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豪阶级

1804年，有人写了一篇让几代政治经济学家都困惑不已的文章。执笔人是第七代劳德代尔伯爵（Earl of Lauderdale），这篇概述后来成了有名的“劳德代尔悖论”。文章的论点是，随着私人财富的增加，公共财富会减少。富人愈富，他们从公地中获得的好处就越多，通过垄断和人为制造的稀缺性推高价格的可能性也就越大。现在更是如此。

1776年，亚当·斯密曾提出过一个粗略定义富人的办法，即根据他们每年的平均工资能雇用多少工人来算。可以说，当今世界上的富豪阶级就是由历史上最富有的男男女女组成的。在第一个镀金时代，也就是20世纪20年代，当时最富有的人要数约翰·洛克菲勒，以他的年收入，可以雇用11.6万名美国工人，而今天的富豪们雇用几百万名工人也不在话下。

富豪们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获利，在经济衰退的时候也还是能获利。据《福布斯》新闻的说法，在疫情暴发的头六个月，当那些朝不保夕者正忙于偿还债务或向食物银行求助时，53位英国亿万富翁的财富猛增263亿英镑，达到约2110亿英镑。10在这场数十年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中，没有一位亿万富翁的财富缩水。美国的亿万富翁更甚，他们的财富增加了近1/3。在疫情暴发的前三个月里，又有30人跻身亿万富翁俱乐部，而此刻失业率却在飙升。

被压迫者总觉得自己站在了压迫者的对面，但如今的富豪阶级甚至都看不见他们。富豪阶级中的很多人都是右翼政客或政党的金主。其中一些人在把他的居住地或商业总部搬到海外的避税天堂之前就花钱资助了英国脱欧运动，比如自称是英国首富的吉姆·拉特克利夫爵士（Sir Jim Ratcliffe）在被授予爵士头衔后就移民了。

亿万富翁的移民助长了某些国家的富豪统治和不平等状况。为吸引亿万富翁，这些国家让他们尝到了财税优惠的甜头。以往，经济学家和评论家们会关注移民对劳动力市场中的低收入群体可能产生的影响，但是现在，尽管富有移民的人数可能相对较少，但他们正在提高收入分配顶层群体的进账。外国富豪的涌入是由政治右翼推动的，而且反过来强化了政治右翼本身。一个解释是，外国富豪为感谢这些政治赞助人迅速授予他们公民身份、为他们大幅减税而向他们慷慨捐赠。

在英国和美国，每4位千万富翁或亿万富翁中就有1位是移民。在英国，有钱人的财富很大一部分来自金融和房地产行业，这两个行业的人在收入前1%的群体中所占的比例，从1997年的18%上升到2018年的25%。在收入前1%的移民群体当中，1/4的人在银行业、金融支持服务行业和对冲基金工作。11

在就任英国首相前不久的2019年，鲍里斯·约翰逊在德里为印度精英做了一场演讲就获得了12万英镑的报酬。他在演讲中表示，希望看到更多富有的印度人移民到英国去。2020年初，鲍里斯任命了一位财政大臣，这位大臣是个超级富有的、从东非移民而来的印度裔富家子弟，他的岳父大人又是印度最富有的人之一。这位财政大臣从美国金融巨头高盛起家，后来以对冲基金经理的身份发迹，在避税天堂开曼群岛运营业务。有很多人在高盛集团和顶级政治职位之间改头换面，他不过是其中的一人而已。12这背后其实是一个跨国的精英联盟，他们是金融和富豪利益的代言人，自然不会考虑朝不保夕者的利益。

令人担忧的不仅仅是富豪阶级和朝不保夕者之间收入与财富的差距；这分明是权力和影响力的鸿沟。除了拥有大量媒体，富人们也越来越能干预本就有名无实的民主进程，而且将手伸得很长，并不止步于在他们自己的国家或移居国施加影响。而另一方面，朝不保夕者则感到无能为力。他们的政治效能感很低，更缺乏政治热情和投票意愿，民主也因此越来越式微，日益商品化。长此以往，一些东西早晚会被彻底丢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