paul A. Cohen）曾指出，史家所创造的历史和人们所经历的历史之间存在着差异6，不同的史家对吴越争霸有着不同的叙述也是必然的。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为何以司马迁为代表的其他史家没有浓墨重彩地描写吴越争霸中的“说谎”？面对“谎言”，他们的失声是否本身就是一种掩饰？

在《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司马迁对勾践评价道：“苦身焦思，终灭强吴，北观兵中国，以尊周室，号称霸王。勾践可不谓贤哉！”“贤”是司马迁对勾践的评价。在《史记·伍子胥列传》中，司马迁最后说：“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烈丈夫”正是司马迁对伍子胥一生的总结。无论是“贤”抑或“烈”，都是非常正面的评价。

我们可以看到，司马迁在《史记》中希望通过自己的叙述，向读者明确传递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太史公曰”四字，成为司马迁表达自己态度的标签，所阐述的正是司马迁想要通过《史记》表达的“一家之言”，而他的一家之言可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由此可见，他的评价基于他的叙述，而他的叙述是与最后的评价相一致的，或者说，他的叙述在一定程度上是为最后的评价服务的。因此，正如浦安迪（Andrew H. Plaks）指出的那样，司马迁为了表达他的观点，在叙述中也不可避免地采用虚构的历史资料7，或是有意识地选择对自己观点有利的材料。

例如，司马迁为了凸显勾践的“贤”和伍子胥的“烈”，就不可能将笔墨用于渲染两人的“说谎”能力，毕竟这与孝悌忠信看起来相左。有学者认为《史记》以儒家思想为基本价值判断标准8，尽管这一观点有可以商榷之处，但就司马迁对勾践和伍子胥两人的评价而言，的确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也早有学者指出司马迁在《史记》中的叙述并不以追求客观史实为目的，例如戴梅可（Michael Nylan）认为司马迁撰写《史记》是一种继承先父遗志的尽孝方式，他希望通过对历史上杰出人物的描述，让这些声名显赫的魂灵保佑司马家族9。杜润德（Stephen W. Durrant）则认为《史记》是司马迁的镜子，应当把《史记》作为司马迁的自传来阅读10，而和司马迁同样遭遇了奇耻大辱的勾践和伍子胥则在相当程度上是他自己的投射。李长之则着重指出了司马迁的“反功利精神”，并认为这是司马迁与孔子精神的契合之处。11既然《史记》展现的是“反功利精神”，那么司马迁自然就会忽略那些为了实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内容。

同样，《左传》《国语》等史籍的作者出于他们各自的叙述目的，没有突出“说谎”在吴越争霸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12正如吉尔泽·托珀尔斯基（Jerzy Topolski）所言，“历史叙述是史家们传达他们对过去的知识的一种手段”13。这里的关键词是“他们”，也就是说，史家的每一种叙述都传达了“他们”自己对过去的理解，而“他们”的理解只是众多可能的理解中的一种而已。关于历史叙述能否客观描绘历史，为过去提供一幅真实的画卷，这是20世纪以来历史学家们一直所争议的话题之一。尽管现代与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学家们越来越质疑历史叙述能否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但这并没有阻止他们对“真”的追求。

根据荷兰当代史学家弗兰克·安克斯密特（Frank R. Ankersmit）的理论，历史文本是对过去所发生的真实历史的一种模仿，但是历史文本本身也是“真实”的存在，就本体论而言，历史文本和历史时间本身是相等的。14托珀尔斯基与安克斯密特一样，认为我们所能叙述的也许只是一些零散的事实，但是在零散事实的基础上，史家们可以展示一种整体性——意义的整体性。值得注意的是，史家在自己的历史叙述中所试图阐述的意义，并非全然来自他个人的创新，也受到其所熟悉的理论与观念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托珀尔斯基认为，有的史家在讲述历史事件时，会为了保持叙述整体的一致性而损害其真实性，而他则坚持真实性比一致性更为重要。15

托氏与安氏为我们之前的讨论提供了理论基础。首先，就吴越争霸来说，从《左传》《史记》到《吴越春秋》，都从各自的角度对吴越争霸这一历史事件进行了模仿。在讲述公认历史事实的前提下，它们都无法复原所有的细节——这也是为何柯文说“关于勾践故事最令人注目的一点，是它的易变性”16。但它们的叙述影响了后人对吴越争霸本身的理解以及对其中人物的评价。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们都是“真实”的。在20世纪的中国，勾践的卧薪尝胆成为“一个乐观主义的故事，给人以国家成功的希望，只要中国人民没有忘记过去的耻辱，并发奋图强，这也便能够报仇雪恨”17。这就是历史叙述所带来的真实力量。司马迁所描绘的勾践之“贤”和伍子胥之“烈”，也成为了中国人精神的象征。

其次，司马迁为了展现勾践之“贤”和伍子胥之“烈”，不可避免地会对史料“削足适履”，也就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到吴越争霸的“真实性”，这就为他人留下了叙述的空间。《左传》等史料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因此，各种史料可以互为补充。此处所谓的真实性并不是就“历史事实”而言，而是指审视吴越争霸角度的多元性。各种史料的互相补充并不能够完全还原吴越争霸的原貌，但可以给我们提供多种角度来思考这一历史事件的意义。就这一点来说，司马迁的确有“掩饰”的嫌疑。虽然司马迁自称“成一家之言”，但是当这一家之言可以“究天人之际”时，显然默认自家之言胜过他人所言，其所自负的是自身“知识的睿智”18。而当后人以司马迁的叙述为圭臬时，就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以其他视角解读吴越争霸的可能性——尽管吴越争霸只是《史记》中的一小部分。

再次，由于和其他早期史料相比，《吴越春秋》所讲述的吴越争霸“有着更多的细节，故事也更为完整”，因而历来被视为野史或小说19。在不少人看来，被贴上小说标签的《吴越春秋》在史料上的价值有限。但事实上，“后世出现的各种勾践故事几乎都基于《吴越春秋》”20，也就是说，《吴越春秋》提供了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吴越争霸故事的蓝本。一直到20世纪，大家在谈论或讲述勾践时，依然没有脱离《吴越春秋》的叙述框架。从托氏与安氏的理论来看，这正是《吴越春秋》的“真实性”所在。它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对这一历史事件的了解程度，另一方面则真切地影响到人们对其中历史人物的看法。与此同时，和《史记》的记载相比，《吴越春秋》中勾践和伍子胥的形象无疑更为立体而复杂，也更为接近“真实”的人。

最后，如果说司马迁在《史记》中用儒家道德来衡量勾践和伍子胥并不是他个人的创新，而是受到了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那么赵晔在东汉晚期为何要以“说谎”为主题来讲述《吴越春秋》？赵晔又是受到了怎样的社会观念的影响？通过剖析《吴越春秋》中的“说谎”，我们可以对赵晔所处的时代有何认识？要回答这些问题，也许首先应该回答一个问题：我们应该怎样来剖析《吴越春秋》中所描述的“说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