丢失的物件
父亲几乎对每件事都有想要急切说明的话。对他来说，世界充满了无穷无尽的乐趣，他乐于参与有关它的任何讨论：伊迪丝·华顿的小说、宇宙背景辐射的本质、棒球的内场高飞球规则、1947年《塔夫脱——哈特莱法案》造成的持续影响、在南美洲发现的一种新夜猴、酥皮苹果馅饼和烤苹果脆片的优点。从差不多能开口说话起，我和姐姐就加入了这样的交流，但对父亲而言，找到其他更多的参与者也绝非难事。一拉上其他人，父亲就拥有了中等行星般的引力。他声如洪钟、口音浓重、内心强大，有着犹太教拉比的胡子、圣诞老人的大肚子，以及维特鲁威人的手势；整体而言，一半是苏格拉底，一半是特维亚。
漂泊不定的童年造就了父亲南腔北调的口音，也赋予他在六种语言——意第绪语、波兰语、希伯来语、德语、法语和英语——之间无缝切换的能力。我后来感到遗憾的是，在他的耳濡目染之下，我和姐姐却只学会了英语，但他用心的传授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点。法语教师出身的母亲亦是一位思路清晰的语法学家，是她教会了我该如何与语言打交道：怎么念出“摘要”（epitome）一词，何时使用虚拟语气，怎样区分关系代词who和whom。然而，父亲教会了我该怎样轻松地“玩转”语言。由于自己通晓多种语言，他对语法规则持相对主义者的看法；确切地说，他从不违抗它们，却喜欢把一个短语弯曲到断裂点，然后再让它弹回原位，发出疯狂的回响。我从未遇到过任何一个人，能够在忙忙碌碌的生活中创造出如此令人惊讶的语句；也从没见过任何一个人，能够从说话中获得如此丰富的乐趣。当我表示怀疑“摘要”的音准时，他瞬间想出了一个令人难忘的记忆技巧：“它和‘你在开玩笑吧’押韵。”[1]
关于作家有一种陈词滥调的说法，说我们都来自不幸的家庭，所以选择向语言和故事寻求庇护，以此逃避痛苦或者舒散苦闷。这说的绝对不是我。我有一个幸福的家，在那里，语言和故事是一件人人共享、无处不在的乐事。关于父亲，我最早的记忆可以追溯到有一天他突然出现在我玩耍的房间门口。尽管他只有1.67米高，但在我充满惊讶的目光中，他像个仁慈且令人激动的巨人。他一手拿着一本诺顿诗选，另一只手像梅林[2]一样在半空中挥舞着，口中同时吟诵着《忽必烈汗》。我同样清楚地记得，几年后他用激动人心的中古英语高声朗读《坎特伯雷故事集》的序言来逗我和姐姐开心。我母亲很早就放弃说服他别在睡觉前把我们搞得兴奋过头；每晚给我们朗读故事是他的职责，他完成任务的惯用伎俩包括夸张的手势、戏剧化的音调、抖动的膝盖，逗得坐在上面的我们颠跳不定，并产生一种对书本文字毫不在意的兴奋。在一些美好的夜晚，他完全抛开书本，给我们讲了一系列关于亚娜和埃格伯特的冒险故事，这对以身试险的兄妹来自鹿特丹，父亲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是因为他知道那里的口音能把小女儿们逗乐。
尽管父亲的阅读能力比我强得多，可他却只将文学视为爱好，而非职业。经过专业的学习，他成了一名律师，偶尔也做做法学院的讲师；这两份工作都非常适合他，尤其是后者，因为他完美地塑造出一位心不在焉的教授形象。他记忆力超群、好奇心旺盛，并且拥有快速厘清各种问题的主要矛盾和细枝末节的能力，就像点币机那样三下五除二地把便士和25美分分门别类。十有八九，他出门都不带钱包，也搞不清楚自己究竟把车停在了哪里。他之所以会给人们留下这样的刻板印象，是因为这些缺陷似乎总是他非凡才智的结果，好像他能以某种方式引导我们凝神聚力，别把东西放错地方。然而，他对世界非同凡响的洞察力和令人惊叹的健忘——且不说这组奇怪和互相矛盾的品质之间是否有关联——都成为其性格中的两大关键特征。
在父亲容易丢失的诸多东西里，就有他自己。我在克利夫兰的郊区长大，一年中有好几次，家里人都会开车去匹兹堡看望我的外婆。从理论上讲，这段旅程只有两个小时，但在我10岁以前，每当父亲坐进驾驶座，宣称要抄近路时，我都会立刻警觉起来。在孩子们眼中，所有的汽车旅行都是没完没了的，它们也的确比实际所需的时间要长得多。父亲虽然生性温和，却也很顽固，他无法说服自己面对根本不知道该往哪里开的事实。我记得，我们向西而不是向东走了整整半个小时；还有一次，我们连续三次开到了同一个错误的高速公路出口。母亲本可以结束这一切，因为她的认路能力更强，但她也是一位忠诚、务实的伴侣。因此，除非时间紧迫，她只会选择温和地干预这些“失误”——父亲认为，这种情况很少发生，因为他既没有方向感，也没有时间感。
无论如何，从父亲找不到匹兹堡这件事上，你可以推断出，他处理小事情的能力的确无可救药。他亲昵地把母亲称作玛吉（这源自她的大名玛戈，其他人也都这样叫她），整个童年时期，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玛吉，你有没有看到我的”：支票簿、眼镜、购物清单、陪审团出席信、咖啡杯、冬季大衣、另一只袜子、棒球比赛门票……一天里有好几次，找不着的新东西会成为上一个问题的终结者。无疑，他得到的回应总是：“艾萨克，它在这里呢。”父亲是幸运的，母亲通常能看见丢失的物件，并且记得它在哪里，要是想不起来，她也有本事把它给找出来。与母亲卓越的导航能力相得益彰的是，她耐心十足，有条不紊，与周围的一切和谐自洽。
我继承了这些特质，但如今贵为麻省理工学院认知科学家的姐姐却没有。我们家四个人，尽管彼此高度相似，却在这一点上显得格外有别。在从过分痴迷有序到对日常物质世界极度漠不关心的范围内，我的父亲和姐姐实际上并不在其中；他们在俄亥俄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边界附近徘徊，仍然在寻找自我边界。与此同时，母亲和我正忙着按照颜色和大小来让一切井然有序。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母亲曾经在克利夫兰美术馆试图把一个歪斜的相框调正的情景。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一次，父亲在整个假期里都穿着两只不同的鞋子，因为他没把同款的另一只带上，并且直到他在机场脱鞋安检，才发现脚上穿的竟然不是同一双鞋。姐姐最拿手的航空旅行“绝活儿”包括：弄丢自己的电脑，借用同伴的电脑，然后在“9·11事件”发生后的那一周不小心把它丢在联合航空公司登机口，差点儿导致整个奥克兰机场关闭。正如父亲言传身教的那样，她也同样擅长更为低调的重复丢失的艺术：手机，每年丢一次；钱包，每季丢一次；钥匙，每月丢一次。成年后我唯一丢钱包的那次，居然想到去向姐姐抱怨，然后遭到了她无情的嘲笑，这可真是太失策了。“等车管局里的所有人都知道你大名的时候，你再给我打电话吧。”她说。
因为继承了母亲的特质，我总会不自觉地做一些不那么自然的事情，比如按照食品门类来整理储藏室，或者把64支蜡笔按照出厂顺序排好。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虽然算不上是强迫症，却能在记录财物流向的时候派上大用场。如果不能把东西物归其位，我的心里就会痒得难受，这是我很少丢东西的原因之一。成年后，在两位直系亲属的衬托下，我身上这种井然有序的特点就更加明显了，这导致我坚信自己不是那种会轻易丢东西的人。
可是花费40分钟去寻找刚才还攥在手里的那张纸条，令我的自尊心严重受损。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会丢东西。就像人终有一死一样，丢三落四也是人之常情：长久以来，我们都经常丢东西，以至《利未记》中规定：在找到他人失物一事上，严禁说谎。现代化只会让这个问题变得更糟。在发达国家，即使是收入微薄之人也能生活在极度富足的环境里，我们随时都有可能失去侥幸拥有的额外之物。科技更是加剧了这种境况，它不仅使我们长期心不在焉，而且提供了大量额外的易失物品。这种情况由来已久——遥控器至今仍是美国家庭中最常被放错地方的物品之一——随着数码产品越来越小巧，它们被弄丢的概率也变得越来越大。你不太可能丢台式机，却有可能丢笔记本电脑，丢手机是家常便饭，丢U盘更是太普遍了。然后别忘了，还有密码，密码之于电脑就像袜子之于洗衣机。
手机充电器、雨伞、耳环、围巾、护照、耳机、乐器、圣诞饰品、女儿实地考察旅行的知情同意书、三年前你小心翼翼保存起来并且知道自己早晚有一天用得上的那罐油漆：失物的范围和数量令人震惊。像我父亲这样的人丢失的东西可能是我母亲这样的人的十倍多，根据调查和保险公司的数据，平均而言，我们每人每天错放约9件物品——这意味着你60岁的时候，将丢失近20万件东西。当然，并非所有失去都是不可挽回的，但有一项的确无法挽回：你耗费在寻找东西上的时间。一生之中，你大约会花费6个月时间来寻找失物。在美国，这意味着所有人每天花在寻找上的时长共计5400万小时。再看看涉及的金钱损失：在美国，仅丢失手机一项每年造成的损失就有300亿美元。
关于我们为什么会丢东西有两种流行的解释：一种是科学的，另一种则源自精神分析。两者都差强人意。根据科学解释，丢东西相当于一种失败，有时是无法顺畅地回忆，有时是没法集中注意力：要么我们无法激活把失物放在哪里的那段记忆，要么从一开始就没有给它编码。精神分析的说法则恰恰相反：丢东西是一种成功，是我们潜意识的欲望对理性思维的巧妙破坏。在《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中，弗洛伊德描述了“由于隐藏且强大的动机而误放物品的无意识灵巧性”，包括“对丢失物品的轻视和怜悯，或者对它及其主人秘密的反感”。他的一位同事做了更加通俗易懂的解读：“我们永远都不会丢失自己高度珍视的东西。”
从解释上看，科学说法更有说服力，却比较无趣。虽然它清楚地说明了为什么当我们筋疲力尽或者心烦意乱的时候更容易把东西放错地方，却没有阐明失去某物的真实感受，只是为如何避免这样做提供了最抽象和最不切实际的概念。（注意，调整基因或者改善环境也有助于提高记忆力。）相比之下，精神分析的解释有趣、耐人寻味且具有理论意义。（弗洛伊德指出，他认识的一些人，“一旦误放物品的动机消失”，很快就能把它们重新找出来。）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种说法都很牵强。最仁慈的表述是，它严重地高估了人类这一物种：显然，如果没有潜意识的动机，我们永远都不会丢失任何东西。
这显然不对。但是，正如许多心理学观点所宣称的那样，实际上它是不可能证伪的。父亲丢了棒球比赛门票，也许是因为他对克利夫兰守护者长期糟糕的表现十分失望。姐姐经常丢钱包，也许是因为她对资本主义的不满根深蒂固。弗洛伊德支持这样的观点，并且毫无疑问，有些失去确实是由无意识的情绪引起的，或者至少可以在事后得到合理的解释。可经验告诉我们，这些情况都是特例。在大多数时候，更好的解释可能只是：生命复杂、心智有限。我们之所以丢三落四，是因为你我皆凡人，因为金无足赤，也因为我们有物可失。
[1]“epitome”看似应该读成“eh-puh-tome”，但实际发音却是“uh-pit-oh-me”，这与“你在开玩笑吧”（you gotta be kidding me）押韵。——译者注
[2]梅林是中世纪亚瑟王传说中的传奇魔法师，是亚瑟王的挚友兼导师。——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