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失去中建立心理平衡

父亲丢东西的能力与失去带给他的困扰呈反比。他经常丢东西，但每次面对新的失去，他通常都泰然自若，就好像那些身外之物都是暂时借来的，现在终于到了真正的主人决定回收它们的时刻。我想，如果另有一人拥有他那种丢东西的天赋，可能会发展出一种找到它们的代偿能力。但恰恰相反，父亲开发出的是能够欣然接受消失的代偿能力。

这是一种令人钦佩的态度——我认为，它接近诗人伊丽莎白·毕肖普所说的“失去的艺术”。这句话出自《一种艺术》，我一直对这首诗喜爱有加，它是所有诗歌中关于失去最著名的阐述之一。毕肖普在诗中表示，丢失钥匙和手表这样的小损失有助于我们迎接更加严重的损失——在这里，她指的是两座城池、一整块大陆，以及本诗所要献给的爱人。乍一看，这种说法似乎很可笑。丢了婚戒是一回事，失去妻子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我们肯定不愿意将二者相提并论。毕肖普当然知道这一点，在诗歌的最后几行，当她想到无法挽回的爱人时，失去的艺术突然间从“不难掌握”变成了“不太难掌握”。“太”字是我加上的，但她的确也做出了让步，这极大地削弱了她的整体主张，让人很容易把这首诗解读为一种讽刺——直到最后才肯承认，失去所爱之人与失去其他所有东西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然而，在最后几行诗中我们也能听出一些言外之意：不管你是否愿意承认，每个人都必须学会接受那些最为惨痛的失去。从这一点来说，毕肖普的诗歌非常真诚。它表明，如果我们能在日常的失去中建立起心理平衡，也许有朝一日，当我们失去更重要的东西时，也能保持同样的镇定。这种说法一点也不荒谬。所有的精神传统都建立在“不依恋”的观念上，建立在我们可以用接纳、平衡且优雅的态度面对最惨痛的失去这一信念上。

和许多宗教思想一样，这种观念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大多数人梦寐以求的。在现实生活中，即使是微不足道的失去也会令许多人恼羞成怒。这并不是因为它们耗费了我们的时间和金钱。我们也为此付出了心理代价：任何失去，无论它有多么微小，都会在我们与自己、与他人或者与世界的关系中引发一场小小的危机。这些危机的缘由并不是“东西到底在哪”，或者说“到底在哪里才能找到丢失的物品”，而是由因果关系问题引发：谁或者什么令它消失。

大多数时候，答案正是我们自己。在失去的微型戏剧性事件里，我们既是施暴者也是受害者。这对我们的自我及其他各部分来说，都是不幸的。如果你知道自己是最后一个碰过孩子的橙色毛绒猩猩的人，却完全不记得对它做过什么，你会责怪自己记性不好，有时不仅担心记忆会立即失效，也担心它的可靠性。然而，确切知晓自己失去某样东西的原委，并不会带给你更多的安慰。比如，你怎么都找不到信用卡，一回头才意识到周末把它落在饭店里了。在最好的情况下，这样的失去让我们感觉自己很不负责任。在最糟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失去了一些宝贵的东西，就会感到由衷的痛苦。在几小时、几天甚至好几年的时间里，它们都会让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到起初并不在意的地方：在事情发生的那一瞬，在生命中最无法被宽恕的时刻，在我们尚能避免事情发生的时候。

简而言之，经常性地丢失东西会让我们感觉自己很糟糕。因此，我们经常拒绝承担责任，转而去责怪他人。这完美地诠释了物品造成的问题是怎样演化成人的问题的：你发誓自己肯定把要丈夫去邮寄的账单留在了桌子上，而丈夫也同样信誓旦旦地表示它根本就不在那里；很快，你俩都开始大发雷霆。当周围没有其他适合指责的嫌疑人时，你甚至会指责失踪对象本身，消失是它以一己之力或者联合了各种神秘力量所造成的后果。这听起来很荒谬，但几乎所有人都曾在某些时候提出过类似的指控，因为我们都经受过不太可能发生的丢失：才穿的那件毛衣不知怎的就消失在56平方米的公寓里了；明明记得自己从邮箱里拿了一封信，可一转头就怎么都无法在厨房里找到它。鉴于我们在寻找诸如此类的失物上所耗费的海量时间，即使是最不迷信的人也会开始设想各种极不可能的罪魁祸首：妖精、外星人、虫洞、以太。

丢失东西时，人们选择召唤邪恶或者神秘的力量，是讲得通的。因为在这些时刻，人们感到世界仿佛并没有遵循其固有的规则。不管失去发生了多少次，我们对其令人惊讶和困惑的体验始终如一，好比事物在正常运行的过程中遭遇了断裂。找不着毛衣或者那封信，简直太不可思议了。这感觉就像结婚20年的妻子有一天下班回家后突然要和你离婚，或者年富力强的叔叔昨夜在睡梦中猝然离世，这些事情同样令人难以置信。面对或大或小的失去，我们典型的反应之一就是强烈地怀疑。

这种感觉很有诱惑性，但也同样极具误导性。比如，想想近年来发生的悲剧：马来西亚航空公司370号班机空难。2014年3月，这架飞机连同机上的239名乘客一起骇人地消失了——没有遇险呼叫、没有火灾、没有爆炸、没人承担责任、没有可靠的目击者，甚至一年多的时间连一片残骸都没有找到。起初，人们认为因为飞机处于吉隆坡飞往北京的既定航线上，所以它可能坠落在了中国南海的某块区域。仅在几个月里，就产生了许多疯狂的猜测，包括它被击落，或者被某个国家的恐怖组织劫持后转运至某人造卫星发射基地。但最终，调查人员得出的结论是：飞机很有可能在向南航行的过程中燃料耗尽，最后在印度洋中的某个偏远地带坠毁。

在所有猜测满天飞的时候，我和许多人一样既被这一事件吸引，又感到十分震惊，我忍不住好奇：在如今这个超级互联、被全球定位系统持续监测的世界里，庞大且被密切追踪的商务飞机怎么可能失联？从狭义上说，这种怀疑完全说得通。就航空领域而言，马来西亚航空公司370航班的遭遇极其反常：在过去50年间的近10亿次航班中，只有一架小型商务飞机消失了。然而，如果把该事件置于广阔的全球大背景下，就显得非常正常了。经验和历史告诉我们，无论事物的价值几何、规模有多大，也无论我们多么小心翼翼地追踪，只要它存在于地球上，就有可能丢失。清醒地看待这个世界本身，你也能得出同样的结论。当我们看到飞机在机场降落前低空掠过高速公路的庞大身影时，很难想象它居然会凭空消失。但在考虑这一问题时，不能使用这种错误的比例尺。与人类相比，波音777可能是个庞然大物，但你得知道，就算在印度洋海底摆上1800亿架飞机也显得绰绰有余。

最后，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某些特定的失去会如此令人震惊：不是因为它们违背了现实，而是因为其揭示了现实。通过纠正我们的尺度感，从而展示出世界的真实面目，这正是失去带给我们的启示之一：世界如此巨大、复杂且神秘，再大的东西都有可能丢失；反之，再小的地方也能让你迷失。一枚丢失的婚戒可以把小小的城市公园变成落基山脉。在徒步旅行中找不到孩子可能会将宁静的溪流和森林变成令人生畏的荒原。敬畏与悲痛息息相关，失去和它们一样，有能力让我们根据周围的环境来立即调整自身尺度。失去重要的东西时，我们变得小如沙粒，世界变得硕大无朋。

正是由于这种对我们的中心感、胜任感和强大感的严厉纠正，使最微不足道的损失也变得让人难以接受。失去某物是一种令自尊心严重受挫的行为。它迫使我们正视大脑的极限：我们把钱包落在了饭店；事实上，我们完全不记得把钱包放在哪里了。它迫使我们正视意志的极限：面对心爱之物，我们无法抵御时间、变化与机遇带来的冲击。最重要的是，它迫使我们面对存在的极限：几乎万事万物都会或早或晚地消失或者灭亡。失去一次又一次地迫使我们正视宇宙的无常——一个令人困惑、发狂且心碎的事实是：曾经就在那里的东西，可能会在突然间消失得无影无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