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金字塔与权力

埃及的诞生，公元前3500—前1500年

罗马皇帝提图斯（Titus，公元79—81年在位）的形象曾经出现在罗马治下埃及行省的一座神庙的墙壁上。画面中的提图斯右手持权杖肃然而立。距此3000年前，埃及人就已经如此描绘当时的埃及法老那尔迈（Narmer）。对埃及女神伊西斯（Isis）的崇拜可追溯到公元前2400年，比罗马的崛起足足早了约2000年。后世对这位女神的崇拜依然热情不减，一度遍布罗马帝国（帝国的极西之地伦丁尼姆都曾建有一座伊西斯神庙），直到公元536年位于尼罗河上游菲莱岛（Philae）的伊西斯神庙才被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下令关闭，此时已是西罗马帝国“灭亡”60年之后了。简而言之，埃及宗教步入最蓬勃发展的阶段时，就已经比今日的基督教古老得多。埃及文明的诸多特征在金字塔建成的1000年前就已经形成。它们清楚地提醒我们埃及早期历史的悠久与连续性。这并不是说埃及社会始终保持着稳定——秩序井然的表象下面总是隐藏着恐慌与动乱——相反，某些力量持久地为埃及的生活注入活力与繁荣。

上述力量当中，最为持久的是尼罗河那独特的生态环境。尽管该地区曾一度雨量充沛，但河谷地区早在公元前3000年就已滴雨不下。灌溉用水全部来自尼罗河一年一度的泛滥，而洪水则大部分源自埃塞俄比亚山区的夏季降雨。洪水又带来了淤泥。现成的水源加上肥沃的土壤，使当地的粮食产量是那些靠天吃饭的地区的3至4倍。尼罗河有规律的泛滥是与水源、土壤同等宝贵的财富。尼罗河的河水在5月开始上涨，在7月至10月间溢出河道，淹没河谷之中的漫滩。7月至10月因此被称为akhet，即“泛滥季”。河水自11月初开始回落。土地因淤泥而恢复肥力后，古人会标出地界并开始耕种。故而11月至来年2月被称为peret，即“土地重现的时节”。古埃及人一年中的最后4个月，即我们的3月至6月，正是收获的时节，故而得名shemu，即“收获季”。每当洪水来临，埃及农夫都会略带焦虑地查看水位——水位过低会导致粮食歉收，过高则会淹没村庄——但倘若他们足够幸运，尼罗河沿岸的农田将会获得丰收，生产出大量余粮，大约能达到健康膳食所需数量的3倍。余粮被卓有成效地收集起来，用于维持统治者、宫殿、手工业、大型工程——这些都可以算作古王国时期的埃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尽管埃及在之后的20多个世纪中也经历了数个动荡的时代，但上述成就得以世代相袭。

时至今日，游览埃及仍是一种非凡的经历。尽管金字塔早已通过各种图画与电影而为人熟知，但它们的规模，更重要的是，进入其内室所带给游客的震撼并不亚于4000年前。尽管阿斯旺大坝如今使一年一度的洪水泛滥成了历史，但沿尼罗河逆流向上的旅行仍令人感到，人们仿佛依旧如过去那样在沿岸的土地上耕作。在埃及南部的卢克索（Luxor）、埃德夫（Edfu）、阿布辛拜勒（Abu Simbel）等地的雄伟神庙，帝王谷以及女王哈特舍普苏特（Hatshepsut）的陵墓，至今仍保持着摄人心魄的魔力。读者倘若能透过19世纪探险者的视角来体验上述旅程，可能会感受到更大的冲击，例如阿米莉亚·爱德华兹（Amelia Edwards, 1831—1892年）的《尼罗河：溯河千里》①就格外富有感染力。

文明的开端

一则埃及最古老的创世神话把万物之始与太阳神拉（Ra）联系在了一起。太阳神拉射出精液，从中诞出了干燥之神舒（Shu）与湿润女神泰芙努特（Tefnut）。舒与泰芙努特又孕育出下一代神，即天空女神努特（Nut）与大地之神盖伯（Geb）。努特与盖伯又生育了4个子女：伊西斯与奥西里斯（Osiris）、塞特（Seth）与奈芙蒂斯（Nepthys）。伊西斯与奥西里斯结为夫妇，并成为埃及最初的统治者。然而，塞特推翻了兄长的统治并将其尸体肢解。伊西斯尽心尽力地把亡夫的遗骸重新拼合，为他制作了新的阳具（原有的阳具已被鱼儿吞食），并且借此孕育出其子荷鲁斯（Horus）。荷鲁斯被伊西斯藏匿于沼泽之中，并在成年后推翻了塞特。奥西里斯也成为冥界之神以及重生的象征。塞特在此后的埃及神话中继续充当秩序的敌人。荷鲁斯则成为继承其位的历代法老的守护者。②

创世神话把埃及早期历史与信仰中的一些元素糅合在一起。“神的家族”是一个组合，其成员涵盖了尼罗河沿岸各个宗教中心所供奉的早期神祇，而荷鲁斯与塞特的冲突则可能折射出两个早期城邦之间明争暗斗的古老记忆。这再次表明埃及并非天然的统一国家。埃及拥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生态圈。尼罗河河谷是一个狭长的区域，从尼罗河三角洲到阿斯旺附近的尼罗河第一瀑布，绵延近千米，但某些地方的宽度往往仅有几千米。北方的三角洲地区河网密布，到处都是鸟兽繁多的沼泽。尽管尚无史料能够表明三角洲地区曾产生独立的城邦，但考古学家正在从厚厚的淤泥下发现越来越多与早期文明有关的证据。埃及在约公元前3000年时完成首次统一，但埃及人在此后的很长时间里仍根深蒂固地认为埃及由两个不同的王国组成：一个王国位于北方的三角洲地区，另一个则位于南方的河谷地带。河谷地带被称为“芦苇之国”，三角洲地区则是“莎草之国”，且两地各自拥有不同的王权与守护神。

考古学者逐渐拼凑出了埃及在统一之前的历史脉络，这可能是该领域近来最重要的进展之一。埃及那些如今已成为沙漠的地区，在公元前5000年时仍有降雨。过着半游牧生活的牧人们平时游荡于广阔的土地上，在夏季则到绿洲躲避干旱。正如埃利都因其丰沛的水资源而变得神圣，在阿布辛拜勒以西100千米处的一条古老的贸易路线上的那布塔洼地（Nabta Playa，playa即意为水洼）也是如此。该地可能早在公元前第五个千年纪时即已成为祭祀中心，并且拥有埃及最早的石质纪念建筑——立起的石头可能对应着星辰的位置。当地有用牲畜献祭的传统，作为祭品的牲畜会被掩埋在“墓”中。有一种理论认为，这些牲畜的主人每年聚集在水边欢庆，并用牲畜献祭。随着当地因干旱逐渐化为沙漠，游牧部落被迫向尼罗河谷地迁徙。可能正是因为这种重大的转变，敌对群体间的竞争被激化，出现了各个能够彼此抗衡的等级社会。

埃及的统一

考古证据表明，公元前4000年前，这些早期聚落就已具备了后来的埃及文明的各项特征。在这一时期埃及南部的墓葬中，遗体已被摆成面朝西方侧卧的姿势，因为西方是夕阳的方向。墓中还留下了食物与狩猎工具，供死者在来世使用。二粒小麦、大麦和亚麻是当时的主要农作物，被大量种植。在公元前第四个千年纪的下半叶，河谷地区分散的农业聚落逐渐发展壮大。此时距埃及的第一次统一的时间尚有四五百年。诸如涅伽达（Naqada）、希拉康波利斯（Hieraconpolis）等聚落的扩张，可能反映了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因为它们都处在通向东部沙漠金矿的商路上，但它们所在的地区同样适于多样化的农业经营。对希拉康波利斯的考古发掘至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这个聚落在公元前3800年至前3400年间曾经历显著的扩张，城中可能有5000至1万名居民。在希拉康波利斯以北的涅伽达，早在公元前3600年就已出现有城墙的城镇，其巨大的墓地里散布着3000余座墓葬。因该地而得名的涅伽达文化在公元前3800年至前3000年曾扩散至整个上埃及（Upper Egypt）地区。这些城镇的崛起恰好与手工业水平的提高在时间上吻合，随葬品也变得越发丰富，出现了金器、铜器和各种石器。产自希拉康波利斯的陶器制作精美，其标准化的式样表明有一群能工巧匠正依照共同的范例进行批量生产。在这些奢侈品中还有装饰精美的权杖头。此类物品在埃及一直是权力的象征，并经常在希拉康波利斯那些较为奢华的墓葬中被发现。

埃及由于需要更优质的原材料而向更为广阔的世界敞开了大门。尼罗河谷地虽拥有取之不尽的泥土，可以制作陶器和泥砖，但缺乏木材。燧石是唯一唾手可得的石料（被用于制作精美的仪式匕首）。其他石料，如白色细石灰岩产自沿着河谷延伸的群山中，坚硬的花岗岩和闪长岩，以及金、铜与半宝石则不得不开采自周边的沙漠或从更遥远的地方进口。这就需要等级社会来组织队伍穿越荒凉的沙漠。当公元前第四个千年纪结束时，埃及人已和远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文明建立了联系。出土于埃及的滚筒印章和苏美尔文明的印章如出一辙，埃及泥砖墓的正立面可能模仿自苏美尔建筑或其刻在印章上的形象。埃及宫殿正立面壁凹与扶壁交替排列的设计同样出自美索不达米亚的神庙。考古学家在阿拜多斯（Abydos）出土的一批铭牌上发现了文字的雏形。这些铭牌来自公元前3100年的一座王室墓葬。这很可能说明文字在埃及与苏美尔地区同时发展，但埃及有可能更早。无论是苏美尔的楔形文字，还是埃及的圣书体文字，两者都遵循着同样的原则，即用表达某个词的读音的符号和其他符号的组合来指代这个词。

圣书体文字（Hieroglyphs），即“被雕刻出来的神圣文字”，衍生自埃及很早以前的陶器上的图案。文字的应用最初可能仅限于宫廷，用于记录国家的经济活动或记录法老的名字（被置于一种叫“塞拉赫”［serekh］的方框中），或被用于诸如那尔迈调色板（见下文）的正式纪念艺术作品中。然而，文字的出现具有重大意义，因为法老可以通过培植书吏阶层来维持王室的统治。

随着尼罗河沿岸的早期聚落逐渐发展壮大，彼此之间的冲突也加剧了。埃及的气候在公元前3300年以后日渐干旱，越来越多的人迁徙至尼罗河谷地，令这种争斗也随之愈演愈烈，并且引发统治者们对奢侈品资源、黄金、铜和硬质石料等的争夺。该时期的艺术作品对此有所表现。在希拉康波利斯第一百号墓的墓室壁画中，既有一名男性与两头狮子搏斗的场景，也有统治者把权杖高举在3名战俘头顶的画面。而墓中出土的两块调色板分别刻画了百兽之间的冲突与和谐（即狩猎调色板与战场调色板）。这个时期的统治者常被描绘为动物，比如公牛或狮子，仿佛他们需要借助某些象征力量与权力的形象使自己区别于凡人。荷鲁斯与塞特的故事很可能反映了发生在希拉康波利斯与涅伽达之间的真实斗争，因为前者正是荷鲁斯崇拜的中心，而后者恰好膜拜塞特。

埃及的统一可能并没有某个特定时刻，但相传正是在这一片混乱之中，一位名叫那尔迈的法老最终于公元前3000年之前成了埃及的主宰。目前尚无考古证据能够证明那尔迈的征服战争，因为一些遗址显示，它们平静地接受了被占领。某些学者认为统一的过程比今人设想的更加漫长，并认为一个年代更早的法老——“蝎子王”（Scorpion）——在建立具备某种统治秩序的国家的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可能就在埃及统一之后不久，那尔迈的继承者们便把都城设在了孟菲斯。该城位于三角洲与河谷的交界处，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三角洲这片新征服的土地也曾经拥有自己的重要聚落，但其规模就目前所知尚不能与上埃及的相提并论。三角洲东北部的法哈土丘（Tell el-Farkha）曾出土大量骨质人像，表明当地也曾存在较为先进的文化。但令人沮丧的是，由于现代开罗城不断扩建，三角洲地区最重要的聚落之一——玛阿迪（Maadi）——的遗迹几乎完全被抹去。早前的发掘显示，玛阿迪的文化特征与南方迥然不同，而与近东文化存在特别显著的联系。

那尔迈调色板是一件尤为值得一提的文物，它现在被陈列在开罗博物馆入口处最显眼的地方。英国考古学家于1897年至1898年的冬季在希拉康波利斯发现了它。当时它被古人小心翼翼地保存在了神庙的堆积物中。调色板上的法老起初并不为人所知，其名字由“鲶鱼”（nar）和“凿子”（mer）两个符号组成，此前从未见于其他文献。在调色板的正反两面，那尔迈分别头戴上埃及的王冠与下埃及的王冠。尽管他此时的敌人可能也包括利比亚人等周边民族，但他显然被刻画成了一名正在征服北方（三角洲）的南方君主。调色板的一面刻画了法老降伏敌人的场景：众多敌人已在这位法老的面前身首异处，而首级就堆在他的两脚之间。这一场面究竟是对真实战争的再现，还是仅仅代表了王权的象征，学术界仍存有争议。除史料价值外，该调色板也表明古埃及艺术的许多创作原则在这时就已成形。画面中人物形象的大小体现着其地位的尊卑。那尔迈的形象在该调色板刻画的所有人物中最大。在某个场景中，某位官员的形象虽小于那尔迈，但仍比那些随行仪仗人员要大得多。画匠与其说关注的是正确再现，不如说是传递细节，即使这意味着扭曲正常的视角。画面中，法老是侧脸，但其眼睛被画完整了，而双肩也是正着的。其双手和双脚同样得到了完整刻画。

荷鲁斯在古埃及历史中始终是法老们的保护神。这位神祇总是被刻画为隼的形象。开罗博物馆藏有一尊古王国时期的法老哈夫拉（Khafra，曾建造了现存第二大的金字塔，西方人更熟悉其希腊语名字Chephren）的巨型雕像，而荷鲁斯即被表现为一只栖息在法老背上的隼，并把其双翼安放在法老的双肩上。每位法老在其本名与其他头衔外，还有一个所谓的荷鲁斯名（Horus name）。进出国库的一切物品均盖有法老的这个名字，作为一种标记。此外，它还反映了法老的政治抱负——例如“和谐之使”“为两片土地的心脏注入生机之人”。

王权此时已在埃及站稳脚跟。埃及历史由此被划分为若干个王朝。公元前280年，埃及祭司曼涅托（Manetho）奉托勒密二世之命编修古埃及历史，将之划分为30个王朝，即从那尔迈时代起，一直到公元前332年波斯的统治被亚历山大推翻。这种划分方式被历史学家沿用至今。（后来，历史学家又把波斯帝国对埃及的第二次统治称作第三十一王朝。）尽管曼涅托的王表确定了古埃及的大致年代和法老在位的先后顺序，但仍有一些问题悬而未决。王表使那尔迈的统一显得过于突兀，因为考古证据已表明这一进程其实更加漫长。此外，王表隐瞒了年代上的某些空白，把埃及历史描绘成了一系列传承有序的法老统治埃及的历史。当埃及衰落时，可能有多个王朝并立，但曼涅托却把它们按先后顺序排列，从而给历史学家造成非常大的困惑。曼涅托笔下的第七王朝至今仍处于重重迷雾之中，而第九王朝与第十王朝的王室可能只有一个，而非两个。

历史学家也曾运用其他手段协助断代，例如碳—14定年法、地层学（根据不同时代的陶器的风格来进行断代）和天文记录等，当然也离不开其他文献史料的佐证。实际上，历史学家从埃及人自身那里获得了额外的帮助。古埃及的一套历法是通过观测天狼星（埃及人称之为天狗星）的起落而制订的。天狼星每年有近70天的时间隐于埃及的地平线以下，并且在公历的7月19日左右随着朝阳一同升起。尼罗河很偶然地会在同一天开始泛滥，因此对埃及人来说，这标志着新的一年的开始。古埃及人的这种“太阳历”的一年为365天又6个小时，换而言之，每4年就要添加额外的一天，以使历法与太阳的位置保持同步。埃及还有一种通过观测夜空中星辰运动而制订的历法。每当昼夜交替时，有可能观测到群星和地平线是以一种固定的模式在运动。古埃及人把群星分为36组，每一组从地平线升起到被下一组星辰代替，共历时10天。这样的一年就是360天。埃及人又额外加入5天分别作为5位神的生日，由此凑成了365天。但这种历法并没有包括那额外的6个小时。根据计算，古埃及的阳历与阴历大约在公元前2773年实现同步，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阴历每4年就会比阳历落后1天。此后，古埃及人的历法系统便陷入两种历法不能相互吻合的局面，直到1460年（即365的4倍）后才再次重合。

上述误差对埃及学家而言却是宝贵的财富。某位罗马作家偶然提到，在公元139年，天狼星升起的日子恰好是“阴历”新年。由此向前逐次倒推1460年，可知之前的几次重合分别发生在公元前1322年、前2782年、前4242年。在个别情况下，古埃及文献也会记录下天狼星升起之日与阴历新年的间隔。塞索斯特里斯三世（Sesostris Ⅲ）③在位时，某份档案即提到天狼星升起于该法老在位第七年的第八个月的第十六天（这里是农历），由此可推算出这一年是公元前1866年。其他法老的在位时间也可通过上述方式计算得出。埃及的一部分年表由此得到重建。

学术界对历法误差、年代以及某位法老在年表中的位置等问题仍存有争议。古埃及的年表因而有所谓的“精密”“普通”“初级”三种版本。本书依据伊恩·肖在《牛津古代埃及史》第一章“埃及的年代学与文化变迁”④中所给出的年表进行编写，以避免在行文中出现年代混乱。

最早的几个王朝

文字的出现、国家的统一与都城孟菲斯的建立均标志着早王朝时期（公元前3000—前2613年）的开始，即第一至第三王朝。⑤这是世界上第一个稳定的君主国，与美索不达米亚混战不休的诸邦形成了对比。在近400年的时间里，一种王权模式开始成形。至公元前2500年，埃及人发展出了完整的王权神话，把国王阐述为太阳神拉的直接后裔：太阳神通常化为统治国家的王后的丈夫的模样来到王后面前，使她受孕，之后众神的信使托特（Thoth）向王后宣告她将产下太阳神之子。这对夫妇由此成为其继承人的“养父母”，而“儿子”得以继承“父亲”，没有中断。王后则长期被称为“使两位雄主合二为一之人”。传统上一直作为国王守护神的荷鲁斯也被吸收进这个神话，成为太阳神拉家族的一员，并继续保佑国王对抗混乱无序的化身——塞特。从本质上讲，国王具有人、神双重属性，其神性会透过凡人的躯体来展现。

新王登基时会举办一个名为kha的加冕仪式。这个词原本表示初升的旭日。国王也是在这个时刻获得其神名。然后，这个名字会与他的本名以及代表上、下埃及的符号——莎草与蜜蜂——一并被记录下来。每位国王在统治满30年后都会举办一种名为塞德节（sed）的庆典，他会先后戴上上埃及的白色王冠与下埃及的红色王冠，接受埃及各州重新宣誓的效忠。各州携带当地神明一同庆祝。作为仪式的一部分，国王还要绕着象征其全部领土的界石奔跑，似乎是为了证明其健康状况仍足以胜任统治。

仪式虽然重要，但并非万能。尽管从最早的时期起，埃及人就一直被灌输国王具有神性的理念，但其生死其实取决于他能否维护秩序（任何失序现象都会被视为国王已丧失众神支持的征兆），这自然离不开一支专业的官僚队伍。埃及的宫廷从很早便开始以实物的方式征收赋税，并且把征来的粮食储存在粮仓之中，以支付口粮的方式支持其工程项目和养活劳工。储备粮食也可以应对不时之需。政府还会逐年记录尼罗河泛滥时的水位，并据此预估当年的收成。这表明政府的管理已十分成熟。公元前2400年左右刻成的巴勒莫石碑（Palermo stone，该石碑现存于意大利西西里岛巴勒莫市的一家博物馆，由此得名）就是一份逐年记录早期几个王朝大事的年表。这块石碑同时也展示了古埃及人如何利用象形文字系统性地记录过去。国王应该还控制着对外贸易，因为宫廷才是手工业的中心和原材料的主要消费者。

围绕在孟菲斯宫廷周围的各个行政部门建筑群被统称为大房子（Per Ao）。该称谓从大约公元前1400年起开始被用于称呼国王本人，并最终演变成了pharaoh（法老）一词。行政队伍以宰相（vizier）为首。宰相的职责是维护法律与秩序、监管所有建筑的施工。宰相之下还有大批其他官吏，例如“大门的长老”“法令奥秘的首席解读者”“两宝座的控制者”，但后者的具体职能已经无从查考。据推测，中央与各州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各州的疆界应该沿袭自过去的城邦。倘若没有各州的支持，秩序无法得到维持，资源也无法被输送至宫廷。尼罗河沿岸出现了大量模仿宫殿正立面样式的陵墓。这清晰地表明，法老行政系统的影响力在当时已经遍及整个埃及。另据巴勒莫石碑的记载，法老每两年便沿尼罗河巡游一次，视察各项事务。

法老与官吏不仅仅在活着时需要资源。从最早的几个王朝开始，埃及人就坚信当法老去世时，其由神明所创造的灵魂（埃及人称之为“ka”）会离开躯体，在其父太阳神拉的陪伴下乘船升入天国。在每天从东方再次出现前，拉都是乘坐这艘船度过每个夜晚的。然而，若要使法老平安抵达目的地，就必须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要妥善保管法老的遗体，在王陵中铭刻法老的名字，并供应充足的物资以满足灵魂在来世的种种需要，因为埃及人相信灵魂仍需摄入食物才能生存。

对埃及人而言，尽管每个人都以上述方式料理后事，但只有法老的灵魂才能正常地去往另一个世界，其他人的灵魂（在这个时代）只能待在墓穴里，或坟墓下方阴暗的地下世界中。那些曾经受到法老特别恩宠的官员也有可能和法老一道升入天国，所以官吏们常常在靠近王陵的地方为自己建造坟墓，希望作为法老在来世的侍从升入天国。通过这种精明的方式，法老可培植大贵族与官吏的忠诚。

起初，法老的遗体被安葬在用泥砖砌成的墓室里。随着时间的推移，墓室变得越发精致，而法老的遗体也被埋得越来越深，这可能是为了保护丰厚的随葬品。但遗体埋得越深就越容易腐烂（埋藏在较浅的沙土层中的尸体通常会因阳光的热量而迅速脱水），因此，埃及人为了保存遗体而发展出尸体防腐技术。赫特普赫瑞斯（Hetepheres）是第四王朝的一位王后，其子就是大金字塔的建造者胡夫（Khufu，希腊人称之为Cheops）。这位王后的内脏从公元前2580年左右一直被保存到了今天。但目前已知最古老的完整木乃伊只能追溯至第五王朝时期（约公元前2400年）。到新王国时期，木乃伊的制作已发展出一套复杂的仪式，并成为人们对古埃及文明最难以磨灭的印象之一。

早期的法老被安葬在上埃及的一座偏远城市——圣城阿拜多斯。法老们以此显示他们对南方出身的认同。典型的王陵有一间有木围墙的中央墓室，其四周则围绕着用于存放杂物的石室或埋葬官吏的坟墓。王陵的附近还有一个被圈起来的陵园，用以举行各种与历代法老相关的宗教仪式。尽管遭遇了数个世纪的盗窃与劫掠，但现存的物质材料足以证明这些王陵中曾堆满陶罐（盛装供墓主人在来世享用的食物与饮料）、工艺精美的各色石器——其中有些还用黄金作为装饰——以及黄铜或象牙材质的各种器物。此外，孟菲斯附近的大型墓地萨卡拉（Saqqara）也开始初具规模。学术界过去曾认为该地才是早期法老们的真正归宿，而阿拜多斯的王陵不过是衣冠冢而已。现在看来，萨卡拉的墓葬固然精美，但其主人其实只是一些高官。法老及其大臣们对奢华的来世生活的追求，竟然促进了早王朝时期古埃及艺术的蓬勃发展。

一旦挖出中央墓室的竖井，其四周的墓室也全部完工后，古埃及人就会在墓室上方的地面建起一座矩形建筑作为整个工程的尾声。这种建筑形似现代埃及人放在屋外的板凳，由此得名马斯塔巴（mastaba，即石室墓），早期的陵墓无论是否为王陵，其石室墓都模仿了宫殿的式样。埃及人一般还会建造一道假门，认为灵魂将由此出入墓室。他们还在假门后面安放一块石碑，在上面刻下死者的名字和头衔，通常还刻有死者在餐桌旁享用供品的场景。他们有时还在碑文中附上供品清单。古埃及的观念认为，即使墓中没有真正的食物，死者也可以通过阅读清单而变出清单里列出的食物，从而维持其灵魂的生存。

金字塔的建造

有迹象表明，上埃及在公元前2700年前后曾动荡不安，导致正在发展之中的王国摇摇欲坠。新出现在萨卡拉的王室墓地可能与这一剧变存在一定关联，因为萨卡拉远比阿拜多斯更靠近北方且紧邻“都城”孟菲斯，这似乎显示法老在埃及南部地区丧失了权威。最终，一位强有力的新法老哈塞海姆维（Khasekhemwy，约卒于公元前2686年）恢复了秩序，并为王国注入了新的活力。这种情形将在埃及历史上反复出现。在记录中，哈塞海姆维是第二王朝的末代法老，但第三王朝的继任法老们继承了这股新势头。公元前2650年前后，埃及发生了历史上极为罕见的建筑革命。第三王朝第二代法老佐赛尔（Djoser）的王陵便涉入其中，其所在地萨卡拉现在已经牢牢地被确立为王室墓地。佐赛尔的顾问伊姆霍特普（Imhotep）奉命主持王陵的建造，而建造工作通常在法老生前就已开始。伊姆霍特普起初沿袭了先前的形制，把王陵的地上结构建成了普通的石室墓，但他随后对它进行了扩建和加高，最终建成了一座6层的阶梯式金字塔。王陵的南面建有两座庭院，据推测是孟菲斯王宫庭院的复制品。较大的庭院曾被学术界认为复制自法老现身的广场。这座精心设计的广场供法老展示自身，可能最先用于举办他的加冕仪式，之后则用于举办其他重大节庆活动。较小的庭院则可能复制了用于庆祝塞德节的场所，还有仿建的供奉分别象征着上下埃及的两座宝座和各州的保护神的小圣坛。这一切仿佛表明，法老不仅要在金字塔下方的精美墓室里储备各种物资，还要在王陵附近建造各种设施以供自己在来世继续统治这个国家。

佐赛尔的陵墓建筑群不仅开了先河，并且还是世界上最早达到如此规模的石质纪念建筑（美索不达米亚的巨型神庙虽年代更早，却是用泥砖建造），其建筑表面采用了产自图拉（Tura）的细石灰岩。佐赛尔王陵的建造者显然仍未摆脱早期木质建筑的影响，例如入口柱廊的石柱表面刻有凹槽，使石柱貌似成捆的芦苇或经过雕琢的树干，完全复制了木质立柱的外观特征。这是已知的第一个保留在希腊建筑中的设计。该建筑群还引入了另一项革新。王陵中设有一间专门用于存放供品的小屋（serdab），其内壁被凿开一条缝，以便让内室放置的佐赛尔法老的雕像看到奉献给他的各类供品。佐赛尔法老的雕像正襟危坐，目视前方，并成为古埃及历史上所有此类作品的范例，尽管有些雕像的姿势是立姿或跪姿。但不管是什么姿态，法老们的形象都必须被表现为能够看到或者接受供品。这些人像是巨大的成就，因为在坚硬的石头上凿刻是极其困难的，这也体现在人像的四肢与身躯不是分离的这一点上。佐赛尔墓的浮雕也打破惯例，其中的法老形象不再是征服者，而是主持仪式的君主，例如其中一幅刻画了奔跑中的法老。这个场景可能是塞德节典礼的某个环节。法老地下墓室的周围建有大量隧道，隧道中堆积着数以千计的石质容器，其中一些还刻有来自更早的国王的铭文，这使佐赛尔仿佛被奉为过往历史的继承者。

学术界仍在继续猜测古人为何会采用这种革命性的设计。一种较简单的观点认为伊姆霍特普希望使建筑物显得更加宏伟，毕竟这座阶梯式金字塔竣工时高达60米。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法老被与星辰崇拜联系在一起，阶梯状的金字塔成为他登上天国的手段。年代稍晚的金字塔中的铭文为此观点提供了佐证，其中一句写道：“为他［法老］架设一道阶梯，使他可以借此登上天国。”无论原因为何，这座阶梯式金字塔在之后的若干个世纪里持续激发着世人的崇敬之心，不仅成为广受欢迎的朝圣之地，还在落成的两千年后得到修缮。伊姆霍特普后来被奉为神明，成了工匠之神普塔（Ptah）的儿子。

佐赛尔的第三王朝宣告了早王朝时期的结束，而第四王朝的建立（公元前2613年）则开启了所谓的古王国时期。这一历史时期一直延续到了公元前2130年。整个古王国时期的历史被金字塔的建造工程主宰，而金字塔也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行政管理成就之一。仅胡夫的大金字塔就使用了250万块石灰岩，平均每块重达2.5吨。1798年，拿破仑的埃及远征军中有一位数学家曾估算过吉萨（Giza）高原上3座金字塔所使用的石料数量，认为这些石料足够修建一道环绕法国的3米高围墙。无须赘言，古王国时期繁荣而稳定，权力完全集中于法老手中。⑥

在孟菲斯以南50千米处的美杜姆（Meidum），有一座“佐赛尔”样式的七层阶梯式金字塔的遗址，为我们揭示了阶梯式金字塔如何向角锥式金字塔过渡。这座阶梯式金字塔先是被加高到8层，最后被产自图拉的石灰岩所包裹，成为一座角锥式金字塔。此外，还首次出现了连接金字塔与河谷中神庙的坡道（在河谷的神庙中举行过葬礼仪式后，可以通过坡道直接把遗体送往安葬地）。该金字塔曾被认为属于第四王朝首位法老斯尼弗鲁（Sneferu），但真实情况可能并非如此，因为他曾在达赫舒尔（Dahshur）为自己建造了两座金字塔，并在美杜姆又建了一座。（斯尼弗鲁无疑是建造金字塔最多的法老。他为了维持这些工程的运转，在上埃及和三角洲分别设立了王室农场与牧场，以便为劳工提供粮食和肉类。工匠村遗址的发掘结果表明，劳工的膳食中富含蛋白质。）尽管斯尼弗鲁的金字塔从设计之初就采取了角锥式设计，但古埃及人尚有许多东西需要学习。这位法老兴建的首座金字塔就因为沙漠的地表不适于承重，于是为了防止整个建筑垮塌，施工者只得减小金字塔上层结构的倾斜角，以减轻金字塔的重量。这座金字塔因此得名“弯曲金字塔”。

对施工者而言，由阶梯式金字塔向角锥式金字塔的转变绝非易事，因为他们再也不能逐级建造金字塔。尽管造成这种转变的原因尚有待考证，但应该是由于宗教观念的变化。例如某些学者认为斯尼弗鲁可能支持太阳崇拜。但无论如何，斯尼弗鲁肯定是一个令人敬畏的统治者，其头衔表明他已把自己的权威等同于诸神的权威。与此同时，金字塔周围的建筑群也发生了一项重大转变，举行葬礼的祭庙由金字塔的北面移动到了东面，以迎接每天的第一缕阳光。金字塔的外形也可被视作撒向大地的阳光（这不禁令人联想到在赫利奥波利斯［Heliopolis］发现的一种类似物件。该城是太阳神崇拜的中心。当地人把一种名为benben的金字塔状石质建筑当作太阳的象征）。斯尼弗鲁的名字被王名圈（cartouche）所围绕，这种长圆形符号可能象征法老对阳光照耀下的万事万物的统治。王名圈后来被历代法老沿用，今人可据此在一大堆圣书体文字中迅速找到法老的名字。

斯尼弗鲁之子胡夫承袭了上述建筑风格，并且开创了在吉萨建造巨型金字塔的先例。另辟新址的行为也表明，他已决心要超越自己的父亲，而他是个专横的自大狂的形象也因此深入人心。（希罗多德就曾记载这样一则轶闻：胡夫为了筹集工程经费而把女儿送入娼门。这位公主也想出妙计，让每位顾客以一块石料为嫖资。她的生意如此兴隆，所赚取的石料竟然还可以为自己再建造一座小金字塔！）

吉萨高原上坐落着3座巨型金字塔，最大的一座属于胡夫，稍小的一座属于胡夫之子哈夫拉，最后一座仅有前两座的一半大小，属于在位时间不长的孟考拉（Menkaura）。各金字塔的墓室虽均已被发现，但在古代就都已被洗劫一空。（胡夫金字塔的墓室位置相对与众不同，并非位于地下，而是位于金字塔的中央。）金字塔的建造虽涉及多项技术，但整体的技术难度并不大。金字塔的选址十分重要，岩床既要足够坚固，可以承载金字塔自身的巨大重量，又要靠近河流，以便石料在河水泛滥时被运来。（用来建造一些金字塔的墓室和底层甬道的花岗岩石块每块重达50吨，产自数百千米之外的阿斯旺，但金字塔表层的石灰岩可就近开采。）胡夫金字塔建造在精心平整过的地基上，并在中央放置一堆较高的岩石。经测量，该金字塔的每条边都恰好为230米，整座建筑精确地朝向北方。古人可能通过观察北极星的起落位置解决了方向的问题。在金字塔内部，一条条通道从塔中央向四处辐射，指向天狼星等重要恒星。其巧妙的设计与精确的施工令人称奇。

使用坡道搬运石料是建造金字塔最切实可行的办法（埃及人直到罗马时代才学会使用滑轮）。考古人员所发现的大量碎石与灰浆可能就来自古代坡道。坡道的最佳坡度为1/12，即使特别沉重的石料此时也能被轻易拖曳到高处（某些石块的重量竟达200吨）。坡道应垂直于塔基建造，每当工作面升高一层，坡道就相应地加高加长以保持坡度不变。古人可能曾把石块固定在滑橇上，再把滑橇放置在滚木上，由一队队的劳工用绳索将之拖曳到指定位置。近来有研究小组在吉萨用同样大小的石块进行试验。其结果表明，由2.5万人组成的劳工队只需20年即可完成胡夫金字塔的建造。

金字塔仅仅是整个陵墓建筑群的一部分。哈夫拉金字塔周围的遗迹表明，金字塔的东侧应另有一座祭庙，法老的遗体将在此举行最后的仪式，而献给法老的供品之后也被保存在此处。另外，建筑群还包括一条与祭庙相连的封闭甬道，其墙壁上刻有各式浮雕。该甬道延伸近600米，通向低处的河谷神庙。法老的遗体首先会被运至此处举行净化仪式，之后才会开启下葬前最后的旅程。

在胡夫金字塔的周围，自东向西排列着成排的旧式石室墓。金字塔东侧的墓地最受青睐，但可能仅供王室成员使用，普通官吏只能在金字塔的西侧为自己选择一个位置。这一切都无比生动地展现了地位远高于其臣民的法老如何安排舒适的来世生活。另一项与胡夫有关的重大考古发现是一艘奢华的葬礼用船，出土于金字塔旁的陪葬坑。这艘船被发现时已断裂成1200余片。人们花费了14年的时间，把它们重新组装成一艘带有船桨和甲板室的44米长的船。这艘船要么真的是用于运送法老的遗体的，要么就是为了让法老可以在来世与太阳神一道在黑夜之中航行的。

吉萨高原上的另一个著名巨型建筑是狮身人面像（也就是斯芬克斯像［sphinx］，该称谓来自希腊语，和许多用来描绘古埃及事物的词语一样，它可能源自埃及语中的shesep-ankh，意为“鲜活的形象”）。该像是古代世界最大的石像，用一整块露出地表的岩石雕刻而成。可能这块岩石质地较差，所以在金字塔的建造过程中未被开采。这尊狮身人面像可能描绘的是哈夫拉法老。狮子与太阳神崇拜有关，在传说中，狮子负责守卫着冥界最西端与最东端的大门。该像因而象征着对金字塔的守护，并且把哈夫拉与太阳神之子的角色联系在了一起。

人们往往惊骇于金字塔无与伦比的规模，却忽略了一个极端复杂的问题——当时的政府如何组织和管理参与这一工程的众多人员与物资。石料必须源源不断地被开采、切割、运输和摆放就位。金字塔的独特形状也必然产生特殊的技术要求。摆放底层石块时产生的任何微小误差，都会对上层石块的摆放造成无法忽视的影响。铺设金字塔的表层也需要特殊的专业技能。整个工程要持续数年，既需要组织管理者具有远见，也需要完全有信心获得充足的劳动力。胡夫金字塔的幕后主导者是一个名叫赫米乌努（Hemiunu）的人。他可能是胡夫法老的侄子。其等身雕像得以保存至今，正如人们所预期的，雕像显示他是一个有风度和自信的人。究竟是什么样的激励措施可以驱动如此多的人员在如此长的时间内从事如此艰苦的劳动，学术界至今众说纷纭。施工人员并非奴隶，而是普通的农民，据推测，每当一年一度的洪水淹没农田时，闲来无事的农夫便会被征发。这恰恰与大众的既有印象相反。这些人被编入若干个小队。为了维持士气，小队之间可能还会相互竞争。每班劳工可能要工作3个月。如何年复一年地组织人员顺利交接与轮替显然是管理工作所面临的另一道难题。此外，人员伤亡想必时有发生，从背部劳损到被石头砸中不一而足。

建造金字塔的时代背景早已为人熟知。金字塔的源头可追溯到萨卡拉以及更古老的墓地。在吉萨当地，马克·雷纳（Mark Lehner）通过“千年计划”（Millennium Project）调查了金字塔建筑群以南1.2万平方米的地区，令我们对当时劳工的居住状况以及当时使用的施工技术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即便如此，金字塔仍然为幻想家们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由于金字塔的功用极少见于埃及人的文献记载，这鼓励了19世纪的幻想家们杜撰出无数荒诞不经的奇谈怪论，他们也因此被世人讥讽为“金字塔白痴”（pyramidiot）。他们演绎出各种故事，穿凿附会地用金字塔的测量数据来解释一切——从英制度量衡的起源到未来的历史轮廓。由于金字塔的位置与星象有关，于是其建造时间被推断为公元前12000年，有人甚至声称金字塔的建造历经了相隔数千年的两个阶段。大多数幻想家往往只把目光聚焦于吉萨的大金字塔，那些规模较小的金字塔则因为无法佐证其“理论”而被无视。

对于建造吉萨金字塔的动机，最简单的解释就是，法老们变得痴迷于始终维护其至高无上的地位，也就是宣示其神性，而建造雄伟的陵墓无疑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手段。然而，埃及的资源必然难以长期维持如此浩大的工程，第五王朝的法老便不再热心于建造巨型金字塔。金字塔的建造虽仍在继续，但其规模变得更小，更像是人间之物。第五王朝的某些法老把精力转移到为太阳神拉建造神庙上，并把位于尼罗河三角洲入口处的太阳神崇拜中心赫利奥波利斯的太阳神神庙当作模板。某些证据显示，神庙里的祭司正越来越多地插手政府事务（但也可能是大贵族正在转变为侍奉太阳神的祭司）。

古王国时期的衰落

第五王朝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获得成功的官僚的权力的增长。法老大概为了保证其权威能够完全凌驾于其臣民之上，甚至是其他王室成员之上，刻意把许多行政岗位交给了平民出身的官吏。此类官吏早先多在王陵附近为自己建造坟墓，此时则往往另辟一处墓地。许多墓葬极尽奢华，其规模在以前是完全不能被接受的。在以前，所有的成就都被归于法老，而此时的官员则把功绩写入自传刻在其墓室的墙壁上，以证明自己有永远享用他人所献上的供品的权利。精美的墓室壁画描绘了墓主人所期望的优渥生活：在家有可口的美食与舒适的居住环境，田庄正在源源不断地供应着粮食和牲畜。由于墓主人的来世不再取决于他与法老的关系，一种崭新的信仰应运而生，其核心是死者与冥界之神奥西里斯的关系。奥西里斯起初被认为与农业和洪水每年的泛滥恢复土地肥力的能力有关，但此时却与死者的往生联系在了一起。据说，在坟墓之上的死者会因他们在人间的善行而被奥西里斯奖以“荣誉”。埃及语中的imakhu（荣誉）一词也开始表示一个人对地位低于自己的人的尊重与保护，并成为古埃及社会伦理体系中的重要观念。至第五王朝末期，众多新崛起的官僚家族在各州巩固了其权势，并在当地建造陵墓。最重要的是，这标志着曾经至高无上的王权已经开始动摇。

第六王朝的瓦解可能由多方面因素造成，古王国时期亦随之结束。巴勒莫石碑的记载显示，该时期尼罗河水连年处于低位，并开始出现有关饥荒的描述。然而，今天的学者们已经注意到，那些声称亲历灾难并克服灾难的人往往会在文本中夸大自己所遭遇的苦难，而考古证据也无法证实农业生产是否出现衰退。王权的衰落得到了更好的证明。第六王朝的佩皮二世（PepyⅡ）的漫长统治（一般认为这位法老在位90余年，但其实际在位时间应该只有50—70年）使政治体制逐渐僵化。州里的贵族将职位世袭，并把个人尊荣置于对法老的忠诚之上。数个世纪以来一直被埃及统治的努比亚地区也出现了统治不稳的迹象，寻找黄金的埃及远征队遭到当地人的顽强抵抗。在此之前，如斯尼弗鲁这样的强大法老不断地掠夺当地的黄金、象牙和乌木。其他边境上也传来了游牧部落入寇的消息。衰败的迹象同样显现在佩皮二世大臣们的坟墓中：这些人已经在用泥砖而非石料来建造自己的坟墓了。

第一中间期

佩皮二世于公元前2175年前后死去，第六王朝不久亦随之覆灭。接下来的历史时期一般被称为第一中间期（公元前2160—前2055年）。这一时期的文献史料令学术界充满困惑。例如，曼涅托笔下所谓的第七王朝可能并不存在，而第八王朝在短短的20年间竟涌现出17位法老。由于王权衰微，埃及不可避免地分裂为许多小邦，让大批野心勃勃的贵族有了可乘之机。在中埃及（Middle Egypt）的赫拉克利奥波利斯（Heracleopolis），残暴的机会主义者亥提（Kheti）攫取了权力，并自命为古王国时期各王朝的正统继承人。尽管他的后人一直统治到第一中间期结束（在赫拉克利奥波利斯一共出现了18或19位法老，他们被合称为第九和第十王朝），但他们似乎从未完全赢得过臣民的效忠。与此同时，在埃及王国南方一个偏远小州的首府底比斯（Thebes），出现了一个对立的王朝。这个王朝的法老开始向南扩张并深入努比亚。尽管事后证明，被称作底比斯王朝的这一王朝的出现是第一中间期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但这个将要成为第十一王朝的王朝所取得的成功并不是必然的。

埃及社会此时最显著的变化是地方官员正在崛起为独立的政治力量。此时的行政体系已颇为完备，地方官员在维持政府运转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们乐于维护秩序。这不仅是为了维护其地位，也是为了使他们有机会为自己的来世置办坟墓与供品。在底比斯以南的埃尔摩阿拉（el-Mo’alla）所发现的一座地方大员的坟墓，就向我们展示了这些州统治者们的自信。这座坟墓属于一位名叫安赫梯菲（Ankhtifi）的官员。他既具有管理两位州长的“领主”地位，也扮演了“祭司们的监督者”的宗教角色。来自他墓中的“自传”大话连篇：

我是人类的起点，也是人类的终点；以前从没有人像我这样，将来也不会有；像我这样的人先前不曾降生，将来也不会降生。我的功绩不但超越了祖先，未来的一百万年里也没有人可以与我比肩。

是我把面包分给了饥饿之人，把衣服分给了无衣可穿之人；是我使素面之人得以装扮自己，使赤足之人穿上了凉鞋，使没有妻子之人有了妻子。是我在每场［危机中］挺身而出，保护了赫法特（Hefat）与霍尔莫（Hormer）这两座城镇，哪怕［当时］阴云密布，大地［干涸，无数人死于］饥饿。

［当邻近的底比斯州陷入困境时，］是我带领着值得信赖的强大军队，顺流而下驻扎在底比斯的西岸……我这支值得信赖的军队在整个底比斯州寻找战机，但无人敢与之对垒。

直到最近，人们对第一中间期的描述无不充斥着悲观色彩。因为与这段历史相关的文献大多在描述当时的社会崩溃与民众的绝望。《伊浦味陈辞》（The Admonitions of Ipuwer）曾提到，整个世界上下颠倒，饥荒肆虐，穷人和富人的身份发生了逆转，“黄金与天青石、白银与绿松石、青铜与红玉髓全都挂在了女奴的脖子上，贵妇人却在绝望地奔走……儿童［对父亲］说：你不应该让我出生”。这段描述的问题在于难以得到考古证据的佐证。学术界近来的重新评估表明，中央政府的式微所形成的权力真空得到了随即而起的地方官员的有效填补。正如我们在安赫梯菲的例子中所看到的，他们毫不掩饰地宣布自己的成就。亥提在位时的一些例子同样对法老只字不提。由于文化与手工技艺由宫廷传播至地方，第一中间期甚至可被认为是一个成就颇丰的时期，尤其是因为它表明埃及社会可以创造性地应对变化。学术界更加深入地研究现有史料后发现，《伊浦味陈辞》可能创作于第一中间期之后，很可能为了证明中王国时期统治者的权力具有合法性而故意夸大当时的混乱，或者就是某个好吹牛的官员在吹嘘自己的功绩。

中王国时期埃及的复兴

公元前2055年左右，一位底比斯王子挥师北上，消灭了赫拉克利奥波利斯政权。他就是后来的第十一王朝法老——蒙图霍特普二世（Mentuhotep Ⅱ）。由于目前尚无考古证据表明当时曾发生旷日持久的战争，所以底比斯政权很可能以和平的方式接管了北方各州。埃及的再度统一标志着中王国时期的开始。蒙图霍特普二世先后为自己取过3个荷鲁斯名，这些头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埃及统一的过程：第一个头衔为“为两土地之心注入生机者”，表达了法老对统一埃及的渴望；第二个为“神圣的白王冠”，鉴于白王冠是南方的王冠，该头衔仿佛强调了法老的南方血统；蒙图霍特普二世在位39年后再次更换了其荷鲁斯名，将其改为“两土地的统一者”，以显示其统治彻底稳固。他还通过自封为神来巩固其胜利，并且在浮雕中穿戴着分属于不同神明的标志。

蒙图霍特普二世并未止步于统一埃及，他击退游牧部落的袭击以保卫埃及的边境，还恢复了对努比亚的控制。有感于富饶的努比亚曾一度脱离埃及的控制，蒙图霍特普二世以及其后的第十二王朝致力于彻底控制该地区及其居民，于是他们在第一瀑布至第二瀑布间的地区兴建了一系列要塞，以宣示其权力。蒙图霍特普二世死后被安葬在中王国时期最精美的纪念建筑之中。这个巨型陵墓建筑群坐落于底比斯西岸峭壁下的一个天然台地中，融合了新旧两种建筑风格（尤其是吸纳了民间的奥西里斯崇拜）。为标榜王室与更古老的埃及的联系，该建筑群建有一座河谷神庙、一座祭庙和一条长950米的甬道。甬道两侧排列着仿照奥西里斯模样制作的法老雕像。整个建筑群在露台与步道的反衬下显得越发宏伟，其四周还环绕着梧桐、红柳等树木。金字塔是整个建筑群中唯一缺少的建筑元素（但一些专家坚信祭庙的顶部曾建有一座小金字塔）。法老的遗体被安葬在峭壁的下方，沿主建筑群修建的陵墓安葬着他的6位后妃。考古学家还在附近发现了一座埋葬着60具阵亡者遗骸的坟墓。这些死者可能是在争夺埃及控制权的决战中罹难的英雄，故而被授予死后陪伴君王的殊荣。该建筑群进一步表明，埃及伟大的统治者有能力在展现其与历史的联系的同时，毫不妥协地展示其个性。与此同时，该建筑群还体现了石匠、工程师、建筑师在工程技术领域的进步。相较于宏大的规模，精巧的设计才是中王国时期建筑的首要特征。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底比斯再没有其他的王室墓葬了。公元前1985年左右，一个名叫阿蒙尼姆赫特（Amenemhat）的人攫取了政权，第十一王朝也由此被第十二王朝取代。阿蒙尼姆赫特一世本是一介平民，后来被提拔为宰相。其职业生涯早期的一段铭文曾吹嘘他是“官员的总管、法庭的主宰、这整片土地上的事务的总管”。最终，他以法老的身份出现在众人面前，但其取得政权的过程至今仍是未解之谜。阿蒙尼姆赫特一世致力于开启一个新时代。当时，来自亚洲的威胁与日剧增，像底比斯这样的深处南方的战略总部不适合应对这一局面。出于战略考虑，他在中埃及孟菲斯城的南方另建新都伊提塔维（Itj-tawy，其全名为“征服两土地的是阿蒙尼姆赫特”）。另建新都的举措还表明，这位法老决心与前朝所塑造的法老形象分道扬镳。他的王陵以及其他建筑表明设计者曾尝试不同的风格，但仍有一些建筑沿袭旧制。新都的建筑风格还表明，这位开明的法老既未排斥传统，又积极鼓励艺术创新。阿蒙尼姆赫特一世还创立了一项崭新的传统：他把自己的儿子立为共治者，以便权力在法老死后平稳移交。这项制度可以使权力更加平稳地转移至另一位法老手中，从而令第十二王朝能够在此后的两百年间继续掌握政权。

①Amelia Edwards: A Thousand Miles up the Nile, London, 1877.

②对埃及众神的详细介绍，参见：Richard Wilkinson, The Complete Gods and Goddesses of Ancient Egypt, London and New York, 2003。

③与下文的塞努斯瑞特三世为同一人，塞索斯特里斯为希腊式的叫法，塞努斯瑞特则为埃及式的叫法。——译者注

④Ian Shaw, “Chronologies and Cultural Change in Egypt”, in Oxford History of Ancient Egypt, 2nd Edition, Oxford, 2003.

⑤对这一时期的精彩介绍，参见：Emily Teeter (ed.), Before the Pyramids: The Origins of Egyptian Civilization, Chicago, 2011。

⑥对金字塔的全面介绍，参见：Mark Lehner, The Complete Pyramids: Solving the Ancient Mysteries, London and New York,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