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研究方法与研究意义
（一）研究方法
跨学科综合研究是由民族学的自身特点所决定的。[25]本研究主题是通过对原居地与迁入地苗族女性现穿服饰的比较，阐释影响苗族服饰传承与变迁的各种因素，此问题涉及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服装/服饰心理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与知识，欲进行深入研究，就需以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为基础，同时结合其他学科的相关理论与研究方法。
1.参与观察与深入访谈
参与观察与深入访谈是民族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在原居地黄平、台江与迁入地镇宁、贞丰苗族聚居区的集市、街道、住宅的自然情境中对苗族女性的着装行为进行直接观察、记录，以访谈方式向迁入地的田野报道人了解其祖先的迁徙经历，他们的信仰、观念，以及苗族女性的着装行为与服装心理，并尽可能地通过穿戴服饰、学习刺绣来体会现在一些苗族女性放弃手工刺绣、平时不穿苗服的行为。
2.文献研究法
通过对相关历史文献的收集与整理，了解原居地黄平、台江和迁入地镇宁、贞丰四地苗族社会发展的历史脉络，以及当前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刘锋认为，民族文化的变迁是一个历史过程。任何一次民族调查，都只能观察到当时的文化现象。民族学研究本身具有历时文化演化过程的任务，因而有效地利用文献记载，是民族调查理所当然的事情。[26]
3.比较研究法
拉德克利夫·布朗指出，比较的重点是比较各种文化、各种社会现象的差异点，包括共时性的比较和历时性的比较，其中，共时性比较是研究一特定时期的文化的本质与功能，历时性比较是研究文化变迁的规律性，同时也有助于对本质与功能的理解。而且只有将两种方法区别清楚，才能把这两种方法结合好，从而起到分工合作，相得益彰的作用。[27]周大鸣认为，“通过跨文化比较研究，认识到文化的差异性、普遍性和复杂性，同时也可以认识到各种文化是怎样变迁、怎样适应变迁，甚至有可能为预测文化变迁的方向提供线索。跨文化比较研究还可以使我们获得正确的文化观，避免文化中心主义和文化自卑感。”[28]本研究是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一方面，对同一支系不同地域的原居地与迁入地的苗族女性现穿服饰进行横向、微观的比较，找出相似性与相异性；另一方面，分别对原居地与迁入地服饰变迁的历史脉络进行纵向比较，分析不同文化背景下苗胞的服装心理。
由于影响苗族服饰传承与变迁的因素较为复杂，涉及迁徙历史、生境、信仰、民族心理等多方面内容，依据方法服从于目的的原则，需采取上述多种研究方法相结合的方式，以尽可能地收集与本研究有关的资料。
（二）研究意义
1.研究苗族服饰心理可以充实民族心理学内容
民族自身的发展和解决民族的深层问题都需要研究民族心理。例如，在处理民族关系问题时，如果了解该民族的心理特点，就可以采取适当的方法解决问题；反之，如果采取的方法不得当，则有可能使民族间的简单问题上升为民族关系问题。因此，研究民族心理可以说是各民族和谐相处对民族心理学提出的现实性要求。西方学者在心理学、人类学、服饰心理学等方面的研究都早于中国，但他们的这些研究很难反映出中国各民族的社会心理与行为，因此就需要我们加强本土化研究。社会心理学与人类学是密切相关的。美国著名的跨文化心理学家推蒂斯（H.C.Triandis）说：“在得到中国的资料之前，心理学不可能成为一门普遍有效的科学，因为中国人口占了人类很大的比例，对于跨文化心理学来说，中国能够从新的背景上重新审查心理学的成果。在这样做时，中国的心理学家应该告诉西方的同行，哪些概念、量度、文化历史因素可以修正以前的心理学成果。”[29]属于民族心理研究范畴的内容很多，如民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服饰、宗教信仰等均与民族的心理活动有关。因此，对苗族人的服饰心理进行深入研究，有利于增进其他民族对苗族的了解。
对苗族的一个支系来讲，如果该支系的服饰流布范围大，就说明这个支系的苗族群体生活圈很大。但是，如果想深入了解苗族服饰为何种类繁多，原居地与迁入地的服饰为何差别迥异，则须挖掘他们的社会、文化及心理因素。一般情况下，作为个体的人常借助于服装来协调和他人的关系，这种情形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表现尤甚，因此对苗族服饰进行研究，也有助于深入探讨苗族源流、支系的变化，对探讨苗族人的社会化行为、个性化行为，了解苗族人的社会化进程有一定意义。同时，也利于我们站在“他者”的立场，去理解苗族人在迁徙过程中的各种行为表现，从而对苗族社会文化传承与变迁的动因作出理性的分析。
服装是人类心理活动外现的载体之一，它与人类文明的进程相伴，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的需要、个性等心理特性。服饰的材质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而服装的色彩、结构和图案也体现了着装群体的信仰、精神、心理等文化内容，因而民族服饰在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中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或者可以说，苗族服饰是研究苗族文化的一个有效路径，研究苗族人心理，不能不研究苗族服饰；研究苗族文化，也不能不研究苗族服饰。因此对苗族服饰进行心理层面的研究可以充实服装/服饰心理学与民族心理学的内容。
2.研究文化遗产的生成过程，是文化自觉行为
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各民族在相互借鉴与融合的过程中也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遗产，并逐渐生发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了解和分析影响其生成的因素，易于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深刻内涵。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我国已步入新时代，并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指明了新方向、提出了新要求，因此，充分了解文化遗产的历史演进过程，利于提升对其进行保护与传承的价值与意义，从而有力推进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同时助力于中华民族的复兴。
历史内涵是文化遗产传承的灵魂。任何一项文化遗产，若缺少历史的承载都不是完整的，因此对遗产的抢救性保护，不仅要保护现存的物质载体，还要保护其所具有的精神属性。格尔茨认为，人类学不仅强调观察行为，重要的还在于阐释行为，对一种文化的分析了解是要去解读其隐藏的意义。近年来，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词语，或可用“妇孺皆知”来比喻。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外出旅游时通常首选国家级或世界级遗产作为旅游目的地，买工艺品时也会倾向于有历史底蕴的非遗产品。遗产深入人心是可喜之事，但是多数人对这些遗产形成的历史却知之甚少。目前，社会各界都在积极参与如何更好地保护、收集、整理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动，非遗管理部门因职能所限则着重关注某项文化遗产是否达到非遗项目的条件，并因各种因素的限制使其对遗产的生成过程难以深入了解，毕竟查阅相关文献与口述史整理需要耗费大量时间与人力。但为了可持续地保护与传承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就要深入了解其形成的历史过程。只有了解各民族融合的历史过程，才能深刻理解中华民族如何在大一统的历史进程中逐渐生发出民族共同体意识，而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正是在各民族不断交融互鉴的过程中逐渐演进到今天这般丰富多彩。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苗族服饰约有200种。苗族祖先迁徙流离的历史及苗族女性的勤劳、智慧使苗族服饰独具本民族的风格与特色，其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已远远大于服饰本身的意义，而苗族刺绣则以其精湛的工艺、精美的图案、丰富的寓意表现出其丰厚的文化内涵。从乾隆元年（1736）开始，就陆续有许多苗人从黄平、台江迁至镇宁、贞丰等地。由于原居地与迁入地苗胞所处的社会情境产生差异，其服饰心理也发生相应变化。经过200多年的社会变迁，原居地黄平、台江与迁入地镇宁、贞丰苗族女性的服饰在结构、色彩、图案等方面已表现出明显不同。如果想阐释其深层原因，不仅要研究现存的服饰本身，还要了解那段迁徙历史，迁徙后原居地与迁入地苗民的生境变化，以及苗民的信仰、观念、审美心理的变迁。
费孝通基于长期以来对少数民族实地研究的反思和总结，提出了“文化自觉”的观点，他认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归”，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对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他认为这是“表达当前思想界对经济全球化的一种反应”。[30]近几年，习总书记对如何更好地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已发表数次讲话，而有关此方面的学术理论研究正是文化传承与民族振兴所不能缺少的。作为一名中国人，在熟知这些文化遗产的名称与表象的工艺时，也要了解其背后的历史成因，也就是遗产之所以成为遗产的真正原因。本书以苗族服饰的变迁为案例来阐释遗产的生成过程，正是为更好地保护与传承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而对文化遗产进行的深入研究。
[1]上海市服装行业协会、中国服装大典编著委员会：《中国服装大典》，文汇出版社，1999，第940～9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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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刘锋：《民族调查通论》，贵州民族出版社，1996，第19页。
[27]拉德克利夫·布朗：《社会人类学方法》，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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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万明钢：《文化视野中的人类行为——跨文化心理学导论》，甘肃文化出版社， 1996，第1 页。
[30]徐平：《费孝通评传》，民族出版社，2009，第285～2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