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摩根·豪瑟：财务自由为首，其他顺其自然
据说，创办了第一曼哈顿投资顾问公司（First Manhattan Co.）的亿万富翁，投资人桑迪·戈特斯曼（Sandy Gottesman）在为他的投资团队面试应聘者时，总会问这样一个问题：“你持有哪些资产？为什么持有它？”相反，他不会问对方“你认为哪些股票便宜”或“哪种类型的经济即将陷入衰退”，他想知道的是“你怎么管理自己的资产”。
我非常喜欢戈特斯曼提出的问题，因为它突出了人们在理智上认为正确的事和在感觉上认为正确的事之间的巨大差距。前者是人们建议你做的事，而后者则是人们实际做的事。
据国际权威评级机构晨星公司（Morningstar，美国最主要的投资研究机构之一）的数据显示，美国所有的基金投资组合经理中，有一半人没有向自己管理的基金投过一分钱。这一统计数据看上去有些让人心痛，而且毫无疑问，还揭露出某种伪善的现实。
不过，这类事情其实比你以为的要普遍得多。美国南加州大学的医学教授肯·默里（Ken Murray）在2011年写了一篇题为《医生怎样死亡》（How Doctors Die）的文章，其中显示，医生向患者推荐的临终治疗方法和他们为自己选择的临终治疗方法是不同的。
他这样写道：“（医生）在应对自己的死亡时和其他人大不相同。与大多数美国人相比，他们并不是得到了更多的治疗，而是正相反——得到的治疗要少得多。他们总是在帮助他人躲避死亡，但当自己面对死亡时，往往相当平静。他们内心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也知道该如何选择，通常也能够获得他们想要的医疗保健。但是，他们往往选择安详地死去。”医生可能会为癌症病人的治疗全力以赴，但当他们自己得了癌症时，却往往选择从简治疗。
别人建议你怎么做和他们自己会怎么做，这两者之间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并非总是坏事，它只是说明，当你所要处理的问题十分复杂、涉及情感、会影响到你和你的家庭时，该怎么做往往没有一个绝对正确的答案，更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对你和你的家庭有利的、能让你晚上睡得着觉的做法，才是你该选择的做法。
不管是在金融领域还是在医疗领域，有一些基本的原则是必须遵守的。不过，真正重要的财务决策并不是通过统计电子表格中的信息或翻阅教科书做出来的，它们往往是在餐桌上做出来的。这些决策往往并不是为了最大化回报，而是为了尽量减少让配偶或孩子失望的概率。这类事情很难用图表或公式来概括，而且因人而异，就像对张三适用的决策可能并不适合李四。
你必须找出适合自己的方法。以下方法对我而言十分有效。
我和我的家人如何看待储蓄
美国投资家查理·芒格（Charlie Munger）曾经说过：“我从没想要变富，我只是想要独立。”
我认为，我们可以不去考虑发家致富，但财务自由一直是我个人的财务目标。追求最高的投资回报，或是利用我的资产过上最奢侈的生活，我对这两件事兴趣不大。这两件事看上去都像是做游戏，只是为了让朋友们刮目相看，而且都有潜在的风险。总体而言，我只想确保每天一睁眼就知道，我和家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任何想做的事。我们家的每一个财务决策都是围绕这一目标做出的。
我的父母成年后的生活大致分为两个阶段：贫穷阶段和小康阶段。我父亲育有3个子女，40岁时成了一名医生。医生的薪水并没有让他改掉在医学院一边寒窗苦读、一边抚养3个饥肠辘辘的孩子时被迫养成的节俭心态。我的父母过了很多年节衣缩食的生活，我们家的储蓄率极高，因为他们把大部分收入都存了起来。这让他们后来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财务自由。可是，我父亲是一名急诊室医生，这是我能想象的压力最大的职业之一。经常值夜班，昼夜生活规律不停地被打乱，他感到十分痛苦。20年后，他觉得自己干够了，于是就停了下来，辞职不干了。于是，他们进入了人生的下一个阶段。
我父亲辞职的事让我印象深刻。一个人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做好准备，然后在某天早上醒来，宣布彻底改变生活方式或者工作，这似乎是所有人追求的终极财务目标。对我而言，财务自由并不意味着不工作，而是意味着只要我想，就可以在希望的时间和喜欢的人做喜欢的事。
要实现某种程度的财务自由，靠的并不是当医生的收入。主要来讲，这是一个控制个人期望值、量入为出的问题。不管收入水平如何，经济独立、财务自由都是由你的储蓄率决定的。当你的收入超过一定水平时，生活方式可能会发生变化，对生活的预期也可能会水涨船高。这时，储蓄率就取决于你控制对生活的预期的能力。
我和妻子是在大学里认识的，在搬到一起生活了几年后，我们正式结了婚。毕业后，我们两人都从事一些入门级的工作，拿着入门级的薪水，日子过得清淡平和。每个人的生活方式都不一样，就像在张三眼里十分体面的生活，在李四眼里可能会过于奢靡，而在王五眼里却过于寒酸。重要的是储蓄率，我们根据自己的收入水平量入为出，选择合适的住所、出行工具、穿着、饮食。舒适就好，不必花哨。
后来，我进入金融行业，我妻子进入医疗行业。结婚十多年来，尽管收入在不断增长，但我们多多少少仍然保持着最初的生活方式。这使得我们的储蓄率持续上升。我们的收入差不多都变成了储蓄，变成了我们的“财务自由基金”。如今的生活水平大大低于我们的收入水平，这样的生活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收入，更多是因为我们两人决定一直保持20多岁时建立的那种生活方式。
如果说，我们的家庭财务计划中有哪个部分让我感到自豪的话，那就是我们从年轻时起，就找到了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并一直没有改变。我们的储蓄率相当高，却很少觉得生活困苦，因为我们对物质生活的渴望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这并不是说我们不渴望物质生活——我们同样喜欢好东西、喜欢舒适的生活，只是我们的生活方式一直没变。
这并不适用于所有人，只是对我们很适用。因为我们双方都同意这么做，并不是一方向另一方妥协的结果。我们喜欢散步、阅读、玩播客，做这些事需要花费的钱很少，但我们从中获得了很多乐趣，所以很少觉得自己错失了什么。当我偶尔质疑我们家的储蓄率是否过高时，就会想到我的父母多年来大量的储蓄换来的财务自由，于是很快就会回过神来，不去质疑了。财务自由是我们家的最高目标。维持一种低于自身承担能力的生活方式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避免了互相攀比的心理累赘。舒适地维持一种低于自身承担能力的生活方式，没有太多的物质欲望，也消除了在当今许多人所承受的巨大社会压力。风险管理理论学者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解释说：“真正的成功是能摆脱激烈的竞争，调整自己的活动，从而获得内心的平静。”我很欣赏这句话。
到目前为止，我和我的家人一直致力于实现财务自由，但所做的各种财务决策有时看起来并不怎么合理。我们买房时没有办理抵押贷款，这是我们做过的最糟糕的财务决定，但也是最好的财务决定。在我们买房时，当时的抵押贷款利率低得离谱。任何理智的理财顾问都会建议大家利用廉价贷款，然后将额外的储蓄投资到股票等高回报的资产项目上。但我们的目标并不是做出冷冰冰的理性选择，而是要让心理上获得舒适感。
我从拥有房子中获得的财务自由的幸福感，要远远强过使用廉价抵押贷款杠杆化我的资产获得的财务收益。和最大化我们资产的长期价值相比，减少每月支出带来的感觉更好，这让我感到经济独立、财务自由。
对于这种做法，肯定会有人列出一大堆缺陷，还有人永远不会这么做。我不打算为自己的这个决定做任何辩护。理论上讲，这根本无从辩护，但它就是对我和我的家人很有效。我们都喜欢这个决定，这才是最重要的。好的决定并不总是理性的。有时候，你必须在快乐和理论上的“正确”之间做出选择。
此外，我们的现金资产在家庭总资产中的占比也比大多数理财顾问建议的要高——约占我们资产（除房屋价值外）的20%。这在理论上也是站不住脚的，我也不推荐其他人这么做。只不过这么做对我和我的家人很有用。我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在我们看来，现金相当于财务自由的氧气。更重要的是，我们永远不想被迫卖掉持有的股票。我们希望面对巨额开支的可能性和需要变卖股票来填补亏空的可能性尽可能地接近零。这也许只是因为我们的风险承受能力比别人低吧。
不过，从个人理财中学到的经验告诉我，每个人，无一例外，最终都会面临一笔他们预料之外的巨额支出，他们不会专门为这笔支出做计划，因为他们根本没有预料到会有这笔支出。少数了解我家财务细节的人会问我：“你存钱是为了什么？为了买房？买游艇？买新车？”不，都不是。我存钱是为了应对这样一个世界，在这里，意外情况比我们想得更普遍、更常见。如果我们不必为了巨额支出而被迫出售股票，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增加了让自己持有的股票在最长时间内实现复利的可能性。查理·芒格有句话说得好：“保持复利的第一规则就是，永远不要轻易打断它。”
我和我的家人如何看待投资
我的投资生涯始于选股。那时候我只持有公司股票，大多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Berkshire Hathaway，著名保险和多元化投资集团）、宝洁公司这样的大公司的股票，其中也有些我认为极具投资价值的小公司的股票。我从20多岁开始，持有公司股票的数量大约都维持在25只。
我并不清楚自己的选股表现如何。有没有跑赢市场呢？这些我也说不好。像大多数初涉此道的人一样，我的成绩并不稳定。不管怎样，现在我已经改变了看法，我们持有的每一只股票都是低成本的指数基金。
我并不反对主动选股的行为，无论是自己选股，还是把你的钱交给一个主动型基金经理去运作，我都不反对。我也认为有些人的表现的确可以超过市场平均水平——不过能做到这一点非常困难，比大多数人想象得要困难得多。如果让我总结自己对投资的看法，那就是：每个投资者都要设定目标，并选择一种实现这一目标概率最高的策略。我认为，对大多数投资者而言，要想获得长期投资的成功，定投低成本指数基金是最好的策略之一。这并不是说，指数基金投资这种方式总能成功，也不是说它适合所有人。同样，主动选股也并不意味着就注定会失败。在我看来，总的来说，这个行业已经变得过于偏向某一方，尤其是那些强烈反对积极投资策略的人。
击败市场本来就应该很难，成功的概率本来就应该很低。如果不是这样，每个人都会用能跑赢市场的投资方法，如果每个人都这么做，也就没有机会可言了。正因为如此，大多数试图跑赢市场的投资者都未能成功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统计数据显示，在截至2019年的10年间，85%的大型股基金经理的业绩表现都落后于标准普尔500指数）。
我知道不少人认为试图跑赢市场的念头十分疯狂，尽管如此，他们却鼓励自己的孩子树立摘星之志，努力成为他们所希望的样子。人各有志，生活就是碰运气，我们每个人对运气的看法其实都不太一样。
多年来，我逐渐认识到，如果我们家连续几十年持续把钱投资在低成本的指数基金上，让这些钱自行收获复利，就很有可能实现家庭的所有财务目标。这种观点很大程度上来自我们节俭消费的生活方式。如果不必承担要跑赢市场的额外风险就能实现所有的财务目标，那么去尝试这些有风险的事还有什么意义呢？我可以不做世界上最伟大的投资者，但绝不能做一个糟糕的投资者。当我这么想的时候，购买并持有指数基金对我而言，就是显而易见的选择。我知道，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我这种逻辑，特别是我的那些朋友们，他们的工作就是要跑赢市场。我由衷地尊重他们的行为，只不过，这种选择对于我家的确有效。
我和我的家人把每笔钱都投到了这些指数基金上——包括美国的以及美国以外的股票。我们也没有设立固定的目标，就是把减去家庭开支后剩余的钱都投进去。当然，我们同样用这些指数基金最大限度地保证了我们的退休金需求，以及孩子们的529大学储蓄计划[1]。
情况就是这样。实际上，我们所有的净资产就是一栋房子、一个支票账户，以及一些先锋领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指数基金（Vanguard index funds）。对我们家而言，没必要比这更复杂。我喜欢简单。我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投资信念：在我看来，投资努力和投资回报之间几乎没有关联。其原因就在于，世界是由尾部驱动的——几个变量导致了主体的收益。无论你投资多么努力，只要错过两三件对你的投资策略起关键作用的事情，投资收益就好不了；反之亦然。只要能抓住对成功至关重要的几件事，简单的投资策略就能发挥巨大的作用。我的投资策略并不依赖于选对某个股票，也不依赖于把握下一个衰退的时机，而是依赖我的高储蓄率、耐心，以及对全球经济将在未来几十年创造价值的乐观态度。我几乎把所有投资努力都花在了这三者上，尤其是前两者——因为这两者我完全能控制。
过去这些年，我改变过投资策略。所以，未来我当然也可能会改变投资策略。
但无论我和我的家人如何储蓄或投资，有一点我可以确信，那就是保证经济独立、财务自由永远是我们的目标，只要能保证心里踏实，我们就会去做。
我们认为，这就是我们的最终目标——在心理上驾驭金钱。
不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心得。大家都是理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