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自从我来到这个世界，我就生活在一个女儿国。
母亲，姐，二姐，二姨妈，除了这些女儿国的主要成员之外，还有逢年过节常会来串门的表姐们。表姐们一个比一个漂亮，她们都长着大大的眼睛，皮肤都是白白的，黑眼睛白皮肤就好像是我们家族的徽记。表姐们都用旁人听不懂的家乡话交流，那清脆高亢、叽叽喳喳的乡音非常悦耳，犹如飞翔在我童年梦湖上的一群白鸽。很久以后我第一次听西方歌剧，竟然觉得耳熟，我确信，西方歌剧就像儿时表姐们的聒噪。
表姐们还会给我带来很多礼物。每次都让我心花怒放，但也给我增添不小的麻烦。表姐们给礼物之前，母亲总要让我叫人，这可难为我了。腼腆的我嘴唇嗫嚅老半天，嗓子仿佛哑了似的就是发不出声音，脸憋得通红通红，那时候母亲就很生气，连连摇头说：教也教不会，不知道像谁。
哥是这个家庭里除我之外的唯一男人。他在我的童年生活里给我留下了一个施暴的印象后便远走高飞了。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他去的地方叫新疆。新疆在哪儿？我没有概念。只知道那是很远很远的一个地方，跟外国一样。我们再见时互相都认不出对方。我长得和他一样的高，他呢，两鬓已堆雪。
很多事情你只有回过头去才能用释然的目光触摸它的真相。
我是奔跑进我家小院的，我的额上汗水涔涔。那年的春天姗姗来迟，我家小院里的那棵高大的无花果刚刚长出新叶。微风吹过，绿茸茸的嫩叶发出刷刷的声响。我跑到家门口，忽地凝然不动了：我看到小板凳上坐着一个男人。他垂头丧气的，脚旁放着一只泥迹斑斑的旅行袋，像一具被击毙的兽尸。
我后来才知道那会儿工厂普遍裁员，一直住在郊县化工厂的哥被辞退了。
“骆驼。”哥抬起头叫我。
他枯槁疲倦沮丧的面容一定吓着我了，我迟疑片刻——突然撒腿跑出了院子。
我这一跑仿佛是一种预兆，它预示着我和哥之间的没有情分，它也预示着以后发生的那件事是不可避免的。
在哥居家的那段日子里，常常有一拨一拨的青年男女来找哥。他们拉琴唱歌，然后一个个喝得酩酊大醉。哥一会儿拉手风琴，一会儿吹笛子，有时还会穿起长衫来唱戏。那时候，我就会神情腼腆地坐在屋角的小凳上，眼珠滴溜溜地左右转动，好奇地观察着这群载歌载舞的男男女女。
哥需要在母亲下班之前把屋子收拾干净。那些人一走，他可就忙坏了。扫地，搬椅，擦桌，洗杯——有人喝醉，他还得清光地上的呕吐物。我安静地坐在一旁，看着哥在短短的时间里手忙脚乱地做完这一切，心里不免有些幸灾乐祸的感觉。有一次，一个小伙子喝多了，躺在我家竹椅上睡得像死猪一样。母亲下班的时间临近，哥就和另外一个小伙子把那个醉汉从我家抬走，我提着那个醉汉的两只大鞋子跟在后面，一直跟到醉汉的家。回家的路上，哥叮嘱我不许将他们喝酒的事告诉母亲。
后来我告诉母亲了吗？我想是告诉了。
要不是后来发生那件事，哥就不会对我下手那么狠了。
母亲最恨不诚实的人。我从小受着这样的教育。当然，那时我还不懂得当一个告密者同样也是不光彩的。幸运的是，在我以后的生涯里，我说过假话违心的话，但我再也没有当过告密者。
那件事是怎样发生的？我已记不清原委了。我只记得几个孩子一起围攻我，揍我，然后他们以兔子一样的速度逃走了。受了莫大委屈的我不知怎么的平生一股蛮勇，拼命追击那几个攻击我的人。殊料，快速奔跑中，我不小心碰倒了一辆停在路旁的手推粪车，粪便汩汩地流淌出来。于是，我又遭到了推粪车人的辱骂和殴打。
那天我真是倒霉透了。我哭丧着脸回家，把事情经过告诉哥，原本是想在他那儿得到一些抚慰和同情，谁知碰上哥那天的心情也不佳，他听完我的哭诉后说：与其让别人打，还不如我来打的好。我以为哥说说而已，谁知他朝我走过来，脱下我的裤子，拿起一把扫帚，重重地揍了起来。哥一边打我，一边还不许我哭。
我懵了。我不明白事情怎么会变得如此糟糕。我是在听到二姨妈骂骂咧咧的声音，才敢放声大哭的。那次如果没有二姨妈我就惨了。二姨妈的灰矮房和我家仅一墙之隔，中间有一扇厚厚的大木门平时都上了锁的。那天二姨妈情急之中甚至都来不及找钥匙，她拿起一把劈柴的斧子，砰地砸掉了锁，然后她不知哪来的力气，猛地拉开了那扇咿呀作响的大木门，矮小的二姨妈像一头猎犬似的扑向哥，她奋不顾身一把夺下哥手中的扫帚，左手顺势就给了哥一个耳光。她愤怒的大嗓门夹杂着我的哭声，飞出我家院子，在小街的上空盘旋。
“你干什么？！”哥捂着脸大吼。他被二姨妈突如其来的袭击激怒了。
“坏坯子！我叫你打，我叫你打！”二姨妈毫不示弱，抢来的扫帚现在成了她的武器，她挥舞着扫帚冲向前，扫帚发出的声音噼噼啪啪清脆无比。
“你有病啊你这个死老太婆！”恼羞成怒的哥奋力去夺二姨妈手中的扫帚。二姨妈死死抓住扫帚不放，相持了几个来回，哥突然一松手，二姨妈踉跄后退了几步，扑通一下跌坐在地。
“好呀，坏坯子，孽种，你就是这样对待长辈的！”二姨妈坐在地上依然骂声不绝。
二姨妈的骂声似乎提醒了哥，他竟然把“长辈”搞到地上去了，但他怒气未消，朝二姨妈狠狠瞪了一眼，疾步走出了院子。
本来二姨妈应该见好就收就此罢休的，这样也就不会发生后来的那一幕。她看到哥转身离去，一定以为长辈的威严还在，她从地上勉力站起，扔掉那把断了柄的扫帚，她朝外追去的时候还看了我一眼，好像要去为我复仇似的宽慰了我一句：不要哭。我的二姨妈跑出我家小院的时候，很有想象力地随手抄起一根晾衣服的长长的竹竿，二姨妈把自己看成是为我出征复仇的武士，而那根竹竿就是长矛。
那天母亲下班走回家，远远地看到小街两旁的林荫道上被围得水泄不通，她费了好大的劲才挤进人群，然后踮起脚跟，她想看看到底是哪一国的元首破天荒地光顾我们的小街。她看到的是一幕奇异的场景：在夹道站立的人群起哄下，母亲首先看到她的大儿子从她眼前一阵风的掠过，没过多久，她的二姐气喘吁吁地也跑来了，她满头大汗，双手紧握一根长长的竹竿，像一名撑杆跳运动员那样朝前碎步跑去。不一会儿，母亲听到了鹊起的一阵欢呼声，她朝右侧望去，她看到我们家的竹竿腾空而起，呼啸着追赶着已跑向夕阳的她的儿子。二姨妈在人们的鼓励声中显得无比妩媚无比矫健，此刻，她已经从一名撑杆跳运动员变成了标枪运动员。
这一天对我来说却是铭心刻骨的。在短短的一个小时里我受了三重体罚。而最够得上级别的是哥对我的毒打。他几乎是使出了浑身的解数，他的伟绩就是在我的屁股上留下几大片几日不消的青紫肿块，使得我整整一个星期卧床不起。
我半侧身子躺在床上，觉得外面的世界不安全，而内部的世界也不可靠。
也许是这一天的刺激太深了，哥离开这座城市的时候我毫无感觉。我只记得，母亲抱着我挤进一所人山人海的学校，后面跟着我的两个姐姐，穿着绿色军大衣的哥在一辆大客车上探出身子朝我们拼命招手。那天更吸引我的是喧天的锣鼓声。汽车启动后驶出学校，母亲抱着我一直尾随着汽车。母亲红着眼睛对我说：“跟哥说再见。”但我什么也没说。嘈杂声锣鼓声对我很有利，它们的好处是可以让我蒙混过关。
如今想来，我当时那么记恨哥是没有道理的。他毕竟为我们家作了最大的牺牲。那时候我家的境况非常窘迫，靠母亲一个人的工资收入，是无论如何也维持不了全家的生活。母亲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才接受一日三次上门来的里弄干部的动员，放哥成行的。
母亲后来是后悔了。在她的晚年，让哥去新疆这件事，始终像阴影一样缠住她使得她永远也无法安宁。
这是六十年代初。我没记错的话，那时我五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