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西南夷的汉族移民

秦汉以来，内地人民通过各种途径，不断迁徙至边地，此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初期人口迁徙的基本趋势。《汉书·高帝纪》说：“粤人之俗，好相攻击，前时秦徙中县之民南方三郡，使与百粤杂处。”[28]《汉书·两粤传》说：“秦并天下，略定扬粤，置桂林、南海、象郡，以适徙民与粤杂处。”颜师古注曰：“适（適）读曰谪。谪有罪者，徙之于越地，与其同土人杂居。”[29]

《华阳国志·蜀志》记载：

周赧王元年，秦惠王封子通国侯为蜀侯，以陈壮为相。置巴、蜀郡，以张若为蜀守。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三年，分巴蜀置汉中郡。[30]

汉代开始，巴蜀四郡与关中、内地人民，以治道、从军、戍边、屯田、商旅等途径进入西南夷。西汉武帝设置沈犂郡，后又废郡，将其并入蜀郡而“置两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汉人”[31]。汉武帝以前，西南夷的居民只有土著族群；自汉武帝时期开始，随着新移民不断迁入，汉族成为西南夷的新居民，汉族移民与西南夷土著族群彼此大杂居小聚居，西南夷从此成为“夷汉”共有的家园。

西汉中后期以来，有关西南夷族群的记载中，开始出现“夷汉”“民夷”对举的称谓，“夷”为当地土著的泛称，“汉”与“民”为落籍的汉族移民。相关的记载，多见于《华阳国志》《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三国志》等史籍。

蜀汉时期有关西南夷的著述，凡提到地方人民，常是“民”“夷”并举，可知当时内地人民移入定居的已经不少[32]。晋代，“夷汉”演变为“夷晋”[33]。南北朝时期，刘宋称当地族群为“宋夷”[34]；《南齐书·州郡志》“宁州”条所称“齐民”[35]，则指萧齐之民，当然属于汉族移民。

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缔造之初的秦汉时期，秦民、汉人即已迁入西南夷生活，成为当地的常住居民。此过程一直延续到魏晋时期。因此，自秦汉以来，西南夷就形成“夷汉”大杂居小聚居的族群分布格局。汉晋时期迁入“西南夷”的汉族移民，被称为“早期汉族移民”，以区别于唐宋元明清时期迁入的汉族移民。早期汉族移民由“寄籍变土著”之后，完全融入到当地土著族群之中，这是后世西南少数民族多有汉族祖源叙事的历史渊源，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在西南边疆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根基。

不可否认，有关西南夷的学术研究中，以往较多地关注土著族群的历史与文化，而对于区域内的“汉族研究”着墨不多。事实上，秦汉以来，特别是汉武帝开拓、经营西南夷以来，以“汉式器物”与“内地礼俗”为代表的汉文化，随着边郡制度、汉族移民进入西南夷。两汉时期，土著族群与汉族移民、土著文化与汉文化的接触、交流、融合成为西南夷社会发展的主题。在此历史进程中，汉族移民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是郡县制度的捍卫者，汉文化与内地礼俗的传播者，民族融合的践行者。正是在汉族移民与西南夷土著族群交往交流交融历史洪流的推动下，汉代西南夷社会在政治制度、族群结构、文化模式、器物生产、经济发展、宗教信仰各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从考古学的视域观察，秦汉以来，西南夷就存在两种类型的文化，即“西南夷土著青铜文化”与“汉族移民文化”，两种文化接触、交流、融合的过程，就是西南夷社会从“四裔边疆”成为汉朝郡县的过程，是汉文化逐渐成为西南夷主体文化的过程。

汉武帝时期以来，汉族移民开始成规模地迁入西南夷地区，历经两百多年的发展，到东汉中后期，西南夷已然是汉朝统治下夷汉共处的郡县之地。汉代实行“坟墓相从”制度，为徙边移民建房立坟，而“汉墓”及其所反映的丧葬礼俗，是汉族移民重要的文化遗存。西南夷土著葬俗的“汉化”则反映了汉文化与内地礼俗对当地社会文化的深刻影响。

汉魏六朝时期的汉式墓葬“梁堆”——砖室墓遗迹，是西南夷考古工作中绕不开的话题。此类墓葬地表有高大的封土堆，墓葬结构与丧葬礼俗具有浓厚的汉文化特征，它们与当时巴蜀地区，甚至与关中、荆楚地区有明显的相似、类同性，属于典型的汉式墓葬。

秦汉史研究中，以墓葬为代表的考古发现具有特殊的意义与价值。墓葬作为神圣空间，其随葬器物及组合的意义，无一不昭示那个时代的信仰与思想。英国汉学家鲁惟一（Michael Loewe）在《汉代的信仰、神话和理性》等系列著作中，以秦汉考古发现，尤其是非文字考古物证，讨论汉代宗教及其知识生产，包括汉代人们对未知领域的信仰、对自然的解释以及对人的看法。鲁惟一认为，秦汉时期，信仰的力量使皇权实现了从依赖武力到依靠信仰、从通过军事力量到借助宗教思想进行治理的转型[36]。毫无疑问，汉代风俗与信仰，成为支持、维护汉帝国大一统体制的重要力量。在边远的四裔之地，这样的力量就是凝聚华夷，实现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繁荣与发展的文化力量[37]。进一步说，汉代不仅形成了汉族与汉文化，推动了汉人汉文化与四裔边民的接触、交流与融合，形成“华夷杂处”，夷汉大杂居小聚居的多民族共居格局，更重要的是拓展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空间，奠基了影响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方向的政治制度、文化思想与宗教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