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战国至秦汉时期西南夷族群及其文化

司马迁以巴蜀为中心，记录了西南夷，即巴蜀南方的贵州西部，西南方的云南滇池区域、洱海区域、四川西南部的凉山州，西部的甘孜州，西北的阿坝州以及北部的甘南武都地区的土著族群，并概而称之为“西南夷”[1]。

《史记·西南夷列传》开篇即概述了西南夷民族群体及其分布状况，其文曰：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2]，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箸，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3]

这段文字首先提出了“西南夷”概念，其次是把当地族群分布状态作了基本的陈述。我们认为，司马迁把西南夷分为“三种生计方式”、“四大分布地域”与“七大民族族群”。西南夷一词，成为秦汉时期此区域内各土著族群的总称，同时也是“巴蜀西南外蛮夷”所居的地理范畴，具有族群与地域两层含义。

为了从整体上观照西南夷的空间、族群与考古学文化关系，我们将秦汉时期西南夷土著族群及其文化，按照川南滇北僰人文化、邛都夷文化、滇东黔西夜郎文化、滇池区域滇国文化、洱海区域青铜文化、滇川藏石棺葬文化六大板块进行陈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