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部《孝经》学史著作
徐景贤之书是第一部《孝经》学史著作，但流传有限，对后来的研究者而言影响颇稀，以今观之，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置此勿论，到目前为止，学界已有三部《孝经》学史著作：陈铁凡《孝经学源流》（1986年）、舒大刚《中国孝经学史》（2013年）、陈壁生《孝经学史》（2015年）[14]。
陈铁凡《孝经学源流》一书，为学界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孝经》学史，之所以称其为“真正意义上”，是因为此书具有整全和贯通的特点：既溯源先秦“孝”字之含义、儒家孝道之演化、《孝经》之命名作者，又分述《孝经》自汉代至清代之流衍，甚至对近代新文化运动之非孝论亦做了反思性批判；既详述中国历代《孝经》学之主要问题与内容，又关注《孝经》之域外传播。此外，此书反映出的另外两点亦值得关注：一是注重《古文孝经孔传》与《孝经郑注》之差异与后世的流传以及由此引起的纷争。作者在第三篇《流衍》部分[15]的第一章《两汉〈孝经〉学》、第二章《魏晋南北朝〈孝经〉学》、第三章《隋唐五代〈孝经〉学》中前后相继，对此一《孝经》学史上的重大问题条分缕析。二是该书注意到了《孝经》学之流衍与不同时代之哲学思想的关联，故其于《流衍》部分第二章专门对“汉代学术之特征”做了交代，第四章《宋元明〈孝经〉学》中对理学、心学与《孝经》之关联有专门处理。但与此书之整全和贯通相应的是，此书虽树立起了“源流”的“高广大屋”，内中也摆放了若干与生活起居紧密相关的器物，但仍显得疏于“装饰”，简言之，全书内容整体看来有些简单。既名为《孝经学源流》，然书中第三篇《流衍》才涉及真正的《孝经》学史的“源流”或发展，而这一部分所占比例仅是全书内容的三分之一稍多。就具体内容而言，1.对于若干具体问题，陈书并未触及：比如邢昺《孝经注疏》，陈氏并未意识到今传《孝经注疏》中的疏文基本为元行冲疏，并非邢氏所疏，关于此，陈鸿森《唐玄宗〈孝经序〉“举六家之异同”释疑》[16]、舒大刚《邢昺〈孝经注疏〉杂考》[17]二文已经做了详细探究，此疑惑至今已可消除。2.对于《孝经》学史上的重要传注，陈著有所不及，如隋代刘炫《孝经述议》、明代后期出现的集大成式的吕维祺《孝经大全》、朱鸿《孝经总类》、黄道周《孝经集传》，作者均未涉及，尤其是吕、黄二家之著作，足以垂范千古，今天看来这不得不视为是很大的遗憾。3.虽然该书提及历史上的诸多《孝经》学注本，但并未专门对重要的注本如《孝经郑注》《孝经注疏》等进行细致的文本解读和深入的思想分析，无法突显其义理深度与地位影响。正因此，本书就显得重点并不鲜明，未能展现《孝经》学发展的波峰和波谷。4.有些观点存在偏差。如关于宋明时期《孝经》学，陈铁凡《源流》言：“宋代道学，原以攘斥佛老为标榜，及其末也，则援佛以入儒，寖假而畦介泯没。陆王心性之学，此弊尤显。明儒之守朱学者若罗钦顺、陈建等对此俱有论述。迨阳明高弟王畿、王艮等则‘跻阳明而为禅矣。’”[18]此论站在朱子学立场上，判陆王心学为阳儒阴释，显然是不客观的。若以此前见为基础，也不可能真正明了陆王心学对于《孝经》学发展的贡献。
舒大刚教授《中国孝经学史》一书，内容更加厚重，洋洋洒洒近60万言，不仅全面，且更为精细。全书分十二章，第一章与第二章是分析《孝经》本身的内容，溯源先秦孝道观念的流变与《孝经》的产生，此后的十章均是对《孝经》学史的考察。该书在很多方面都有着重要贡献：1.内容更为全面，对于陈铁凡著作中未予以注意的《孝经》学注本，如两汉时期马融《古文孝经注》、何休的《孝经注训》、宋均《孝经皇义》、韦昭《孝经解赞》，北宋范祖禹《古文孝经说》，明代后期的吕维祺、黄道周著作，舒著都予以关注，陈著简略的清代《孝经》学部分，则为舒著的精彩处，其中既有批评朱熹的毛奇龄，又有阮福《孝经义疏补》、丁晏《孝经征文》，且舒教授对清人辑佚《孝经郑注》之过程与成就做了非常清晰、线索分明的梳理，对于清代中期围绕日传《孔传》《郑注》的回传问题也都做了解释。由此，舒著几乎将思想史上全部的《孝经》学传注网罗殆尽。亦且将虽无《孝经》学著述，但却对于《孝经》学之发展有重要影响的思想家之《孝经》议论囊括于视野之内，如陆贾、董仲舒。正因此，此书多显辑佚考索之功，这样做无疑对于我们更清晰地了解《孝经》学史的演进颇有裨益。2.作者在书中提出一些新的观念，比如第五章《魏晋南北朝的〈孝经〉学》，作者特别指出此期帝王研习注解《孝经》的现象，并揭示“皇家《孝经》学”的独特性。3.作者对《孝经》学史上的一些重要疑难和纷争问题予以了某种程度上的解决。如对于《古文孝经孔传》问题，舒著通过充分的讨论指出，《孔传》本出现于魏晋之际，绝非东汉时，非孔安国所作，又通过比对《孝经注疏》所载《孔传》传文与日传《孔传》，指出日传本亦非真本。再如对于《孝经注疏》的疏文究竟是唐代元行冲旧疏，还是宋代邢昺所作，舒著指出邢昺多仍元疏旧贯，并未能使元疏更加完备，反而是增加了新的错误。4.舒著还具有更广阔的学术史、文化史视野。如其中对唐代时期的拟仿《孝经》著作的探究，对《忠经》《女孝经》以及明代女子所接受的《孝经》教育等也都做了分析。5.舒著运用了新的石刻材料，此尤其体现在他对范祖禹手书《大足石刻本古文孝经》的分析和运用上，直接揭示出了宋代历史上存在的另外一种不同于朱熹《孝经刊误》，也不同于《古文孝经孔传》文本的另外一种《古文孝经》文本的形态。舒著存在的问题如白玉微瑕，此处亦可指陈两点：1.如第十一章《明代的〈孝经〉学》其中第八节为“心学家的《孝经》学”，内容非常简略。实则明代心学的《孝经》学代表人物众多，如罗汝芳、杨起元、虞淳熙、朱鸿、李材、邹元标等[19]。2.与陈著类似，未能充分凸显重要《孝经》传注的义理内涵及其深刻影响。
陈壁生《孝经学史》一书，注重对经典义理的阐发，其言“正如整体的经学史是经学义理的发展史，单经学史也是一部经典的义理在历史上演进的过程”[20]。但要把这一方法论原则或写作取径贯穿始终，诚非易事。书中内容精彩纷呈，如：对于汉代《孝经》学与政治之关联的分析，最能体现经义与政教、制度之互动；书中对于魏晋时期围绕“爱敬”展开的《孝经》义理亦有丰富的发掘；书中通过分析唐玄宗《御注孝经》，认为玄宗将《孝经》变为劝人忠孝的伦理书，而非《孝经》本来面目的政治书，而朱熹《孝经刊误》所持的基调亦是以《孝经》为道德伦理书，这一立基于唐宋思想转变视野中的分析非常精到。与陈铁凡、舒大刚著作之全面与贯通相比，陈壁生著作措意于《孝经》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如郑玄、王肃、唐玄宗、朱熹、董鼎，由此勾勒出《孝经》义理发展图景中的几段波峰或高潮。因而全书就显得结构更加分明和精简，当然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有些地方处理过于简略，如：仅两汉《孝经》学的内容就占据了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而书中对于清代《孝经》学的叙述极为简略，将重点放在整理辑佚《孝经郑注》的皮锡瑞身上，也并不能充分体现清代《孝经》学之真正情形及其特点。再如对于刘炫《孝经述议》这一重要注本亦未给予专门的分析。另外，书中观点亦存有待商榷之处，如陈书认为唐玄宗注解《孝经》时，即在“改经”，由此造成《孝经》学之重大转折，然依笔者体会，玄宗改经是否能成立须谨慎判断。
在此三部《孝经》学著作之外，还有一些学者对《孝经》学做了持久的、专门性的研究。如关于唐玄宗《御注孝经》，陈一风有《〈孝经注疏〉研究》一书，对玄宗开元初注与天宝重注之差异做了非常细致的文本分析[21]。庄兵《〈御注孝经〉的成立及其背景——以日本见存〈王羲之草书孝经〉为线索》一文则以日本新发现文献为据，证明天宝重注后所添加的玄宗《孝经序》其实写作时间很早，这对于理解玄宗《孝经》思想前后之一贯性是一重大发现[22]。20世纪初敦煌《孝经郑注》及相关文献的发现，更是让汉唐《孝经》学的研究再次受到学界关注。日本学者林秀一，以及中国学者苏莹辉、陈铁凡等学者在清代学者辑佚整理的基础上，借助敦煌文献对《孝经郑注》作了复原整理工作，尤其是陈铁凡撰成《孝经郑注校证》（1987年）[23]一书。而刘炫《孝经述议》在日本的发现也使得对《古文孝经孔传》的研究出现了新的契机。林秀一对《孝经述议》文本进行了复原，撰成《孝経述議復原に関する研究》（1954年）[24]，由此，一些很长时间内悬而未决的问题得到了澄清。如《古文孝经孔传》的作者问题在唐玄宗时便引起争论，或以为是刘炫伪作，或以为是王肃伪作，而经过林秀一此书以及陈鸿森《〈孝经〉孔传与王肃注考证》[25]的研究，已经证明并非如此，伪作者另有其人。
关于明代《孝经》学的研究，台湾学者吕妙芬有一系列文章，做出了重要贡献，如《晚明士人论〈孝经〉与政治教化》（2004年）、《晚明〈孝经〉论述的宗教性意涵：虞淳熙的孝论及其文化脉络》（2005年）、《作为仪式性文本的〈孝经〉：明清士人〈孝经〉实践的个案研究》（2008年）、《〈西铭〉为〈孝经〉之正传——论晚明仁孝关系的新意涵》（2008年），此后这几篇文章均收入其2011年出版的《孝治天下：〈孝经〉与近世中国的政治与文化》一书[26]。书中又进一步对明清以及民国《孝经》学之变化做了梳理，吕先生对明清《孝经》论述中的宗教性意涵有着深入掘发，不过仍需指出的是，徐景贤是这一问题研究的先导者。若将目光回溯，可发现民国时期30年代的陈子展有《六朝之孝经学》《孝经存疑》《孝经在两汉六朝所生之影响》等三文[27]，其中即详细讨论六朝时期《孝经》被附加的宗教性色彩，而其立意则主要在批评当时之尊孔读经，不可以“经书视为神物”[28]。时移世易，今人在讨论儒学宗教性问题时，其论域与态度已截然不同[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