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化和债务

朝不保夕者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债务累累，与极端金融化相关的机制系统性地利用了这一点，这并非偶然。在法国、德国、日本、英国和美国等地，金融机构持有的资产价值已上升到国民收入的500%以上，在英国，这个数字甚至超过了1000%。3新冠疫情之前，在这些国家和其他国家，有数百万人在不可持续的债务边缘挣扎。

用“食利者(5)资本主义”（rentier capitalism）这个词来描述当前阶段的全球资本主义，真是恰如其分。它将朝不保夕者变成产生租金收入的债务人，通过鼓励学生贷款、信用卡消费、发行商店专用赊购卡和短期放款来收取租金和利息。在一些国家，包括美国、日本和大多数欧洲国家，私人债务已经占到国民收入的150%以上。高水平的私人债务并不是现代市场社会的偶然特征之一，而是金融化的结构性特征之一。4

此外，很高比例的私人债务没有担保，而且这一比例还在不断上升。这就意味着，如果一场大的危机来临，这些债务将没有任何可变现的资产来支撑。比如，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英国的无担保债务就超过了2250亿英镑。

最令人不齿的还要数“发薪日贷款”(6)，它的利率像天文数字一样高。不太引人注意的是，越来越多的耐用消费品如今也可以租赁了，包括桌子、椅子和厨房用具，以前，人们无法负担这些物品的时候，就干脆不买或者不用，直到负担得起时再买。这种债务驱动的生活方式已经让经济变得更加脆弱，即便是轻微的经济震荡也承受不起了。它在全社会、人类和环境恰恰需要减少对经济增长的依赖之时，造成了全社会对经济增长的依赖。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金融业正在抽干维持经济运行的血液，损害朝不保夕者的利益。2008年之后，因为低收入、没有储蓄，很多家庭靠借贷的方式来维持生活水平。这就让金融业嗅到了新的商机，迫使朝不保夕者债台高筑。经济增长是以债务增长为基础的。而且，债务收入比上升幅度最大的群体是中低收入群体，而不是根本无处借贷的最低收入群体。

在美国，那些目前处于朝不保夕状态的人，其收入通常低于全民收入的中位数，这就是明显例证。1970—2016年，这一收入群体的货币收入增长了20%，而他们的债务则增长了250%。5这意味着中低收入个人和家庭几乎得拿出全部家当举债，为自己、经济和社会制造了更普遍的脆弱性。美国人的做法，在欧洲和其他地方也都很常见。

更糟糕的是，在“食利者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增长的大部分收益都流向了富豪阶级、精英阶级和白领领薪阶级。因此，为提高朝不保夕者的收入，或者仅仅是减缓他们生活水平的下降速度，经济增速就必须更快。各国中央银行也不能贸然提高利率，因为数百万人可能会因此而无法还债。

低利率助长了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冒进行为，它们知道，中央银行和政府会在经济衰退时期出手相救。食利者在经济下行的风险中幸免于难并因此兴旺发达，而朝不保夕者却首当其冲。

面对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和持续下降的实际工资水平，各国政府和金融机构允许向朝不保夕者放贷，帮助他们维持现有的生活水平。这是史上最大的浮士德式交易，注定难以为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