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拉赫曼给了我哈里·卡恩的地址。我在法国已经听到过他的传奇故事。他曾出任西班牙驻普罗旺斯的领事，当时德国已经占领了这个地区，由希特勒指定的法国维希政权对德国人每日进行的干涉越来越退让。有一天，卡恩持西班牙外交官护照化名为劳乌尔·特格讷出现在普罗旺斯。谁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搞到这本护照的。有人说，护照是法国的，有西班牙的签证，卡恩是波尔多的副领事；另一些人说他们看到过，那是一本真正的西班牙护照。卡恩一点也不透露，只管抛头露面。他有一辆汽车，车子上有个外交官的徽记。他穿着漂亮的西装，大大方方，从容不迫。他每次到场表现都十分出色，流亡者都相信他的一言一行都是正确的。

卡恩跑遍了全国。令人感到好玩的是，他作为别国独裁者的代表周游，而那独裁者却对此一无所知。他成为一个传奇式的行善者。由于他的车子有外交官的标志，他至少在这段时间里是受到一些保护的。他的外貌虽然像个犹太人，但若是被阻拦，他就傲慢地说自己具有西班牙的血统，于是立即会引起注意，党卫队巡逻兵和德国士兵会变得毫无把握，他们宁肯息事宁人，也不愿去冒挨上级训斥的危险。卡恩知道，对德国人只有大声吼叫才能给他们造成深刻的印象，他很快就运用自如。西班牙和佛朗哥被认为是希特勒的朋友。每个独裁政权都在其下属的队伍中制造恐怖和不安，因为当它不能适应当时正在变化的观念时，就滥用权力并因此而危及自己的行动。因此，卡恩就从每个暴力统治必然会有的、与残暴连在一起的胆怯行为中获得可乘之机。

他和反抗德军的法国抵抗运动联系密切。这很可能就是他的物资，首先是车子和汽油的来源。卡恩的汽油总是够用的，而当时这种物资非常短缺。他运送传单、地下报纸、论战性的小册子。我知道这么一件事：一个德国巡逻兵拦下他，要检查他那装运危险文件的车子，卡恩大喝一声，那巡逻兵立即后退，好像抓到了一条蝰蛇的尾巴似的，卡恩仍不满意，在他处理掉这些文件后还去追那个巡逻兵，并在下一个岗哨那里投诉，最终主管的军官为他的士兵的愚蠢行为道歉，他这才罢休，卡恩最后用西班牙长枪党人的敬礼得意地跟那军官告别，而军官则恭恭敬敬地立正并高呼“希特勒万岁”，后来卡恩才发现，他忘记了还有两包小册子仍放在车上。

卡恩有时也能提供空白的西班牙护照。他用这些护照救了好几个流亡者的性命。他们越过比利牛斯山逃走。他们都是秘密警察追捕的人。卡恩敢于把他们藏在法国的修道院，直至别人把他们转移出境。我知道两件他阻止把流亡者送回德国的事。一件是，他对一个上士解释说，西班牙对那个被拘留者特别感兴趣，因为西班牙准备利用他的语言知识让他培训在英国从事反间谍工作的人员。另一件是，他在白兰地酒和朗姆酒上做文章，随后威胁岗哨说要告发他们，因为他们接受了贿赂。

后来再也听不到关于卡恩的任何消息，谣言如同一群乌鸦般满天飞。每个人都知道，这种单枪匹马的征战只可能以死亡告终。卡恩反正变得越来越勇敢，仿佛他就是要对他的命运进行挑战。他突然杳无音信。我本人曾猜想，他早已在集中营里被德国人打死了，或是像一头被屠宰的牲畜挂在屠夫的钩子上——后来我从拉赫曼那里听说他已经逃脱了。

我发现他在一家商店里，那里正在转播罗斯福总统的一次广播讲话。巨大的噪声从敞开的店门传到街上。人们站在窗前倾听。我试图和卡恩交谈。但这不可能，当时我们不得不大喊大叫！我们还是通过手势相互理解了。他遗憾地耸耸肩膀，指着收音机和外面的听众，微微笑着。我明白，他认为听罗斯福的讲话更重要，不想因为我的缘故而耽误。我坐到窗户前，拿出香烟，也仔细地听起来。我听着这位政治家讲话，就是他曾经为我们到美国的事操心过。

卡恩身材瘦削，头发乌黑，有着一对闪闪发光的黑色大眼睛。他很年轻，不到三十岁，脸上丝毫没有流露出他在生活中的大胆作风。他遇事爱动脑筋，心胸开阔，完全可以成为一个诗人。兰波和维永也曾经是诗人，只有诗人才能想起他自己所做过的一切。

扩音器突然安静下来。“请您原谅，”卡恩说，“我必须把讲话听完。您看到过外面那些人吗？其中一部分人可以把总统杀死，总统有许多敌人。他们断言，总统把美国拖进了战争，要他对美国的损失承担责任。”

“对在欧洲的损失负责吗？”

“也对在太平洋的损失负责。当然日本人在那里已经承担了责任。”卡恩更仔细地瞧着我，“我们不是在什么地方见过吗？在法国？”

我向他说明我的困难。

“您什么时候必须离去？”

“两个星期后。”

“到哪里去？”

“我不知道。”

“墨西哥，”他说，“或是加拿大。去墨西哥容易些，那里的政府较友好，也接受西班牙人避难。我们可以到公使馆去问一问。您有什么样的证件？”

我告诉了他。他微微一笑，这一笑使他的面容发生了变化。“总是一样。”他喃喃自语，“您仍然想持有您的护照？”他后来问道。

“只能这样，它是我所拥有的一切。若是我承认它不是真的，那么人家就会把我投进监狱。”

“也许不会，但是它对您也毫无用处。您今晚有什么打算？”

“当然没有。”

“请您九点来找我。我们需要帮助。有个地方能帮我们。”

圆圆的脸蛋，红嫩的脸颊、圆圆的眼睛，眉眼上浪漫的发型，像一轮明月在发光。“罗伯特！”贝蒂·施泰因说，“我的天呀，您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在这里待多久啦？为什么我没听到您的任何消息？您早可以自己打个招呼呀！可是当然喽，您有比想我更好的事要做。典型的……”

“你们认识？”卡恩问道。

在民族大迁移途中，要是有人不认识贝蒂·施泰因，我是无法想象的。她是流亡者的母亲，正如她先前在柏林是那些尚无建树的演员、画家和作家的母亲一样。她有一颗充满友爱的心——这是人们公认的。对于所有的人来说，这种友爱是非常周到的，所以它具有一些善意的色彩。人们要么支持她，要么反对她。

“您看到我们是认识的。”我对卡恩说，“我们有几年不见了，我才进门她就责备我。她对自己的俄罗斯血统无能为力。”

“我生在布雷斯劳。”贝蒂·施泰因说，“我仍然为此感到自豪。”

“人们还抱着老掉牙的偏见。”卡恩沉着地说，“你们本来就认识，这很好。我们的朋友罗斯需要帮助和支持。”

“罗斯？”

“罗斯，贝蒂。”我说。

“他死了？”

“是的，贝蒂。我继承了他的遗产。”

“我明白了。”

我向她讲了我的处境。她立即热情地行动起来，和卡恩讨论各种可能性，卡恩作为英雄在这儿仍旧受到人们的尊敬。这时我环顾四周。房间并不大，但它已经和贝蒂的性格相适应。墙上用图钉钉满了照片，所有照片都有热情奔放的题词。我看着名字，有些人已经作古。其中有六人再也逃不出德国，有一人重返德国。“为什么福斯特尔的照片您也加了个黑框？”我问道，“他现在还活着。”

“因为他回去了。”贝蒂面对着我说，“您知道他为什么回去吗？”

“因为他不是犹太人，而且想家，”卡恩说，“又不会英语。”

“因为在美国没有福格尔的生菜。”贝蒂得意扬扬地说，“这使他郁郁寡欢。”

四周响起压低了的笑声。我熟悉流亡者这种半讽刺和半绝望的诙谐。也有关于戈林、戈培尔和希特勒的俏皮话。“为什么您不干脆把这张照片拿下来？”我问道。

“因为尽管如此，我现在还喜欢他，而且因为他是个大演员。”

卡恩笑了。“贝蒂始终是公正的。”他说，“若是有一天这一切都结束了，她将会第一个为我们过去的朋友们——这些人在德国期间写了反犹太主义的书并且当了冲锋队的头目——尽力辩解，说他们不过做了救援犹太人或防止更坏的情况发生的事！”他拍拍她那肥胖的后颈，“贝蒂，是这样吗？”

“即使别人变成了猪猡，我们也没必要像猪猡那样行动。”贝蒂语气略带尖刻地回答。

“这也是他们所指望的。”卡恩冷静地对答，“正如他们在战争结束时，又会指望美国人在打完最后一枪后立即发出一列列火车，给曾经想要消灭他们的可怜的德国人运去油脂、黄油和肉类。”

“要是德国人打赢这场战争的话，您认为德国人会怎样做？也会分发油脂吗？”有人一边问，一边咳嗽。

我没回答，我认为这样的谈话是多余的。我又看起照片来了。

“贝蒂的死者名单。”坐在照片下方一条凳上的一位娇小的、脸色非常苍白的女人说，“这个是哈斯特内克尔。”

我回忆起哈斯特内克尔。法国人把他和他们抓到的别的流亡者一道关进了一个拘留营。他是个作家，深知自己若被德国人抓去必死无疑；他也知道，拘留营会遭到秘密警察的搜查。当德国人离那儿还只有几小时路程的时候，他自杀了。

“法国人的老一套做法。”卡恩愤怒地说，“虽然他们本意不是如此，但是别人就命赴黄泉了。”

我回想起来，卡恩在某一集中营里曾迫使指挥官释放五个流亡者。那指挥官以往遇事总是拿他的军官荣誉当作挡箭牌，优柔寡断，卡恩一个劲地缠住他，迫使他做出了让步，在夜里把逃跑未成的流亡者释放了。当时的情况较以往困难，因为集中营里还有几个纳粹分子。卡恩要说服指挥官，首先必须释放这些纳粹分子，否则若是秘密警察检查他的营房，他将遭到他们逮捕。随后他利用释放纳粹分子作为对付指挥官的施压手段，声称要把此事在维希公之于众。他把这称为“分阶段的精神讹诈”。此法果然奏效。

“您是怎样从法国出来的？”我问卡恩。

“靠当时属于正常的方式。那是一种怪诞的方式。秘密警察逐渐得到了一点风声。有一天，我的嘴巴再也不起作用了，副领事这个可疑的头衔同样无济于事。我被捕了，不得不脱去衣服。他们想用老的方式确定我是不是犹太人，是不是行过割礼。只要可能，我就拒绝。我解释说，成千上万个基督教徒都行过割礼。在美国，实际上几乎所有的男人都这么做。我找的借口越多，那些‘猎人’越是得意地狞笑。我在他们手中。他们看到我坐立不安，非常开心。最后，当我绝望地沉默时，那个指挥官——一个戴眼镜的首席教师——嘲弄地说：‘你这该诅咒的犹太猪猡，现在把裤子脱下来，把你那割过的玩意儿给大家看看！随后我们就把它割下来给你吃。’他的下属——相貌英俊的金发男人——开怀大笑。我脱下衣服，他们几乎惊呆了，我并未行过割礼。我父亲是个开明的犹太人，认为这一风俗习惯在温带地区并不是必要的。”

卡恩微微一笑。“您看这计策。如果我当时立即把衣服脱了，那么就不会给人如此深刻的印象了。于是他们惊得目瞪口呆，感到有些不自在。”

“‘为什么您不马上说明？’”那首席教师问。

“‘什么？’”

“‘说您不是那类人。’”

“幸亏根据我的建议被释放的两个纳粹分子已经到了岗哨那里，他们要被送回德国。又是一件荒诞的事情。要是没有这些荒诞的事，我们早就一命呜呼了。他们郑重地发誓担保，我是他们的朋友。我为他们做了点事。这起了决定性作用。由于我越来越有威胁性，越来越沉默，顺便说出几个名字，他们就没做出我所担心的事——没有把我移交给更高一级的部门。他们害怕，由于这次误会他们会遭到训斥。因此，当我答应不追究什么时，他们几乎是感激涕零，让我放心地跑了。我跑得非常远，一直跑到里斯本。一个人应当知道他什么时候不可以再冒险。这时有一种类似心绞痛发作的感觉。此前我觉得憋闷得厉害。但是这种感觉不同，最好的办法是顺着它。下次发作可能是致命的。”

我们坐在他昏暗的商店里。“这家店是您的吗？”我问道。

“不是，我是雇员，是个很好的售货员。”

“这我相信。”

外面，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人群熙熙攘攘。仿佛有一面看不见的玻璃遮挡着，使我们避免受喧闹声的干扰——我们宛如坐在一个洞穴里。

“黑暗中香烟没有味道。”卡恩说，“要是人们在黑暗中不觉得疼痛和痛苦，这难道不是了不起的事吗？”

“人们感觉到的更多，因为他们害怕的也更多。害怕谁？”

“害怕他们自己。一种幻想。按说人们只应该害怕其他人。”

“也是一种幻想。”

“不。”卡恩从容不迫地说，“直到1918年，人们还以为是这样的。自1933年以来，人们知道情况并非如此。文化仅仅是薄薄的一层，雨水即可把它洗掉。这是诗人和思想家的民族这样教导我们的。这个民族被认为是高度文明的，它超过了阿提拉[1]和成吉思汗，绝无仅有地欢呼着倒退到野蛮的时代。”

“我可以开灯吗？”我问道。

“当然啦！”

无情的灯光劈头盖脸地照射到我们身上，我们都眨眨眼睛，相互凝视着。

“真奇怪，人们就这样到处落脚。”卡恩拿出一把小梳子，把分开的头发再梳梳好，并且说道，“但是重要的是，一个人得在某处落脚并开始做点什么。不能等待。其他人……”他指向远处，“他们在等待。等待什么？等待时代会为了他们而倒转？这些可怜虫！您现在做什么？您是不是有个职业了？”

“我是一家古董商店的助理。”

“在哪里，第二大道吗？”

“第三大道。”

“都一样，没有前途。您可以试试开始干点自己的事。卖宝石，或者卖发夹。我顺便也做点别的。为自己做。”

“您想成为美国人吗？”

“过去我想成为奥地利人，然后是捷克人。可惜德国人占领了这两个国家。后来我想成为法国人，结果还是一样。现在我急于想知道，德国人是否也会占领美国。”

“我急于想知道，十天后我将被置于哪国的国界上。”

卡恩摇摇头。“这还没有把握。贝蒂想设法给您搞到三个著名流亡者的推荐。福伊希特万格也许会给您一份推荐，但是他的推荐不会有多大价值。他太左了。美国和苏联结盟，但是还不会到欢迎共产主义的地步。海因里希和托马斯·曼都是第一流的，当然美国人的推荐还要好。我认识一位出版商，他想把我的经历印成书。我永远不会把我的经历写下来，但是我也可以在两年后告诉他。他对流亡者感兴趣，意识到这是他的一项业务工作。这样的事情与理想主义结合，就是一种牢固的组合。我明天给他打电话。我将告诉他，您是我从居尔[2]弄出来的人之一。”

“我曾在居尔集中营里待过。”我说道。

“真的吗？逃出来的？”

我点点头。“收买了一个岗哨。”

卡恩变得活跃起来。“这就好！我们将为您找到几个证人。贝蒂认识许多人。请您回忆一下，有哪个到美国来了？”

“卡恩先生，”我说，“美国是个受称赞的国家。我们当时没有想到会离开居尔这么远。我也没带什么证件。”

“这没有关系。我们会设法弄一个的。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延长您的居留期限。估计是数星期，或是几个月。另外我们还需要个律师，因为时间太紧迫了。我们认识的流亡者中有足够的律师。贝蒂会处理这件事。但是我们需要的是美国律师，因为时间紧迫。贝蒂也知道该怎么办。您有钱吗？”

“够用十天。”

“那是您自己用的。我们必须筹措请律师的费用，不会很多的。”卡恩微笑着，“目前流亡者还是团结的。苦难是一种比幸福更好的黏合剂。”

我凝视着卡恩。他那苍白消瘦的脸上布满了阴云。

“您是个犹太人，您却胜过我。”我说道，“按照那边那些人的可怜原则，您不属于他们。我不能炫耀这种荣誉。我属于他们。”

卡恩把身子转向我。“我的民族？”他嘲笑着问道，“您对这有把握？”

“您没把握吗？”

卡恩沉默不语地仔细看着我。我觉得不舒服。“我胡说八道。”为了说点什么，最终我解释道，“我想，这一个民族和另一个民族毫不相干。”

卡恩仍然在注视我。“我的民族……”他说，然后停顿了一会儿，“我也在胡说八道。您过来！让我们做点与犹太人无关的事，一道喝一瓶烧酒。”

我不想喝酒，但是我也不能拒绝。卡恩给人的印象是聚精会神和镇静自如，但是当年在巴黎，约瑟夫·贝尔给人的印象也同样镇静自如。当时我实在太累，不能陪他通宵畅饮，早晨我就发现他吊死在他蹩脚的旅馆房间里。没有根的人是极不稳定的，偶然的事件对他们往往起很大的作用。假如斯蒂芬·茨威格在他和他夫人于巴西结束自己生命的那个晚上能同某人交谈或打电话的话，那么那可悲的事情也许就不会发生了。他就这样在异国他乡坐在陌生人中间，还犯了错误去写他的回忆录，而不是像避开瘟疫一样不去写。回忆录把他压垮了。因此只要我无事可做，我也回避去写回忆录。我知道，我必须做点事，也想做点事，这就像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我心上——但是要做些事，必须等到战争过去，而我必须回到欧洲。

我回到旅馆里，比以前更加绝望。我坐到老式的厅堂里等候梅利科夫。我没看到什么人，后来我相信听到有人在啜泣。在摆放观赏植物的支架旁的一个角落里坐着一位妇女。过了一会儿，我在摇曳的灯光中才认出她就是娜塔莎·佩特罗芙娜。

她很可能也在等候梅利科夫。她的哭泣声牵扯着我的神经。我酒后有点儿醉，又等了一会儿，然后朝她那里走过去。

“我可以为您做点什么吗？”我问道。

她没回答。“发生了什么事？”我问。

她摇摇头。“为什么要发生什么事呢？”

“因为您在哭。”

“因此一定发生了什么事吗？”

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可是您哭总会有个原因吧？”

“是这样吗？”她突然怀着敌意问道。

我本该一走了事，但是我的头脑不清楚。“通常人们会有个原因的。”我终于这么说道。

“是这样吗？没有原因不可以哭吗？所有的事情都必须有个原因吗？”

如果她说只有愚蠢的德国人才认为一切都必须有个原因，那么我也不会感到奇怪。我甚至盼望她这么说。

“您不知道吗？”她没那么说而是问道。

“我可以想象。”

“您没见过，不是吗？”

我本可以对她说明，很遗憾我总是有过多的原因。没有原因而仅出于人间痛苦和生活空虚的哭泣，理应出自一个比较多愁善感的世纪。“这方面我从来没有机会。”我说。

“当然没有。为什么您也该……”

我想，我们在这儿，白俄发动进攻。“请您原谅。”我嘟哝着想离开。一个哭泣着的女人的攻击还是我没遇到过的。

“我知道，”她愤恨地说，“现在是战争，无缘无故地哭是可笑的。但是我现在就这样哭一次。现在有成百场战役在打着，而我在哭。”

我止住脚步站着。“这我理解。战争和这有什么关系呢？尽管在别的什么地方有数十万人现在被杀戮——若是有人割破了手指，也不会因此疼痛就减轻些。”

我为什么要说这些愚蠢的话，我想。我为什么不让这个歇斯底里的女人爱哭多久就哭多久呢？我为什么不走？但是我停住脚步站着，仿佛她是最后一个人，随后我知道为什么了：我不愿单独一个人。

“一切都是徒劳的。”她说，“一切，包括我们现在做的一切！我们必定要死，没有人能逃脱。”

我的天哪！还这么说！“这有区别。”我说，“区别之一就是人们能逃脱多久。”

她没回答。“您想喝点什么？”我问道。

“我受不了这些可口可乐，”她回答，“那是什么饮料啊！”

“来点伏特加好吗？”

她的眼睛朝上看。“伏特加？梅利科夫不在，这儿哪有伏特加？他究竟在哪里？为什么他不在？”

“这我不知道，但是我房间里有伏特加，我可以把它拿来。”

“这是个明智的想法。”娜塔莎·佩特罗芙娜说道，然后她又补充了一句，这使我回忆起我这辈子所认识的所有的俄罗斯人，“为什么您老早没有这个想法？”

我去拿我剩下的伏特加，而且不情愿地回头走。也许梅利科夫很快就来，我可以想办法跟他下棋，一直下到我心情平静下来。我对娜塔莎·佩特罗芙娜没有很多期望。

当我站在她桌子旁边的时候，她似乎判若两人。她的眼泪已经没有了，脸已经扑过粉，甚至微笑起来。“为什么您喜欢伏特加？”她问道，“在您的祖国，人们不是不喝这种酒吗？”

“我知道。”我回答，“在德国，大家喝啤酒和烈酒。但是我把自己的祖国忘记了，既不喝啤酒，也不喝烈酒。可我喝伏特加的量也不大。”

“那么您究竟喝什么？”

多么荒谬的交谈，我一边想，一边说：“碰巧有什么就喝什么。在法国我喝过葡萄酒。”

“法国，”娜塔莎·佩特罗芙娜说，“德国人把它搞成什么样子了！”

“我没参与。那时我待在法国的一个拘留营里。”

“当然！作为敌人。”

“先前我在德国的一个集中营里待过，也是作为敌人。”

“这我不理解。”

“我也不理解。”我恼怒地回答。今天真是中了邪，我想。我在圈子里一再转来转去，我只想从圈子里转出去。

“您还要些伏特加吗？”我问道。我们确实没什么可说的。

“谢谢。最好不要。我先前已经喝得相当多了。”

我沉默不语，觉得很不舒服又无所适从。

“您住在这里吗？”娜塔莎·佩特罗芙娜问道。

“是的，暂时的。”

“每个人都暂时住在这里。但是有些人后来就一直待下去了。”

“这是可能的。您也在这儿住过？”

“是的，现在不再住了。我想，我要是永远不走该多好！并且我想，要是我从未到这里，即不到纽约，该有多好！”

我实在太疲倦了，没有力气继续问下去。大大小小的关于人的遭遇的事，我听到的已经太多，所以也不再好奇了。某人在为来到纽约而悲伤，也不会引起我的兴趣。此人属于另一个虚无缥缈的世界。

娜塔莎·佩特罗芙娜站起身。“我必须走了。”

对我来说这是个有点儿惊慌失措的瞬间。“您不想等梅利科夫吗？他很快会回来的。”

“我不信。他的代班人费利克斯已经到了。”

我现在也看到了那身材矮小的光头。他站在门口抽烟。“谢谢您的伏特加。”娜塔莎说。她用她那双灰色的明亮的眼睛望着我。“真奇怪，有时一个人会觉得能得到的帮助多么少，”她说，“而那些还不认识的人，已经让人够受的了。”

她朝我点点头走了。她的个子比我原来所认为的还要高。她的脚步在地板上发出的回声响亮有力，仿佛她要在脚下踩坏什么东西。那回声似乎和她柔软的、纤细的、有点摇晃的身材极不相称。

我把酒瓶塞紧，走下楼去看看费利克斯，即梅利科夫的代班人。“您好吗，费利克斯？”我问道。

“马马虎虎。”他回答，不理不睬地望着外面的马路，“不然又该怎样呢？”

当他在那里悠然自得地抽烟时，我感到一阵对他妒忌的浪涛在汹涌。点燃着的香烟突然成了世界安宁的象征。“晚安，费利克斯。”我说。

“晚安。您还要什么吗？水，还是香烟？”

“不，谢谢，费利克斯。”

我打开通往我房间的门。过去的日子如巨浪向我涌来，仿佛它已经在等着我。我扑到床上，凝视着灰色的长方形窗户。我无依无靠，我看见许多脸庞，而有些脸再也看不见了。我无声地喊着要报仇，但也知道这是徒劳的。我想扼死人，却不知道要扼死谁。我只好等着，后来我发觉自己的手湿了。我哭了。

注释

[1]Attila（？～453），匈人的国王，和其兄弟统治匈牙利至445年。

[2]Gurs，法国西南部比利牛斯山麓一个大型集中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