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乡村儿童阅读理论基础与研究现状
一、相关理论基础
1.儿童阅读推广理论研究
图书馆服务的基本模式之一:阅读推广。随着5G、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互联网等智慧阅读的研究,由此也推动了相关理论的构建。建立阅读推广制度需要图书馆学理论的支持。历史上,图书馆学理论曾站立于图书馆事业发展与变革的潮头,以理论推动事业的发展。例如,20世纪后半叶,图书馆学理论家通过研究和普及现代图书馆理念,推动了《公共图书馆宣言》《图书馆权利宣言》等划时代的文献出台,使知识自由、普遍服务、平等服务、多元化服务和包容性服务成为图书馆的核心价值观(1)。
人们在政治学家拉斯韦尔提出“5W分析法”的基础上进行不断升级改良,于1932年,形成了比较科学的“5W+1H”模式。其内容是针对选定的项目、工序或者操作提出六大要素:原因(Why)、对象(What)、地点(Where)、时间(When)、人员(Who)、方法(How),以此作为顶层设计来提升阅读推广的长效机制(2)。从公共图书馆多元智能理论出发,秦丽华(3)选择不同年龄儿童分析他们的阅读心理,提出要丰富阅读推广活动的形式和内容,家庭和学校实现双向联动,共同促进儿童的全面成长。Adam Branson(4)通过对英国南部克拉彭公共图书馆PPP项目(5)的研究,提出了如何在政府零投入的情况下建设公共图书馆的模式、流程及图书馆空间划分等问题。PPP模式下的阅读推广具有低成本、高效率、广辐射、精质量的特点,实现了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联合社会资本在短时间内扩大阅读推广受众以及提升质量的目的。
2.分级阅读理论
所谓“分级阅读”是以儿童群体为目标,按照其不同发展阶段的认知特点、语言能力、阅读兴趣等,来为其制订科学的阅读计划、提供有针对性的读物。“分级阅读”理念最早源自欧美国家。自1836年美国教育家麦加菲在《麦加菲读本》中研制出第一套分级阅读标准以来,就得到了广泛应用,至少影响了五代美国人。经过近百年的实践与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英、美等国已经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分级阅读体系,例如,①通过综合测试、可读性公式ATOS评估学生的阅读水平,再依据评估分数为学生定制阅读目标与策略的Accelerated Reader(读者促进体系);②Lexile Measure(蓝思分级阅读测评体系)是使用同一套分值体系,分别对读物难易度、读者阅读能力两个方面进行评估,以便读者可以选择与自己阅读能力分值相匹配的图书进行阅读;③测试儿童阅读的准确度、熟练度和理解程度,根据测试结果为之匹配相应读物的Developmental Reading Assessment(发展性阅读评估体系);④按照阅读能力将学生分级、分组,教师提供与学生能力相适应的读本,引导学生有效阅读的Guided Reading Levels(指导性阅读分级体系)。其中,由美国阅读协会、杜克大学等多所儿童语言发展研究机构主导,由上万名学生和专家配合参与且历时长达55年的蓝思分级阅读测评体系的应用范围最为广泛。在蓝思分级阅读测评体系中,“Lexile是衡量读者阅读水平和标识出版物难易程度时使用的单位,读懂一本初级低幼读物与读懂一本百科全书之间差距的千分之一被定义为1个Lexile。蓝思阅读测评体系使用数字加字母L(Lexile)作为衡量难度的度量标尺,一般以0L~1600L来表示难度范围,数字越小表示读物难度越低或读者阅读能力越低,反之则表示读物难度越高或读者阅读能力越高”。简单来说,就是对读者的阅读水平进行测试,得到一个蓝思值,“将阅读者的理解能力、阅读水平和读物难度等因素进行合理匹配,从而有效辅助教授者组织学生进行合理有序的系列阅读”。这是一种有针对性的、行之有效的进阶式阅读教学,它强调了对学生文本解读能力“层递性”规律的重视:针对不同学段学生的认知特点,设置具体的层级目标,引导学生构建差异化的阅读方式,从而使语言学习变得目标清晰、有章可循。
3.认知发展理论
认知发展理论的核心是青少年儿童的心理发展,其提出者皮亚杰认为青少年儿童的认知发展不仅是由他们自身因素决定的,还受到外部因素的显著影响,在内外因素综合作用的情况下,青少年儿童的认知能力得以不断提升。皮亚杰根据不同年龄段儿童的认知发展情况,将儿童的认知发展过程划分为感知运动、前运算、具体运算和形式运算四个阶段(6)。
2周岁以下的儿童处于感知运动阶段,该年龄段的儿童缺乏对外界的认知,主要通过肢体动作传达自身对外界环境的理解,并以此适应外界环境。随着年龄的增长,该年龄段儿童感知和运动的能力逐渐提升,能够初步区分自身和他人的区别,并在此过程中建立自身的认知体系。
2周岁以上7周岁以下的儿童处于前运算阶段,该阶段的儿童开始具有语言能力,能够初步对外界事物进行认知活动,并逐步完善自身的认知体系。由于该阶段的儿童在理解能力上仍有所欠缺,在认知和思考的过程中需要通过想象进行弥补,故该阶段儿童的想象力较丰富。
7周岁以上12周岁以下的儿童处于具体运算阶段,该阶段儿童的逻辑思维能力发展迅速,能够对数据和图形进行具体的分析。该阶段的儿童在学习和生活中能够通过他人的行为理解外部事物,但仍欠缺判断抽象事物的能力。
12周岁以上17周岁以下的儿童处于形式运算阶段,该阶段儿童的认知体系逐渐完善,兼具抽象和具象的思维能力,能够根据客观事物进行自主推理和演绎。该阶段儿童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不断提升,并逐渐从单纯的思考转变为行动,具有一定的发散思维能力。
皮亚杰在认知发展理论中为儿童划分的四个认知发展阶段各具特点,公共图书馆应在开展儿童阅读推广工作的过程中,把握不同认知发展阶段儿童的特殊性,开展有针对性的阅读推广活动。
4.关键期理论
关键期又称敏感期理论,是由奥地利动物学家洛伦茨在1935年通过观察动物的印刻行为而提出的,后来人们将其应用到了关于儿童发展的研究中,提出了儿童的心理发展与关键年龄之间的关系(7)。所谓关键期指的是在个体的发展过程中外界影响可以起到最大作用的时期。这期间儿童在合适的外界环境中学习能力较强,个人能力发展十分迅速,但如果在关键期中缺乏合适的环境则会导致儿童发展迟缓。
5.最近发展区理论
苏联社会文化历史学派创始人维果茨基于20世纪30年代在认知发展心理学领域提出“最近发展区”理论,该理论认为儿童发展有两种水平:一种是儿童现有发展水平,即独立活动时所能达到的解决问题的水平;另一种是儿童潜在发展水平,即儿童通过指导、干预所获得的潜力水平。这两种儿童发展水平之间的区域被称为“最近发展区”(8)。
依此理论,为了使儿童有更好的发展,教育指导者应在儿童的“最近发展区”内给予一定的干预和指导,为儿童提供带有难度的内容,调动儿童的学习积极性,激发其潜在能力,从而达到超越“最近发展区”上限、走向下一发展阶段的目标,并在此后继续进行下一个发展区的发展。最近发展区理论对儿童心理发展的社会起源进行了阐释,突出了儿童学习与外界指导间的关系,指出正确的指导对儿童学习的引领作用,展示了同伴对儿童学习和发展的重要影响。
6.对话式阅读理论
对话是汲取知识、提升认知能力的重要途径,阅读是人类汲取知识的主要手段和认识世界的重要途径。有学者认为阅读的本质就是对话,如加拿大学者阿尔维托·曼古埃尔在《阅读史》中回顾了人类的阅读活动,认为阅读是以言说为基础的思考形式,实际是个体通过多种方式与书对话;戴维·伯姆在《论对话》中探讨了如何交流和沟通这一问题。《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提出:“阅读是运用语言文字获取信息、认识世界、发展思维、获得审美体验的重要途径,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教科书编者、文本之间对话的过程。”近年来,图书馆界基于对话理论不断拓宽阅读新路径,积极开展绘本表演游戏、真人图书馆等活动,彰显了对话式阅读的价值,推动了阅读推广体系的完善。
7.数字鸿沟理论
“数字鸿沟”又称“信息鸿沟”,它是指当代信息技术领域中存在的差距,简言之就是人们对信息的掌握、拥有、控制和使用能力上存在的差别。这既存在于信息技术的开发领域,也存在于应用领域,特别是由网络技术产生的差距。美国商务部1999年发布的《定义数字鸿沟》报告指出,收入、教育和种族都是造成“数字鸿沟”的因素。
新兴信息通信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国家之间以及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之间出现了差距,就是“数字鸿沟”。据统计,全球70%因特网用户在占世界人口16%的富裕国家,而占世界人口40%的贫穷国家仅拥有全球因特网用户的8%。新兴信息通信技术在开发、普及和应用方面的不平衡,意味着落后的国家、地区和人群面临着“知识贫困”和“信息贫困”,缺乏发展的能力。
二、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随着学者对全民阅读工程构建的深入研究,对于儿童阅读推广的关注度越来越高。
1.乡村儿童阅读现状的研究
肖乃菲(9)(2016)以贵州山区两所学校的小学生为调查对象对其课外阅读情况进行了调查和分析,发放问卷900份,收回有效问卷832份。调查对象相对集中,调查内容主要分为阅读环境、阅读习惯、阅读能力、学校图书室和农家书屋的情况几个模块,得出了山区儿童缺乏阅读环境但是有阅读兴趣,同时存在缺乏阅读引导等结论,提出应该发挥政府主导、学校培养作用,加强图书馆建设等建议。
寸会梅(10)(2017)在其研究中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留守儿童的阅读情况进行了调查,以云南省某县的留守儿童为调查对象,采取调查问卷和访谈等形式对少数民族地区留守儿童的基本情况、阅读心理、阅读行为、阅读教育、阅读建馆等方面和当地阅读设施相关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共发放问卷1019份,收回有效问卷932份。调查结果显示,当地留守儿童监护人文化程度普遍偏低,以小学、初中文化水平为主,占比近八成,家庭阅读条件和氛围较差。对农家书屋的调查结果显示农家书屋的实际利用率较低,常年关闭无专人管理。对儿童阅读心理的调查显示,大多数儿童能认识到阅读的重要性,也具有较高的主动性。针对以上问题,作者从政府、学校、家庭、公共图书馆等角度分别提出了改善意见。
王彤(11)(2017)从少儿图书馆的角度出发,以金华市四所山区学校的农村留守儿童为调查对象,对如何强化留守儿童的阅读习惯进行了分析思考,总共发放337份问卷,共收回有效问卷277份,从阅读时间、课外书拥有情况、阅读方式、阅读伙伴、阅读指导、阅读类型等方面展开了调查,发现了留守儿童课外阅读时间较少、阅读兴趣不高、家庭藏书较少、游戏沉迷现象严重、缺乏阅读指导、阅读结构不合理等问题。针对此类问题,提出了开展图书流动、推广阅读活动、开展阅读公益讲座等建议。
阮健英(12)(2019)在对粤北山区儿童阅读情况的调查当中,分析了粤北山区儿童阅读存在的阅读环境设施欠缺、阅读资源匮乏、阅读意识落后等问题,提出对贫困地区加大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帮扶实现资源共享、完善教育部门管理制度、加强家庭培育功能、联结社会力量合作等建议。
王雅倩等(13)(2020)基于三元交互决定理论对影响农村留守儿童课外阅读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将影响课外阅读行为的因素分为控制变量、个体因素、环境因素三大类,以湖北省几个县城的4~9年级农村留守儿童为调查对象,发放1000份问卷,收回有效问卷683份,通过回归分析,发现个体因素中阅读自我效能和阅读沉浸体验,环境因素当中的同伴和老师支持对阅读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家长的支持作用并不显著,针对分析的结果,提出了应立足实践体验、激发儿童阅读的内生动力,建设阅读推广队伍加强阅读指导,加强图书馆建设扩展阅读资源等建议。
浙江省未成年人阅读状况调查组(14)(2021)对浙江省未成年人阅读情况(2019—2020)的调查报告中,将问卷分为学前儿童卷、小学生卷、中学生卷三种类型,分别收回有效问卷5143份、2600份、2986份,总共收回有效问卷10729份。调查结果显示,浙江省各年龄段未成年人的阅读率、阅读量和阅读时长都有稳步提升,学龄前儿童的早期阅读更加普及,家长的教育程度对儿童阅读情况有正向作用,数字化阅读率继续提高,听书等形式接受程度提高,年龄与阅读自主性呈正向关系,家长陪伴对于儿童阅读状况的改善有正向作用,校园阅读引导的作用越来越大。
李艳梅和蒋自奎(15)(2022)以阜阳市乡村留守儿童为调查对象,采用调查问卷和访谈等形式对如何提升留守儿童阅读能力进行了研究,从阅读环境、阅读习惯、阅读量和阅读资源等角度展开调查,总共发放了380份调查问卷,收回有效问卷372份。通过调查发现了阅读时间不足、阅读量不够、阅读环境较差、阅读资源匮乏、缺少阅读引导等问题。针对性提出了政府、学校等主体应该充分保障儿童的阅读时间,加大构建阅读环境的支持力度,提供更充足质优的阅读资源,积极引导阅读,关注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建议等。
陈新葵和曾乐媛(16)(2022)对广东省云浮地区乡村小学生课外书籍的阅读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了他们的阅读偏好以及阅读行为现状,发现乡村儿童的课外阅读偏好有年龄和性别的差异,多以被动学习和阅读为主,分享交流较少,课外阅读行为与自身的语文成绩相关。
2.阅读兴趣与习惯培养研究
包鑫(17)(2018)发现阅读场所、阅读材料等有形环境和传统思想、地方观念等无形环境都会影响农村阅读困难群体的阅读行为;郭金丽(18)(2018)发现良好的家庭阅读氛围有利于改善儿童阅读行为;邓小昭等(19)(2013)通过实地调研重庆市农村留守儿童的阅读环境,发现农村留守儿童的阅读资源、阅读场所等物理环境和阅读氛围、阅读指导等精神环境都较差。
3.阅读推广服务的研究
王素芳等(20)(2013)采用科学的层次分析法,思考了如何去衡量一个儿童阅读推广活动举办得成功与否,有三个要素必不可少,即图书馆、用户体验和社会影响。许真(21)(2017)介绍了大连市中山区图书馆阅读推广的基本情况,对当前国家和政府大力推动全民阅读的导向和数字阅读的新趋势进行了阐述,介绍了中山区图书馆在阅读推广过程中采取建立数字化图书馆、创新性休闲图书馆和建设社区书屋等方式,发挥了图书馆在地方阅读推广过程当中的重要作用。喻小燕(22)(2018)、黄奇杰和侯凤芝(23)(2019)探索出政府主导式、合作推广式、精英推动式和志愿服务式等农村留守儿童阅读推广服务模式。陆俊(2020)研究中外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的方案或措施发现,一个较为成功的阅读推广服务方案大致包含:适宜的战略规划与组织建设、有效的策略选择与活动实施、科学的活动总结与效果评估等三个方面;吴志琳(24)(2019)通过分析农村留守儿童的性格特点和阅读需求,从阅读行为分析、阅读推广服务活动、阅读推广内容的角度设计了符合农村留守儿童阅读特点的阅读推广服务模式;许大文等(25)(2020)对嘉兴市学龄前儿童阅读状况进行调查,分析目前乡村学龄前儿童阅读存在的普遍问题与不足,进而阐述嘉兴市图书馆从阅读推广队伍建设、阅读课堂设计、在线平台打造三个维度建立城乡一体化总分馆服务体系。
4.国内儿童阅读推广的实践
在政府的指导和支持下,社工机构、民间公益组织等社会力量长期致力于流动儿童的阅读服务,形成了一些较有影响力的品牌项目。但国内对于民间公益组织儿童阅读推广研究的学术性文献资料较少,只散见于新闻、报刊、网络等各种媒体的信息之中。大部分文献都在介绍每一个具体的儿童阅读推广项目,以及从事阅读推广的心得体会等。
进行儿童阅读推广的民间公益组织仅指蒲公英乡村图书馆、公益小书房、三叶草故事家族、满天星青少年发展中心、新教育童书馆、快乐童年公益阅读坊、春晖书屋、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展促进会、阳光书屋等相关组织。它们由民间个人或团体发起,一般不受到政府的直接管理和资助,有自己独立的运营机制和融资渠道,当然多数为基金会的资助和社会爱心人士的捐赠,主要从事阅读推广活动,服务对象为18岁以下的儿童,服务地区多数为偏远贫困乡村地区。它们作为民间公益组织,总体来说都在开展着促进儿童阅读推广的实践工作,但是具体的形式和内容各不相同。有的如公益小书房在网络上推荐优秀童书,指导分级阅读和提供免费阅览等服务;有的如蒲公英乡村图书馆深入乡村贫困地区兴建乡村图书馆,捐赠图书,派遣老师和志愿者身临其境指导阅读;有的如三叶草故事家族主要开展亲子阅读活动等。
三、国外研究现状述评
1.儿童阅读情况的研究
美国教育学专家Wolters等(26)(2014)以500多名儿童作为样本进行调查研究,调查结果显示,儿童阅读能力和自制能力呈现正相关关系,即自制力越差,阅读能力越差。对于阅读目的,不同的年级也不一样,低年级儿童阅读的目的是让父母和老师对自己感到满意,而高年级的儿童则是证明自己具有一定的能力。荷兰心理学者Suzanne E等(27)(2014)通过对课外阅读的喜好与学习成绩之间的关系的考察,发现男孩较之女孩更不喜欢阅读,而不喜欢阅读的男孩在学校的成绩也不好,那些喜欢阅读的孩子在高等教育阶段获得了更好的成就,且女孩居多。K Merga等(28)(2017)等学者以近千名儿童为样本,对数字阅读器和阅读频率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发现电脑、手机等类似的数字阅读器会影响儿童的阅读能力,但是对提升儿童阅读频率却没有多大关系,通过分析结果发现:儿童在进行数字阅读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浏览其他内容,因此要对儿童使用电子设备情况加以监督。挪威教育心理学家Åse Kristine Tveita等(29)(2014)通过对153名儿童进行研究,旨在探索使用不同的阅读设备,儿童有着怎样不同的阅读喜好。研究结果发现,阅读设备的选择不仅和性别相关,还和阅读兴趣强烈与否相关。倾向选择阅读纸质书籍的儿童对阅读极其热爱,喜欢阅读电子书籍的儿童大多数空闲时间是不阅读的,其中男女比例分别为83%和56%,只有31%的女孩认为电子阅读器可以满足阅读需求,64%的男孩更喜欢使用电子阅读器进行阅读。处于贫困和边缘化环境中的儿童,尤其是低收入国家的儿童,在一种或多种早期阅读技能方面往往较弱。这些缺陷导致学习阅读和理解文本时出现严重问题。研究表明,在五个非洲国家,只有一小部分二年级儿童掌握了如何阅读。
2.对儿童阅读能力影响因素的研究
绘本阅读长期以来被视为向幼儿介绍新词的有意义的方式,并支持幼儿的词汇技能。Kirby J R等(30)(2018)调查了103名一至三年级儿童的形态意识对五种阅读措施的影响。结果表明:单词阅读准确性和单词阅读速度、伪单词阅读准确性、文本阅读速度和阅读理解的重要预测因子解释了进一步控制单词阅读后阅读理解的差异。Carcia J R等(31)(2014)报告了单词阅读能力与阅读理解能力之间的强相关性(r =0.74),提供给不同年龄组和阅读水平的读者。当对不同年龄组的不良单词读者进行分类时,这种关联仍然很强(r = 0.64)。Sparks等(2014)跟踪了54名从一年级到十年级的儿童,发现一年级的阅读技能可以预测十年级的语言技能以及小学阅读技能的增长。Mansor A N等(32)(2013)马来西亚学者通过研究儿童阅读,最终发现儿童养成良好阅读习惯的几个要素:母亲的启蒙教育、由家庭和学校所构建的良好的阅读环境、由父母和学校共同努力所形成的阅读兴趣、拥有同样兴趣爱好的同龄人。Ellen Kleijnen等(33)(2017)以本国的非西方背景儿童为研究对象,旨在探究学校图书馆在学生的阅读态度和阅读行为当中的影响力。结果显示,和图书馆相比,家庭的阅读气氛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父母是学校图书馆阅读推广的重要合作伙伴。Villiger C等(34)(2012)开展了一个实验并布置了可进行良好阅读的环境,让儿童可拥有持久的阅读氛围,实验结果显示,儿童可以反复阅读具有吸引力的内容。这正印证了阅读动机中的两个干预点:个人和情境。情境对阅读的兴趣和动机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3.阅读与相关能力的关系实证研究
Milne N等(35)(2018)的研究证明,对于英语低等、中等水平的儿童来说,运动能力与阅读前技能(如语音和形态解码)有很强的显著正相关性,这是儿童成为功能性读者所必需的。还有许多研究显示了阅读对发展的益处,如解释世界、改善沟通、建立联系、获得记忆能力、扩展语言和识字能力以及增强意识。儿童使用的各种书籍阅读策略与儿童的语言和识字行为发展相关。阅读理解与提高教育成果、获得和适当使用医疗保健资源以及更多的短期和长期就业机会有关。大量证据表明,阅读理解是缓解美国边缘化和少数群体儿童和成年人之间难以解决的健康差异的一个因素(Mary等(36),2007)。阅读在学习、学业成绩、批判性思维、认知和解决问题等技能的发展方面对儿童的生活有重大影响(Williams J P等(37),2016)。
4.国外儿童阅读推广策略的探索
各国儿童阅读推广活动都针对儿童心理,注重趣味性与文化意味,形式丰富多彩,为儿童阅读提供了有力的支撑。目前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开展了有针对性的阅读推广活动。
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IFLA)(38)十分重视儿童的阅读推广工作,“Sister Libraries”(姐妹图书馆)和“The World through Picture Books”(图画书中的世界)是其进入21世纪以来启动的针对儿童的阅读推广项目。其中,“姐妹图书馆”项目强调图书馆之间的帮扶合作,以实现共同发展;“图画书中的世界”项目以儿童的心理发育特征和兴趣爱好为基础,强调资源的共享学习,旨在更好地开展儿童阅读推广服务。可见,共享与交流是全世界儿童阅读推广工作的主旋律。IFLA于2018年发布的《国际图联0—18岁儿童图书馆服务指南》显示,其未来仍将致力于帮助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儿童获取更多阅读资源,保障所有儿童拥有公平阅读的权利。
美国把1987年确定为“读书年”。从1995年以后,美国先后推出了“美国阅读挑战”(America Reads Challenge)、“美国阅读项目”、“卓越阅读方案”(Reading Excellence Program)等项目,来促进儿童阅读(39)。“美国阅读挑战”项目起源于1996年,旨在提升儿童的阅读能力,使其能够养成阅读习惯并在三年级前有能力进行自主阅读,不至于输在起跑线上,美国各级学校、图书馆、社会机构、社区团体都参与到了该项目中来,最终形成了全国性的公益阅读推广活动。在漫长的暑假,孩子们常常因远离书本和阅读,而普遍出现暑期滑坡现象——在暑假期间由于停止阅读、学习而造成其在上一学年获得或形成的阅读能力、学习能力下滑。2004年4月8日,美国教育部部长Rod Paige宣布,教育部将在11个实验区开展中小学暑期阅读计划,确保每一个孩子不会因为暑期的到来而出现阅读能力下降的问题,而且通过课本以外的阅读逐渐使孩子们感到阅读的乐趣与魅力。这项活动的具体做法是事先让参与“暑期阅读计划”的图书馆准备一些儿童感兴趣的阅读资料,再策划一些有趣的学习活动,并鼓励儿童积极参加这些活动,从而帮助他们快乐阅读和学习,鼓励他们在暑假期间爱上阅读。除了阅读,图书馆还举行适合各年龄段儿童的艺术表演活动,通过各种各样的活动丰富学习方式,使阅读不再枯燥无味。该计划填补了从放假至开学这段时间的空白,大大提升了儿童的阅读能力。在这个计划中,儿童家长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该计划要求父母监督孩子,帮助孩子坚持阅读,从而最有效地利用整个暑假。
俄罗斯出版与大众传媒署和俄罗斯图书馆联盟于2006年共同制定并发布《国家支持与发展阅读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从国家立法的层面肯定了阅读对于实现公民其他权利、从政策层面为孩子们的阅读奠定基础、保障公民融入多阶层多民族社会、促进俄罗斯实现全面现代化以及增强国家综合竞争力等方面的积极作用。《纲要》从相关机构分工、确定发展方案、建立管理方法、筹备统一机构和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等五个方面出发,不仅提出了俄罗斯发展阅读的基本原则,并且做出了具有现实针对性的规定(40)。
英国是全球最早关注儿童早期阅读推广服务的国家之一。早在1992年,英国图书信托基金会就发起了“Book Start”(阅读起跑线)计划。起初其只是一个小范围的实验项目,2000年,在英国文化部、教育部的主导下,该计划得到了全面推广(41)。大英图书馆(The British Library)作为“Book Start”计划的示范成员馆,在推进学前儿童阅读发展的进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该馆通过实施一系列学前儿童阅读推广项目,拉近了学前儿童与图书、图书馆之间的距离,增强了学前儿童的阅读兴趣与阅读能力,成为全球学前儿童阅读推广的典范(42)。
德国是欧盟教育、工业、科技强国,阅读已经成为德国民众的一种习惯并得到普及。德国的儿童阅读推广机构包含了政府、读书基金会、图书馆协会、出版商、社会媒体、儿童医院和大量的社会公益组织,职能分明、覆盖面广、多级支撑是德国儿童阅读推广的特色。德国拥有以德国促进阅读基金会(Stiftung Lesen)为首的阅读推广机构和组织超过200家,每年通过各种兴趣阅读、知识阅读来促进儿童养成阅读习惯,并促使其在自愿阅读的形式下收获知识、得到快乐(43)。其中Antolin网络阅读活动就是由德国教育机构和各级图书馆协同开展的,通过在线阅读、回答问题、获取阅读证书等系列过程与形式,促进儿童对阅读的认识并助其养成阅读习惯。在社会层面,德国主要的阅读推广活动有“阅读起点——阅读的三个里程碑”项目(源自英国“阅读起跑线”计划),由政府在儿童10~12月龄、3岁和6岁三个时期为其免费发放阅读大礼包,涵盖儿童阅读材料和阅读指导(并配备家长使用的阅读和教育说明、本地服务机构等信息)(44)。在图书馆层面,德国的儿童图书馆(Kinder Bibliothek)具有明确的服务对象层级划分与分级阅读体系,是专门面向儿童的社会服务机构,而且其教育对象不仅包括儿童,还包括儿童监护人和家长。德国部分图书馆还设置有“阅读测量尺”,通过颜色来区分不同的阅读能力阶段与兴趣点,引导家长与教育者适时为儿童提供相应的阅读材料(45)。
日本的儿童阅读推广起步很早(日本的“儿童”是指所有未满18周岁的国民),在2000年前后,促进儿童阅读事业发展已经上升为日本的国家战略,日本政府于2002年8月出台《关于推进儿童阅读活动的基本计划》(以下简称《基本计划》),并每五年修订一次。《基本计划》以“降低儿童的不阅读率”“确保不同儿童的阅读机会”“改善儿童的阅读环境以应对数字社会”和“从儿童角度促进阅读活动”为四大支柱,旨在促进相关部门出台儿童阅读活动的推广措施。此后,日本逐步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颁布法律、出台计划,以图书馆为核心载体实施,以民间团体、家庭、学校等力量为有益补充的多元合作体系和长效促进机制,在充分发挥政府、图书馆、学校、家庭和民间团体各自作用的同时又彼此协作(46)。张麒麟、姜霖(47)(2020)从行政规划、调查研究、推广项目和图书馆行业四个方面,对日本儿童阅读推广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长效促进机制及其经验进行了全面的总结与分析。
四、研究述评
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国内外学者从多个角度出发对儿童阅读推广活动展开探索。国外学者研究起步相对较早,研究主要集中在儿童阅读兴趣和影响因素、儿童阅读推广活动形式以及推广策略等几个方面。我国内地目前对儿童阅读推广的研究相对比较集中,很多都是围绕公共图书馆而展开的相关研究,主要是关于图书馆的推广活动及其项目介绍、推广活动中可能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解决方案、各地区的儿童阅读推广活动经验介绍等。我国研究大多是一些外在的问题。相比之下,国外的学者在对儿童阅读推广影响因素的研究上则更为细化,对于儿童阅读推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和研究,着眼于儿童的阅读行为与心理,探讨了在儿童我国阅读推广中存在的内部性问题。进入21世纪以来,在全民阅读的大背景下,阅读活动得到了广泛的开展,社会各界都逐渐提高了对儿童阅读的关注和重视,即使如此,关注推广乡村儿童阅读的学者依旧不多,关于乡村儿童阅读的研究仍然相对较少。
(1)范并思.阅读推广:从创新驱动到制度保障[J].图书馆建设,2020.6.
(2)[美]拉斯韦尔.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2.
(3)秦丽华.多元智能理论下公共图书馆少儿阅读推广研究[J].传媒论坛,2020,3(12):106-107.
(4)Adam Branson. Building a library without any public money[J]. Library journal, 2017(8): 20-21.
(5)PPT模式泛指社会资本签订长期协议,授权其代替政府建设、运营、管理公共设施并向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的项目运作模式。PPT模式下,社会资本发挥资金、技术及管理优势,按照政府规定的标准建造、改造、运营、管理公共设施,提公共服务,并向政府部门或使用者收费以获取利益;政府部门负责公共服务的标准确定、履约管理和检查监督,最终达到以更低成本、更高质量提供公共服务的目标。
(6)王满.基于认知发展理论的公共图书馆儿童阅读推广服务策略研究[J].河北科技图苑,2020(2):54-5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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