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斜射的阳光将大街右侧的古董商店变成金黄色的迷人的幻境，大街另一侧的窗户上已经布满了夜里结成的蜘蛛网，就在此时此刻，我结识了洛维兄弟。这是那些蜘蛛丝获得生命的时刻，这生命就是用借来的光获得的镜中生命，是虚假的，就像光学仪器商店墙上画的钟一样假，虽然每天有那么一刻画上的时间与实际时间相一致。我打开商店的大门，看到这家古董商店简直是阿拉丁的藏宝洞。这时洛维兄弟中那个红头发的洛维仿佛从他的水族馆里走出来，眨眨眼睛，打个喷嚏，望着柔和的光，再打个喷嚏，然后发现了我。

“美丽的夜晚，是吗？”他一边说一边环顾四周。

我点点头。“您那里有件美丽的青铜器。”

“假的。”洛维说。

“它不属于您吗？”

“为什么？”

“因为您说，它是假的。”

“我说它是假的，因为它就是假的。”

“商人的吹牛。”我反驳道。

洛维又打个喷嚏，随后再次眨眨眼。“我是把它当作赝品买来的。我们这里的人都诚实！”

在镜子开始闪光这一时刻，“假的”和“诚实”结合在一起真让我兴奋不已。“尽管如此，您难道不相信它可能是真的吗？”我问。

洛维从门里走出来，对着放在一张美国摇椅上的青铜器细细察看。“您花三十美元可以把它拿走。”他接着说，“另加柚木的底座，雕刻的！”

我还有大约八十美元。“我可以把它拿走几天吗？”我问道。

“要是您付了款，您可以一辈子拿走。”

“不能先看看吗？看两天行吗？”

洛维转过身。“我确实对您不了解。上次我把两件迈斯纳的瓷器人像交给颇能让人信任的女人，给她查看一下。”

“然后呢？她带着它们逃之夭夭了？”

“她回来了，带着打破了的人像。一个手拿工具箱的男人在拥挤不堪的公共汽车里将她拿在手上的瓷制人像打破了。”

“倒霉！”

“她大哭起来，仿佛丢了个孩子。两个儿童人像，双胞胎，正好是一对。我们能做什么？她没有钱支付这些东西。原来她想拿回去观赏几天，想在她家举行桥牌聚会时用来气气几个女朋友。一切都合乎情理，不是吗？我们怎么办？只好当作丢了。您看……”

“青铜器不容易打破，尤其是赝品，更不会打破。”

洛维盯着我看。“您不相信？”

我没回答。“您留下三十美元在这儿，”他说，“这件您可以保留一周，然后还给我。若是您想留着并出售，赚的钱我们平分。怎么样？”

“牟取暴利者的建议，但是我接受。”

我对这件事没有十分的把握，因此我接受他的条件。我把青铜器放在我旅馆的房间里。大洛维还说，这件青铜器原来是纽约博物馆的，该馆把它当赝品剔了出来。这天晚上我待在家里，天黑下来也没开灯。我躺在床上，看着放在窗旁的青铜器。我在布鲁塞尔博物馆里学到了这些：文物要在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后才显现出来；立即显现出来的文物，永远不是最好的。我在黑夜里漫游，有几次把较小的文物带回了黑漆漆的扫帚房里，以便触摸和感受。通常所带的就是青铜器，由于博物馆收藏了较多中国早期的文物，我不时得到我的庇护人的准许，每次可带一件到我孤寂的住处。我之所以能够这么做，是因为他本人也经常把文物带回家进行研究，若是缺少一件，他就说在他那里。于是我获得了触摸绿锈的某种感觉，此外，由于我夜里长时间蹲在放文物的盒子前，虽然我从来没有在光线充足的情况下实实在在地看过文物的颜色，但对其结构也略有所知。正如盲人有特别灵敏的触觉一样，我也在这段时间里养成了一些类似的本领。虽然我对此并不完全相信，但有时我也有十分把握。

在商店里，这青铜器摸上去的手感很好，尽管其轮廓和形貌非常鲜明——也许这就是博物馆专家们鉴定它是赝品的原因。但它们并未给人以“新品”印象。我闭起眼睛，缓慢地长时间地触摸，更增强了“它们是旧的”的印象。我在布鲁塞尔见过相似的一件青铜器，起初大家认为它可能是唐朝或明朝的复制品。中国人毕竟在汉朝（约基督降生时）即已复制了商朝和周朝的青铜器，并且将其埋入地下。因此如果图案和铸造没有出现瑕疵，检查绿锈是困难的。我把这件青铜器放回窗台上。院子那边传来了厨房帮厨们响亮的叫喊声、垃圾桶嗒嗒的响声以及黑人搬垃圾桶时发出的柔和的深沉喉音。客房女服务员的轮廓出现在亮了灯的房间里，同时看到她吓得退了回去。“死人！”

“胡说。”我说道，“我在睡觉。请您把门关上。我的被子已经掀开了。”

“您根本不在睡觉！这究竟是什么东西？”她已经发现了青铜器。

“一个绿色的夜壶。”我回答，“否则是什么呢？”

“您还用这样的东西啊！可是有一点我要告诉您：这东西我每天早晨可不会拿出去！我不拿！您自己拿吧！这屋子里有厕所。”

“好的。”

我又躺下去，而且事与愿违地睡着了。当我醒来时已是深夜。过了一会儿，我才知道自己在哪里。然后又观看青铜器，几乎以为又在博物馆里。我坐起来，深深地呼吸了一下。我低声自言自语，连自己都听不见：我已不在那里，我逃出来了，我自由啦，自由啦，自由啦！我用原始的库埃[1]节奏重复着“自由”这个词，我重复说着，现在自己可以听见了，但声音仍很低、很紧迫，一直说到自己平静下来。在逃亡途中，每当受到干扰醒来时，我常常这么做。我凝视着青铜器，它的颜色在夜光下闪烁着最后一抹微光，我猛然发觉它活着。它现在并非完全像绿锈。绿锈不是死的，它不是贴上去的，并不是人为地用酸在其粗糙的表面进行腐蚀造成的，而是非常缓慢地经过很多世纪长出来的。它来自浸泡过它的水，来自与它一起融化的矿物质，而且其底座显示出一道清晰的蓝色，这蓝色极可能来自数百年前与一具尸体相伴形成的磷化合物。这绿锈有博物馆里未抛光的周朝青铜器因其多孔的特点而散发出的那种微光，那些孔不会像人工处理的青铜器一样把光线吞没，而是使光线变成丝的样子，即生丝的形状。我站起来，到窗口坐下。我这样坐了很久，几乎屏住了呼吸，静静地专心观看，我一边看，一边慢慢地收回了每一个想法。

这件青铜器我保留了两天，然后我又到第三大道去。这次是洛维兄弟中的老二在那里，他长得像老大，不过更帅些，更感伤些——当然这是针对一个艺术商人而言。

“您把青铜器还回来了？”他问道，伸手去拿钱包，好把三十美元还给我。

“它是真品。”我回答。

他善意且开心地瞅着我。“整个博物馆的人都否定了它。”

“我认为它是真的。我来把它还给你们，目的是让你们可以出售。”

“您的钱呢？”

“你们拿收益的一半给我，这早就谈定了。”

小洛维把手伸进右边口袋，拿出一张十美元钞票，吻吻它并把它插入左边的口袋。“我可以邀请您干什么呢？”他问道。

“为什么？您相信我吗？”我又高兴又激动地说。任何人——警察、女人、移民局官员——都不相信我，对此我早就习惯了。

“不。”小洛维开心地说，“我只是和我哥哥打过赌。如果这青铜器是假的，而您把它还来，我给他五美元；若尽管它是真的，而您还是把它还回来了，他得给我十美元。”

“我觉得您是这家庭中的乐观主义者。”

“职业上的乐观主义者。我哥哥是职业上的悲观主义者。在这样艰难的年代，我们就这样分担风险。今天没有人能做到既乐观又悲观。喝杯不加牛奶的咖啡好吗？”

“您是维也纳人？”

“是的，美籍维也纳人。您呢？”

“自认为是维也纳人和世界公民。”

“好的。我们到埃玛那边喝杯不加牛奶的咖啡。就咖啡而言，美国人是个简朴的民族。他们把咖啡反复煮，或是早晨就准备好一整天喝的咖啡。他们认为把咖啡放在电炉上保温数小时而不是重新煮一壶并没什么不好。埃玛不这么做。她是捷克人。”

我们越过正在清洗的街道。一台马路清扫机正把水扫向四面八方。一辆运送婴儿尿布的三轮货车差点撞到我们。小洛维动作优美地一跳躲过。我看到他穿着漆皮皮鞋。“您和您哥哥不是同年生的吧？”我问道。

“双胞胎。但是由于顾客的缘故，我们就叫大小洛维。我哥哥比我大三个小时。这也使他的星座恰好是双子座，而我是巨蟹座。”

一星期后洛氏公司的老板旅行归来，他是个中国艺术的行家。他无法理解，为什么整个博物馆的人都认为那青铜器是赝品。“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文物，”他说，“但毫无疑问是周朝的青铜器。年代属于从东周到汉朝的过渡时期。”

“它值多少钱？”大洛维问道。

“在帕克·贝尔内那里拍卖可以卖到四五百美元，但再多就卖不出去了。中国青铜器现在便宜。”

“为什么？”

“因为所有东西都便宜。战争。中国青铜器的收藏家并不太多。我可以给您三百美元买下。”

洛维摇摇头。“我想，我必须首先把它卖给博物馆。”

“为什么？”我问道，“它有一半是我的。不就相当于您为此而付的十五美元吗？您这样做是不可能的。”

“您有没有书面凭据？”

我直盯着他看。他举起手。“您在开始咆哮前稍等一会儿！这是个很好的教训。您得让人把这一切都写成书面文字。我的情况也相似。”

我继续盯着他。“我将到博物馆去，声明我差点把这件青铜器卖掉。情况就是如此。我又将它卖给博物馆，因为纽约是个村庄。至少艺术商人都这么看。发生的事在几星期后会慢慢传开。但我们又需要博物馆。正因为如此，我要求分成。”

“多少？”

“一百美元。”

“给您多少？”

“收入的一半。同意吗？”

“对您来说，整件事情可能只是寻开心，”我说，“但我几乎把我财产的一半拿来冒险。”

大洛维笑了。他嘴里镶有许多金牙。“另外，整件事是您揭开的。我现在也可以想象事情发生的经过。他们雇了个年轻的新管事。他有一次想指出，那个老家伙懂得不多，买了些假货。我给您提个建议，我们还有一批东西在地下室里，我们对它们知道得不多，一个人总不可能样样都知道，您来鉴定一下这些东西怎么样？每天十美元报酬——如果您干得出色，有奖金。您看，怎么样？”

“这是不是对那青铜器的奖赏？”

“一半是，一半不是。当然这是暂时的。这家店我和我兄弟可以做主。同意吗？”

“同意。”我说，我从橱窗里朝外望着，街上车水马龙。如同有时由害怕而变成呼救一样，我心情毫不激动地想着。关键在于一个人始终保持松弛。如果一味想坚持，那么他可能会受伤。生活像个皮球。它无论在哪里，总是保持平衡的。

“死了五千万人。”大洛维说，“一亿。世界只有在大规模屠杀中才能前进。”他愤怒地咬着雪茄烟，“您明白吗？”

“在德国，人更不值钱。在集中营里，一个有劳动力的犹太青年只值一千六百二十马克。把他借给德国工厂充当奴隶工人干活，每天六个马克。他在集中营里的伙食标准是每天六十芬尼。另外十芬尼用来买衣服。每人平均寿命为九个月，创收超过一千四百马克。另外还可以合理利用其尸体：镶在牙齿上的金子、以前穿的衣服、贵重物品、随身带来的钱、头发。扣除两马克火化费，共创收一千六百二十马克。从中还得扣除无用的妇女儿童和老弱病人的毒气费或火化费六马克。所以从宽计算，每人平均创收还有一千二百马克。”

洛维脸色变得惨白。“这是真的吗？”

“这是德国官方算出来的。但它可能还有一点点波动。困难不在于死，而在于清除尸体，这让人颇感诧异。焚烧一具尸体需要一些时间。数万人死亡，若按常规埋葬，也很不容易。火葬场实在太少。夜间也不可以一直烧尸体。经常有飞机空袭。可怜的德国人已经够艰难的了。他们这时要的是和平，别无他求。”

“什么？”

“当然。假如所有的人都按希特勒想的那样去做，那么这世界就不会有战争了。”

“一个诙谐幽默的人，”洛维叽里咕噜地抱怨道，“一个该诅咒的诙谐幽默的人！先生，别这样诙谐啦！”他垂下他那长着红头发的头，“这一切怎么可能发生呢？您懂吗？”

“不。但是命令几乎都是不流血的。就这样开始了。坐在办公桌旁的人用不着把斧头拿到手里。”我同情地瞅着这个矮个子男人，“而执行命令的人总是有的，特别是在德国。”

“有流血的吗？”

“有，尤其是出于责任下达命令而造成的流血。人们因此可以肆无忌惮地发泄感情。”

洛维抚摸一下自己的脑袋。“您经历过这一切吗？”

“是的。”我说，“我想，我若没经历过该有多好啊！”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儿，”他说，“在第三大道旁的一家商店里，在一个宁静的下午。这一切您感到怎样？”

“不像战争。”

“我说的不是这意思。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而其他人坐在旁边，仿佛什么事也没有。”

“其他人并没坐在旁边。现在是战争。当然对我来说，是一场不真实的、特殊的战争。真实的战争只发生在本国。其他一切都是不真实的。”

“但是人被打死了。”

“幻想不可能数得很远。本来就只能数到一。直到旁边一个的下一个。”

商店的铃响了起来。一个身穿红色连衣裙的女人要购买一只波斯银杯。她问是否可以把它当作烟灰缸使用。我借此机会溜进了地下室，这间地下室很大一部分空间是在公共街道之下。我憎恨这样的谈话。我觉得这样的谈话很幼稚，毫无意义。这是没到过战场的人的谈话，他们以为自己激动起来，已经做了什么事。这是处境毫不危险的人的谈话。与此相反，地下室像个有舒适设备的防空洞，凉爽宜人，是收藏家的防空地下室。地面上汽车和载重卡车的声音仿佛是低沉的飞机噪声。但在墙壁上却残留着昔日无声的谴责。

半夜我才回旅馆。大洛维怀着一颗纯朴的心在冲动中预支给我五十美元。随后他当然懊悔了，这我已经发觉了。但是由于我们先前的谈话是严肃的，他不敢反悔。因此我意料之外地得到了好处。

我发现梅利科夫不在旅馆里，而拉赫曼倒来了。他像往常那样激动，直淌汗水。

“一切顺利吗？”我问他。

“什么？”

“卢尔德[2]的水。”

“卢尔德的水？你是说约旦河水！什么叫顺利？这样的事不那么容易。但是我有了进展。尽管如此，那女人真叫我发疯！我在斯库拉和卡律布狄斯之间飘来飘去，[3]感到精疲力竭。”

“斯库拉和卡律布狄斯？”

“这你是知道的，出自希腊的英雄传说。那是船夫们的障碍。我必须躲过障碍，否则我就完了。”他用狡黠的目光凝视着我，“如果我不赶快搞到这个女人，我将会阳痿。你知道，我有严重的心理阴影。噩梦又来了。我一醒来，浑身是汗，不停地喊叫。你知道，那些家伙想阉我。他们用剪刀，不是用刀子，同时还放声大笑。如果我不赶快和那女人睡觉，我就梦到他们已经把我阉了。都是可怕的梦，仿佛真有其事！我从床上跳起来后，还听到他们大笑的声音。”

“你去跟一个妓女睡。”

“这我不能。一提到这，我就阳痿了，不能同正常的女人睡。那些家伙已经达到目的了。”

拉赫曼留心倾听。“她来了！我们到蓝彩带饭店去，她喜欢吃酸烤肉。你跟我走！也许你可以对她施加影响。你也善于辞令。”

我听到非常悦耳的嗓音从楼梯那边传来。“我没有时间。”我说，“但是这女人由于少了一只脚也许也有点心理变态，就像你由于有了伤疤而心理变态一样。”

“你这样认为？”拉赫曼已经站起来，“你真的这样认为？”

我只不过这样说说，目的在于安慰他。当我看到他变得激动时，我诅咒自己嘴巴快。我听梅利科夫说过，这女人和那墨西哥人睡觉。但是现在没有必要进行解释。拉赫曼什么也不想听了，他一拐一拐地走开了。

我朝我的房间走去，但是没有开灯。对面有几扇窗透出明亮的灯光，我看到一扇窗里有个穿女人内衣的男人。他赤裸着身子，披着长发，站在一面镜子前化妆。随后他穿上女人的紧身短衬裤，戴上塞着手纸的胸罩。他全神贯注地在化妆，以至忘了把窗帘拉上。我已经好几次看到他这样。他羞于做男人，但是一穿上女人的衣服，就变得相当天真可爱。他喜欢柔软的大帽和女式晚礼服。警察认识他，他被当作“不可救药”的人而记录在案。我看了他一会儿，随后忧伤的情绪向我的心头袭来，每当观看这样的情景时，这种忧伤的情绪就很容易控制我。我向楼下走去，以便等候梅利科夫。

注释

[1]Emile Coue（1857～1926），法国心理学家、药剂师。他在自我暗示的基础上发明了一种心理疗法，即不断重复“我每天在各方面都变得越来越好”。

[2]Lourdes，法国城市，是朝拜圣母的地点。

[3]斯库拉（Scylla）和卡律布狄斯（Charybdis）均为古希腊神话中的海怪，此句比喻危机四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