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朗的日子
（一九三八年十月）
“雨后去猎它，”亨利说……
亨利和我在商场的台阶上晒太阳。我等着妻子开车来，顺路捎上我，亨利无牵无挂，只为消磨时间。一时之间，我们就像卧在温暖阶梯上的两只猫，心平气和，通情达理。
“雨后你去猎它，”亨利说，“它一夜没吃东西，下雨了嘛，清早它得去填肚子。这会儿轮到你带枪过去。”
我知趣地点点头，纳闷牧溪猎狐俱乐部对这类举动会有何见解。
“我一个秋季毙了五只狐狸，离这里不过半英里，偷袭。不带狗，任嘛儿不带。我比它们聪明。你知道麦基的店铺，那边不远，林子正打那儿接上了公路。我知道它从这里过路，奔兔子扎堆儿的地界。我闪在墙背面，候着。不过一声别吭，乖乖的。狐狸的眼睛贼着呢。”
这是亨利第一次有机会与我推心置腹地聊他自己，有趣的是，他也不作铺垫，上来就直奔他的辉煌。他从无数沉闷的日子里，选取了这五个明艳的清晨。每个人都记得他的成功。知道狐狸从哪里过路，确实挺了不起。
此地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是我如何打发我的鹿。人们始终把它称作“你的”鹿，结果好像真的如此了。我常常想象这只并不讨厌的动物，大模大样地穿过林中小路，围一只缀了饰钉的颈圈，镌有“E·B·怀特，电话：Waterlot 40 Ring 3”。
“不去猎你的鹿吗？”我碰上的每个人都这样问我——人人期待一个回答。我的猎鹿计划引起当地极大关注，这让我很惊讶。显然我现在生活在友善的杀手中间，除非我亲手放上几枪，否则，他们不会与我称兄道弟。
事情在于，我从未认真考虑过放枪问题。我在这方面乏善可陈。一次我射杀了一只我的狗已经开始肢解的土拨鼠；还有一次，我以科学名义，杀了一只家养火鸡——我蹲在距鸡头六英尺的圆木上，不声不响，冷酷得好像在瞄着自己的老祖母。但基本上，我的射猎活动始终囿于一杆点二二口径步枪和一只机械鸭子，是在第六大道沿途斑斓暮色映照的游乐摊上。想象中，如果那枪不是用根小链子拴在柜台上，我必定感到很狼狈。
猎取鹿肉的营生在这一带是件大事。我的模棱两可显示了性格上的疑点，只想当看客。这似乎涉及男子汉气概问题：除非搏杀了这条恶龙，否则，我在乡民眼中，仍然只能算个雏儿。就我自己的感受而言，我倒不怵猎物带给生手的紧张，而是我无法对鹿，我是说，对我的鹿，鼓动起合理的敌意。我想我宁可生擒它，把它驯养起来。
此外，我难以确信自己竟然能荷一杆枪，独自蹒跚林丛。林丛在变。我从报上看到，这个季节我们东部的林子里，遍布艺术家，他们忙了画铅笔素描，为沃尔特·迪斯尼影片公司准备推出的《斑比》勾勒适当的背景，所谓斑比，是一只小鹿。我的眼神说不上格外锐利，完全有可能，我深入林中，追踪我的鹿，回家时多了一位写意画家，横卧在汽车的脚踏板上，一只鼻孔滴滴答答淌下猩红的血滴。
上冻前很久，我就在谷仓屋顶上，敷设红雪松木瓦，五英寸的外露面，邻居的屋顶上都有忙碌的身影，所以我也胡乱搭起脚手架，攀上我的豆秧(1)，看看我能瞧见什么。我登临这里，一屁股坐下，仿佛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临近霜降时节那些明净的日子，你能看见草场、林丛、大海、山峦，还有我的南瓜田，瓜实累累，安详地伸展开来。我呆在谷仓顶上，慢条斯理地敷瓦，就在这些天里，张伯伦先生(2)、达拉第先生(3)、领袖(4)以及元首(5)正在忙活他们的交易。在一场世界危机期间，谷仓似乎是个古怪的去处，铺瓦也是件可笑的活计——没有什么特殊理由，非得把屋顶弄严实，谷仓里本来空空如也，只摆放了一套槌球和一只填充的驼鹿头。我等待谈判(6)的结果，心情恍惚中，在谷仓上安了个小穹顶，好装上风向标，观测风往哪边吹。
不过，在某些方面，谷仓是个可以陪同首相或半人半神的大英雄坐观一场舞会的最好去处。高高的屋顶上，有某种澄澈感，铺设木瓦的例行工作，设计也很单一：弹好白粉线，将木瓦的顶端对正白粉线，选择宽度适宜的木瓦，求得搭接妥当。在此高度上，人的视野格外清晰。说来说去，观察事物的眼光，到底谁更长远，是密室里的首相，还是谷仓屋顶上的人？
我下到地面，谷仓风雨不透，和平也得到了维持。这是地球上曾经作为圣诞大礼接受的最丑陋的和平。老迈的英国，早餐吞下卐字符而不是熏鲑鱼，是我宁死也不愿看到的景象。虽然我非勇士，但我愿意为纳粹党人试图摧毁的事物而战。（生活在讲究卫生的时代，我们过于看重人的生命，而它本该永远服从人的理想。）
张伯伦先生为维护和平理念作出的牺牲，令我想起了身材奇佳的脱星埃达·伦纳德的奇闻。伦纳德小姐阑尾穿孔，但她不是切掉阑尾，却甘冒生命危险，只为完美地保有洁白平滑的腹股沟，回报芝加哥男人们的眷恋。她的痛苦是巨大的，勇气也让人钦佩。然而，美总有个界限，你不能因为会在外表留下瘢痕，就超越了这个界限。和平也是如此。我们如今保有的和平，就如同患有腹膜炎的脱星一样，朝不保夕，令人丧气。
一个人改变了追求，不大可能从此就生出新人的气质或面貌，无论他如何心向往之。我从事农耕，小打小闹，只为了自得其乐，不过是对真实生活的拙劣模仿。我为自己添置了通用设备、劳动布衣裤和一顶帽子，但我踌躇再三，才能乍起胆子，伫立在一片清新的玉米田里。我的那些朋友和邻居，知道他们在做些什么，衣着打扮，恰如其分，在他们眼中，我的大部分劳作，有点像小姑娘在玩过家家。我的日常，是家禽饲养那一套，但一举一动，无异于冷饮店里的高中生。今天上午，我给鸡喂食，发现我在不知不觉地模仿小公鸡——喉咙里唧唧咕咕，像小鸡乍试新声。没有哪个农夫有此哼唱小曲儿的时间或闲情。他默默地饲养他的鸡鸭牛羊，有时专心致志，有时心不在焉，但从来不会嬉皮笑脸。他不会喉咙里唧唧咕咕地在自家转悠。
又有一次，我发现自己手里拿一张纸巾，这里走走，那里转转。我从没见过农夫拿一张纸巾在谷仓里溜达。
尽管有此种种虚浮，但我的农耕事业仍然不乏刺激、灾殃，有时还加上真实生活中的崇高，奇怪的是，没有任何东西能躲开这场生活。例如，我博览关于虱子和螨虫的文献，精心照料我的畜群。然而，农场终于出现麻烦时，长虱子的却不是我的那些母鸡，而是维克多牌唱机。某一日，我发现这台老式唱机上爬满了寄生虫——就在摆放旧唱针的槽里，或者在唱针以民主的方式新旧混杂，平等相处的小杯子里爬进爬出。对付母鸡，我使用“黑叶40”（硫酸烟碱），按照药瓶上的说明将它涂抹在鸡棚里。但天知道如何往唱机上涂抹硫酸烟碱。我的农业简报上也没有只言片语谈及这个问题。我想我可以把它抹在一张本尼·古德曼的唱片上，让他去对付这一切，但听起来像是胡闹。就是这类事情，让这片土地如此地激动人心：你永远不知道敌人从哪个方向出手。
(1) 源出英国童话《杰克与豆秧》，故事中一粒豌豆神奇地生出参天豆秧。此处用来比喻脚手架。
(2) 亚瑟·内维尔·张伯伦（1869—1940），英国政治家，一九三七至一九四〇年任英国首相。
(3) 爱德华·达拉第（1884—1970），法国政治家，一九三八年任法国总理。
(4) 领袖，墨索里尼的称号。
(5) 元首，希特勒的称号。
(6) 一九三八年九月，英国首相张伯伦、法国总理达拉第、纳粹德国元首希特勒、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在慕尼黑举行会议，将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