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代

伊迪丝·华顿以小说《纯真年代》获1921年普利策奖，这本书奠定了她在文学界的地位，被誉为20世纪20年代的“文学圣母”。许多文学青年都以能结识她为荣，这当中就有菲茨杰拉德（F.Scott Fitzgerald，1896—1940）。据说他第一次见到华顿，是在纽约出版商斯克里博纳的办公室里，他有事找斯克里博纳，听说华顿在屋内，便不顾劝阻推门进去，一下匍匐在她脚下，以表达自己无限景仰之情。这一幕惊呆了不少人。

那是1922年的事了，那时候菲茨杰拉德在妻子泽尔达的催迫下，正苦苦追寻出人头地的梦想。到了1925年，华顿游历欧洲多年，选择在巴黎近郊住下来，其豪宅科隆贝别墅成为文学圈的聚会场所。这年夏天，菲茨杰拉德出版了《了不起的盖茨比》，终于一炮走红名满天下，成为当红作家。他来到巴黎，给华顿寄了一本样书，说是请教，其实是炫耀。华顿回函，先是恭维一番，然后忍不住提了点建议，说如果把盖茨比的身世交代得多一点的话，读者对他的命运会有更深切的理解。她同时欢迎他携妻来喝下午茶。

菲茨杰拉德的自尊心很强，同时又野心勃勃，他当年对华顿恭顺有加，并不是钦佩她的写作，而只是敬畏其社会地位，希望在通往功名的路途上寻一处庇护。暗地里他曾嘲讽华顿的写作“如同挥舞石器时代的斧子在卖弄”。如今菲茨杰拉德已功成名就，自然不会再对谁五体投地了。不过名人的邀请还是要去的，何况是去巴黎近郊的大宅子。他把这件事告诉泽尔达，不料她断然拒绝，理由是不想去做陪衬，被人视作“外省人”。

1925年7月5日，菲茨杰拉德如约来到科隆贝别墅。为了壮胆，他在半路上喝了一点酒。这别墅绿树成荫，环境幽雅，如同简·奥斯汀笔下的花园，华顿则一身华服，如同雍容的贵妇。泽尔达是对的，在这样的氛围里，只有非常非常富有的女人才会感到自在。虽说菲氏夫妇如今也不缺钱，但美国新秀在侨居欧洲多年的华顿面前，总还是缺少一点底气。两人的这次见面，从一开始就显得别扭，居然找不到聊天的话题，菲氏太紧张，而华顿也过于矜持。那年菲氏二十八岁，华顿已经年满六十三岁，有隔代的距离。

为了活跃气氛，菲氏说起了一个粗俗的故事，说一对新婚的美国年轻夫妇，第一次出远门，去巴黎度蜜月，找到一个地方歇下来，以为是旅馆，住了三天才发现那儿是妓院。说完哈哈大笑，自己觉得很有趣。菲茨杰拉德大概忘了，此时华顿已离婚十几年，正过着独居的日子。华顿给他斟满茶水，冷冷地说：“这就完了？情节呢？你没说他们在妓院做什么。”菲茨杰拉德怏怏离去。在当天日记里，华顿这样写道：“下午与菲茨杰拉德喝茶，就是那个写小说的（可怕）。”此后两人再没见面，既然合不来，彼此都是解脱。

菲茨杰拉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