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大萧条

屋漏偏逢连夜雨，新冠疫情在全球暴发。这导致朝不保夕群体的生活水平呈螺旋式下降，尤其在大部分受冲击最严重的行业，这一群体的比例高得惊人。面对日益严重的封锁，包括澳大利亚、丹麦、意大利、荷兰、西班牙和英国的许多国家的政府推出了代价高昂的工资补贴方案，为白领领薪阶级“保留工作机会”，对朝不保夕群体几乎不闻不问，让富豪阶级继续赚得盆满钵满。

所谓的“强制休假”或是“保留工作机会”这类补贴方案，就是试图防止因封锁出现的大规模失业，反映了一种政治选择。这些方案是明显的倒退，陷朝不保夕群体于不利，并在诸多方面加剧了不平等。这就是赢家通吃、输者湮灭的游戏。与其补贴高收入群体，还不如向低收入群体投入更多资金，后者会给经济复苏带来更大的促进作用。6

英国的方案尤其有悖常理。政府每月向中高收入群体发放最高可达2500英镑的补贴，但有一个条件：从事有偿工作的人不能领取。在同样的条件下，他们只向低收入群体（疫情之前月收入为800英镑的人）发放640英镑。很明显，假如你现在债台高筑，再损失20%的收入，可比损失20%用来存款的钱要更加危急。就像预测的那样，在这个方案的实施过程中，欺诈率很高，近2/3的受益人继续从事着有偿劳动，只不过是以居家办公的形式。7而那些可以居家办公的人往往收入更高。

“保留工作机会”或“强制休假”的方案其实基于一种假设，即人们相信他们的工作将会回归到疫情之前的样子。但我们有理由确信，很多工作不会再有了。很多低收入岗位将被自动化、外包或直接砍掉。而且，就算在正常的年份里，企业的人员流动率也很高。因此，支持所有企业就等同于支持“僵尸企业”中的许多“僵尸岗位”，这些岗位虽然早就岌岌可危，但却能靠补贴维持下去。据估计，在欧洲，参加就业保障计划的员工里，有1/5的人来自酒店服务业等行业，这些行业在疫情过后将继续苟延残喘。8在英国，还有250万个这样的工作岗位。

疫情大萧条本该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除非对朝不保夕者的需求和愿望给予更多重视，否则我们将无法摆脱未来的危机。但是，各国政府依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愤怒（anger）正在潜滋暗长。朝不保夕者所经历的愤怒、焦虑（anxiety）、异化（alienation）和失范（anomie），与另外两项运动也有联系：一项是反对阶级种族主义的正当抗议，口号是著名的“黑人的命也是命”；另一项是“反抗灭绝”组织领导的预防生态衰退的行动。可见，“食利者资本主义”造成的极端结构性不平等制造了多重裂痕。

新冠疫情是21世纪的第六次病毒大流行。在全球化时代，还发生了大约500次金融危机。这些系统性冲击凸显了21世纪不安全感的特征——不确定性。这是一种和过去完全不同的不安全感。

1942年，威廉·贝弗里奇(7)在他关于福利问题的划时代报告中写道：“现在是革命的时候，修修补补无济于事。”就在他撰写这份报告的时候，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已经说服政策制定者，在工业经济中，政府可以动用经济政策来保障“充分就业”。那时候人们的不安全感主要来自意料之外的风险，比如生病、失业、遇到事故或是怀孕，这些不良事件发生的概率可以被精确计算。针对以上风险，政府可以根据缴费率和给付率，设计出一个社会保险制度。

但在全球“食利者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安全感的主要形式变成了不确定性，也可以说是“未知的未知”(8)，即某人无法计算出不良事件发生的概率，更谈不上应对和从中恢复过来了。人们都不知道何时会有糟糕的事情发生，也无法为未知的事情做好准备。

越来越多的人不断感到焦虑和弱势，我们对此心知肚明，特别是对朝不保夕者而言，这些情绪更为强烈。因此，问题就变成了：面对系统性的不确定性，我们该如何增强韧性？答案在于提供事前社会保障，而不是贝弗里奇蓝图中的事后方案。让事情更加复杂的是，全职的、在固定工作场所上班的工业工作岗位越来越少，而社会保险体系正是在这类工作岗位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将社会保障制度和劳动贡献挂钩的做法是武断的。现在的情形表明，我们需要建立一种基本收入制度，本书末章将会讨论这个问题。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