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作为所有生命的一部分

在考虑人类行为与动物行为的关系时，无疑会有许多陷阱。人们很容易将动物人格化，这是对动物的一种伤害，人们也很容易将人类的行为简化。在试图解释人类行为的历史中，充满了这样的事例：一方面，我们在给动物赋予人类“理性思维”的道路上走得太远；另一方面，我们又在将人类行为简化为动植物所共有的简单反射行为的道路上走得太远。

除此之外，理解人与动物之间的相互关系还有另一个障碍。纵观历史，我们往往认为动物是野蛮的。事实上，“牲畜”一词指的就是低于人类的生物。与此同时，我们还认为，人类至少具有成为有德之人的潜力。这种美德是文明和文化意识的产物。按照这种思维方式，把人类看作动物就是专注于其残忍的和自私的品质，而把动物比作人类就是要把它们想象得更善良，更关心他人。这种对动物世界的野蛮看法与我们所观察到的情况并不矛盾。正如E. O.威尔逊（E. O. Wilson）所说：

按照人类的标准，鱼群或狒狒群体的生活是紧张而残酷的。它们日常的进食、休息和交配毫无间歇，病患和伤员通常就被留在它们倒下的地方。[17]

然而，当我们深入探究动物世界时，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它们做出无私行为的非凡能力。群居无脊椎动物和昆虫利用自身的合作能力、凝聚力和利他精神形成了近乎完美的社会组织（Wilson，1975）。这些行为并不局限于这些小动物，威尔逊在有关非洲象的研究综述中对此有所说明。

这种陆地上体积最大的哺乳动物，构成了首屈一指的先进社会组织。非洲象在如下方面引人注目：雌象彼此亲密无间的关系、统治家族的雌性首领的权力、这些个体关系持续的时间……家族中所展现的合作与利他的程度非比寻常。雌雄幼崽都能受到平等对待，而且每只都可以在族群中任何一名哺乳妈妈那里吃奶。青年非洲象担任“阿姨”的角色，它们制止幼崽跑到前面，也会把幼崽们从午睡中推醒。当道格拉斯-汉密尔顿（Douglas-Hamilton）用麻醉枪放倒一头小雄象时，成年象冲向小象并试图把它扶起来……雌性首领更是分外无私，在保护族群时，它时刻准备着将自己暴露在危险中。当群体聚集成典型的圆形防御阵型时，它也是最勇敢的一个。[18]

威尔逊还描述了非洲野狗和黑猩猩的行为，它们的本性与大象的十分相似。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这样的行为都是相当“高尚的”。为了从自然系统的角度理解人类行为，有必要摆脱这种“动物是野蛮的”和“人类是善良的”二分法。尽管，人人都知道人类经常是不善良的，但我们对人类的思考往往会把这种不善良归咎于不适当的或不充分的社会化。也就是说，他的动物性冲动未得到充分抑制。如果说人类是所有生命的一个部分，那就意味着，人类很幸运，因为人类是这个指导所有生物的和谐系统的一个部分。人类的许多美德，与其混乱的行为一样，均根植于进化进程之中。这个观点并非要把对人类行为的理解还原为一种“基因决定论”，把人类美德完全归结于基因，而是在“人类美德只能来自文明和文化意识”的框架外提供另一种思路。

如此一来，当人们采取暴力和野蛮行为时，我们常说他们的行为“像一群动物”，他们已经抛弃了理性而沉迷于“动物冲动”。也许更准确的说法是，人类野蛮自我的周期性出现，反映了人类从一个平静、有序的状态向一个焦虑、无序的状态的转变。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黑猩猩族群中，它们也可以从平静、有序的状态转变为一种焦虑状态，其特征是冷漠无情、野蛮粗鲁。许多动物在一定条件下会残害同类，当黑猩猩和其他动物这样做时，我们很少会说“它们已经失去理性了”。因此，一个更准确的二分法可能是将人分为“焦虑的”与“冷静的”，而不是“理性的”与“动物性的”。显然，这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二分法，因为焦虑有不同的程度，由不同程度的焦虑导致的行为也有所不同。

自从鲍文假设，人类精神疾病的起源更多来自人与所有生物的共同之处，而不是人类独特之处，鲍文就摒弃了精神障碍这个术语，而以情绪障碍代之。精神（mental）是指“心理上的”，但是鲍文希望有一个术语可以表达“精神障碍”更为深层的进化根源。他认为，没有必要在人类文明的自我和野性的冲动之间制造冲突，以解释精神障碍和神经症。导致精神障碍、神经症和其他问题发展的基本情绪过程，存在于许多生命形态之中。人类复杂的心理或许会为情绪问题带来一些独特的转变，但是，该问题的起源要比心理冲突概念所阐述的更为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