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文明的诞生
古代近东，公元前5000—前1200年
有许多术语需要我们谨慎对待，而“文化”便是其中之一。该词的释义曾随着时代与语境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广义的文化指一个社会的传统与价值观，而且能以较为统一的形态被社会成员所普遍认同并世代相袭。而传统与价值观应包含一整套的知识和信念，既包括道德与行为的准则、艺术风格、人际关系的形态，又包括政府施政的方式，以及一个社会区别于其他社会的特殊的方面。
文化极少保持一成不变——当政治、经济等条件发生变化时，文化不可能不受到影响——但文化符号经常被统治者或统治阶级反复利用，以服务于重申权威或确立他们的合法性的目的，例如特定的神或仪式，或者对王权的描述。当一种文化受到威胁时，这些文化符号就变成了重要的战斗口号。然而，文化又常常陷入变革与延续的角力之中。在一些区域，例如环抱海洋的地中海地区，或者商路密布的地区，文化一直在交流与融合。外来文化要么受到欢迎并被接受，要么遭到坚决的抵制。文化既可以彻底崩溃，也可以改头换面，以一种面目全非的方式继续存在。先是罗马帝国的扩张，之后又是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传播，令地中海世界的面貌发生了缓慢且巨大的转变，而生活方式也因此被重塑。对历史学家而言，对文化变迁的方式与原因做出解释是一项关键而极具挑战性的任务。倘若手头仅有少量侥幸得以传世的手工制品、陶器、金属制品等，而它们最初的用途、功能或仪式性的功用又无法得知，上述任务就变得尤为困难。
文化的定义难以明确，“文明”同样如此。学术界很难说清应该根据哪些条件把一种文化判定为文明。文明一词暗含文化与政治方面的优越感，埃及人、希腊人和罗马人正是怀着这种心态把自己区别于周边的“蛮族”。有鉴于每种文化都倾向于自视高人一等，因此本书首先要摆脱上述价值判断，以更加宽泛的方式为文明下定义，继而为本书所讨论的各种文化提供更合适的语境。政治与文化的稳定对“文明”的概念而言至关重要，这通常意味着国家（state）的存在，即由国王、宗教领袖或其他形式的政府声称拥有统治权的一片疆界明确的领土。从一开始，文明就与城市生活密不可分，尽管不同的城市维持其繁荣的基础有所不同。城市既可以是供奉某位神祇的宗教中心，也可以是统治者常常通过修建纪念性建筑展示其威严的场所。许多聚落的繁荣主要依赖贸易，于是成为商业中心、航运中心以及商路的交会点。城市的功能往往彼此重叠——一座都城既可以是港口，也可以让统治者利用这一地点所具有的古老的宗教意义获得权威。在贸易型城市，有充足的机遇供手工业者把原料制成纺织品、金属器具或供精英阶层享受的艺术品，因此手工业街区逐渐扩大，并总与集市毗邻。成品会被再次销售给行商。简而言之，文明总是表现为社会复杂性以及掌握专业化的技能。
城市的居民为了生存不得不绞尽脑汁。当需要向这么多的人口提供食物与水，并清理他们所制造的生活垃圾（还有遗体！）时，对城市日常生活的管理也就应运而生了。城市还需要规范各种交易规则，利用明确的权威、统治者、官吏甚至民众自身去建立秩序。城市还要保管档案，把信息转化为可永久保存、易于理解的形式加以储存，文字于是应运而生。书写记录的人（仓库管理员或书记员这一精英阶层）和书写的功用在不同文化中有所不同。城市凭借其建筑强化自身的地位。城墙既具有防御功能，又是实力的象征。（此论述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肯定是正确的，当地统治者经常吹嘘自己摧毁了敌人的城墙，但考古证据显示他们并没有做到！）埃及和近东的许多例子业已表明，城墙上的浮雕还是展示一个统治者的权势或其所崇拜的神明的极佳载体。然而，统治者并非一座城市的全部。民众之间的互动促进了各种思想的交流与传播。活跃的文化交流由此展开，这也将成为本书的重要主题之一。
城市的生存离不开粮食的富余，大多数情况下，粮食来自城市周边的农田。文明与对余粮的控制紧密相关。积累粮食的方式五花八门：一个国家既可以通过其控制的银、铁、锡等珍贵资源交换粮食，也可以通过战争掠夺各种资源、以战养战。一个国家还可以发展出一套以国王为中心的高效的官僚体系，把剩余产品以赋税的形式输往宫廷（例如古埃及）。如何积累剩余产品来维持一个文明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对本书所涉及的所有文明而言，都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重要问题。
就地中海世界而言，文明的发祥地通常被认为是“古代近东”（Ancient Near East）。（上述古代文化的研究者普遍青睐这个术语，但现在更常使用“中东”或“近东”。）古代近东的范围在本书中指包括今天的土耳其，东至里海、南到现在的伊朗与伊拉克的广大地区。古代近东的西南部涵盖了今天的叙利亚、以色列、约旦和黎巴嫩。在本章与第6章所涉及的各个历史时期，美索不达米亚、巴勒斯坦、巴勒斯坦以北的腓尼基（今黎巴嫩）、叙利亚、位于今土耳其中部平原的安纳托利亚都曾孕育出重要的文明。位于尼罗河流域的埃及，虽然地理上相对封闭，却与上述地区保持着长期的交往。鉴于埃及文明存在诸多独特之处，故而本书将对其进行单独介绍。
该地区对古代世界中的其他文明以及当今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例如，这里诞生了最早的农耕文明，出现了最早的城市与神庙，以及相应的行政管理系统，并催生了最早的文字。字母就是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诞生于黎凡特（Levant）。目前已知最早的王国、帝国、金属制品、砖制建筑都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世界主要宗教中的3种一神教均诞生于该地区，即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古代近东地区各文明既不彼此隔绝，也未隔绝于其他地区，因而上述成果全都扩散到了整个地中海世界乃至更为遥远的地区。巴比伦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在公元前3世纪传入希腊世界，成为后世绘制行星运动轨迹的基础。即便如此，今人仍需小心谨慎，不要认为西方文明必然是由古代近东的文化孕育的。本书亦将重点强调两者在跨越数个世纪的交流中所呈现出的复杂关系。
近东地区的地形地貌变化万千， 并且常常是险恶的。伊拉克南部遍布泥沼（近些年，伊拉克的大多数沼泽已被排干），约旦和叙利亚被大片沙漠覆盖，伊朗的高山则终年积雪。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其词源为希腊语，原意即为“两河之间”）的南部是一片肥沃的平原，由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的泥沙冲积而成。平原的北侧与东侧是连绵不断的群山，山中的积雪融化下泻，引发了上述两条河流一年一度的泛滥。近东地区还有多处高原。安纳托利亚高原的海拔高度在500米以上，伊朗高原的中央则是渺无人烟的沙漠。此外，在安纳托利亚的南北两侧以及黎巴嫩的沿海地区还分布着众多连绵不绝的山脉。如此差异显著的自然环境既孕育了先进的城邦，也孕育了游牧部落，而两者之间的关系又为该地区纷繁复杂的历史添加了新的变数。富有韧性的近东经济混合了农耕与游牧两种生产方式，前者促成了定居社会，后者则以养殖山羊、绵羊和牛为主。古代近东地区那些兴盛的城邦通常会牢牢控制周边的领土，并且通过对贸易的控制来巩固自身的地位，尤其是对那些早已运作数百年的贸易路线的控制。因为当地缺少易于防守的屏障，所以这些城邦大多很难长久昌盛，一两百年后便土崩瓦解。但可能正是由于上述文化变迁模式，该地区成了各类革新的源泉。
西方世界对古代近东的再发现始于19世纪。最初的探险者主要是来自欧洲的学者、士兵、外交官以及殖民地官员。他们在发现这些古代文明的同时，将之纳入所谓的西方文明的范畴。①探险者们的动机虽各不相同，但主要的目的无外乎寻找证据证明《圣经》记载的历史真实性，以及为各自国家的博物馆搜集珍贵文物。豪尔萨巴德（Khorsabad）、尼姆鲁德（Nimrud）和尼尼微（Nineveh）的亚述宫殿遗址遭到洗劫，其浮雕被从墙壁上剥离运走，至今仍陈列于英法等国的博物馆中。
英国考古学家于19世纪下半叶取得了一项重大成果。他们在尼尼微发现了亚述国王阿舒尔巴尼拔（Ashurbanipal）的巨型图书馆，馆中收藏的泥板记载着美索不达米亚的文学作品。泥板上的楔形文字最终被英国人亨利·罗林森（Henry Rawlinson，1810—1895年）成功破译。破解这一谜团的关键则是一篇三语对照的铭文，它是由波斯国王大流士（Darius）下令雕刻于贝希斯敦（Behistun）的岩壁上的。近东地区的文献与复杂历史由此逐渐褪去了神秘的面纱。1872年的这一时刻尤其具有决定性意义：在大英博物馆研究亚述泥板的乔治·史密斯（George Smith）竟然发现了一段记述大洪水的文字。自此对《圣经》文本的研究被赋予了更广泛的文化语境。如今，泥板的数量仍在持续增加，而学术界对古人书写泥板时的语境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因此极大地扩展了我们对于近东地区及其历史的认知与理解。
美索不达米亚的某些市镇拥有6000多年的有人居住的历史，堆积的古迹可谓不计其数。尼尼微的城堡遗址就极其巨大，据估计，如果用现在的发掘方法，还需6000年才能将该遗址发掘完毕。同样变得明显的问题是，对这类巨型遗址的集中发掘，会导致我们对美索不达米亚的文化产生错误的印象，尤其是在“寻宝”传统仍很强大、对珍贵文物的重视远超日常生活遗存的情况下。罗伯特·布雷德伍德（Robert Braidwood）等美国学者于20世纪40年代引入了更具人类学色彩、视野也更加广阔的新方法，迫使考古学家们聚焦于这样一个问题：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真实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对更大区域的野外调查揭示了通常通过运河相连的城市与村落如何彼此联系。美国人罗伯特·亚当斯（Robert Adams）是该领域的先驱。他曾于20世纪60年代对伊拉克东部迪亚拉省的8000多平方千米的区域进行调查。而在城市里，对普通房屋的深入研究正在日益唤起人们对古人日常生活的兴趣。对伊拉克南部城镇阿布萨拉比克（Abu Salabikh）的发掘就是其中一例。该遗址可追溯至公元前三千纪，其规模相对较小，但保存完整。
近年来，大型灌溉工程和建筑项目对许多遗址造成了威胁。但对古代近东文明历史的破坏，还是主要来自2003年美军入侵伊拉克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社会秩序崩溃所引发的社会动荡，破坏程度至今仍未可知。这直接导致了对古代遗址的大规模盗掘活动（据调查，伊拉克境内的各类盗洞已经累计破坏了约1500万平方米的遗址）。这一地区许多重要的博物馆都惨遭洗劫，甚至连埃及开罗博物馆中的图坦哈蒙（Tutankhamun）法老的一些宝藏也在2011年1月遭到损毁和哄抢。遗址更难得到保护。大量小型文物遭盗掘并被走私到境外，落入猖獗的文物贩子手中。对该地区的诸多古代文化而言，许多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与日常生活的各种细节仍然模糊不清，故而上述盗掘行为所造成的损失更是无法估量。许多重要的发掘工作如今都已陷入停顿，而且直到2012年，也就是我在写作本书的时候，考古发掘工作才重新在伊拉克境内展开。
美索不达米亚与最早的城市
美索不达米亚是一个较宽泛的术语，它所涵盖的地区包括幼发拉底河流域与底格里斯河流域。这两条河均汇入波斯湾。人类最早的城市国家就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南端。在阿卡德语（Akkadian，公元前2600年起通行于当地的一种语言，属塞姆语系）中，美索不达米亚的南部被称为苏美尔（Sumerum），故而在当地发现的早期文明与语言也都以苏美尔命名。然而，有几个历史概念需要澄清。首先，苏美尔语是一种使用单音节词汇的语言，与该地区的其他语言并无亲缘关系，其源头仍是未解之谜。其次，学术界很难用某方面的特质把苏美尔文化与近东地区的其他文化区别开来。有鉴于此，本文将用“苏美尔”一词泛指公元前3500年至前2300年间，由众多城市国家组成的古代近东世界。（如果想对本章的历史背景有更深入的了解，可参考本书的“扩展阅读”。）
仅凭第一印象，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看似难以孕育出能够稳定发展的文明。当地自然资源匮乏，既无木材，又无石料和金属。除了山中积雪融化而形成的一年一度的洪水，降雨十分有限。平原地势平坦，相距500千米的两地落差只有20米。当地河流因而频繁改道。当地居民受自然环境的影响，不得不通过修建沟渠和拦蓄洪水来提高灌溉的效益。一旦上述措施到位，加上河流可以带来大量肥沃的淤泥，当地农作物的产量比仅靠雨水灌溉的地区高4至5倍。正是上述条件催生了精英阶层。该阶层可能充当着组织者的角色。他们通过占有余粮养活自己，并以之交换那些当地缺乏的资源。简而言之，生存的需要激发了古人无穷的创造力。
在近东，那些由古代遗存堆积而成的小山成为古代遗址的标志。此类小山被叫作“tell”。埃利都（Eridu）就是这样的一处著名遗址。其位置虽靠近幼发拉底河，但被沼泽沙漠环绕。因此，埃利都的冲积土壤不仅适于经营农业、渔业，甚至还有一定规模的畜牧业。长年不断的流水在地表汇集为一个湖泊。该湖泊可能曾被赋予某种神圣的地位。20世纪40年代，考古人员在挖开土丘表层向下发掘时，发现了多座叠压在一起的神庙遗址。最终，在底层的沙质地基上，他们发现了一座用晒干的泥砖砌成的小型神庙遗址。这座神庙的建造年代令人震惊，大约为公元前4900年。之后的每一座神庙的规模都比前一座更大。最晚的几座神庙建于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纪，建有巨大的平台，中央设有露天庭院，庭院四周建有房屋。该建筑的四角指向东南西北4个方向，墙体由泥砖砌成并有扶壁提供支撑。这个终结于公元前3500年的历史时期称为欧贝德（Ubaid）时期。此称谓来源于20世纪20年代在乌尔（Ur）附近被发现的欧贝德土丘遗址。（即使又发现了同时代更重要的遗址，对各个历史时期的命名也不会轻易更动。）
连续叠压的建筑遗址表明，古人一旦赋予某地重要的宗教意义，就会世世代代地强化这一意义。神庙的时代越晚规模就越大，说明神庙已成为宗教仪式的中心。祭祀者奉上了鱼（这可能再次强调了水具有孕育万物的神圣意义）和其他农产品，后者可能是供品，也可能是用于交换的商品。大批陶盘表明公餐是仪式的一部分。埃利都人崇拜的神可能名叫恩基（Enki）。这位神既是创世神，又是智慧的化身。可能正是因为如此，后来的巴比伦文献在提及埃利都的诞生时，称之为第一座城市，“圣城，他们［其他众神］的喜悦的居所”。
考古人员在毗邻神庙建筑群的地方发现了一片墓地。对墓葬的发掘表明，这是一片专属于精英阶层的墓地。最早的墓葬可以追溯至公元前3800年。这些墓葬中的陪葬品做工精美，有一些甚至产自比较遥远的地方，比如黑曜石珠子以及深蓝色的青金石。较古老的墓葬还被标识出来并加以保护。据此推测，精英阶层可能通过某种方式把他们与神庙的运转关联在一起，得以在死后享受某些特权和尊荣。埃利都作为美索不达米亚最南端的聚落，实际上主要是一个朝圣中心。当地与创世神话的联系，以及与沙漠中令人向往的永不停歇的供水的联系，共同维系着其崇高的地位，甚至现代的伊拉克政府仍将埃利都视为其文明的发祥地。最近对其他遗址的发掘表明，同一时期的其他中心地区也存在着类似的神庙。欧贝德文化在宗教活动方面具有某种统一性。该文化的陶器也都采用了相似的装饰风格。
埃利都还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其西北方的近邻乌鲁克（Uruk）才更符合城市这个词的定义。公元前3800年至前3200年是乌鲁克演变为城市的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阶段。自公元前3500年左右起，乌鲁克的人口膨胀到了本地资源难以承受的地步。因此该城一定曾经支配过其他地区。而气候变化导致洪水规模变小，这致使更多肥沃的土地可以被开垦为农田。当地雄心勃勃的精英阶层抓住了这些机遇，而大批纪念建筑的拔地而起也反映了乌鲁克的崛起。在某些年代，这些建筑用石料和原始的混凝土建成，而在另一些年代则使用泥砖。这意味着当时出现了大批训练有素且能够长期施工的劳动力。当地出土了众多容量固定的斜沿碗，可能就是用于为工人发放商定的每日配给口粮的。
值得注意的是，每当古人对建筑进行翻新时，都会在建筑风格上做出改变——他们没有试图保持相同的建筑风格——但某些设计特征经久不衰，例如那些嵌在墙上和柱子上的迷人的彩色黏土锥。由此可见，乌鲁克人乐于创新。与此同时，其官僚管制技术也越发成熟。官员们各自持有滚筒形状的印章，其表面刻有特意选择的图案。他们利用滚筒轧过湿润的黏土时所留下的印迹，来宣示他们拥有哪些货物或对哪些货物负责。印章的做工展现了雕刻者的精湛技艺。一种原始形态的文字也在此时代被刻在了湿润的黏土上，用以记录商品、行政决议以及出工情况。某些符号是对有用物品本身的简单临摹，比如水、谷穗、容器的数目等（此类符号被称为语素符号［logogram］）。瓦卡石瓶（Warka Vase，“瓦卡”即乌鲁克遗址所在地的阿拉伯语地名）表面的图案表明乌鲁克社会井然有序。图案中的这些男子赤身裸体，肩扛各种盛装物品的容器，仿佛正在列队参加某种仪式。该仪式可能与女神伊南娜（Inanna）有关。这位女神掌管着爱与战争。某些滚筒印章上的图案则描绘了献俘的场面。
乌鲁克的城区面积最终达到了550公顷，相当于公元100年处于鼎盛时期的罗马城面积的一半。随着城市的发展，斜沿碗等独特的乌鲁克手工制品也在向周边地区扩散，其范围远远超出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地区，甚至远及安纳托利亚南部与叙利亚北部。乌鲁克还与埃及保持着贸易联系，其文化更成为当时正在争夺尼罗河谷地的各方势力竞相仿效的样板。这能让我们对乌鲁克社会的性质有怎样的理解呢？乌鲁克是否在机会主义的驱动下，从开发农业资源转变成为一个在北方建立殖民据点，以控制当地商路的帝国？毕竟乌鲁克曾设立哈布巴卡比拉（Habuba Kabira）、哈奇纳比特皮（Hacinebi Tepe）等聚落。前者位于幼发拉底河中游，后者则作为一块文化飞地，在安纳托利亚文化的重重包围下顽强地生存了400余年。抑或乌鲁克是一个经济结构上更为平等的国家，没有那么等级森严，因此比其竞争对手更善于组织和管理贸易，得以通过“倾销”余粮交换金属、奢侈品或奴隶？（奴隶制的踪迹几乎不可能通过考古手段追寻，但本书稍后会证明奴隶制实际上遍布整个古代世界。）方便出入的举行宗教仪式的建筑与城市中心巨大的开放空间表明，乌鲁克社会的氛围比较宽松。这与封闭的埃及神庙形成鲜明的对比。此外，乌鲁克社会也从未把复兴传统建筑风格作为延续其文化符号的一种手段。
由此可见，乌鲁克是一个勇于创新的社会，致力于维持并鼓励以商品交换为基础的经济模式，还可能在公共空间举行庆祝该活动的仪式。现存的“职业列表”显示了乌鲁克官员的等级，还有包括祭司、陶工、珠宝匠等等在内的特定职业。乌鲁克的首领是男、女执政官各一名，分别被称为“恩”（en）和“宁”（nin）。乌鲁克成功摸索出一条道路，使其经济活力维持了数百年，这可能是乌鲁克最伟大的成就。然而大约在公元前3100年，乌鲁克的对外贸易骤然消失，其原因可能是乌鲁克周边的水源开始枯竭，也可能是因为对土地的过度开垦导致了农村经济的崩溃，已无法养活城市。哈布巴卡比拉等位于边远地区的文化孤岛彻底消失，美索不达米亚北部更古老的文化传统复归，但城市生活此时已具雏形。随着乌鲁克的衰落，较小的城邦大量出现，利用附近的水源和周边的土地发展。
文字的使用此时成了美索不达米亚诸城邦的共同特征。如前所述，最早的文字以语素为基础，一个符号即表达一个词。在文字诞生的最初几百年间， 就已经有2000多个语素符号被记录了下来，其中许多符号足以直观地表示其所指代的事物（例如以“谷穗”这个符号指代粮食）。这些符号既相对容易阅读，又便于操不同语言的群体相互理解，而后者正是作为贸易国家的乌鲁克最为关心的问题。公元前3000年前后，苏美尔语文献开始出现。前文已提到，苏美尔人的起源至今仍是未解之谜，其语言也与已知的任何一种语言均无亲缘关系。但苏美尔语言显然具有某种优势地位，所以在其出现后的几百年间，用苏美尔语书写的文本被认为优于用其他语言书写的文本。
随着苏美尔语的使用，出现了一项重要的发展，就是用相应单音节词（在苏美尔语中十分常见）来拼写含有多个音节的多音节词。在此不妨举个例子：苏美尔语中，“头”写作sag。一旦某个多音节单词含有sag这一音节，就可以用该符号与表示其余音节的符号的组合来拼写这个单词。苏美尔语由此开始向字母文字的方向演进，到公元前2300年，常用符号的数量虽下降至600余个，但词汇量反而有极大的提升。这种书写体系仍过于复杂。书记员必须设法澄清其所书写的sag究竟是表示“头”，还是另一个多音节单词的一部分。涉及经济事务的文本一如既往占据着绝对多数，但神学、文学、历史、法律等领域的文献也纷纷出现。书写者也不再用尖头芦苇笔（在泥板表面）划出笔画，而是用末端像楔子一样的笔一次成型地压出笔画。（拉丁语称楔形为cuneus，该文字由此得名cuneiform［楔形文字］。）这些字符逐渐摆脱了图形的特点，变得越发抽象。但更值得一提的是，此种变化在各城市都发生了，展现出了各城市间贸易联系的重要意义。乌鲁克西北方的舒鲁帕克（Shuruppak）曾出土一大批泥板。这些文献表明，乌鲁克周边的6座城市在这一时期曾紧密合作，甚至各自召集人手一同参与公共工程，还允许彼此的市民自由出入各自的领土。楔形文字可用于书写各种语言，一如拉丁字母至今仍被用于书写欧洲的各种语言。②
舒鲁帕克的文献表明当地社会比较保守。一位父亲教导儿子：不要饮酒或狎妓，甚至不能与无意迎娶的姑娘当众交谈；要尊重那些具有更高社会地位者；要保护自己的家人；要认真耕耘自己的土地。其他文献表现出对清单——鱼、鸟、植物、官职甚至数学术语的清单——的强调。众所周知，这些词汇清单是根据列举对象的地位排序的（高级官职排在低级官职的前面，绵羊则排在了所有动物的最前面，显示羊毛在舒鲁帕克社会中的重要性）。它们反映了对井然有序的社会的渴望，并把这种理想社会的观念灌输给所有接受过书写训练的人。因此，文字在这里已超越管理功能成为传播意识形态的工具。
轮子是诞生于公元前第四个千年纪晚期的另一项创新，起初可能只是为了高效地制作陶器，后来才被用于运输。一块公元前3000年左右刻写的泥板为后人提供了证明轮子存在的最古老证据。泥板上的形象颇似一个带有顶棚、装着4个实心轮子的厢式雪橇。人类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所取得的另一项重大技术突破就是冶金技术。美索不达米亚的居民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掌握了铜的冶炼后，又发现把铜和锡混合在一起可以得到更加坚硬的合金——青铜，从而掌握了青铜的冶炼。青铜铸造的刀刃更加锋利，能斩断农作物、树木、人体等各种目标。但青铜的优点远不止于此，不仅其熔点远低于铜，熔融的青铜的凝固点甚至比铜的更低，这使青铜的可塑性要好很多。公元前3000年至前1000年因此被称为青铜时代（后来铁器开始逐步普及）。青铜冶炼工艺传遍了整个欧洲，甚至在生铁取代青铜成为制造武器与工具的主要金属材料之后，青铜仍是铸造塑像或礼器的重要材料。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人就格外擅长铸造青铜塑像。
想要使用青铜就要获得铜和锡，它们现在变得很重要。居住在苏美尔地区的人们所需的锡可能进口自中亚。这涉及一个由多条繁忙商路交会而成的贸易网络。其中一些商路沿着河流朝着南北方向延伸，另一些则向东经伊朗高原边缘的苏萨（Susa）延伸至盛产青金石的阿富汗。木材和香草产自土耳其与叙利亚的山区，花岗岩和辉绿岩产自埃及，雪松木产自黎巴嫩的群山。苏美尔社会的富庶与精致，从英国著名考古学家伦纳德·伍利（Leonard Woolley）于20世纪20、30年代对乌尔城所谓的王室墓地遗址的考古发现中可见一斑。（伍利充分利用伊拉克在奥斯曼帝国崩溃后被英国托管的时机，把最精美的文物都运到了大英博物馆。）最奢华的墓葬大约建于公元前2500年。墓中安葬的男男女女生前显然受到世人膜拜（目前尚无确切证据能证明他们的身份是国王与王后），死后还被众多殉葬者的遗体所环绕。墓中还出土了大量精美的文物，例如镶嵌木制成的竖琴和里拉琴、棋盘、酒杯、金银首饰。最精美的文物当属乌尔军旗（Standard of Ur）。但它实际上是一个共鸣箱，一面描绘了战争场景，另一面则描绘了和平的景象，上面还镶嵌着贝壳和青金石作为装饰。墓中的精英人物与其周围的殉葬者的关系仍是学术界激烈争论的焦点。伍利曾精心构建出一套解释：在葬礼仪式中，王室的侍从遭到毒杀并被摆放在死去的主人身边。比较新的观点则认为，墓中央的人应具有某种特殊的宗教身份，所以其他人希望自己死时遗体能尽可能地靠近他们（后来基督教徒在入葬时，也希望尽可能靠近供奉圣徒或殉教者的圣地）。
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并不太平。在乌尔王室墓地出土的装饰品中，就有仪式用的黄金武器，这表明武功在当时受到极大的推崇。以拉格什（Lagesh）的秃鹫石碑（Vulture stele，可能与乌尔的王室墓地同属公元前2500年前后）为例，图案中的国王先是站在战车上，率领着一队戴头盔的士兵，之后又与士兵一起从战败的敌人身上踏过。城市的领导者未必全是军事领袖——某些用来描述他们的词语表明他们是宗教领袖或行政首脑——但各城市之间的竞争与冲突此时无疑日趋白热化。最早的军事领袖诞生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也就是后来的巴比伦尼亚（Babylonia），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在此地距离最近。这里河床稳定，陆路畅通，因此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并催生出新的领导模式。基什（Kish）恰好坐落在两条河流之间，在人类有记载的最早一批君主中，有一人就出自该城。他叫麦西里姆（Mesilim），公元前2600年左右在位。据记载，他是神的后裔，还曾仲裁过领土纠纷。
宫殿在城市中的地位此时变得越发突出。在基什，宫殿的入口处建有设防的塔楼，宫殿本身也被围墙保护着。有证据表明当地社会上的不平等现象日益严重，尤其富人与穷人的住宅有天壤之别。此外该城的口粮配给也可能根据领受者身份的尊卑而大为不同。文献中首次出现了关于奴隶的记载：女奴们在附属于神庙的作坊里从事纺织工作。法庭档案则记录了奴隶们对其身份提出异议。③
本书第1章曾提到碑铭学研究的一大发展趋势，就是不再对文献或铭文进行单纯的逐字翻译，而是将之视为一种公关行为，进行更细致的解读。在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纪的晚期，苏美尔文献通常被刻在石板或雕像上，并放置于神庙中，以便向所有人展示。这些铭文勾勒出这样一幅社会图景：统治者被尊为众神所挑选的人，维护着所有人的和平安定与福祉，他尤其是灌溉工程的监管者；城市在其治理之下繁荣昌盛，人口也在他的“牧养”下稳步增长。（这种把统治者比喻为好牧人的做法在整个古代世界都反复出现，最终被基督教所吸收。）这或许只是一种理想化的图景，但第一批法典表明仁君治国或许也有某种真实性。现存最早的法典是由公元前2350年前后统治拉格什的乌鲁卡基那（Urukagina）颁布的，可能旨在约束官吏与富裕地主的权力。穷人因此在面对富人和官吏的淫威时受到了保护。而有证据显示苏美尔地区普遍存在着一套司法系统。当地往往设有法庭，并由德高望重的市民充当法官。
《吉尔伽美什》（Epic of Gilgamesh）提出了另一种观念，即国王是由埃阿（Ea）④和地母神（Mother Goddess）创造的至高无上的存在。
埃阿开口对神母说道：“你是伯勒特伊利，众位大神的女主人，你为凡人创造了一个男人。如今使他成为国王吧，为世人指点迷津。使他拥有甜美的性格、完美的面庞、健美的身体！”神母使他成了国王，世人的导师。众神命他为神而战，安努给了他王冠，恩利尔给了他王座，内尔伽勒给了他武器，尼努尔塔给了他华丽的颈饰，神母给了他威严的身姿，努斯卡为他任命了顾问，让他们垂手立于他的面前。⑤
王权神授的观念就此诞生，并且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此后的千百年里，希腊化时代的国王、信奉异教的罗马皇帝、信奉基督教的拜占庭皇帝，无不依据这一观念反复强调统治者系由神明选拔，且不论这些神明究竟属于异教还是基督教。当然，在任何情况下，战争的胜负才真正决定着统治者的生死。
阿卡德人
城市之间持续不断的冲突既令各城市元气大伤，也使南部平原面对外来入侵时不堪一击。大约公元前2330年，阿卡德的萨尔贡（Sargon of Akkade）征服了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并成了人类有史以来第一位“大帝”。此人出身于北方一个操塞姆语的民族。（相传其母是一名女祭司，把尚在襁褓之中的萨尔贡放入柳条篮子投入河中，漂到下游的他因此得救。该传说显然与摩西的故事有诸多相似之处，揭示出此类传说是如何传遍近东地区并被反复借用。根据另一个故事的记述，他在基什王宫中担任负责为国王斟酒的近侍时，依靠一场宫廷叛乱攫取了权力。）萨尔贡定都于阿卡德，其城址可能在今巴格达郊区、底格里斯河与迪亚拉河的交汇处。该城可能曾是商路汇集之地，从而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大量人口。被称为《阿卡德之诅咒》（Curse of Akkad）的一段文字写道：“外国人四处游荡，有如异域飞来的鸟群”，猴子、大象、水牛、绵羊、野山羊等动物“在广场上熙熙攘攘”。该城在鼎盛时期拥有无数的金、银、铜、锡，以及“成块成块”的青金石，而后者乃是当时最为贵重的商品。
以这座繁忙的大都市为中心，萨尔贡创立了北起安纳托利亚、东至伊朗高原的庞大帝国。乌鲁克此时也被萨尔贡的军队征服，其城墙被拆毁，该城的统治者卢伽尔扎吉西（Lugalzagesi）也被掳往北方。乌尔的城墙同样遭到了破坏。萨尔贡及其后继者利用浮雕强化其王权。这些半人半神的征服者在画面中身形巨大，与细小的敌人形成鲜明的对比。（与那尔迈调色板做比较，见第55页）属于塞姆语族的阿卡德语此刻终于成为帝国的主要语言，同时也成为存世的楔形文字档案中最常见的语言。但苏美尔语仍然是祭司阶层与宗教文本所使用的独特语言。
阿卡德帝国存世的文献十分丰富。这也标志着人类历史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时刻的到来——我们终于可以通过文字史料而不是单纯依赖考古发现去更全面地了解一个文明了。这些文献以一种独特的方式纪年，每一年都以当年发生的某起重大事件命名。尽管文献中频频提及阿卡德城，但该城的位置至今无法确定，而仅凭文物也难以区分出一种独特的阿卡德文化。虽然有关于战争与征服的传说，但今人对阿卡德帝国的政治架构的了解仍十分模糊。萨尔贡帝国的基础主要是个人的征服行为，因此历代国王需要不停地对国内外的敌人发动战争，以巩固其权威。许多证据表明，一些被击败的国王仍以行省总督的身份留任，但频繁的叛乱表明此方法收效甚微。帝国建立70年后，即萨尔贡的曾孙沙尔卡利沙瑞（Shar-kali-sharri）统治时期，库提人（Gutians）越过扎格罗斯山脉，摧毁了平原上的这座富庶城市，并最终导致了帝国的瓦解。《阿卡德之诅咒》即讲述了神灵恩利尔收回了对城市的庇护，以及库提人毁坏商路、驱散畜群：“建城以来的第一次，广袤的农田未产出一粒粮，蓄满水的池塘未产出一尾鱼，灌溉过的果园未产出一滴葡萄酒或糖浆。”
阿卡德帝国的崩溃令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城市受益，令他们得以恢复独立（这也表明阿卡德人的统治并不是毁坏性的）。在经历数十年的苦难之后，苏美尔人迎来了最后一段极为荣耀的时光。在一个名叫乌尔那木（Ur-Nammu）的人及其子舒尔吉（Shulgi）的领导下，一个高效的官僚制国家出现在了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即乌尔的第三王朝（约公元前2150—前2004年）。舒尔吉曾如此歌颂自己：“我纵身跃起时有如强壮的豹子，急速飞奔时有如纯种的良驹，［天空之神］安努的青睐给我带来了欢乐。”该王朝以雄伟的庙塔（ziggurat）闻名于世。这是一种巨大的由阶梯式平台组成的建筑，可以通过一条坡道拾级而上。庙塔可能象征着众神的家。把神殿建在远离任何可以想象到的洪水的高处，在心理上确保了所有人的福祉。庙塔的最上层结构如今虽已经彻底消失，但精心营建的塔体仍得以保持当年的气势。其表层由经过高温烘烤和沥青浸泡的砖块砌成，以提高塔体的强度。砖层间都铺有草席，既分散了砖层的重量，又能吸收潮气。庙塔体现着众神的主宰地位。国王则凭借众神的权威维护自己的统治。乌尔的《王家赞美诗》既强调了统治者对众神的尊敬，也强调了统治者每逢城市举办重大节庆时所应扮演的领袖角色。某些节庆的举办场所可能就在庙塔的顶端。与大多数宗教文献一样，这些赞美诗也以苏美尔语写成，甚至可能是一种仪式性的手段，用来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保持距离。此外，这些赞美诗的另一个吸引人之处就是它们在音乐方面的价值。
该时期存世的文献数量庞大、种类繁多。在该王朝的文学作品当中，有一首人类有史以来最古老的史诗，其主角是乌鲁克的武士国王吉尔伽美什。（虽然该史诗创作于该年代，但流传至今的则是几百年后的版本，因此无从得知这部史诗在流传中发生过怎样的变化。）《吉尔伽美什》讲述了发生在主人公吉尔伽美什与野人恩奇都（Enkidu）之间的故事。他们二人在经历一番恶斗后化敌为友，并结伴冒险。恩奇都因杀死了一头怪兽而遭到众神的报复，悲惨地死去。吉尔伽美什为此深深陷入对死亡的思考，并动身寻求永生之法。《吉尔伽美什》深受苏美尔人的喜爱，并被翻译为近东地区的其他语言，如赫梯语（Hittites）和胡里安语（Hurrians）。一些学者甚至认为该史诗也可能影响了荷马史诗的创作。（不仅《奥德赛》的开头部分与该史诗有相似之处，《伊利亚特》对永生这一主题的处理也与该史诗十分相似。）苏美尔人还流传着一则关于大洪水的故事，而在乌尔进行的考古活动也曾发现一个厚达2.5米的连续淤泥层，并被伦纳德·伍利认定为圣经中的大洪水遗迹。伍利的观点显然难以成立，因为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太过于接近海平面，不仅洪水频发，河流的频繁改道也经常导致城市被淹没或被遗弃。然而，舒鲁帕克的某位“智者”无疑记录了一场洪水，他则因乘上一艘方舟而得以幸免于恩利尔神的怒火。⑥
乌尔的王室墓葬表明某些女性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该时期的另一则著名文献就讲述了一位名叫安海度亚娜（Enheduanna）的女祭司的故事。她曾接受萨尔贡的任命，在乌尔的宗教事务中担任重要职务。（她拥有“萨尔贡之女”的荣誉头衔。）后来，乌尔爆发了反抗阿卡德的暴动，恢复了当地神祇南纳（Nanner）的主宰地位，安海度亚娜也自然失去了其职务并被逐出了乌尔。她为了报复转而侍奉女神伊南娜，因为这位女神既是乌尔的邻邦乌鲁克的主神，又被阿卡德人视同于其女神伊丝塔尔（Ishtar）。此后，安海度亚娜设法回到乌尔，大力推动对女神伊南娜的崇拜。她宣称，众神之中最为高贵的天神安努已经做出裁决，让女神伊南娜取代当地神祇南纳，继续守护这座城市。稍晚的某些文献甚至暗示伊南娜女神经常与乌尔的国王交欢。这则故事表明，安海度亚娜之类的女强人能产生较大影响力，尤其是通过操弄众神，使之对自己有利。当然,女性作为一个整体，在当时并不享有任何特殊地位。与上述故事同时代的另一篇文献就把乌尔的织工列为所有工匠当中最低贱的一个群体，而这个群体恰恰主要由妇女和儿童构成，正如当今世界上的多数地方一样。
乌尔第三王朝对臣民的控制远比阿卡德帝国更彻底。中央政府经常强征劳动力。地方总督通过与君主联姻的方式来强化彼此的政治联系——据记载舒尔吉有9个妻子，其中几个就来自地方上的名门望族。行省总督既充当法官，又监管水利系统，还获得了当地军事首领的支持。尽管在外交政策方面，阿卡德式的扩张策略已被外交谈判取代。
到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纪末年，乌尔第三王朝开始衰落。土壤因每年一度的洪水泛滥而逐渐盐碱化，肥力大降。官僚系统变得过于复杂（芝麻油要被分为4个等级，而一只羊竟被分别登记在3块泥板上），这意味着个体正日渐丧失主观能动性。国家内部离心离德，当外部敌人出观时，这种感觉让国家变得脆弱。王朝的崩溃突然降临。埃兰人（Elamites）于公元前2004年洗劫了乌尔。《乌尔毁灭哀歌》（The Lamentation over the Destruction of Ur）便记载了城中的居民区被夷为平地的经过。那个理想的国度——河水灌溉着土地，农民在众神的保佑之下快乐地操持活计——与这场灾难形成了鲜明对比。当另一个强大的城邦伊辛（Isin）努力保持苏美尔最负盛名的宗教中心尼普尔（Nippur）不受外来攻击时，还发生了其他的冲突。
古巴比伦时代（公元前2000—前1600年）
在本节所讲述的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征服者是巴比伦城的国王汉谟拉比。由于巴比伦城遗址较古老的部分沉浸于水中，无法复原，因此巴比伦的早期历史难以得到考古证据的佐证，汉谟拉比的崛起也因此迷雾重重。早在公元前18世纪90年代，他可能就开始小心谨慎地统治着这个国家，并且凭借兴修水利、建造要塞、与其他国王结盟等手段逐步壮大实力。他于公元前18世纪60年代摆脱联盟的束缚，击败了伊辛、乌尔、尼普尔、乌鲁克等南部平原上的重要城市，从而成为该地区事实上的霸主。此后，他向东扩张至底格里斯河，控制了通往伊朗高原的商路，又于公元前1761年攻陷幼发拉底河北部的重要贸易城市马瑞（Mari），并拆毁了其城墙。汉谟拉比在洗劫马瑞后，向西一路推进到了强国延哈德（Yamhad）的边界。
汉谟拉比最著名的功绩是其法典。该法典被精美地雕刻在石碑上，由法国考古人员发现于苏萨。显然，它是在公元前13世纪被埃兰人当作战利品搬运至此的。（该石碑据信最初被安放在锡普尔城［Sippur］中一座供奉太阳神沙玛什［Shamesh］的神庙里。该城位于巴比伦西北部，是幼发拉底河流域的重要贸易城市。该石碑被移走表明此类石碑在当时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碑文用阿卡德书面语写成。与其他同类碑文一样，其用途是充当王室的宣传工具，而非用于颁布一部真正的法典。例如，在巴比伦的其他法律案例中，没有提到过这部法典。碑文实际上只是记录了一些汉谟拉比自以为高明的判决。他希望把自己塑造成为人民维护正义的仁君。（他自称：“我是带来和平的牧者，我的权杖就是正义。”）汉谟拉比尤其注重展现其处理有关婚姻与继承权等问题的棘手案件的能力。
除了法典，汉谟拉比的另一项重要遗产是从战败的城市马瑞劫掠了大量宫廷档案。这些泥板多达2.5万块，大多数已被学术界整理发表。这批档案生动地再现了那些彼此争斗的贸易城邦朝不保夕的悲惨命运。它们为了抓住商机而不得不打开国门，但开放的商路又使其变得极为脆弱。在马瑞的档案中，不法之徒与游牧部落侵犯边境的记载比比皆是。由于边境地区难以得到有效控制，宫廷常常与边远地区的游牧民族进行交易，以土地和手工制品换取对方的效忠和军事支持。邻邦之间的关系主要通过一系列充满变数的盟约来维持，并利用王室间的联姻或货物交换加以巩固（例如马瑞最青睐锡）。与此同时，国家还必须促进经济发展。宫廷往往鼓励贸易，并对农作物的灌溉与纺织品的生产进行监管（王后甚至会亲自从事纺织）。除了王室，地产的所有者和商人也会协助国家维持繁荣。马瑞档案还详细记录了当地的宗教生活，例如“先知们”（在此套用以色列人的称呼）熟练使用动物肝脏占卜的技艺，甚至记述了在缺少目击证人的案件中如何用河水裁决的仪式来“证明”嫌疑人是否有罪：嫌疑人或由他选择的替身倘若能在河水中游过一段距离，便可证明其清白。档案还提及许多国家以及 500余座城市的名字，其中一些至今从未见诸其他文献或考古材料。例如前文提到的延哈德，在档案中被置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其都城哈拉布（Halab）就位于今天的阿勒颇城的地下，但从未进行过考古发掘。这也再次表明人们对古代近东历史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
汉谟拉比的帝国瓦解后，巴比伦仍是一座重要的城市，并且在接下来的几百年间经历了数次复兴。现存的文献包括许多关于贷款与财产买卖的私人契约，这表明，与苏美尔社会相比，巴比伦社会赋予了经营活动更大的自由，而贸易活动的主体可以是个人，而非国家。地产的主人也可以自由开发其土地。反映这一时代的材料主要来自锡普尔城的档案。该城有一群被称为纳狄图（naditu）的女性。她们均出身于城中的较富裕家庭，聚居在一个名为gagum的封闭区域，并且结成了某种宗教社群。她们据说被许配给了当地的神祇沙玛什，但她们通过这种婚配关系获得的含混地位使她们能够公开参与商业活动。她们不仅从事土地和牲畜的买卖，甚至还通过中间人从事锡等大宗商品的贸易。无论她们与神具有何种关系，都无须过苦行僧式的生活。她们甚至还会用白银购买杜松油、桃金娘油以及其他香料。
在该历史时期所涵盖的几个世纪里，美索不达米亚不仅经济繁荣，在文化与智识方面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文学上，《阿特拉哈西斯》（Atrahasis，意为智慧超群）中的各种故事描绘众神的方式与《伊利亚特》颇为相似。两部作品中的众神都以抽签的方式来瓜分天空、陆地和海洋。巴比伦史诗《埃努玛·埃利什》（Enuma Elish，其创作时间众说纷纭，一说为公元前15世纪，另一说为公元前12世纪）讲述了众神创世的故事。诗中提到，海洋要先于天空和陆地被创造出来。古希腊哲学家米利都的泰勒斯（Thales of Miletus）可能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自己的宇宙观。
巴比伦人精通天文与数学。他们创造了一套太阴历，并以设置闰月的方式使之与太阳年保持一致。他们的计算结果十分精确。巴比伦天文学家西丹努斯（Kidinnu，约公元前380年）所推演出的朔望月周期甚至与实际值的误差不到一秒。巴比伦历法后来传到了犹太人中（“巴比伦之囚”的时代，见下文）。人们在公元前1800年至前1600年的泥板上发现了乘法、除法、平方和立方，甚至还有一些对数的计算。他们对2的平方根的计算值与实际值的误差不到0.000007。此外，他们已经发现了毕达哥拉斯定理（即勾股定理），比毕达哥拉斯的信徒们领先了千余年（尽管尚无证据表明巴比伦人能像希腊人那样通过推导的方式证明该定理）。工程与测量的实际需求同数学密切相关，而当时用于计算不同图形的面积与体积的说明也被保存至今。最令人震惊的创新是位值制记数法，即把两个数字排列在一起（例如在12中，“1”代表以10为基数的单位，“2”代表额外的单位）。巴比伦人以60为基数。例如，70就是1个基数单位加上l0个额外的单位。由于60可被许多数字整除，便于使用，至今仍被用于计算角度和时间——1小时有60分，1分又有60秒。后来六十进制经印度—阿拉伯文明传入了西方。巴比伦人的另一项创造是提出了音阶的概念。此概念出现于大约公元前1800年，并且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纪通过腓尼基人传入希腊。
字母的发明
位于巴比伦王国以西的土地被称为迦南（Canaan），是巴勒斯坦地区的古称（“巴勒斯坦”的叫法最早见于希罗多德在公元前5世纪创作的《历史》一书）。对于西方世界十分重要的一项发明即将在此诞生，这便是字母。叙利亚与巴勒斯坦地区使用楔形文字与埃及圣书体文字的历史都可追溯到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纪，但后者的流传范围要小得多。上述两种文字既不便于使用，又需要花费数年时间才能掌握。时间进入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纪后，一些新独立的城邦陆续诞生于该地区，并且纷纷开始试验更简便的书写方法。其中一种文字发源于重要的沿海城市比布鲁斯（Byblos）。尽管写有这种文字的实物如今仅存十余件，但已足以表明这是一种含有约100个字符的音节文字。其中一些字符可能直接借鉴自埃及的圣书体文字。字母的演变最终还是要借助埃及的圣书体文字。埃及人早已发展出了一些单纯用于表示辅音的字符（例如他们会画一个“手”［ad］的字符来表示辅音d）。然而，埃及人止步于此，未把所有辅音字符挑选出来作为字母。迦南的某个民族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迈出了这关键的一步。这群革新者用埃及圣书体文字的单个字符表示本民族塞姆语中的辅音。例如“水”在塞姆语中读作maym。书写者只取了它的第一个辅音m，并在埃及圣书体文字中找出表示水的字符，恰好是一条波浪线，并用这个字符指代辅音m（M）。
同样，再以“房屋”为例，这个词在塞姆语中读作bet，书写者为了给辅音b找到一个字符，用埃及圣书体文字中表示房子的符号（一个对称的图形）指代辅音b（B）。一旦辅音能以文字的形式被记录下来，任何单词都能使用二十余个辅音字母中的几个加以表示。任何文明在领悟上述观念后，都不难创造出自己的符号来表示各个辅音。以叙利亚的沿海城市乌加里特（Ugarit）为例，当地人曾一直使用巴比伦楔形文字进行书写，但在掌握字母的概念后，便开始使用楔形符号代替巴比伦楔形文字。到公元前13世纪，当地人只使用22个辅音字母进行书写。学者们认为，大约在公元前1300年至公元前1000年期间，腓尼基人终于创造出了自己的字母，并且于公元前9世纪或公元前8世纪将之传授给了希腊人。希腊人可能主要使用字母记录诗歌，故而又加入了元音字母。
亚述人与赫梯人
一般认为巴比伦尼亚的北方边界是哈姆林山（Gebel Hamrin，意为红山）。当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纪刚刚开始时，一个新兴的国家开始在山脉的另一侧崛起，这便是亚述。阿舒尔（Ashur）坐落于石灰岩峭壁上，并有作为天然屏障的底格里斯河环绕其四周。阿舒尔附近的土地肥沃，且可以轻易抵达一条翻越扎格罗斯山脉通往伊朗的商路。阿舒尔早期因作为贸易中心而繁盛一时，其商业触角一直向外延伸。安纳托利亚的白银、巴比伦尼亚的纺织品，甚至更东边的阿富汗的锡，都是令阿舒尔商人垂涎的目标。亚述早期的历代国王可能曾把阿舒尔作为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各城市商队交易各种贵金属的中心。这些商队所支付的精美纺织品又被驮队输往北方的安纳托利亚，以换回更多的金属。此时的亚述国王虽然是重要的宗教人物（在正式文献中被描述为阿舒尔神⑦在人间的辅政者），但阿舒尔城的日常管理显然由一个委员会掌握。这个委员会由几个商业家族的首领组成。从税务到外交，与城市繁荣有关的一切事务都在委员会的控制之下。在叙利亚北部和安纳托利亚的城市中，亚述商队均拥有自己的居住区，他们在当地所享有的权利则由阿舒尔的委员会与当地君主共同商定。安纳托利亚中部的卡内什（Kanesh）曾出土了一批有关其中一个居住区的楔形文字文献。这批文献可追溯至公元前1900年至公元前1830年，其内容表明当时的商业活动已经非常成熟。商人们不仅计算商品的价格、利润和货物周转率，甚至还发放信用贷款。对那些常驻安纳托利亚的商人而言，把妻子留在阿舒尔监管布匹的生产与收购是一种司空见惯的做法。身处异国他乡的商人娶当地女子为妻的行为是可以被接受的，只要他有能力赡养所有的妻室。而在阿舒尔，许多已婚女性似乎保留了自己所赚取的利润。
公元前18世纪初，安纳托利亚君主们的权力斗争干扰了当地的贸易网络。库萨拉（Kussara）的君主征服了卡内什，似乎标志着一个重要历史时刻的到来。库萨拉统治者似乎于公元前1830年前后接管了已化为废墟的哈图沙（Hattusas，今土耳其勃尕卡尔村［Boghazkoy］），并且把王室档案转移至此。哈图沙就此成为赫梯人帝国的发祥地。赫梯人自称赫梯之地的子民。“赫梯” 是《圣经》中的用法，但其仅指公元前1200年赫梯人文明崩溃后沦为部落民族的时期。学术界直到19世纪晚期才意识到，《圣经》中的赫梯人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纪的后半叶曾建立过强大的帝国。赫梯人的许多方面至今仍然谜团重重，但由于哈图沙的考古发掘仍在源源不断地提供新的史料，对该帝国历史的认识也在不断被刷新。⑧
赫梯帝国的历史一般被分为两个阶段：“古王国时期”为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400年；“新王国时期”则为公元前1400年至公元前1200年，此时的赫梯已成为古代近东历史舞台上的主要角色。但这种断代方式可能使人忽略这两个阶段不仅前后相连，其王室也是一脉相承。在赫梯的整个历史进程中，安纳托利亚腹地北部的哈图沙始终是该国的都城。当地乱石丛生，易守难攻，同时还拥有这片干旱地区最为宝贵的丰沛水源。古王国时期的档案表明，王室各支系间的争斗经常与赫梯帝国军事上的胜利或失败相互交织、相互联系。赫梯诸王的坚韧不拔是赫梯帝国统治者最为显著的特征。国王们通常没有足够的兵力发动大规模战争，其附庸又总是不安分，还要时刻面对敌国在边境制造的摩擦。他们的生存更依赖于娴熟的外交手段与适时的妥协退让，而非扩张。
当时在古代近东地区，还有另外几个强国与赫梯并立。由鲜为人知的加喜特人（Kassites）所建立的王朝，曾在公元前1595年至前1155年控制着巴比伦尼亚。胡里安人于公元前15世纪在叙利亚北部建立了统一国家米坦尼（Mitanni），但其都城至今尚未被发现。在当时的西亚，只有新王国时期的埃及能与米坦尼抗衡。公元前15世纪末，赫梯在图达里亚一世（Tudhaliya Ⅰ）的统治下开始扩张，米坦尼则成为首个牺牲品。盛产铜矿石的伊苏瓦（Isuwa）曾长期臣服于米坦尼，此时也落入图达里亚一世之手，而赫梯很快成为当时外交舞台上的重要角色。巩固赫梯帝国仍然任重而道远，直到苏庇路里乌玛一世（Suppiluliuma Ⅰ）在位（约公元前1380—前1345年）时，赫梯才彻底征服米坦尼并在那里扶植了一个傀儡，使之成为其与亚述之间的缓冲区。亚述此时已实现复兴并成为伊拉克北部最强大的国家。赫梯还征服了安纳托利亚的大片土地并在此接触到诸多民族。其中的阿比亚瓦人（Ahbijawa）可能就是迈锡尼时代的希腊人（见第8章）。后来，赫梯向南扩张至叙利亚，并向幼发拉底河推进，于是与埃及人狭路相逢。两国间爆发了惨烈的卡迭什之战（Battle of Qadesh，公元前1275年）。作为战争的结果，两国在叙利亚南部共同划定了一条边界。
上述结果是赫梯典型的统治策略。赫梯的国王们一直通过在哈图沙（苏庇路里乌玛一世大幅提升了该城的防御能力）修建大型宗教建筑群来强化其半人半神的身份。赫梯帝国每赢得一块领土，国王便与失败的对手缔结一系列条约。条约不仅严格规定了双方的疆界，还通过讲述附庸国的君主幸运地获得“大王”（Great King）怜悯的经过，来强调大王至高无上的地位。附庸国的君主每年都必须亲自带着贡品前往哈图沙，汇报其治下所发生的各种骚乱，必要时还要向赫梯提供军队。大王还通过频繁巡视安纳托利亚的中部地区、主持各种重大节庆，来强调他与众神的紧密关系，从而强化他与人民的联系。国王在世时是众神的代表，死后则成为神。
赫梯人对周边文化也非常开放。都城哈图沙的王室档案馆保存着用8种语言写成的档案。赫梯是一个真正操多种语言的帝国（尽管印欧语系的涅西特语［Nesite］被指定为官方语言，即通常所谓的赫梯语），拥有多元的文化。赫梯人似乎在自由地借鉴周边的文化，并有可能再将其成果传播到地中海东部。赫梯人用楔形文字书写，他们对法律的理解应该也受到了巴比伦与其他地区法典的影响。他们的某些宗教信念——例如对强大的太阳女神的崇拜——显然也受到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影响。哈图沙曾出土过分别用阿卡德语、胡里安语和赫梯语书写的《吉尔伽美什》。胡里安人对赫梯的影响尤其巨大。赫梯最重要的史诗《库玛尔比》（Kumarbi）直接借鉴自胡里安人。（库玛尔比本就是胡里安人的神。）该史诗的显著特点是描述了众神的谱系：天空之神安努被其子“众神之父”库玛尔比推翻，成为国王的库玛尔比又被天气之神特舒卜（Teshub）推翻。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Hesiod）在公元前8世纪创作的《神谱》（Theogony）中也讲述了类似的众神冲突的故事。而且，在这两部作品中都有一位父神被其子阉割，故而有人推测《库玛尔比》也流传到了希腊。
上述国家虽然命运各不相同，但仍具有许多共同之处。这些国家均有宫殿恢弘的首都，并且以之为中心统治或试图统治周边的领土。阿玛尔那土丘（Tell el-Amarna）、培尔—拉美西斯（Pi-Rameses）等埃及都城堪称此方面的典范（见第4章），而地中海的迈锡尼和梯林斯（Tiryns）的宫殿—城堡也同样遵循相同的模式。即使乌加里特这样的小邦也建有华美的宫殿群，并与同时期的其他城市一样拥有数量庞大的档案。这些城邦的另一个共同文化特征是使用战车。战车造价昂贵，马匹来之不易，因此战车成为专属于精英阶层的武器，之后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们在投入战斗时也都选择搭乘战车。然而，正是这种共同文化使各国保持了克制，例如赫梯与埃及在卡迭什之战结束后即停战划界。此外，大量证据表明，彼此敌对的国王之间也会交换礼物而商业往来全部依赖当时四通八达的贸易网络。
在赫梯称霸的年代，这种交往的广度可以从一项令人兴奋的水下考古发现中体现出来。有一艘来自位于今土耳其南部卡什（Kas）附近的乌鲁布伦城的商船被发现，其沉没的时间被推定为公元前14世纪晚期（树轮年代学与碳—14测年法的检测结果相互印证，均表明船只沉没的时间大约为公元前1304年）。该船可能是从黎凡特出发的货船。其计划中的航程可能沿黎凡特的海岸线向北，然后经塞浦路斯岛沿安纳托利亚的海岸线航行，接下来可能会驶向迈锡尼时代的希腊，而后顺风向南驶向克里特岛，最后经埃及返回黎凡特。然而这艘船意外地在安纳托利亚的近海遇难沉没。该船装载的货物种类繁多。货舱中装载着象牙、玻璃制品（玻璃虽早在公元前1600年便已出现，但此时仍是一种珍贵商品）、滚筒印章以及产自整个近东地区的各种陶器。此外，船上还载有塞浦路斯岛出产的铜锭与埃及南部出产的乌木，以及埃及、黎凡特甚至迈锡尼—希腊等地设计制造的青铜工具。货物当中铜和锡的数量恰与熔炼青铜所需的比例相符。种种迹象表明，当时的贸易活动已相当发达，具备灵活的商业智慧和成熟的信用体系。⑨
然而，如此复杂的贸易网络却在一百年后被破坏了。公元前13世纪末，地中海东部的各个文明相继遭遇灭顶之灾。迈锡尼时期的希腊城市虽城防坚固亦遭到破坏，而塞浦路斯岛的村镇也遭受了相同的厄运。哈图沙于公元前1200年左右被焚毁。尽管在叙利亚仍残留着一些由赫梯君主把持的割据政权，但故都哈图沙与部分安纳托利亚平原均被遗弃。赫梯文明就此瓦解。埃及似乎预先收到了警报，在尼罗河三角洲地区成功击退了来犯之敌。这些敌人不仅有利比亚人和“自北方来犯者”，还有神秘的“海上民族”（Sea Peoples）。在随之而来的混乱中，埃及收缩至尼罗河谷地的核心地区。近东与地中海东部的经济网络就此全面瓦解，该地区由此进入所谓的黑暗时代。
埃及文献暗示，“海上民族”是某种入侵者，但对上述史料的进一步分析表明，这些四处游荡的团伙应该是秩序崩溃的产物而非其肇因。其他人则可能是埃及周边势力的雇佣军，受雇于利比亚人等民族。学术界如今正在探讨以下这些理论的可能性：该地区各民族间错综复杂的贸易关系已经变得超过合理限度；税收伤害了农村人口，而他们生产的粮食是文明的基础；这是一次相互关联的各种文化形成的系统的彻底崩溃。无论原因为何，这个从“黑暗时代”中诞生的“新”世界必定会与过去大不相同。（见第6、9章）
①爱德华·W. 萨义德在其《东方学》一书中对此进行了批判，参见：Edward Said, Orientalism: Western Conceptions of the Orient, London, 1978。
②关于早期字母的系统知识，参见：Andrew Robinson, Writing and Script: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2009；关于文字发展过程的广泛研究，参见：Dominique Charpin, Reading and Writing in Babylo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2010。
③对这一时期各种与奴隶制相关的零星证据的综述，参见：Daniel Snell, “Slavery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in Keith Bradley & Paul Cartledge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World Slavery, I: 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 World, Cambridge, 2011。
④埃阿又名恩基，是苏美尔神话体系中的水神；下文中的地母神即伯勒特伊利（Belet-ili），又名宁胡尔萨格（Ninhursag），是苏美尔神话体系中的众神之母，同时也是山神；引文当中，安努（Anu）为天空之神，恩利尔（Enlil）为风神，内尔伽勒（Nergal）为火神，尼努尔塔（Ninurta）为狩猎与战争之神，努斯卡（Nuska）是风神恩利尔的大管家。——译者注
⑤根据安德鲁·乔治（Andrew George）的英译本自译，该引文实际上并非出自《吉尔伽美什》，而是出自安德鲁·乔治英译本的序言，是公元前7世纪时亚述帝国登基仪式所用的一首赞美诗，参见：Andrew George, The Epic of Gilgamesh, London and New York, 2003, xli。——译者注
⑥安德鲁·乔治所翻译的《吉尔伽美什》比较通俗易懂：Andrew George, The Epic of Gilgamesh, London and New York, 2003。
⑦阿舒尔城的主神，与城市同名。——译者注
⑧对赫梯的介绍，参见：Trevor Bryce, The Kingdom of the Hittites, Oxford, 2005；Trevor Bryce, Life and Society in the Hittite World, Oxford, 2004。
⑨对该沉船的详细介绍，参见：Colin Renfrew and Paul Bahn, Archaeology, 6th edition, London, 2012, pp. 370-3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