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西南夷研究的基本学术问题

有关西南夷的研究由来已久，司马迁“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筰、昆明”而作的《史记·西南夷列传》[38]，可以称得上是首倡之作。《史记·西南夷列传》所描述的西南夷族群及其地理空间、生计模式，以及汉武帝对西南夷的开拓与治理举措，生动体现了在汉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缔造的伟大进程中，各民族共同开拓祖国西南疆域、共同书写中国历史的光辉篇章。

近世对西南夷的学术研究，关注者多矣。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三大领域，从文献梳理到田野考古发现，再到民族志书写，学术积累深厚。方国瑜、任乃强、刘琳、冯汉骥、蒙文通、费孝通、童恩正、尤中、宋蜀华、王明珂……一代又一代学人，有的从“早期汉族移民”入手，有的以“西南夷考古”为对象，有的以“走廊研究”为线索，有的以“西南区域研究”为出发点，在深度和广度上，把西南夷研究不断推向前进。

以西南夷为对象的研究，涉及诸多学科。我们从综合性视域出发，力求梳理出西南夷研究的基本学术问题。

（一）对西南夷的整体认知

这是方法论或者说是理论问题，同时也是研究范式问题。首先要认识到随着时间的改变，西南夷的空间范畴与包含的族群是动态发展的，因此要历史地看待西南夷的空间与族群。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内地—边疆”和“中心—边缘”常与“华夏—四裔”相对应。诸如此类的概念，表面上看起来是地理、族群范畴，实则是文化概念。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心与边缘总是此消彼长，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不可分割的共同体。

疆域变迁带来的空间转换，使内地与边疆一直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具体来说，三代时期，夏、商、西周王朝直接统治的王畿是内地，周边的方国是边疆。春秋战国时期，诸夏所居是内地，四裔所在为边疆。白云翔指出，秦汉时期，尤其是汉武帝时期，对周边地区大规模开拓与经略，从岭南到朝鲜半岛北部，从西南夷到西域大地，都先后进入到汉帝国的政治版图之中。在边郡制度、汉族移民、汉文化影响下，四裔之地迅速汇入到大一统帝国体制之内、中华文化之中[39]。汉代大一统帝国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广袤疆土的基础；“华夏”与“蛮夷戎狄”的接触、交流与融合，最终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四裔边地”成为土著族群与“秦民”“汉人”共同居处的疆土。因此，“边疆研究”既要关注土著族群及其文化，同时要研究移居边疆的汉人群体，以及汉文化、内地礼俗对边疆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贡献与影响，研究各民族在边疆地区的交往交流交融。

方国瑜先生有关中国西南的整体性论述给我们重要启示，这就是：今天我们研究历史时期中国西南文化、行政建置，或者族群演变，应该从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出发，明了从“西南夷”到“中国西南”的发展逻辑。考古发现、历史研究、民族研究在内的学术探讨，不能简单地从当下行政单元出发，要突破地域研究“分块包干”式的研究范式，即不能以当下的行政区划，把西南夷变成碎片化的、画地为牢式的“分区研究”，而应以长时段、大视角的历史方法论来探讨西南夷相关问题，从区域研究着眼，才能正确理解中国西南边疆的历史与文化，正确理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内在逻辑。

本书的方法论或者说是研究范式，首先是站在历史的维度，把西南夷视为整体进行思考与探讨。其次是以考古人类学方法，对近百年来西南夷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进行解读，理解、阐明器物背后的社会文化意义，目标是揭示汉代经营与治理西南夷的历史情境下，汉族移民、汉式器物、汉文化、内地礼俗对西南夷社会发展的作用与影响，以及西南夷融入大一统政治制度、汉文化体系之后，该地区的政治设治、族群结构与文化特色。

（二）西南夷族群及其土著文化

战国至秦汉时期，西南夷族群创造了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青铜文化。汉武帝开拓西南夷以来，汉文化、内地礼俗随着汉族移民传入西南夷社会，土著族群与汉族移民、土著文化与汉文化接触、交流与互动，成为西南夷社会发展的主轴。时光虽已远去，两汉时期开拓西南夷的历史足迹仍依稀可见。史籍、文物古迹、考古发现，还有地方社会历史记忆都保留着那个时代的踪迹。

《史记》、两《汉书》之《西南夷列传》，以及《华阳国志》与《三国志》等文献，对于西南夷的记载，虽互有详略，但彼此印证，总体上能够勾画出战国至秦汉时期西南夷族群的基本样态。

文献记载之外，考古发现能够为学术界展示更加丰富、生动的文化样貌，以器物、图像等“物象”形式，再现西南夷土著族群的文化。近百年来，“西南夷考古”不断取得新成果，西南夷土著族群与相关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关系逐渐明朗化。譬如徙、筰、冉駹、白马等族群与石棺葬文化；邛都夷与大石墓文化；滇国与滇文化；夜郎与黔西滇东青铜文化等等，均已为学界所公认。西南夷考古揭示了西南地区土著文化的发展序列，以及各地理单元之间的文化关系，厘清了西汉武帝设置“西南夷七郡”之前的当地族群及其文化样态。

（三）汉代对西南夷的设治及其变迁

汉代西南夷社会发展的起点在哪里？这就是战国至秦汉时期西南夷族群及其文化，它是汉武帝在西南夷进行政治设治与文化教化的历史起点。从国家层面来说，这是汉代大一统多民族国家发展的一部分；就西南夷区域社会发展而言，这是“多元一体入华夏”伟大实践的开端。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汉族移民发挥了重要的、深远的作用与影响。

《汉书·地理志》中，西南夷与全国其他地方一样，是汉王朝治理下的郡县。西南夷设治，始于西汉武帝时期。汉武帝以巴蜀四郡为基础，经营“巴蜀以西以南”的广阔地域，先后设置犍为等七郡[40]。彼时，西南夷七郡与巴蜀四郡同属益州刺史部。《史记》“集解”引徐广注说，西南夷七郡是“犍为、牂柯、越嶲、益州、武都、沈犂与汶山”[41]。这是西汉以西南夷部族社会为基础，“即其部落列置郡县”而设立的“新郡”。它奠定了此后两千多年中国西南边疆发展的政治基础。

西南夷的设治是一个变迁与发展的过程。《史记·西南夷列传》说：“南越破后，即汉诛且兰、邛君，并杀筰侯、冉駹皆振恐，诸臣置吏。乃以邛都为越嶲郡，筰都为沈犂郡，冉駹为汶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42]其中沈犂、汶山与武都三郡在“蜀之西”，武都郡虽然设治较为稳定，但“地杂氐羌，近天水”，后来被划入凉州刺史部；沈犂与汶山两郡，则改置为广汉属国与蜀郡属国[43]。因此，“蜀之西”地区的政治设治与部族治理，更多地与蜀郡、广汉、天水诸郡相联系，而与西南夷其他地区相疏离。西晋时期，晋灼作《汉书集注》时指明“南夷谓犍为、牂柯也。西夷谓越嶲、益州”[44]。此时的“西南夷”已不再包括沈犂、汶山、武都三郡之地。

犍为、牂牁、越嶲、益州四郡在“蜀之南”[45]。据《史记·西南夷列传》相关记载，建元六年（前135）通夜郎，分蜀郡设置犍为郡；元鼎六年（前111），平南夷为牂牁郡，以蜀南部都尉所辖邛都夷设置越嶲郡；元封二年（前109），平滇国为益州郡[46]。《汉书·地理志》说“益州郡，武帝元封二年开”，应劭注：“故滇王国也。”[47]同书又载：“犍为、牂柯、越嶲，皆西南外夷，武帝初开置。民俗略与巴、蜀同。”[48]后来，益州郡设置西部都尉，东汉时改置永昌郡；犍为郡设置南部都尉，蜀汉改置朱提郡。三国时期，诸葛亮平定南中之乱后，调整郡县建置，以庲降都督统领“南中七郡”。从两汉到元代，西南夷作为一个整体，属于王朝体制下同一行政单元[49]。两千多年来，西南夷郡县建置沿革不断发展与演化。对于此问题的考释、讨论与研究，是西南夷基本学术问题之一。

（四）汉族移民文化研究

汉族移民、汉式器物与内地礼俗，对于汉代西南夷社会发展起到关键作用。对于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不仅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还有明确的实践意义。以物质文化，即汉式器物的研究为例，早在战国时期，汉式器物即已输入西南夷。自西汉中期开始，西南夷土著文化墓葬中的“汉式器物”，如秦汉钱币、汉文印章、铜镜、弩机、斗、釜、甑、洗、盘、熏炉、鍪、钟、漆杯、灯具等大量出现，有的器物还带着郡望、纪年铭文，譬如晋宁河泊所遗址出土始元四年（前83）木牍，江川李家山出土“河内工官”弩机，贵州清镇汉墓出土元始三年（3）广汉郡、蜀郡工官漆耳杯等。汉式器物，是汉文化传入西南夷地区的考古学证据。此类汉式器物出土较多，地点遍及西南夷各大区域。文化地理学认为，文化事象的扩散，是由于初始承载者人口迁移造成的，即由他们从发源地带到了新的居住地，进行推广与扩散[50]。西南夷发现的汉式器物，正是早期汉族移民从其发源地——巴蜀、关中等地区，带入西南夷并流传的产物[51]。对于汉式器物的研究，理应透物见人见事，理解器物背后的社会生产、人群流动与文化意义。此项研究无论对于汉代考古学，还是两汉时期中国西南边疆的开拓与治理研究，均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与意义。

（五）西南地域文化研究

一般认为，自然地理状况、族群迁徙与交流以及政治设治，是影响地域文化形成与发展的主要因素。白云翔指出，战国至秦汉时期西南夷社会历史的发展，以汉武帝开西南夷为界，可分为“前郡县时期”和“汉郡县时期”两个发展阶段。前者彰显的是当地土著文化的发生、发展及其同邻近地区的交流与联系，而后者强调“汉化”进程、土著文化与汉文化的互动以及同域外的联系[52]。张勇以汉代西南夷属国为例，讨论了西南夷土著文化与汉文化两个系统接触、交流、融合的历史过程：西汉以来，两者长时段地并存发展；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汉文化逐渐取得优势地位，土著文化渐趋衰退；东汉中晚期至汉末，整个西南夷地区的土著文化基本消失，汉文化成为主流文化[53]。两种文化的消长变迁，生动地揭示了汉族移民、汉文化促进西南夷政治、族群、文化变迁的过程。

西南夷汉式墓葬始于西汉中晚期，盛于东汉，厚葬之风一直延续到六朝，甚至是隋末唐初。西南夷汉式厚葬礼俗流行时间比中原、巴蜀地区更长（东汉末，内地厚葬之风急剧衰退；巴蜀厚葬之风，在蜀汉时期基本消失）[54]。正是汉文化、内地礼俗的持续影响，使西南夷土著文化成功转型为融汉代内地文化礼俗与西南夷土著文化为一体的“西南地域文化”，奠定了中国西南社会发展的文化基础。西南地域文化最重要的特征，是流行干栏式瓦屋顶建筑的住屋，普遍使用朱提堂狼铜器等西南青铜器，墓葬中随葬摇钱树、陂塘水田模型、早期佛教造像、胡人吹箫俑、鸟负罐等器物组合。上述器物不见或罕见于中原地区，是“西南器物”，这是汉代考古中应该重视的地域文化特征。

有关西南夷研究的学术问题较多，以上所列，仅为作者一孔之见、一得之议。汉代文献中常常用“夷汉歌咏”表达西南夷社会的人心与民意，描绘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夷汉乐居共处的美好图景。本书的研究，努力从汉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缔造与发展的高度、深度与广度出发，围绕西南夷研究的基本学术问题，深入呈现、诠释、理解西南夷社会的政治设治、族群变迁与文化发展逻辑。

总之，从西汉武帝时期到东汉中晚期，经过两百多年的经营与治理，西南夷不仅完全融入到中华一体之中，而且形成了特色鲜明的西南地域文化。西南夷土著文化与汉文化的互动，西南夷土著族群与汉族移民的交往交流交融，西南夷在中国西南对外交往中的作用，乃至整个西南夷社会的发展与变迁，就是我们关注的议题。用事实呈现西南夷融入汉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过程，就是本书的学术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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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晋〕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85页。如无特别说明，本书引用《华阳国志》文字均出自此本。

[2] 〔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注：《后汉书》卷八六《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2860-2861页。

[3] 童恩正：《近年来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战国秦汉时代的考古发现及其研究》，《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李东红：《边疆考古的民族视角与范式思考》，《民族研究》，2008年第4期。

[4] 〔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2991页。

[5] 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华书局，1987年，第1页。

[6] 蒙文通：《巴蜀史的问题》，《四川大学学报（社科版）》，1959年第5期。

[7] 西汉十三部刺史，即扬州（东南）、荆州（正南）、豫州（河南）、青州（正东）、兖州（河东）、凉州（正西）、幽州（东北）、冀州（河内）、并州（正北）、益州（西南）、朔方、交州、徐州，各郡分属之。十三部，其中有益州部，与益州郡同名。参见〔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中华书局，1962年，第1543页。

[8] 《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第128、141页。

[9] 参见《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第3044页。

[10] 童恩正：《古代的巴蜀》，重庆出版社，2004年（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初版），第67页。

[11] 叶成勇：《战国至秦汉时期南夷社会考古学研究》，文物出版社，2019年，第7—8页。

[12] 《后汉书》卷八六《西南夷列传》，第2844页。

[13] 刘弘：《巴蜀文化在西南地区的辐射与影响》，《中华文化论坛》，2007年第4期。

[14] 《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第2993页。

[15] 杨勇：《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考古学文化研究·白云翔序》，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Ⅰ—Ⅴ页。

[16] 〔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黄怀信整理：《尚书正义》卷一一《牧誓第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18页。

[17] 《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第1645—1646页。

[18] 童恩正：《近年来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战国秦汉时代的考古发现及其研究》，《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

[19] 《史记·秦本纪》“索隐”云：“蜀西南夷旧有君长，故昌意娶蜀山氏女也。其后有杜宇，自立为王，号曰‘望帝’。《蜀王本纪》曰：‘张仪伐蜀，蜀王开战不胜，为仪所灭也。’”（《史记》卷五，第207—208页）

[20] 刘弘：《巴蜀文化在西南地区的辐射与影响》，《中华文化论坛》，2007年第4期。

[21] 《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第2991页。

[22]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316页。

[23] 尤中：《汉晋时期的“西南夷”》，《历史研究》，1957年第12期。

[24] 童恩正：《我国西南地区青铜剑的研究》，《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

[25] 《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第3046—3047页。

[26] 《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第6页。

[27] 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第1页。

[28] 《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第73页。

[29] 《汉书》卷九五《两粤传》，第3847页。

[30] 《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第128页。

[31] 《后汉书》卷八六《西南夷列传》，第2854页。

[32] 江应樑：《明代外地移民进入云南考》，《云南大学学术论文集》第二辑，1963年。

[33] 《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第247页。

[34] 汪宁生：《云南考古》，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17页。

[35] 〔梁〕萧子显撰：《南齐书》，中华书局，1972年，第303页。

[36] 周群：《世界历史进程中的西方汉学研究——以鲁惟一为个案的考察》，《东岳论丛》，2016 年第7期。

[37] 〔英〕崔瑞德、〔英〕鲁惟一撰，杨品泉等译：《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27页。

[38] “筰”，《史记·西南夷列传》作“笮”；《汉书·地理志》《西南夷传》、《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写为“莋”；《华阳国志》称“筰”。笮、莋、筰当为汉字对当地同一民族语的记音，用字不定，但意义相通。其义如《元和郡县图志》所说“夷人于大江水上置藤桥谓之筰”。本书除引用原文外，统一写为“筰”。

[39] 杨勇：《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考古学文化研究·白云翔序》，第Ⅰ—Ⅴ页。

[40] 《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第2996—2997页。

[41] 《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第2998页。

[42] 《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第2997页。

[43] 《后汉书》志第二十三《郡国五》，第3514—3516页。

[44] 《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第3047页。

[45] “牂牁”二字，史籍有时作记作“牂柯”。本书除引用原文之外，统一为“牂牁”。

[46] 《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第2994—2996页。

[47] 《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第1601页。

[48] 《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第1646页。

[49] 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第1页。

[50] 周尚意、孔翔等：《文化地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77页。

[51] 郑朝彬、吕幼樵：《汉代中原文化在贵州的扩散》，《贵州民族研究》，2013年第4期。

[52] 杨勇：《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考古学文化研究·白云翔序》，第Ⅰ—Ⅴ页。

[53] 张勇：《汉代西南属国考古学文化变迁及相关问题研究》，《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17年第4期。

[54] 罗二虎：《四川汉代砖石室墓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200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