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研究内容与方法论的反思
《孝经》学领域虽然已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且有通史性的著作出现，但就研究内容而言，亦仍存在不少研究空间：
第一，利用出土文献研究《孝经》思想的来源。这一方面涉及如何理解先秦儒家孝观念的形成和发展问题，对于探本极源以理解《孝经》思想是非常必要的，但学界目前的研究基本没有涉及郭店简与上博简。正如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所揭示的，注意对新材料的运用，是学术思想获得大的进步的重要条件。据说海昏侯墓出土有《孝经》文本，作为汉代流传的《孝经》文本，这对于理解汉代《孝经》今古文问题一定是有较高价值，对学界研究必定产生一定的促动力。即使是就学界耳熟能详的《古文孝经孔传》，几年前江西南昌有一个私人的宝林博物馆中购藏有一部据说是距今最早的《孔传》写卷，不过笔者至今未有机会阅其真容。
第二，有些重要的《孝经》注本，至今为止都未受到充分重视和深入发掘。比如《古文孝经孔传》和刘炫《孝经述议》，专门对其内在思想进行义理分析的研究非常之少，这与二者在历史上的地位极不相称。另外，一直以来，我们对清代学术思想史和清代哲学的研究都比较薄弱，而清代《孝经》注本众多，其中良莠不齐，故问津者乏人，至今都没有人进行系统全面的目录整理工作，这是一座有待深入挖掘的宝库。
第三，在研究中应当注意参考日本方面的《孝经》注本和《孝经》著作。清中叶《古文孝经孔传》《孝经郑注》自日本回传中国，《孝经》学研究随即成为当时学人关注的热点。出现了大量的《孝经郑注》辑佚以及辨析《古文孝经孔传》真伪的著作，如清代的郑珍、洪颐煊、皮锡瑞、严可均、曹元弼、潘任等对二书的研究。约与此同时，日本学者的《孝经》学研究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出现了诸如宽政年间的片山兼山《古文孝经孔传参疏》、藤益根《校订孝经郑注》、山本信有《较定孝经》，文化年间的朝川鼎《古文孝经私记》、东条弘《增考孝经郑氏解补证》等高质量的作品，对于《孝经》学史上重要问题的研究有所推进，如《孔传参疏》即注意到了《孔传》与《管子》一书的密切关联。再如，明代《孝经》学著作远渡东洋，对日本思想的发展发生了重要影响。然国内学界的研究很少关注这些著作，忽视了中日思想文化交流的一大场域，这是一大缺失。《孝经》不仅仅是中国的《孝经》，也是东亚的《孝经》，从东亚经学思想的视域中对《孝经》学史开展研究定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在内容的反思之外，方法论和研究范式的反思也非常重要，内容和形式本即是一体。从经学史的角度看，生当今日，亦应对经学史的叙述和撰写持学科开放和多元化的态度，从不同的学科、不同的视角出发，所撰著的经学史便自然不同，若是文献学，会更注重历代《孝经》学著作目录的变更以及著作的考辨；若是在哲学学科内撰写经学史，则会注重历代重要哲学家对于《孝经》义理的阐发。而以往经学研究都一般是在中文系、历史系中进行的，只有少数经典如《周易》在哲学系很受重视，但既然六经皆是儒家思想的根源所在，那么在哲学系中开展经学研究便是必要的，也是势所必至，不独《周易》为然。如何贴近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脉络，采取经学与哲学相即一体的方式，更加细致地梳理《孝经》学义理的发展，观察《孝经》在历史中地位的升迁变化，是笔者所认为的《孝经》学研究的未来方向，也是范式转变所在。这一经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不仅对传统的经学研究是一种转变，对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也是一种转变。
传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往往会忽视儒家思想义理的发展与经典之间的关联，忽视儒者的经学背景或经典文本根基。因此，谈及董仲舒，主要是论述其人副天数、天人感应的理论，不会关注这种理论赖以建立的《春秋》学；尤其在对于宋明理学的研究中，更是会忽视其经典基础，比如陆九渊的心学与《尚书·洪范》一篇密切相关，《洪范》在朱陆之辩中也有着重要的思想意义，而这一点并不为学界所觉知。而忽视经典，其结果即是不再关注经典中的思想。举例来说，“太平”“致太平”是汉代非常重要的思想、哲学观念，尤其是在东汉。而我们在中国哲学史的书写中一般看不到对这一哲学思潮的叙述。中国哲学史叙述中的本体论、认识论，以及对很多概念的抽绎都是受西方哲学的框架和范畴体系限制。若从经典和经学的视角来观察的话，则可以看到和发掘出更富中国思想特色的范畴，“太平”即是一例。如此说来，什么是“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史料”即值得重新思考。
同时，中国哲学史由于以儒学史为主线，外加居于次要地位的道家、玄学，因而又往往忽视了佛教的影响。而我们知道，按照陈寅恪先生的说法，佛教对中国思想义理的发展影响甚巨，“夫政治社会一切公私行动莫不与法典相关，而法典为儒家学说具体之实现。故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二教者。如六朝士大夫号称旷达，而夷考其实，往往笃孝义之行，严家讳之禁，此皆儒家之教训，固无预于佛老之玄风者也。释迦之教义，无父无君，与吾国传统之学说，存在之制度无一不相冲突。输入之后，若久不变易，则决难保持。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长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30]。那么，佛教、道家对儒家经学的影响如何呢？这一问题似仍是学界涉足较少的领域。虽然陈寅恪认为佛教教义无父无君，然而亦不尽然，就《孝经》学史而言，我们会发现北宋契嵩自言拟仿《孝经》而有《孝论》十二章之作，其中言及“孝理”与“孝行”的分别，并不认为佛教是无父无君，其已在极大程度地吸纳儒家之教训，对理学天理论及仁孝论的产生影响甚巨。而在目前的四部《孝经》学史都未意识到契嵩的重要性。
一般的经学史研究，尤其是受汉宋对立思想影响的儒者，即使是乾嘉汉学也不能避免这种偏见，会忽视宋明理学在经学发展上的贡献。因为理学家尤其是心学家大多没有专门的经典注释著作，而经学研究按照二十四史“经籍志”“艺文志”的记载，按图索骥，去查看相应的经典注释著作，比如《周易》类有哪些，《孝经》类有哪些，等等，所以理所当然地很多思想家就不会被纳入经学的讨论中，然而，这样的做法显然是有问题的。因为：1.很多经典注释著作从思想的意义上来讲并不重要。比如清代前期很多受朱熹理学影响的注释，大多陈陈相因，彼亦一述朱，此亦一述朱，乐而不倦。2.很可能某个经典注释著作的作者是继承了心学思想而完成的。从经学与哲学相即一体的方法论来书写《孝经》学史，就要注意到，并非只有儒者经生之专门的《孝经》注疏需要关注，而是需要以哲学义理的眼光，将视野放宽，对某部《孝经》注疏产生的思想背景及其思想影响都予以关注。比如明代后期出现了大量的《孝经》注本，而追溯其源会发现多受阳明心学的启发，王阳明虽无专门的《孝经》注疏，然其孝论却对后来者发生了持久深入的影响。
从经学史的角度看，《孝经》学史的书写，必然要关注《孝经》地位在历史中的升迁变化，然而对这一问题的探究，若脱离对哲学思潮的观察，也无法达到。比如《孝经郑注》序文中言：“《孝经》者，三才之经纬，五行之纲纪。”之所以言“五行”即是受董仲舒以来的五行哲学影响，其中具体发展脉络耐人寻味。再以宋明时期的道统论为例，通常的看法都是以四书为宋明最重要的经典，也是儒学道统谱系成立的根据。然据元代朱子理学传人董鼎《孝经大义》以及隐士钓沧子之《孝经管见》可发现，他们已将《孝经》视为道治合一的经典；而早在南宋时陆九渊、杨简就已将《孝经》而非《大学》视为曾子传道的主要典籍，这与程颐、朱熹对《孝经》的怀疑和批评构成了极大反差。而明代后期士人又多以《孝经》为孔曾授受心法，并直接汉唐，高举《纬书》“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的旗帜，强调曾子《孝经》的道统论地位。如果我们不去细究宋明哲学义理的发展，不会发现《孝经》在宋明时期地位变化的这一线索。
一代有一代之学，《孝经》已流传两千年，其本身之价值与意义早已无须再赘词证明，经典于人之受用需在人自身体会与实践，对《孝经》学的研究及其意义的发掘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并不会终结于某一部通贯性《孝经》学史的完成，也不会因某一时代或某一个体的批评而裹足不前。我们固然不宜重复《孝经》救世的呼喊，但也理当肩负起推原《孝经》本真之意、兴发其教化之用的责任。正如《论语·泰伯》所在曾子之语：“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本书的研究仅仅是对笔者治《孝经》学最新体会的一个总结，并不是也不可能解决《孝经》学研究中的所有问题，遑论超越前辈学人，只是想从不同的视角出发，从不同的路径切入，呈现出不一样的《孝经》学史。
[1] 此文载舒大刚：《中国孝经学史》附论，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76—530页。
[2] 曹元弼：《孝经学》，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清宣统元年刻本，载《续修四库全书》第15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曹元弼：《孝经郑氏注笺释》，国家图书馆藏1935年活字本，1934年。唐文治：《孝经大义》，施肇曾刊施氏醒园本，1924年；《孝经讲义》，连载于《大众》（上海）杂志，1944—1945年；《孝经救世编》，连载于《国专月刊》，1936—1937年。宋育仁：《孝经讲义》，《问琴阁丛书》，1924年。曹氏著作今有笔者编校整理的《曹元弼〈孝经〉学著作四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
[3] 世界不孝子：《孝经救世》，尊经会印本，1944年。
[4] 钱复：《孝经救世》，载《道义月刊》1944年第10期，第2页。据此观之，民国《孝经》学著作的出现有两个高峰期，一是在1920年左右，二是在1944年前后。前者因应于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后者则随波于抗日战争。
[5] 章太炎讲，金震草录：《讲学大旨与孝经要义》，载《国学论衡》第2期，1933年12月，第1—6页；章太炎：《〈孝经〉〈大学〉〈儒行〉〈丧服〉余论》，载《制言》1940年第61期，第1—4页。
[6] 王正己：《孝经今考》，罗根泽编著：《古史辨》第4册，海口：海南出版社，2005年；蔡汝堃：《孝经通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后者为钱玄同题写书名。
[7] 蔡汝堃：《孝经通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96页。
[8] 此文载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第131—173页。
[9] 可参拙文《家国天下之间——熊十力的〈孝经〉观与孝论》，载《黑龙江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第6—14页。
[10] 邬庆时：《孝经通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陈柱：《孝经要义》，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
[11] 徐景贤：《孝经之研究》，北平：公记印书局，1931年。徐书为章太炎所署检。此书学界研究者措意者甚少，盖因其深藏于少数图书馆之故。今已收录于徐景贤：《徐景贤文存》，赵中亚选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5—98页。不过《文存》一书内容讹误颇多。
[12] 文载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77—491页。
[13] 徐景贤：《孝经之研究》，北平：公记印书局，1931年，第7页。
[14] 陈铁凡：《孝经学源流》，台北：编译馆，1986年。舒大刚：《中国孝经学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年。陈壁生：《孝经学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15] 全书包括：第一篇《弁言》、第二篇《溯源》、第三篇《流衍》、第四篇《结语》，以及附录一《〈孝经〉今古文传解注汇辑》、附录二《〈孝经〉学系年纪要》、附录三《〈孝经〉学注疏要目》。据此可见真正的“流衍”部分所占比例是比较少的。
[16] 陈鸿森：《唐玄宗〈孝经序〉“举六家之异同”释疑》，载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4本，2003年3月，第35—64页。
[17] 舒大刚：《邢昺〈孝经注疏〉杂考》，载《宋代文化研究》第18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5—78页。
[18] 陈铁凡：《孝经学源流》，台北：编译馆，1986年，第234页。
[19] 关于此，笔者在《晚明〈孝经〉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一书中有详细深入的研究。
[20] 陈壁生：《孝经学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页。
[21] 陈一风：《〈孝经注疏〉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
[22] 庄兵：《〈御注孝经〉的成立及其背景——以日本见存〈王羲之草书孝经〉为线索》，载台湾《清华学报》新45卷第2期，2015年，第235—274页。
[23] 陈铁凡：《孝经郑注校证》，台北：编译馆，1987年。
[24] 林秀一：《孝経述議復原に関する研究》，东京：文求堂书店，1954年。
[25] 陈鸿森《〈孝经〉孔传与王肃注考证》一文，载赵生群主编：《古文献研究集刊》第六辑，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年；此文又见于《文史》2010年第4辑，第5—32页；以及《国学学刊》2010年第3期，第22—40页。
[26] 吕妙芬：《孝治天下：〈孝经〉与近世中国的政治与文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1年。笔者关于明代《孝经》学的研究，即受到吕妙芬先生的影响。
[27] 陈子展：《六朝之孝经学》，载《通俗文化》（政治、经济、科学、工程半月刊）1935年第2卷第1期，第14—16页；以及第2期，第6—8页。陈子展：《孝经存疑》，载《沪江大学月刊》1936年第25卷第1期，第25—27页。陈子展：《〈孝经〉在两汉六朝所生之影响》，载《复旦学报》1937年第4期，第140—169页。《孝经存疑》之前身为1934年发表于《人间世》第4期的《孝经述疑》，二者内容差别不大。本此可知，当时对《孝经》宗教性的讨论中尤其关注汉末诵读《孝经》退黄巾军的典故。而之所以关注此则与当时新疆的喀什噶尔与和阗闹独立之事有关。故当时有署名铁侠的文章《请中央勿复以诵〈孝经〉退贼之方收拾新疆》，载《海泽》1934年第4期，第0—3、5—7页。
[28] 陈子展：《孝经存疑》，载《沪江大学月刊》1936年第25卷第1期，第27页。
[29] 此外，笔者有《晚明〈孝经〉学研究》一书，2012年写就，2015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为关于明代《孝经》学的断代史研究，采取了经学与哲学相即一体的视角与方法论。
[30]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三》，载冯友兰：《中国哲学史》附录，北京：中华书局，1947年，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