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何为西南夷？

“西南夷”属于动态的历史概念，它的内涵随着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不断变迁与演化。“西南夷”一词最早出现于战国之际，在当时“华夏”与“蛮夷戎狄”“五方之民”共处天下、同居四海的天下观中，处在“诸夏”西南方的诸多民族群体被视为“西南夷”[3]。

按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所指，汉代西南夷是“巴蜀西南外蛮夷”的总称[4]。此后，它从族群概念演化为地理范畴，由于政治设治而成为行政区域。后世中国西南之称，即源自汉代的西南夷[5]。西南夷社会历史发展，是汉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南夷研究，是汉代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更是西南区域研究中受到高度关注的基本学术问题。

（一）西南夷概念的提出

秦统一六国之后，以巴蜀四郡为基础，开始经略西南夷[6]。汉代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关键时期。汉承秦制，在全国设立十三州（部）刺史，全面推行郡县制度[7]。汉初，由蜀郡分置广汉郡，同时设置蜀郡南、北、西三部都尉[8]。汉武帝时期，积极开拓、经营四裔之地，其间北伐朝鲜，西征匈奴，略康居，定西域，东征闽越，南略西南夷[9]。正是在汉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大潮中，“西南夷”第一次出现在《史记》之中。可见，西南夷是以秦汉蜀郡为中心的一种视角，它是地理、族群、文化与行政的复合概念。秦汉以前，这一区域内的族群及其文化，彼此之间就有着密切的相关性，发展出具有共同性的区域文化。汉代设置“西南夷七郡”，奠定了该区域政治设治的基本格局，从此“巴蜀以西以南”就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体制内的一个行政区域，或者说是政治地理单元。在《汉书·地理志》之中，西南夷与全国其他地方一样，都是汉王朝治理下的郡县之地。

西南夷有“西夷”与“南夷”之分。《史记》、两《汉书》之《西南夷列传》，大致以筰、徙、冉駹、白马为西夷，以僰、夜郎、滇为南夷，而嶲、昆明、叶榆、邛都介于“西夷”与“南夷”之间，或属南夷，或属西夷。

“西夷”的空间范畴较为广阔，主要包括“蜀之西”即今天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雅安地区、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向北延伸至甘南武都地区，向西包括藏东地区，向南涵盖金沙江流域的滇西北、川西南部分地区，这一区域的族群，主要是徙、筰、冉駹、白马等群体[10]。汉武帝时期，在此区域设置汶山、沈犂、武都三郡。

“南夷”地区大致在今四川南部、云南东部与贵州西部，以川南黔西滇东北为主体，包括两汉时期的犍为郡、犍为属国（朱提郡）、牂牁郡大部和益州郡的一部分[11]。此区域内主要的族群，以僰、夜郎、滇为主体。

嶲、昆明、叶榆、邛都夷等族群介于“西夷”与“南夷”之间，地理上包括金沙江中游、洱海区域，相当于今天四川西南部的凉山彝族自治州与云南西部地区。汉代在此区域设置越嶲郡、益州郡与益州西部属国（永昌郡）。

《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说：

西南夷者，在蜀郡徼外。有夜郎国，东接交阯，西有滇国，北有邛都国，各立君长。其人皆椎结左衽，邑聚而居，能耕田。其外又有嶲、昆明诸落，西极同师，东北至叶榆，地方数千里。无君长，辫发，随畜迁徙无常。自嶲东北有莋都国，东北有冉駹国，或土著，或随畜迁徙。自冉駹东北有白马国，氐种是也。此三国亦有君长。[12]

“西南夷者，在蜀郡徼外”一句特别重要。西南夷是以蜀郡为中心的一种地理视角，同时也是政治视域。秦汉以来，西南夷社会的发展始终离不开蜀郡的支持，这是中国西南边疆历史发展的基本逻辑。

（二）西南夷有完整的区域文化发展谱系

如前所述，西南夷位于青藏高原东缘，自然地理包括了康藏高原、云贵高原的大部分地域。从现代行政区划而论，它以云南为主体，包括滇、川、藏、黔、桂、陇六省区相邻、交汇的广袤地理空间，是从西方、南方围绕四川盆地的“半月形纵深地带”。

西南夷突出的地理现象，是拥有大量被当地人称为“坝子”的山间盆地与河谷，它是西南夷族群与文化发生、发展的自然地理单元。坝子的基本特点是四周群山环绕，中部是较为平坦的土地，其中有河流与湖泊。坝子内气候温和，土壤肥厚，水源充足，适宜人类生产与生活。考古发现证明，在生命起源、人类起源、文明起源的几个重要阶段，西南夷坝子中都留下了重要的遗迹与遗物。譬如，云南澄江寒武纪动物化石群，是寒武纪地球生命大爆发的遗迹；元谋猿人则是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代表。新石器时代，在这些地理单元内普遍分布着文化遗址，并形成若干相互独立、文化个性突出、彼此差异明显的文化类型。青铜时代，西南夷土著文化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共同特征，说明各地理单元之间的文化交流不断加强[13]。

先秦时期，西南夷形成了诸多既有联系，更有自身特点的部族及其文化，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化版图上，它还处在中原之外的“四裔之地”。秦并巴蜀后，虽然西南夷“诸此国颇置吏焉”[14]，但仍然是秦帝国的西南徼外。汉武帝时期，随着汉王朝大规模开拓行动并设置郡县，西南夷成为汉帝国的郡县，在大一统制度下，其社会历史和文化都得到了跨越式发展[15]。

（三）西南夷的内涵因时而异

先秦时期，西南夷包括巴蜀，《尚书·牧誓》说：

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逖矣，西土之人……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

《牧誓》所列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八部，其中有族名，亦有国名。孔颖达“正义”曰：“八国皆蛮夷戎狄属文王者国名，羌在西，蜀、叟、髳、微在巴蜀，卢、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汉之南。”孔颖达称“八国”为西南夷：“此八国并非华夏，故大判言之，皆蛮夷戎狄属文王者国名也，此八国皆西南夷也。”又说：“汉世西南之夷，蜀名为大，故‘传’据蜀而说。”[16]巴蜀属于西南夷，而且是西南夷中最有影响者，应该是先秦时期的普遍认知，因此《汉书·地理志》说：

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南贾滇、僰僮，西近邛、莋马旄牛……武都……及犍为、牂柯、越嶲，皆西南外夷，武帝初开置。民俗略与巴、蜀同，而武都近天水，俗颇似焉。[17]

秦灭巴蜀之前，从关中、陇西视角出发，西南夷包括巴、蜀两大族群及其所在地域。秦灭巴蜀，并置巴、蜀、汉中、黔中四郡之后，巴人与蜀人很快与迁入的“秦民”融合，“巴蜀之地”与“巴蜀之民”已然不再属于西南夷的范畴，彼时西南夷已经专指“巴蜀以西以南”的族群及其活动地域[18]。

《史记·秦本纪》记载：

（秦惠文君）九年（前316），司马错伐蜀，灭之。[19]

秦灭巴蜀后，巴蜀文化很快融入中原文化之中，巴蜀成为汉文化的重要流行之地[20]。西汉时期，文献所称的西南夷已经不再包括巴蜀之地，也不包括巴蜀之民，譬如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记录其为“巴蜀西南徼外蛮夷”[21]。

《史记·项羽本纪》记载说，在秦汉之际，项羽封刘邦于汉中时，有“‘巴、蜀道险，秦之迁人皆居蜀。’……‘巴、蜀亦关中地也。’故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之语[22]。

尤中指出，西南夷包括今云南全境，贵州大部，川西、川南与云南贵州接界的部分，川西北与甘肃接界的部分，广西与云南贵州相连的地带。在这一广大区域内，居住着众多的、不同的氏族和部落[23]。童恩正的研究常将“巴蜀”与“西南夷”并列，以此合称中国西南[24]。秦并巴灭蜀前后西南夷地理范畴、族群情况的变迁，真实地反映了战国至秦汉时期中国西南边疆的历史发展轨迹。

司马贞《史记·司马相如传》“索隐”称：“晋灼曰，南夷谓犍为、牂柯也。西夷谓越嶲、益州。”[25]说明在晋代人们的概念中，西南夷已经不再包括“蜀之西”的族群与地域。

（四）“中国西南”源于西南夷

近世中国西南概念，源自西南夷共同地域传统的形成。任乃强先生明确指出，中国西南包括巴蜀与西南夷两部分[26]。前面引述的《汉书·地理志》“巴、蜀、广汉本南夷”之语说明，在中原视域下，汉代以前，巴蜀之地属于西南夷的一部分。汉代将“巴蜀以西以南”的族群与地域视为一个整体，汉武帝在此区域设置“西南夷七郡”，这就是最初的“中国西南”。

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开宗明义说，大渡河以南、贵阳以西，自汉至元是我国一个重要的政治区域：两汉为西南夷，魏晋为南中，南朝为宁州，唐为云南安抚司，沿至元代为云南行省。各时期疆界虽有出入，而大体相同。明代贵州单独建省，并将金沙江以北割归四川省之前，西南夷一直属于一个统一的行政单位[27]。

明代以来，西南夷之地的行政设置累有变更，分属不同行政单位，最终演变为跨越今天滇、川、黔、桂、藏、陕、甘、渝等省（市、区）的格局。

中国西南起源于秦汉时期的西南夷，而西南夷是集族群、文化与行政建置于一体的复合概念，这是中国西南边疆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