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打碗花
去资料室查阅资料，发现墟里村颇有些来头。该村前身是始建于一六八二年的驿站，旧时称北站，史书上有相关的记载。初始，北站有站丁三十人、站官一员，每个站丁拥地五垧、窝棚三楹，这个数字在驿站中属于富裕的。后来站丁眷属渐增，清末裁驿归邮，驿站全部改为民籍，北站正式更名墟里，墟里人被称为“站上人”。
沿江镇副镇长老毕和镇组织委员曹大姐陪我去墟里村报到。
老毕是个年逾五十的“地板干部”，在副镇长职位上已经干了六年，用他的话说就是蜡烛头已经不高了。因为做过多年民政助理，老毕对全镇十三个自然村的情况了如指掌。四十岁出头的曹大姐是个热心肠，脸色黑红，不施粉黛，与别的女性总是喜欢挎个坤包不同，曹大姐下村空着两手啥都不带，显得格外洒脱。后来我才知道，空着手下乡对自己是种很好的保护。
墟里村到镇上的距离大约十五公里，因为多半是山路，皮卡车开不快。路上，老毕指着沿途的山峦和溪流一一进行介绍。什么牛乐屯、奇克特、罕达气，听起来怪怪的，搞不懂具体含义，一问，才知这些地名都是鄂伦春语、鄂温克语的音译。相比之下我觉得墟里名字还不错，至少听起来有文化，让人想到陶渊明那首家喻户晓的古诗。沿途皆是森林，树木密实，有天然林也有次生林，树种以落叶松、柞树和白桦居多，间或还有椴树和杨树。植被如此，一看就不缺雨水。老毕说这些树都是大路货，最好的树是红松，墟里小龙山有大片红松原始森林，出产优质松子。
小兴安岭的山大都是连绵的丘陵，少有险峻的山势，路上基本不见峭壁巉岩，皮卡车好像在绿色浪谷里穿行一般，车子开上一座山冈，眼前豁然开朗起来：前面是一个长长的缓坡，白色的混凝土路蜿蜒着通向下面一座炊烟袅袅的村庄。老毕让司机停车，说要下车给我介绍一下。老毕说这里叫望江台，是墟里最佳观景处，近可鸟瞰墟里全貌，远能望见平缓的中俄界河黑龙江。老毕指着坡下的村庄说：“瞧吧，这就是墟里，全村三百零八户，户籍人口九百三十三口，村民中方、石两姓占七成，其他三成是齐、邵、金三姓。墟里人多才艺，喜欢吹拉弹唱的人特别多。”我暗暗佩服老毕的记忆力，作为副镇长，能把一座村子的情况记到个位数，这是很不容易的事。在这方面我特别佩服老雷，只要老雷讲话，嘴里总是能冒出一串串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的数字，听起来特专业。我问老毕为什么墟里喜欢吹拉弹唱的人多。老毕说当年驿站流人中有吴三桂大周朝教坊司的一个乐官，乐官不善劳作，站官便让他给站丁教习音乐，便带出了许多会吹拉弹唱的站上人，吹拉弹唱逐渐成为这里的风俗。曹大姐插话说这是一个好风俗，鼓乐爱好者多，赌博酗酒者就少，鼓乐对当地民风的淳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邻近的新生村就不行了，新生村比墟里村富裕，但村民多喜欢打牌九、搓麻将。
“赌是闲出来的，没事干只能做两件事：喝酒、赌钱。”老毕说，“不过墟里还好，墟里人瞧不起耍钱鬼。”
望着山下这座将要朝夕相处的村庄，我嗅到了一股香甜的麦香，我问山上怎么会有麦香。曹大姐说：“这是村民蒸馒头、烙面饼的味道，味道顺烟走，我们在高处，自然就闻得到。”
正是早炊之时，墟里上空的炊烟格外别致，我细数一下，炊烟竟有五色之分。一般来说，炊烟呈青白、土黄、灰黑三色应算平常，金、蓝两色却难得一见，能看到五色炊烟我感到十分幸运。站在望江台上我俯瞰墟里上空交织融汇的五色炊烟，很想吟诵点什么，但无论怎么搜肠刮肚也找不到贴切的语句来描绘此情此景。我从没有见过如此密集的炊烟，村里几乎家家户户的烟囱都有炊烟升起，没有一缕黑烟，没有含硫的黑烟说明村民没有烧煤。由满目炊烟我忽然想起了那首《又见炊烟》。记得大学毕业晚会上我就唱了这首歌，唱到“愿你变作彩霞，飞到我梦里”一句时，我脑海里出现了一幅炊烟袅袅的画面，那画面是虚幻的，从来没有在实景中出现。现在，眼前浓绿的底色、朦胧的晨雾、金色的朝霞，把炊烟烘托得恰到好处，仿佛是当年梦境的再现。我忍不住给老雷发了条微信：“您知道炊烟有几种颜色吗？”半天，老雷才回了一句：“应该是黄、白、黑三色吧。”我暗自笑了，原来见多识广的老雷，知识也有盲区。我告诉老雷，炊烟还有金、蓝两色，很美，像童话里缠绕不绝的雾气，升腾缓慢，极富感染力。老雷很快就回复说：“那不是炊烟的颜色，是阳光的折射。”放下电话我心里琢磨：“老雷说得没错，世界上所有的色彩都来自太阳，这是不得不承认的事实。”
我问老毕：“这里叫望江台，要是有座亭子多好，亭台一体才是。”
老毕说：“以前确实有座亭子，叫望江亭，后来毁掉了，齐大牙说亭子毁于一场大风。”
“齐大牙是谁？”我问得有些不礼貌。
老毕和曹大姐对视了一眼，曹大姐说：“他是墟里‘一金三老’之首，是位很有想法的老人。”
我不便多问，看了看手表自言自语：“都早上八点了才开始生火做饭。”
老毕笑了笑道：“村民一不用打卡上班，二不用下地出工，起来那么早也没事做。”
曹大姐靠近我耳边说：“人老病多，村老事多，你可要有点思想准备，这村子不让人省心呢。”
我心里咯噔一下，抬头看了老毕一眼，老毕粗粝的模样让人产生一种信任感。我反感男人过于精致，精致的男人溜光水滑，靠不住。老毕说：“农村嘛，哪能没有事，农村工作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协调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地的关系、人与庄稼的关系，至于其他，顺其自然就行。”他停顿了一下指着远处道：“你看到村东面那块大草甸子了吧，只要不动镰不动锄，那里的草会长得跟谷子一样好，要是胡乱折腾，草甸子就成了疤瘌头。”
“那个草甸子是不是都柿滩？”我脱口问道。
“都柿滩在江边古驿路上。”老毕说，“古驿路原本通向塔溪，后来被都柿滩隔断成了断头路。”
“塔溪是什么地方？”我对这个地名十分陌生。
老毕说：“塔溪过去也是驿站，后来变成林场，林场转型后发展成特色小镇，是全省小城镇建设的示范镇，在发展上扣了沿江一圈还不止。”
我上学时知道“扣圈”这个概念，就是领先的运动员在圆形跑道上超越其他运动员一圈以上。对被扣圈的运动员来说这是莫大的耻辱。老毕能这样说，足见塔溪的发展有多么快、多么好。
曹大姐接着她刚才的话说：“墟里村支书叫齐满囤，外号‘打碗花’，自上任始就没过好日子，原本是两个职务一身兼，没想到村委会换届落选了村主任，便心灰意冷不想再干，几次向镇里提出辞职，镇里也研究了，强扭的瓜不甜，正物色村支书呢，这当口你来了，你一来，镇里上下都松了一口气呢。”
“他怎么叫打碗花？”
“我也不知道，反正墟里村民都这么叫他。”曹大姐笑着说。
“我会努力的。”我嘴上这么说，心里却开始打鼓，我一个年纪轻轻的外来者能比土生土长的齐满囤强多少？
车开到村委会，村委会的铁艺大门被一条铁链子锁着。从齐胸高的红砖围墙望进去，可以看到村委会一排八成新的红砖瓦房，因为是办公用，房子比其他民宅要高大一些，房脊上有四只不同朝向的大广播喇叭。院门口有个硬覆盖小广场，广场周边有村务公开栏，广场东边有三棵枝叶稠密的老柞树，看上去有点像福禄寿三星。
老毕打了电话，不一会儿，齐满囤一路小跑赶过来，一边道歉一边打开铁锁，把我们让到屋里。齐满囤是个像受气包一样的中年汉子，背有些驼，额头和眼角的皱纹已经固化。老毕说：“满囤，把那三个人叫来开个会吧，我要宣布县里、镇里的决定。”齐满囤马上打了一通电话，过了十几分钟，老毕说的“那三个人”陆续来到村委会。这三个人其实是三个村委，有妇女主任方慧、会计石小东和治保主任石大奎。老毕宣布了镇里的决定，齐满囤不再担任村支书，其他人职务不变。让我感到奇怪的是，镇里的决定宣布完，齐满囤微驼的背忽然变直了，他笑着说：“谢谢，谢谢，我终于可以睡个囫囵觉了。”老毕让齐满囤表个态，齐满囤说他自己没本事，这些年像背着个碾盘，直不起腰，抬不起头，睡不着觉，隔三岔五尿黄尿，这下子好了，新书记年轻，又是省里来的，轻手利脚，没有七拐八绕的关系，一定能把墟里搞上去。老毕让齐满囤和我做好工作交接，同时强调当下最要紧的是换届，要选出一个让镇里放心、村民满意的村主任。
其他三人也都做了简短表态。老毕说：“墟里有个传统，那就是不欺生，你们要全心全意地支持新书记的工作，谁要是藏奸耍滑，丢的可是全墟里的人。”
老毕又交代了些生活上的事情，说吃饭的事就交给满囤负责，月月交伙食费，然后和曹大姐上车回去了。
村委会办公室最西边一间就是我的宿舍，这一点齐满囤做得不错，接到镇里通知后，他就为我安顿好了床铺和生活用品。方慧说我可以在他们四家轮着吃，当然满囤会做菜，他家的饭好吃，以前来的驻村干部都在他家吃饭。满囤也表态说，支书他当不好，当厨子肯定不差啥。我说一个人的饭好办，在厅里工作时也常常一个人煮面吃。
住在墟里当夜，听着窗外的虫鸣鸟叫，我一时无法入睡，便给老雷打了个电话，我说：“雷主任啊，欢迎您有时间来呼吸一下田野清新的空气，墟里很美，人也热情。”老雷说：“我不用去，农村那点事都在我脑子里呢。”我说：“您不来怎么知道？”他说：“你忘了有这样一句话吗？叫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
放下电话我有些疑惑：老雷的自信来自哪里呢？
来墟里前，老雷叮嘱我要先当学生后当先生，不要下车伊始就指手画脚，要先找些村里有影响力的人谈谈话。报到的第二天，我让方慧列个谈话名单，找几个有头有脸的人来谈谈话。后来我才知道，方慧为了不让我难堪，只找了四个性格平和的村民来谈话。其实，墟里真正有话语权的是“一金三老”。关于墟里的“一金三老”，有个顺口溜很能说明问题：“一金三老，墟里四宝。春夏秋冬，镇守四角。”这个顺口溜暗指四人是古村的压舱石，镇守着村之四方。“三老”是齐大牙、石国库和方大珍这三位年过七旬的老人。“一金”是金子，曾是扎根边疆的哈尔滨知青，也已经年近七十。很可惜，这次“一金三老”皆在谈话名单之外。那天我跟四个村民谈了话，前三个给我的印象是打不起精神来，虽然他们都介绍了一些情况，说了各自对墟里的期许，但哀叹之声太多。要知道，世上最耗精神的劳动就是与萎靡不振的人谈话，因为颓废会腐蚀人的神经。
让我注意力集中起来的是最后谈话的邵震天。
邵震天是十里八乡有名的喇叭匠，绰号叫“哨花吹”。方慧特意解释说这个“哨”可不是召耳“邵”，是“能哨”的“哨”。我一看到邵震天顿时就愣住了，此人太像郑高了，两人简直如孪生兄弟一般。邵震天穿件褐色夹克，两个眼袋托着两只黑曜石般的眼睛，亮晶晶的不输年轻人。他腰间横挎一只黄色旅行登山腰包，腰包精致，应该是个很潮的牌子。与我握手间他顺口撂出一句歇后语：“哎哎呀，被领导找来谈话，我简直喇叭倒着吹——乐掉腚了。”我被他的话逗笑了，心里琢磨“哨花吹”这个绰号，“花吹”是对喇叭匠功夫好的赞誉，“哨”在当地是能说会道的意思，比如鸟叫得好听，人们就说鸟会哨。一般来说，在农村有两种人多有绰号，一种是冒尖的人，另一种是窝囊的人。冒尖人的绰号大都与职业有关，比如“吴大拿”“冯快手”“宋一刀”等，说明专长在身，靠手艺吃饭；窝囊人的绰号则多戏谑，比如“白吃饱”“鼻涕虫”“懒汉腰”等。邵震天属于前者。后来与邵震天共事，我感觉到他被称为哨花吹算是实至名归，他天生带有幽默感，平淡无奇的一件事经他的嘴说出来，就像普通食材经过了名厨烹饪，变得色香味俱全。他还是歇后语天才，三句话不过就带上一句歇后语，若去电视台说脱口秀肯定圈粉无数。邵震天唢呐吹得出神入化，堪比专业演奏家。墟里人管唢呐叫喇叭，他不仅会用嘴吹，两只鼻孔也能各吹一支小喇叭。墟里周边各村谁家办红白喜事，都愿意花钱请邵震天去助兴。有人说，红白喜事人客旺不旺，就看哨花吹的喇叭响不响，很多人是为了欣赏哨花吹的喇叭才去的。
那天我和邵震天谈了很多，他有个离奇的观点让我印象深刻。他瞪着一双目光炯炯的眼睛说：“你知道吗？人人心里都盘着一条蛇，这蛇是活的，有时蜷成一团蛰伏不动，有时扭动腰身吐出血红的芯子来，这蛇靠人的心血养着，伺候好了，它呼呼大睡，伺候不好，它就会出来作妖，想做事，先遣蛇。”他讲这段话时，我下意识地揉了揉胸口，感觉心头有些不自在，好像真盘着一条小蛇似的。
我不愿意听他讲蛇，就问他在哪里学的唢呐，该不会是无师自通吧。邵震天说他师父是金爷，早已过世。金爷祖上是大周乐官，是站上人的鼓乐教师爷。可惜金爷好色，五十几岁就被掏空了身子，早早上西天极乐世界吹喇叭去了。邵震天说吹喇叭的人有点花心不是啥毛病，鼓捣锣鼓镲的人谁没有几根花花肠子。金爷活着的时候，镇上、县里文艺会演，墟里宣传队每次都能捧回奖状来，墟里最辉煌的荣誉是拿过地区文艺会演一等奖，导演就是金爷。墟里敲鼓、拉胡琴、吹笛子、玩手风琴的有几十个，只要有人张罗，组织个戏班子那是老太太甩鼻涕——手拿把掐。
墟里有这么好的音乐基础，这是一个好消息。
那天邵震天说的话可谓佳句迭出。比如他在谈到村民的欲望时说，百姓讨厌鸡飞狗跳，小人物只关心小日子；在谈到吹喇叭时他说，不靠谱的人吹不了喇叭；在讲到墟里的未来时他说，墟里就像一条没有名字的小河，只要一代一代流淌就中，别憋坝、不挖坑。我一向认为哲学只属于精英阶层，是庙堂之上的学问，与邵震天谈话后我觉得这个认识有误，其实，精英们只是概括和归纳了民众的发现而已，真正的哲学遁形于民间。老雷曾告诉我要像听郑高讲段子那样去认真听村民意见，哪怕有些意见胡诌八扯也无妨。老雷这个建议真好，我跟四个村民谈过话后，似乎摸到了墟里的门闩。交谈中，四个村民都谈到了方、石两大姓氏的世仇，这是墟里被撕裂的主要原因。墟里两大家族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这让墟里村民很难拧成一股绳，因此这也成了周围许多村的负面参照。邻村经常拿墟里说事，说墟里一筐木头砍不出个楔子来。
哨花吹的幽默表现在对事物的描述上，他对墟里村情的描述让我心头一震。他说墟里是大酱缸丢了杵子——无法鼓捣。我问他杵子是什么，他拍了拍腰包说，杵子就是家什。我问腰包里是手机吗，他打开腰包，拿出一支小唢呐。他的小唢呐堪称古董级，哨、气盘、芯子、杆和碗都完好无损，包浆油亮。他说这喇叭就是家什，吃饭的家什。腰包里除了小唢呐，还有个白钢扁酒壶，他说那是在黑河买的，俄罗斯货，容量不大，可插在上衣口袋里，方便。他还说自己并无酒瘾，但吹喇叭起兴时，不时会摸出酒壶抿几口润润嗓子。
邵震天提了个建议，他郑重地说：“你年轻，又是新官上任，一定要有个管用的抓手，有了抓手，再大的疙瘩头也能一脚踢开。”我问：“疙瘩头是什么东西？”他瞪着眼睛说：“卜留克呀！似萝卜又像甜菜，家家用来渍咸菜，用大粒盐渍，渍得越久疙瘩头越齁人。”
“那应该有个什么抓手呢？”我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
“每个人的抓手都不一样，这事得你自己想辙，没抓手你使不上劲。”邵震天没有给出具体答案，他接着说，“墟里的事还得靠墟里人来解决，外来人充其量是助力，墟里身上长的疖子只能从里往外挤，外人只会往里按，越按越成问题。”
我说：“邵师傅这么有见地，为啥这次换届不参选村主任？当了主任也好把墟里发展好，这么一座古村，成了全镇后进，不应该。”在镇里报到后我了解了十三个村的情况，尤其了解了邻近的新生村，因为这个邻村引进了个油脂厂，发展很快，成了后起之秀。
“我没官瘾，”邵震天说，“吹喇叭多自在，不管谁家红白喜事我都吹，可以西瓜地里溜达——左右逢源（圆）。”
我笑了，知道人各有志，并不是谁都想当官。我问：“在墟里工作该注意点什么？”
邵震天不假思索就回答说：“当干部一是动脑，二是动手。”
也许怕我听不懂，邵震天又进一步做了解释：“动手离不开抓手，动脑需要天分，满囤是好人，就是天分不够，结果弄得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邵震天抚摸着手里的小喇叭说：“其实也没啥深奥的，就像吹喇叭一样，先要脑子里有谱，有谱了吹起来才不跑调，满囤的问题是和村民喇叭配笛子——想（响）不到一块。”
谈话结束时，邵震天说：“你初来乍到，有啥大事小情需要我做尽管吩咐，我肯定哑巴坐席——二话不说。”
我有些小感动，说真心话，我很想听邵震天吹上一曲，高亢奔放的唢呐肯定荡气回肠，但我不能提这个要求，找人来是为了谈话，不是为了吹喇叭。
如果不到墟里，无论如何我也不会把打碗花与某个人联系起来。打碗花是乡村的常见花之一，很多人将它误认为牵牛花。它与牵牛花确实相似，两者的区别在于，打碗花全株无毛，而牵牛花茎部和叶片上有柔毛；打碗花花冠为淡红色或者淡紫色，而牵牛花花冠为紫红色或者蓝紫色。通过观察我还发现两者的一个区别：即使把打碗花架到高枝上，它也不善攀缘，只喜欢蜷缩在低处；而牵牛花只要搭一把手，就会蹿着高往上爬。
送走了哨花吹，我看到院墙边有一丛熟悉的花，它在砖地上像地瓜秧一样蔓延着，我走过去蹲下准备拨弄它一下。
“不要碰它。”方慧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我站起身，问：“为什么？这又不是什么名贵的花卉。”
“这是打碗花，摘了不吉利。”方慧很认真地说，“齐满囤当年上任铲了它，结果工作干一样砸一样，村民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打碗花。后来这花再长出来，谁也不去碰它，我上次不小心踩上了它，晚上刷碗真就打碎了一只碗。这花长在墙角反正不碍事，让它自生自灭吧。”
我吃了一惊，这家伙长在村委会院子里难道是来考验干部的吗？
方慧说：“您别不信，不光墟里人这么看，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村民们都这么看，要不它怎么叫打碗花？”
我摇摇头道：“我不是怀疑你的说法，我是觉得它长在村委会院子里好奇怪。齐满囤天天上班下班看着它会有何感想，他知道村民叫他打碗花吗？”
方慧愣了一下，道：“知道，他对这个外号挺无奈的。”
“打碗花这个名字确实晦气。”
“为了让满囤书记不上火，我给他讲过打碗花的故事，他听了这个故事后，再看打碗花就平静多了。”
“什么故事？我也想听听。”
“其实也不是什么故事，就是一篇课文。我上学时语文书里有一篇写打碗花的课文，我印象很深刻。说有个穷人家的小姑娘在财主家当丫鬟，她看见一个老太太乞丐快要饿死了，就偷偷拿了半碗冷饭给老太太吃，但不幸被财主发现了，狠心的财主用那只盛冷饭的碗把小姑娘打死了，人们把小姑娘埋在路边，一年后，埋葬小姑娘的地方长出一丛好看的花来。有一天财主路过这里看到了花，感到奇怪，就摘了一朵花来闻，结果七窍流血而死，于是这花就被人们称为打碗花。”
方慧讲完这个故事，我感觉自己得到了某种共鸣，看来谁心里都不缺植物，缺的只是表达，一旦有了契机，人人都会讲一番关于植物的故事。我告诉方慧我是生物专业毕业的，对东北湿地的植物特有兴趣，之所以来墟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墟里有个都柿滩，听说那里是北地的植物宝库。方慧说她每年都去都柿滩采都柿，但对滩上的植物了解不多，墟里能说明白这些植物的是金子，她说哪天她陪我去拜访金子。
当天夜里，天空有星无月，屋内灯光投射到院子里，恰好照亮了那丛打碗花。我站在院子里低头端详这丛打碗花，这些花朵似乎在张大嘴巴向天空讨要什么。我抬头望望星空，墟里的星空格外澄澈，每一颗星星都像用清水洗过一样明亮。这时，墙角传来一阵蟋蟀的叫声，我知道，这是小邻居在催促我熄灯睡觉，因为只有我熄了灯，屋里屋外才是它们的天下。
这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到院子里那丛打碗花疯长，不仅铺满了院子，而且把院外那三棵老柞树也缠绕起来，让大树浑身长满了喇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