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川南滇北僰人文化

“僰”是西南夷古老的族群，最早记载“僰人”的文献史料，见于《吕氏春秋·恃君览》：“氐、羌、呼唐、离水之西，僰人、野人、篇笮之川，舟人、送龙、突人之乡，多无君。”[4]指明“僰人”为西南夷族群之一。

《史记》《汉书》《后汉书》都有僰人的记述。《华阳国志·蜀志》说：“建元六年（前135），分蜀、广汉置犍为郡。”[5]《汉书·地理志》所列犍为郡属县以“僰道”为首[6]。《说文·人部》对“僰”的解释是：“犍为蛮夷，从人，棘声。”[7]

《华阳国志·蜀志》“僰道县”条记载：“高后六年置，治马湖江会。水通越嶲，本有僰人，故《秦纪》言有僰童之富。汉民多，渐斥徙之。”[8]

“道”是汉代在边远地区设置的县，所谓“（县）有蛮夷曰道”[9]。前引《汉书·地理志》“僰道”应劭注说：“故僰侯国也。”指的就是周秦时期的“僰人国”，其地在汉代犍为郡，今川南、滇东北地区。

《元和郡县图志》卷三一《剑南道上》“戎州”条：

禹贡梁州之域，古僰国也。初，秦军破滇，通五尺道，至汉武帝建元六年，遣唐蒙发巴、蜀卒通西南夷自僰道抵牂柯，凿石开道，二十余里，通西南夷，置僰道县，属犍为郡，今州即僰道县也。[10]

汉代犍为郡在今四川彭山以南至云、贵北部一带，这里是“僰人”的主要分布区。任乃强先生说，僰人是“能操汉语之少数民族”，在周秦时期，广泛分布于青衣以南、氐筰以东、巴楚以西广大地区[11]。到晋代，当地的“僰人”一部分逐渐被汉化，一部分则可能向南迁徙而融入到其他民族群体中[12]。童恩正认为，春秋时期开明氏统治蜀国时代，今川南地区的僰族，已然臣服于蜀，在蜀的影响下，经济社会有了长足发展。秦灭巴、蜀以后，僰人“慕义来宾”，接受更多、更深的中原文化。随着中原地区的移民向僰人居住区迁徙，僰族的一部分逐渐与中原移民融合，而另一部分则向南移居。因为秦灭巴蜀之后，川南的僰族社会经济得以快速发展，所以秦汉时期通西南夷均以“僰道”为出发地；而司马迁在书写《史记·西南夷列传》时，也就没有再将这一地区的僰人单独叙述[13]。言下之意，司马迁已然不将“僰人”视为“土著夷人”了。

学术史上，僰人或者僰族的文化，往往被联系到此区域内的“僰人悬棺”。此种联系显然是不妥当的。林向认为，目前所知最早记载“叙南悬棺”的是北宋《太平寰宇记》卷八八《剑南东道七》“泸州风俗”条：“其夷僚与汉不同……巢居岩谷，因险凭高，着斑布，击铜鼓，弄鞘刀。男则露髻跣足，女则椎髻横裙。夫亡，妇不归家，葬之崖穴。”[14]北宋时今云南昭通一带是与乌蛮交界的“叙州领羁縻州”及“泸州领羁縻州”地，此地早已没有“僰人”的踪迹，流行崖葬习俗的是“夷僚”的“僚人”而不是“僰人”或“乌蛮”。元初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载：“土僚蛮在叙州南，乌蒙北皆是，男子及十四、五即左右击去两齿，然后婚娶，人死则以棺木盛之，置之千仞巅崖之上，以先坠为吉。”一样确认“叙南崖葬”属于“僚人”而不是“僰人”。因此，川滇间“僰人悬棺”于史无证，它是套用清代叙南某些地方志的讹传而成的错误说法，悬棺与僰人无关[15]。

那么僰人的考古学文化是什么呢？战国晚期至西汉初，今川南一带，即汉代犍为郡之地，主要的考古遗存是属于巴蜀文化系统的土坑墓。其随葬器物除巴蜀文化常见的铜器、陶器外，汉文化、楚文化等外来文化因素较多，说明这些墓葬的主人和中原、荆楚等地区关系密切[16]。因此，今四川南部战国至秦汉时期的土坑墓遗存所代表的犍为僰人文化，具有明显的汉文化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