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走近古代世界
《使徒行传》曾经讲述使徒保罗前往罗马受审的故事（第27、28章）。这段记载是古代世界最生动的旅行记事之一。使徒保罗是罗马公民，行使了直接向罗马皇帝上诉的权利，因此需要从巴勒斯坦沿海城市凯撒里亚（Caesarea）渡海前往罗马。很可能在公元60年的秋天，保罗在一名百夫长的押解下踏上旅程。二人所搭乘的船只首先沿海岸线北上，抵达了古代著名的腓尼基港口城市西顿（Sidon）。之后，该船为了避开不利的风向而绕过塞浦路斯岛北岸，继而转向西航行，经位于今土耳其东南部的奇里乞亚（Cilicia）与潘菲利亚（Pamphylia），抵达了繁荣的港口城市米拉（Myra）。保罗一行在此换乘一艘由亚历山大里亚北上驶来的船。这艘船沿海岸线一路劈波斩浪抵达了小亚细亚西南角的尼多斯（Cnidus），但面对猛烈的逆风只得调头南下，沿克里特岛（Crete）南部海岸继续航行。此时已是深秋时节，保罗希望在此越冬。然而百夫长与船主另有打算，遂继续向西西里岛（Sicily）驶去。保罗的担忧得到了应验：暴风雨如期而至，船只在与狂风巨浪搏斗了14天后，终于设法在马耳他岛成功抢滩，但船尾已不堪再用。保罗一行只得滞留于此。适逢另一艘来自亚历山大里亚的船在此越冬。该船于第二年春季搭载保罗一行人再次启程，先抵达西西里岛东岸的叙拉古（Syracuse），而后绕过靴状的意大利半岛的足踝，沿海岸线北上抵达了部丢利（Puteoli，今称波佐利［Pozzuoli］），此地是来自亚历山大里亚的运粮船的卸货之处。保罗也登岸继续其罗马之行。
尽管地中海地区在过去的两千年间经历了沧桑剧变，但今人依然能搭乘船只追寻保罗的足迹，途经相同的风景与海岸线，并与相同的逆风搏斗。2007年，我们一行4人租赁了一艘长38英尺（约长11米）的帆船，体验了上述航程中的一段。我们计划从位于土耳其南部的费特希耶湾（Gulf of Fethiye）的戈西克（Göcek）出发，向西航行到尼多斯。当时是早春时节，海岸地区并没有焕发出春天的活力，而我们一路停泊的各个港湾也同样冷冷清清，除了我们再无其他船只。由于风向多变且若有若无，为了顺利前行，我们只好放弃完全不使用马达的念头。我们遇到的挫折丝毫不亚于两千年前，除非你是一个可以驱策百余桨手的达官贵人。
当我们向西航行时，很容易就看到了昔日文明的遗迹。我们在距离戈西克不远的墓湾（Tomb Bay）抛下了锚，并由此出发登上山坡，寻找开凿在山岩表面的荒墓。这就是古代吕西亚（Lycia）地区荒凉而多山的海岸线。重重山脉使吕西亚人与他们的内陆邻居相隔离，也使他们拥有了独特的语言和历史。他们曾奋起捍卫自己的自治权，相继与波斯人、希腊人和罗马人做殊死抗争。罗马人足够精明，给予吕西亚作为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的地位。各种古代遗迹散布在海岸边，独具吕西亚特色的尖盖石棺也随处可见。墓湾半坡的古墓可能属于吕西亚人的城市西拉（Cyra），该城曾在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繁荣一时。
在墓湾的西侧入口处坐落着安全的深水港——基兹魁鲁克（Kizilkuyruk）。该港一如它数千年来所做的那样，为我们的船提供了庇护。一条小路由港口向上通向一块狭小的平地，那里散布着古城吕达（Lydae）的断壁残垣。两座可能属于希腊化时代（见第20章）的古墓连同整座遗址一同静静地矗立在那里，正如土耳其境内无数人迹罕至、只能步行进入并极少受到发掘的古典时期的城市遗迹一样，可以勾起造访者无限的惆怅与幽思。我们可以轻松刮去浮土，发现过去的石板路面，可能就是该城市场（agora）上的人行道。该城极有可能是那些讲希腊语的城市的一员，在罗马的统治下繁荣发展（见第29章），并一直延续到拜占庭时代。该城几乎未见于任何文献，仅在2世纪的天文学与地理学学者亚历山大里亚的托勒密（Ptolemy of Alexandria）所著的《地理学指南》（Geography）中有所提及。
不仅只有马尔马里斯（Marmaris）这座现代港口城市能够提醒我们古代世界航海生活的艰难。瑟斯里马尼（Serce Limani，limani在土耳其语中意为港湾）虽看似一座完美的内港，但湾内并无古代遗迹。为何此处不曾有人定居？附近的一艘沉船给出了答案。其发现者名叫乔治·巴斯（George Bass），乃是水下考古的先驱，还曾打捞过著名的乌鲁布伦沉船（Uluburun shipwreck）——一艘属于公元前13世纪的船。港湾入口处的这艘沉船沉没于11世纪，是一艘拜占庭商船，沉没时满载着产自伊斯兰世界的玻璃器皿和产自拜占庭的金属制品。沉船的位置表明，它曾试图驶入港湾以躲避风浪，但被入口处至今仍盛行的不断变化的风向所困，并被推上了岸。所以经验老到的水手，尤其是那些操纵笨重的古代商船的海员，都对这座港湾避而远之。
在瑟斯里马尼西侧有一座条件远为优越的相邻海湾——博祖克布由（Bozuk Buju），在数个世纪中，它一直被那些庞大的希腊、罗马舰队当作集结地。其中最有名者当属“围城者”德米特里乌斯（Demetrius Poliorcetes）的舰队。在亚历山大死后，德米特里乌斯卷入了为争夺东方统治权而爆发的一系列战争。公元前305年，德米特里乌斯又向罗得岛发起了进攻，而这个海港就是他集结军队和攻城器械的地方。尽管这场围城战持续了一年之久，但罗得岛人笑到了最后，并为该岛的守护神赫利俄斯（Helios）建造了一座青铜巨像来庆祝这一胜利。这座巨大的塑像曾屹立在罗得岛海港的入口，被誉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这便是著名的罗得岛巨像（Colossus）。博祖克布由当地保存最为完好的遗迹是坐落在海岬上的一座堡垒，其精心堆砌的石墙未使用丁点儿砂浆，但至今仍屹立不倒。该建筑可能同样修建于希腊化时代。站在这里极目远眺，无论海岸方向还是罗得岛方向的景色都一览无余，来犯之敌在到达之前很久可能就已经被发现了。
最终我们抵达了位于半岛尽头的尼多斯遗址。途中，我们经过一座纪念碑的崖式基座。这座纪念碑可能是为了纪念波斯帝国所雇用的雅典海军将领科农（Conon）在公元前394年所取得的那场胜利而建立的。当年他率领波斯舰队重创了斯巴达人。然而基座上的那尊巨型狮子雕像以及尼多斯的其他许多雕像，都已经在1859年被英国考古学家查尔斯·牛顿（Charles Newton）运往英国，现陈列于大英博物馆中。尼多斯对笔者而言是一个充满了回忆的地方，因为我曾在1968年参与那里的发掘工作（当时我20岁）。公元前4世纪，尼多斯人最初定居此地时，就修建了一条堤道把大陆与一座岛屿连接起来，从而制造出两座港口。即使较小的那个港口都足以容纳20艘战船，它被公元1世纪的地理学者斯特拉波（Strabo）称为战船港（Trireme Harbor，1968年时，每个黄昏我们都会坐在这里的海滩上欣赏落日）。较大的那座港口至今仍保留着当年所建造的防波堤。驶入这座港口，经过岸边那座古老的剧场以及向着卫城延伸的废弃的观众席时，会让人产生非常奇妙的体验。
尼多斯人当初建造两座港口的决定的确颇有远见。此举使当地有足够的空间供过往船只停泊。这些船会在此等待夏季盛行的北风（希腊人称这种风为meltemi）改变风向，从而为当地人带来不少商机。尼多斯城最著名（或在某些人看来最臭名昭著）的珍宝，当属雕塑家普拉克西特列斯（Praxiteles）公元前4世纪时雕刻的一座真人大小的阿芙洛狄忒（Aphrodite）女神裸体雕像。尽管把女神赤裸裸地展示在世人眼前震惊了整个希腊世界，但尼多斯的居民对此却反以为荣。它很快成了一个旅游景点。一名爱慕者竟然猥亵了这尊雕塑，甚至为了向围观的好事者炫耀而将其精液留在雕像的大腿上。此事令这尊雕像更加声名远播。这尊雕像早已消失在历史中。它可能在4世纪或5世纪时被运往北方的君士坦丁堡，并据信在那里毁于大火。尼多斯城北的一处倾斜的平地上曾发掘出一段环形石板路面，与古代的相关记载吻合，说明此处可能正是雕像最初的安放地点。
尼多斯曾经盛极一时。如今该城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古遗址，因为它在衰败之后便被彻底遗忘了。其衰败可能是水源枯竭的结果，但贸易格局在7世纪与8世纪的改变可能是更重要的原因。古城至今仍静静地躺在山坡上。之前所提到的那个海岛上坐落着一个居民区，一些剧场和神庙则散布于大陆上的屋宇之间。古老的墙壁多数仍屹立不倒。尼多斯自然也涌现出许多著名人物。公元前5世纪的克特西阿斯（Ctesias）可能来自尼多斯人早期在海滨建立的某个定居点。此人是研究波斯与印度的历史学家，对印度做了西方世界已知最早的描述。欧多克索斯（Eudoxus，约公元前410—约前350年）是希腊世界中最伟大的数理天文学家之一。相传，他在地中海世界功成名就后，在该城建立了自己的天象台。此人是最早试图通过建立数学模型研究行星运动的天文学家。据某些人的观点，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亚历山大里亚灯塔的设计者索斯特拉特（Sostratus），也把尼多斯城称作自己的母邦。
对研究古典文明的学者而言，浸淫于古代地中海世界的断壁残垣乃是一项最基本的体验。我们的先辈自15世纪起重新发现了那个世界。如今在雅典、罗马或其他古迹①访古探幽的旅行者无不是在追随他们的足迹（详见第36章）。然而，传统上对古代世界的学术研究并未把古迹列入研究对象，而是专注于研究古代文献。尽管拉丁语作为西方教会的官方语言被沿用至今，但直到14世纪，西塞罗（Cicero）的作品才重见天日，他的古典文风才开始受到推崇，而西塞罗式的拉丁语更成为学术交流的媒介。对拉丁语文献的研习（从16世纪起还有希腊语）成为知识精英的象征，并且成为任何一种传统教育的核心内容。“古典学”（the classics）由此诞生。
古典（classic）一词源于拉丁语词语classicus，其原意指参加森都里亚大会（comitia centuriata）的5个等级的罗马公民中“最高的那一等级”。该词不只可以指代那些历经时间洗礼的经典之作（“古典音乐”之“古典”即取此意），也可用于指代整个希腊—罗马文明，就如同希腊—罗马文明代表了人类文明的一座高峰。（实际上，在这个含义上使用该词的文字记载最早可追溯至公元2世纪。）然而，把社会地位与研习古典作品联系在一起，导致古典学教育成为一种高度程式化的“仪式”。年轻学者先通过荷马、维吉尔、德摩斯梯尼、西塞罗等人的作品入门，之后通过研读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等著名古希腊悲剧作家作品，然后是阿里斯托芬以及泰伦提乌斯、卢克莱修、贺拉斯、尤维纳利斯等拉丁文学大家的作品得以登堂入室。再之后才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恺撒、李维、撒路斯提乌斯等人的历史著作，同样也是必读经典。②
到了20世纪初，英国各公学（实为私立学校!）的考试体系已然僵化。温切斯特公学至今仍保存着我的叔祖父肯尼思·弗里曼的试卷。考试时间是1901年，他当时只有18岁。这些试卷中有12份考察了古典学，大多涉及文本的互译。神学试卷要求考生把使徒保罗的《哥林多前书》由希腊语译为英语。英语试卷则要求考生把莎士比亚的《亨利五世》选段译为希腊语诗歌或拉丁语挽歌。年轻的肯尼思非常流畅地翻译了修昔底德作品的某个选段，甚至可能获得了满分。（我虽然不清楚是怎么打分的，但他曾是一位名列前茅的学术新秀，在即将荣获剑桥大学的校长古典学高等奖章时英年早逝，年仅24岁。）试卷的其余考题大多集中于语言和语法的特殊用法（当笔者在20世纪60年代参加考试时，情况并无太大变化）。当时的古典学教育实际上并不涉及历史，也不涉及对古典文明更为宽广的理解。大学预科层次的课程也绝不会涉及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的只言片语。学生们只有在升入牛津或剑桥大学后，柏拉图的《理想国》（Republic）或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Nicomachean Ethics）才会成为课程的重头戏。
由1500年至今，经典的数量鲜有增加（上述各位古典作家的作品均包括在内），并成为那些志在攀登学术高峰的古典学家们反复剖析的对象，其研究之精细令人瞠目结舌。肯尼思·多佛爵士（Sir Kenneth Dover，1920—2010年）——曾被公认为他那一代人中最好的古希腊学者（尤其是率先展开对古希腊人同性恋现象的严肃研究）——如此描述他对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The Peloponnesian War）第6、7卷所做的校注工作：这项工作“总共耗费了六千多个小时，其中多数时间都被用于年代、语法、校勘等琐碎问题”。有一次，他“为了推敲某一常用介词在一个段落中的确切含义而逐一考察了修昔底德对该介词的全部600次使用”。另据牛津大学杰出的古典学家贾斯珀·格里芬（Jasper Griffin）回忆，他曾在20世纪50年代选修了一门讲授欧里庇得斯某部悲剧的课程。这门课每周授课3次，并一直持续3个学期，竟然仍未讲到这部悲剧的尾声。可能有人会问，以如此痛苦的方式研习古典作品究竟意义何在？毕竟没有人能够想象一个英国学者会对一部俄国或法国历史文献付出如此大的热忱。近来学术界对希罗多德《历史》（Histories）的研究（近年来剑桥大学出版社与牛津大学出版社均出版了这部作品的一些学术评注作品）表明，仍然有众多学者怀着莫大的热忱去解码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运用语言的艺术。
正如多佛在其著作中所指出的那样，这一切致使流传至今的古典作品因其稀有而被赋予了神圣的光环。曾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率先把人类学的新风气引入剑桥古典学研究领域的学者摩西·芬利（Moses Finley）就抱怨“用拉丁语、希腊语书写的史料被奉为圭臬，适用于其他文献的批判标准对它们完全没有约束力”。另一种偏见甚至相信希腊人与罗马人特别重视书面文字。然而希腊—罗马文化主要是一种口述文化，更把雄辩术（rhetoric）奉为至高无上的技艺（见专题4）。哲学家柏拉图就曾注意到，任何人都无法与文本进行辩论：“但若你向它们讨教……那么它们只能用老一套来回答你。”③柏拉图为了强调自己的观点，总是以对话的形式提出命题，然后让对话者们就此展开讨论，直至双方的辩论深入至基本的哲学原则。
然而，传世的古典文献中只有相当小的一部分得到了充分的研究。而失传的作品不仅数量惊人，或许其中也有真正的文学瑰宝。古希腊科学史的顶尖专家杰弗里·劳埃德（Geoffrey Lloyd）就怀疑，古希腊人在科学和数学等领域最优秀的作品大多已经散佚，因为它们太过艰深晦涩，难以被后世的学者研究和传承。活跃于2世纪的医生与逻辑学学者盖伦（Galen）和天文学家托勒密均享有崇高的权威，以至于众多在他们之前问世的著作被认为不够出色，因而没有被保存下来。在古典时代晚期，早期拉丁作家著作的评注本据称有数百种之多，但如今已尽数佚失（而同时代基督教作家的评注本则大多流传至今）。索福克勒斯被誉为西方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剧作家之一，但其创作的差不多130部剧作中仅有7部存世，不过5%强而已。这就像今人只能用《哈姆雷特》《第十二夜》或其他什么作品来研究莎士比亚一样。由此可见，我们对古代世界成就的认知是何等扭曲与片面。这让人不禁好奇，如果流传至今的是完全不同的文献，又会如何改变我们的认知——比如公元1世纪的历史学家塔西佗的《编年史》（Annals）流存至今的是后几卷而不是前几卷，抑或公元4世纪的历史学家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作品的前面数卷而不是后面数卷被保留下来。
因此，希腊—罗马社会中的普罗大众的声音已被湮没。基思·布拉德利的《罗马的奴隶制与社会》④研究了罗马的奴隶制。但该书仅提到了一名被释放的奴隶，即哲学家爱比克泰德（Epictetus）。此人以亲历者的视角讲述了奴隶制对人类尊严的摧残。女性的声音同样是缺失的。除了古希腊的女诗人萨福（Sappho）有少量诗作传世外，直到基督教时代，才有女殉道者佩尔佩图阿（Perpetua）留下了一部日记。对于这些被剥夺了权利的群体的状况的评估只能通过解读留存下来的史料。
当今学术界更加重视古人在写作时所处的社会背景。这部分是因为越来越多的新史料在修道院的围墙之外被发现，而过去绝大多数的文献都来自修道院的藏书室。埃及的奥克西林库斯（Oxyrhynchus）曾出土大量的纸草文献（逾10万件残篇），其时间可追溯到希腊化时代和罗马统治时期。这些文献正被逐步整理出版，以供今天的研究者们研究使用。⑤这批文献的发现有助于学术界修正自文艺复兴以来所形成的对古代文献的僵化印象。在这批文献中，荷马史诗的残篇数量逾千，表明荷马史诗在整个希腊—罗马时代也都被奉为“古代经典”。这些残篇也展现了荷马史诗各种不同的版本如何到公元前2世纪末形成了定本。荷马并非唯一享有如此崇高地位的作家。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的地位仅次于荷马。颇为有趣的是，这批文献中最受欢迎的20位作家均活跃在公元前200年以前。换言之，奥克西林库斯的居民具备良好的文学修养，热爱 “古典”文学。公元2世纪的普鲁塔克（Plutarch）可能会讥讽这些人为“蛮族”，但他那些精致的作品不出一代人的时间便会在这些“蛮族”当中得到阅读。
书籍为生活在埃及的穷乡僻壤的人们带去了慰藉。一封信中写道：“若你已抄好这些书，给我送来，这样我们就有打发时间的东西了，因为这里找不到人闲聊。”奥克西林库斯出土的文献让今人不仅得以一窥“殖民地”文化，还给我们增加了大量背景知识。例如，埃斯库罗斯的《乞援人》（The Suppliants）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他的第一部悲剧，并通常被用于论证早期悲剧的写作特点，直至奥克西林库斯出土的一则文献显示该剧的创作时间较晚！这批文献还表明，古人正逐渐把若干张纸草装订成书册（codex），以取代传统的纸草卷轴。书册最早出现在公元1世纪，但当时采用这种装订方式的文本只有1.5%。这一比例在公元300年时上升到了50%，到公元500年时则达到了90%。书册逐渐淘汰了卷轴。（最近的研究表明，书册最早出现在罗马，但随后被埃及的基督教徒群体所采用。⑥）
我们将会看到，尽管埃及的气候对于保存纸草和许多其他东西很理想，但这里并非新史料的唯一来源。在公元79年与庞贝（Pompeii）一同毁于火山喷发的赫库兰尼姆（Herculaneum）古城中，有一座被命名为“纸草别墅”（Villa dei Papyri）的豪宅，其藏有大批已被火山灰的高温烤得焦黑易碎的哲学著作。这些书籍终有一天将得到学术界的解读。在英格兰北部哈德良长城附近的罗马要塞文多兰达（Vindolanda），当地的积水坑中出土了带字的木板，让我们得以聆听古人的声音。这些书写在木板上的信件不仅能让读者直观地了解公元1世纪末的边塞生活，更为研究当时的社会经济生活、军队组织、最为本土化的拉丁语言以及识字率提供了丰富的细节。
提供最多新史料的还是那些刻在石头、陶器或金属器皿表面的铭文。在类似文多兰达这样的个案中，铭文也可以被刻在木板上。目前已经公开发表的希腊—罗马铭文可能已达50万篇之多。碑铭学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重要学术领域。它不仅关注古代铭文的发现、翻译和编纂整理，也注重在相对应的政治语境与社会语境下解读这些铭文，和其他文献一样。古代铭文具有极其重要的研究价值，不仅因其所涉及的内容远比正统的古典文学作品丰富，更因为大多数铭文在被发现时仍处于最初的环境中，例如公共建筑的墙壁上。一些铭文甚至成为今人了解整个文明的钥匙。现存于大英博物馆的罗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就是典型的例子。该碑的碑文用两种语言和三种字母刻成，从而成为破解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关键。许多铭文还具有直接的史料价值（例如1959年出土于特洛埃真［Troezen］的《地米斯托克利法令》，再如《雅典贡金清单》。对这两份文献的分析请分别参阅第13章和第16章）。另一些铭文则展现了城市生活的风貌、建筑物的落成时间或建造者的姓名与身份。（土耳其西南部的阿芙洛狄忒城［Aphrodisias］发现了大量此类铭文。）另一些铭文则更具私人性质（尽管任何“公共”铭文所具有的“私人”性质都需要加以谨慎判断）。例如著名的《图里娅赞》（Laudatio Turiae）反映了夫妻间的恩爱与承诺。这首拉丁语挽歌是公元前1世纪的一位丈夫为了缅怀亡妻图里娅而作，赞美了图里娅在动荡的内战时期所表现出的忠贞不渝。（她曾因不能生育提出与丈夫离婚，以便丈夫能与别的女子生育继承人，但被丈夫愤怒地拒绝。）⑦
考古学旨在复原古代的物质文化与建筑，并将它们当作解释古人的行为的证据。⑧考古学家过去主要与石头、陶器、金属制品打交道，因为这几类物品在温带或热带气候下存世最多。近年来更多种类的出土文物被证明可以复原，尤其是反映动植物生长情况的考古材料，因而学术界对古代农业与饮食的认识正日益加深。考古学家一直担忧其研究对象的易受破坏性（考古发掘本身必然会对文物所处的环境造成破坏），中东地区的古迹近来频遭洗劫无疑再次提醒了我们这一点。实际上，古代的青铜塑像几乎已被尽数熔化。许多人这么做是垂涎于青铜的价值，其他人则把它们视作刺激基督徒神经的异教偶像。直到文艺复兴时期，由于文物价值或审美特质而保护某物品的冲动才再次在欧洲变成一股强大的力量，结果，古代艺术开始被理想化（见第36章）。有时候人类的破坏行为也会让考古学家有意外收获。例如焚毁古代近东地区的宫殿，就让堆积在档案库中的泥板档案受到大火烘烤成为泥砖，也因此得以存留！即便如此，考古学家仍然通常只能发现原本存在的东西的一小部分，而且不具代表性。
历史文献必然无法充分记录生活的方方面面，考古学家的工作因而不可或缺。房屋、街头巷尾的日常生活细节、公共空间的用途和建筑技术的进步只是其中的3个方面。沿罗马帝国边界进行的一系列发掘和勘测显示，罗马帝国在外敌的威胁下开始沿着边境修建连绵不断的防御工事。考古学家甚至还能在政治史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例如对罗马广场（Roman Forum）的发掘表明，随着保民官（tribune）在公元前2世纪中叶的政治影响力越来越大，该广场留给公众集会的空间有所增加，而该空间在独裁官苏拉（Sulla）掌权时期相应地有所缩小，被让给了元老院。又比如，古希腊文献总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众城邦在建成之初便有城墙环绕并拥有优雅的公共建筑。然而考古证据如今却颠覆了这一印象，因为城邦往往在设立百余年后才会建起第一道城墙，而为公共建筑预留的土地此时也总是处于闲置状态。
在一个典型的、未经发掘的遗址堆积层中，旧的堆积物总是被埋藏在新的堆积物之下。倘若能凭借出土文物——例如钱币——推断某个堆积层的年代，则出土于同一堆积层的陶器等文物也同样可以被推断出年代。出土于其他遗址的相似陶器也就可以用于为当地的堆积层断代。在研究前王朝时期的埃及与古代近东地区的分层坑洞时，上述原则尤其重要。在爱琴海北部的迈索内（Methone），人们最近发现了一个密封的堆积层，里面的公元前8世纪的陶器等物品让该遗址成为运用上述原则进行断代的教科书。
在各种考古证据中，钱币提供了最为有用的信息，并且可用于佐证或推翻文献等其他证据。罗马钱币在日耳曼尼亚地区被大量窖藏，与塔西佗在《日耳曼尼亚志》（Germania）中记载的窖藏构成的细节基本吻合。这些钱币的分布有助于今人勾勒出商路或军队的行军路线，其金属成分反映了铸造者及其资助者所能掌握的资源，其上的浮雕有助于今人了解那些可能已经消失了的建筑。罗马皇帝如何把钱币作为政治宣传工具就值得深入研究。2003年，在英国牛津郡的查尔格罗夫（Chalgrove）偶然出土的一枚钱币，可能为我们提供了证明一位罗马皇帝曾经存在过的唯一证据——公元271年，在罗马帝国的北方边境，曾有一个自号“图密善二世” （Domitian Ⅱ）的僭越者短暂称帝。⑨
水下考古是考古界尤为重要的进展。虽然水下考古花费不菲并时常伴有一定的危险性，而且在干燥的陆地上保存来自水下的文物又进一步增加了发掘行动的开销，但它仍具有广阔的前景，这不仅因为已定位的沉船众多，而且因为人们已经能够勘探更深的海底。比如在地中海，可勘探的深度已经达到了850米。乔治·巴斯是水下考古的先驱，他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创立了航海考古研究所，在清除沉积物、制作船壳的三维图像、打捞沉重文物出水等领域摸索出了一整套先进的方法。通过开展水下考古，今人得以勾勒古代海上贸易的规模与方向。巴勒斯坦的凯撒里亚、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等古代港口城市都将由此得到更全面的考察。⑩
随着科技的进步，研究人员能对证据进行更为精准的评估。碳—14定年法日臻完善，成为对易腐败物质进行断代的最佳手段，而其他测年方法亦层出不穷。例如，追踪金属制品中的元素可以精确判定该制品的原产地。分析银、铜、铅等矿石中的铅同位素，可得知矿石的具体产地。例如，有一种别具一格的“牛皮”状铜锭曾在青铜时代晚期广泛流通于爱琴海地区，其原料如今已被确定来自塞浦路斯岛。雅典人最初铸造钱币所用的白银曾一直被认为产自雅典附近的劳里昂（Laurium），但如今其原料产地被证明为色雷斯（Thrace）。研究人员通过分析罗马双耳细颈瓶中的残留物，可确定瓶中当年贮存过何种液体，再把分析结果与瓶身上的私人印章进行比对，可进一步确定当年的贸易路线。（产自意大利科萨［Cosa］某处庄园的葡萄酒曾大量销往今法国的中部与南部地区，其所使用的双耳瓶的瓶口上就加盖有制陶工塞思提乌斯［Sestius］的名字作为印记。）以树木年轮为研究对象的树轮年代学（dendrochronology）是研究古代每一年气候变化的有效方法。例如公元前218年的气候被证明比较温暖，这有助于解释汉尼拔（Hannibal）为何能在这一年翻越阿尔卑斯山攻入意大利！
上述方法在为塞拉岛（Thera）的火山喷发进行断代时得到了充分运用，但也暴露出了某种不足。米诺斯文明的港口城市阿克罗蒂里（Akrotiri，该城也如庞贝那样得以完整地保存至今）因这次火山喷发而被彻底掩埋。这个问题并非单纯的历史问题——许多人把这次火山喷发与有关亚特兰蒂斯的消失的传说联系起来，继而引发了对于“失落的文明”的无穷幻想。火山喷发的时间最初被推定为公元前1500年。这一结论获得了陶器证据的支持。而在尼罗河三角洲的达巴土丘（Tell el-Dab’a，对该土丘的考古发掘请参见第4章）遗址，相同年代的堆积层中也发现了来自这场火山喷发的浮石。然而对采自爱琴海与塞拉岛的样本进行碳—14测定后发现，火山喷发的年代应该更早，即公元前1627年至前1600年之间，而且该结果的精确度高达95%。研究人员又对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狐尾松进行树轮年代学研究（火山灰扩散至整个大气层，从而影响到太阳照射，因而此次火山喷发能够波及如此遥远的地区），其结果也把火山喷发的时间定在了公元前1628年至前1626年之间。对安纳托利亚的树木进行的类似研究也得出了支持该日期的证据。研究人员随后对达巴土丘的样本进行碳—14测定，并且测得了一个较早的年代，最终令学术界达成共识，把火山喷发的时间确定为公元前17世纪的最后25年中。
对古典世界的考古发掘曾经只关注大型城市或希腊世界中的神庙的遗址。实际上，19世纪欧洲所谓的“考古工作者”大多专注于寻找大型遗址并将所发现的宝藏运回伦敦、巴黎、柏林等地的国立博物馆（1871年，德国商人海因里希·施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对特洛伊遗址的洗劫便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例。德国人还于1875年至1881年间动用500余人在奥林匹亚［Olympia］从事发掘，由此确立了“大发掘”模式）。鉴于奥斯曼帝国当时已是风雨飘摇，德国人才得以在1880年晚些时候，将他们从土耳其境内的帕加马（Pergamum）发掘出的350吨文物悉数掠往柏林。
尽管此类行径很有价值——没有对于历史遗迹的大规模发掘，又怎么可能写出雅典或罗马的历史？——但把兴趣过多集中于某些著名的历史遗迹或历史时期，则让许多重要的研究领域乏人问津。学术界如今已把研究重心由城市转向了农村（毕竟农村才是大多数人口长期居住的地方）。野外调查（以所收集的地表遗址信息为基础）被证明是一种在广阔区域内确定定居点的性质的相对经济且高效的方法。罗马的不列颠学会（British School at Rome）在伊特鲁里亚（Etruria）南部实施了一次重要的野外调查。（现代的农业生产方式与新建筑正在破坏当地的古代地貌，这激发了此次调查。）此次及其他对共和国时期的意大利进行的调查的成果之一，是对传统文献给出的小农经济在公元前2世纪的意大利已经消失不见的观点发起了挑战。而对希腊的野外调查表明，古希腊农民的剩余产品是如此之少，波动又较为剧烈，所以古希腊的城市生活也同样朝不保夕。而有关橄榄树种植方面的证据也是判断政治稳定性的晴雨表，因为橄榄树的成长周期较长，所以只有当人们可以普遍预期橄榄树的成熟与收获时才会种植。
对古代城市遗址进行地球物理勘测对于定位建筑物遗迹尤其有效。对罗马帝国不列颠尼亚行省（Britannia）的第四大城市罗克斯特（Wroxeter）进行的勘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该城被废弃后再无人口迁入，而勘测结果证明绘制该城的轮廓是可行的，其手工业区、市场区在图上均清晰可见，甚至可以在不扰动土层的前提下，凭借电磁性信号反馈的差异找到该城毁于大火的证据。运用卫星遥感考古技术，可以对古代遗址进行更精密的分析，并在埃及与整个罗马帝国范围内发现更多的古代遗址。⑪
野外调查主要涉及文物的搜集与解释，故仍属传统考古学的范畴。然而在过去的30年里，考古学家在他们的目标上变得更有野心。传统的考古研究侧重积累证据并描述证据，然后把细碎的证据一点点拼凑起来，以形成一幅能够反映过去的图景。这种方法不可避免地会呈现出一幅静态的社会图景，而且在这样的图景中，人反而不如他们的遗留物重要。研究方法更加前卫的“新考古学”（该术语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遂应运而生。“新考古学”的学者把目光投向了传统上属于人类学的领域。他们关注特定社会环境下个体与其他个体、个体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尤其重视研究文化改变是如何发生的。他们与以狩猎、采集为生的原始部落共同生活，观察其生活方式，认为观察结果有助于解读古代类似社会所遗留的证据。他们首先提出若干假说，继而考察某些遗址，特意寻找能够支持或反驳这些假说的证据。最终，他们试图提炼出人类行为的某种“法则”。（例如，“在这样或那样的环境下，人类社会由狩猎与采集的生活方式转变为农业生活”。）
“新考古学”的学者专注于环境，坚信环境是社会变化的主要推动者。（比如，新的食物来源可能带来新的社会协作方式。）他们将重点放在分离并研究调节社会变化的不同“过程”（process），因而其研究方法赢得了“过程法”（processual）的绰号。近年来，一些考古学者，尤其是英国的考古学者（伊安·霍德［Ian Hodder］是他们的先驱）指责“过程法”过于强调功能性。他们认为对自然环境的强调实则低估了人类社会创造自身的价值并维护这些价值的能力，尤其是通过操纵那些对它们很重要的文化符号做到这一点的能力。这一崭新的研究方法也因此被称为“后过程法”（post-processual）。
在这些概念（并时常充斥着常人难以理解的术语）的重压下，人们有脱离考古学传统关注领域的危险。但某种综合性的理论或许已经出现，它对人类社会如何塑造其意识形态框架，而文化的改变又如何在这一框架下发生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今人由此才得以理解新任罗马皇帝如何利用过去的伟大皇帝的符号来确保自身的合法地位。例如君士坦丁（Constantine）就把那些为了纪念图拉真（Trajan）、哈德良（Hadrian）、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等皇帝而建的纪念碑上的浮雕，安装到他在罗马为自己所建的凯旋门上。
希腊世界的人们又是如何运用其文化符号的？安德鲁·斯图尔特在他的《古希腊的艺术、欲望与人体》⑫一书中给出了极佳的例子。该书思考了古代雕塑与绘画中的人体向观众传达特定政治理念和社会理念的方式。古希腊人曾以多种表现手法塑造哲学家、政治人物、战争英雄或“理想化的”公民，甚至裸体像也自有其文化语境。当古希腊人塑造英雄人物时，无论这位英雄是获胜的运动员，还是挑战僭主的勇士，健美的躯体都是他的“戏服”。保罗·赞克的《图像在奥古斯都时代的力量》⑬则着重探讨了艺术如何被用作宣传工具。赞克揭示了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如何利用罗马传统生活的特定图像——例如雄伟的公共建筑——把自己由罗马共和制度的破坏者伪装成共和制度的复兴者。奥古斯都的每一尊雕像均体现了上述目的，甚至其胸甲上的浮雕都要把他与过去维系在一起。和平祭坛（Ara Pacis）的浮雕也把他表现为一位淳朴的家长，让他如同其共和时代的祖先那样，向众神献祭。政治变革可以通过操纵具有强大情绪感召力的文化符号来实现。某些学者就此提出了认知考古学（cognitive archaeology）的研究方法，尝试依据那些具有文化意义的文物构建古人的心态（mentality）。
复原心态对古代史领域的历史学家而言是一项最为艰巨，或许也是最具吸引力的挑战。古人的思维受到了哪些因素的制约？这个问题尤为难解，因为今人在进入古人的精神世界时，不可能完全抛弃我们自身的偏见与文化上先入为主的成见。对一个雅典人而言，坐下来欣赏一出悲剧对他有何意义？他或者她，在多大程度上把这种体验当作一种感情的宣泄，抑或这一体验在何种程度上让他或她理解了这座城市所面临的伦理挑战？对一位公民而言，他在何种程度上真的感到自己是其城邦社群中的一分子——或者说，他的公共行为能成为戏剧的素材、一段美谈，从而令他在同胞眼中成为模范公民（见第29章琉善［Lucian］的例子）？ 奥古斯丁（Augustine）创作《忏悔录》（Confessions）时已是4世纪90年代，为何能够剖析自己内心世界的作家迟至此时才在古典世界中出现？就一般情况而言，一个人又能够在何种程度上表达其感受，他又该如何应对自己的情感波动？理查德·索拉布吉的《情感与心灵的安宁：从斯多噶式焦虑到基督徒的诱惑》⑭即揭示了斯多噶学派的哲学家是多么在意公共生活的压力所带来的威胁，以及他们如何发展出应对这种威胁的手段。这部优秀的研究著作进而揭示了基督教徒如何把外界的影响转化为特定的诱惑。然而，基督教徒与同时代的异教徒的思维方式究竟有何不同？奥古斯丁的《忏悔录》能否作为基督教徒的思维有所不同的证据，还是说它只专属于作者一人？
某些学者试图通过现存的希腊罗马神话理解古人的心态。就连孩子都知道，这些神话题材丰富且形式多样。然而，学术界对于神话能否反映产生它的社会现实仍存有巨大争议。学者们对利用某个文明的神话去揭示普世性的意义仍心存疑虑，因为对一则神话的理解首先应基于产生该神话的特定语境。（换言之，弗洛伊德对取自戏剧《俄狄浦斯王》的俄狄浦斯神话的普遍化使用，必须要以怀疑的眼光加以审视，因为没有证据能够表明它反映了一种希腊的典型家庭行为模式，更不用说其他文化的了。）法国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及其号称结构主义学派的同道们提出，任何被观察的社会的世界图景都可以利用具有明确定义的客体和范畴来绘制（即“建构”），而客体和范畴的含义与意义则均可通过神话得到表达和确定。以J.-P. 韦尔南（J.-P. Vernant）和P. 维达—纳克（P. Vidal-Naquet）为代表的巴黎学派对希腊神话进行了尽可能详尽的解读，并穷究同一神话的不同版本在意义上的细微差别。不列颠学派则更加务实：他们认为，神话故事未必全都具有目的性，而故事的细节也未必全都具有意义。
然而，神话的确能在某些方面反映孕育它们的文化，并被那些分散在各地却保持着文化凝聚力的社群分享。在某些情况下，神话可为人类的行为做出合理解释。例如普罗米修斯诓骗宙斯的神话可以解释为什么古希腊人会在献祭后把肉分掉，而不是留给众神。其他神话，尤其是建城神话，也可能包含历史信息。神话还反映了人类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两难困境（例如对家族的忠诚能否高于对城邦的忠诚）。把此类难题以一种“带有距离感”的方式呈现给受众，可能能让他们更易于理解与评判。然而很难说清神话究竟能对个人的日常行为产生多大影响。
彼得·布朗（Peter Brown）是目前研究古典时代晚期（Late Antiquity，即公元284—650年）心态问题的佼佼者，他于1971年首次出版《古典时代晚期的世界》⑮一书，该书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学术界对这一历史时期的研究。这部卓越的著作揭示了罗马社会在古典时代晚期的活力（尽管该书可能淡化了更广泛的政治背景），直至今天仍具有启发性。布朗尤其注重研究当时的宗教人物。他为奥古斯丁这位睿智且性格复杂的基督教知识分子所做的传记可能是此类作品中最直观的。⑯他的研究深入探讨了这个时代“圣人”的出现，以及“身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布朗近来凭借其著作《穿过针眼：公元350—550年，财富、罗马的衰落与西方基督教的形成》⑰达到了新的学术高度。在这部权威之作中，布朗把敏锐的目光投向了财富（大量聚积在社会精英手中）及基督徒对待财富的态度之间的关系。他尤其擅长把奥古斯丁、米兰的安波罗修（Ambrose of Milan）、诺拉的鲍利努斯（Paulinus of Nola）等关键人物置于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悉心呈现出晚期罗马帝国社会的微妙蜕变，探讨了异教的传统财富观如何与基督徒的认识叠加在一起。布朗对现存史料进行仔细梳理，以呈现各种情感上的微妙之处。此前的学者从没有通过如此深入地审视知识分子与社会精英之间，以及两个群体内部的各种关系，来呈现知识分子与社会精英间的互动。
在本章的最后，笔者要为那些有意了解古代世界的读者推荐一本入门读物。该书讲述的是巴克特里亚（Bactria，即中国史籍中的大夏），一个在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东方后出现的希腊化王国，位于现今的阿富汗。弗兰克·霍尔特的《黄金之王的失落世界：探寻古代阿富汗》⑱充分发掘现有史料，介绍了巴克特里亚。最初只有少量由欧克拉提德大王（Eucratides the Great）铸造的钱币能够证明这个神秘王国曾经存在。欧克拉提德的在位时间可能是公元前2世纪上半叶。直至19世纪，一群狂热的探险者开始发掘遗址，并在阿富汗境内搜集到了更多的钱币（其中一枚是目前所发现的古代世界钱币中最大的金币，现存于巴黎的帝国图书馆，被称为欧克拉提德翁［Eucratidion］），他们不仅尝试确定历代国王的顺序（凭借钱币上的文字已识别出40多位国王），还通过这些国王在钱币上呈现自己的方式来分析他们之间的关系，甚至他们的个性。此时想象力无疑变得至关重要。以神化亚历山大大帝著称的苏格兰古典学家威廉·塔恩（William Tarn，1869—1957年）就曾靠着推测撰写过一部这个王国的历史，书中还包括没有史料记载的毁灭性战争。塔恩不知何故自信满满地认为自己的这部著作填补了历史记载的空白。
因此，霍尔特为我们上的第一堂课便是，为本身可能就未经过充分阐释的零星证据注入活力，根据有限的材料发明历史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这是一个有力的观点。在研究古代史的任何阶段，史学家都在依赖有限的证据对历史进行解读，即便发现新的史料，也往往将之纳入已有的理论框架，而非对整个问题进行重新思考。与巴克特里亚有关的史料随着时代发展而逐渐增多。在阿富汗的考古发掘中，法国考古学家保罗·伯纳德（Paul Bernard）于1965年至1978年在今天的阿伊·哈努姆（Ai Khanoum）地区所进行的考古发掘尤其值得一提。阿伊·哈努姆（其古代名称至今不明）虽是巴克特里亚的边防要地，但因周边的沃野与矿产而繁荣一时。该城显然曾是一座重要城市，城中心充斥着精美的希腊式建筑与希腊语铭文，但霍尔特认为，某些学者延续塔恩的传统，有强调该城的“希腊性”、将之描绘为文明的灯塔的倾向。这些学者的研究在1979年被逆转，因为苏联人在这一年入侵了阿富汗，并且拒绝在其考古项目中延续所谓的帝国主义视角，他们倾向于以少数民族的视角重建该地区的历史，不再强调希腊人所带来的“文明”。政治不仅决定了描述历史的方式，甚至决定着复原过去的方式。过去总是被现在限定着。
似乎就在欧克拉提德大王统治的末年，即公元前145年前后，阿伊·哈努姆有可能落入了某个游牧部落入侵者之手。某些故事曾提到欧克拉提德大王在战争中惨败，但该遗址并没有它曾遭到破坏的相关证据支持这一点，它似乎更像是被遗弃了。由于发掘引来的猖獗盗挖行为，该城再次惨遭厄运。霍尔特愕然地记录了阿富汗的文化遗产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遭受的破坏，不断地有流言说，新发现的古代钱币窑藏被从发掘地点移走，在自由市场上一枚一枚地叫卖。
霍尔特最有趣的倡议之一，便是对流传至今的古币运用认知钱币学（cognitive numismatics）进行分析与研究。这一学科主要研究古代钱币的铸造者以及使用情况。例如，他指出，这些钱币的设计水平通常比较拙劣。甚至那枚巨大的欧克拉提德翁金币上的字母都排列得参差不齐。此外，钱币上的希腊语铭文存在很多错误，且始终未得到纠正。由此不难得出结论，铸币流程的监管不仅存在疏漏，还可能在某些国王统治时期内彻底陷入了瘫痪。这一现象究竟表明该王国正在衰败，还是突出反映了负责铸造钱币者有很多人不懂希腊语？这种认知方式使一系列新问题得到了探讨，有可能帮助我们更深入了解这个仍然神秘的古国。霍尔特的这本书启发我们，在任何时候，“过去”都只是建立在意识形态与推测的基础之上，通过对各类证据进行解释和拼接而构建的一座“临时建筑”。
古代地中海世界是一个巨大的文明复合体。而通过历史学家的双手对其进行重建显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尤其是在新证据大量出现，并呈现出取代古典文献的主导地位的趋势的当下，更是如此。各学科的高度专业化导致各自为战，有让西方世界的根基的更广阔的图景变得支离破碎的危险。本书虽只是对地中海文明做一般概述，但仍希望能为读者还原一幅完整的古代历史画卷。
①参见：Charles Freeman, Sites of Antiquity, Taunton, 2009。
②关于教学的全部课程，参见：Franҫoise Waquet, Latin, or the Empire of a Sign, London, 2001。
③［古希腊］柏拉图著，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98页。——译者注
④Keith Bradley, Slavery and Society at Rome, Cambridge, 1994.
⑤详见：Peter Parsons, City of the Sharp-Nosed Fish: Greek Papyri beneath the Egyptian Sand Reveal a Long-Lost World, London, 2007。
⑥参见：Roger Bagnall, Early Christian Books in Egypt, Princeton and Oxford, 2009。
⑦参见：John Bodel ed., Epigraphic Evidence: Ancient History from Inscrip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2002。游历罗马的游客请一定要造访那座位于原戴克里先浴场上的以碑铭为主题的新博物馆。
⑧参见：Colin Renfrew & Paul Bahn, Archaeology: Theories, Methods and Practice, 6th edition, London, 2012。该书详细介绍了这里提到的内容。
⑨有关钱币学的更多内容，参见：Christopher Howgego, Ancient History from Coins, London and New York, 1995。
⑩对水下考古的介绍，参见：The Oxford Handbook of Maritime Archaeology, Oxford and New York, 2011。罗马帝国时期的海上贸易见下文第691—695页。
⑪可参阅阿拉巴马大学伯明翰分校（University of Alabama at Birmingham）的莎拉·帕尔卡克（Sarah Parcak）的相关著作。
⑫Andrew Stewart, Art, Desire and the Body in Ancient Greece, Cambridge, 1997.
⑬Paul Zanker, The Power of Images in the Age of Augustus, Ann Arbor, 1998.
⑭Richard Sorabji, Emotion and Peace of Mind: From Stoic Agitation to Christian Temptation, Oxford, 2000.
⑮Peter Brown, The World of Late Antiquity.
⑯Peter Brown, Augustine of Hippo: A Biography, 2nd edition, Berkeley and London, 2000.
⑰Peter Brown, Through the Eye of the Needle: Wealth, the Fall of Rome, and the Making of Christianity in the West, 350−550 AD, Princeton and London, 2012.
⑱Frank Holt, Lost World of the Golden King: In Search of Ancient Afghanistan, Berkeley and London,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