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我的英语进步很快，两星期后我已经达到一个十五岁少年的英语水平。每天早晨，我手捧一本语法书在罗伊本旅馆的丝绒沙发里坐上几个钟头，每天下午我寻找机会与人进行英语会话。与人交谈时我一点也不胆怯和害臊。当我发觉在与梅利科夫相处十天后我说英语带上了一点俄语腔调时，便开始向旅馆的宾客和职员求教。我先后请教过德国人、犹太人和法国人，也带上了这些人的口音，最后向打杂的女工和客房女服务员学习，我认为她们是真正的美国女人，因此我说的英语也带有了浓重的布鲁克林口音。

“你必须和一个美国姑娘搞上。”梅利科夫说。现在我和他已经用“你”彼此称呼。[1]

“同布鲁克林人？”我问道。

“最好是同波士顿人。那里的人英语说得最好。”

“为什么不和波士顿来的女教师？这也许还可以省点钱。”

“这旅馆可惜是供商人和旅行者投宿的旅馆。这里各种口音就像伤寒病菌一样到处飞，遗憾的是你只对不标准的口音敏感，而对标准的口音则听不顺耳。在这儿感觉也许是有效的。”

“弗拉基米尔，”我说，“我总觉得这世界对我来说变得够快了。每隔几天美国的自我就增加一岁，使我感到遗憾的是这个自我的世界也同时失去了魅力。我懂得越多，秘密也丧失得越多。再有几个星期，我的两个自我就要达到平衡。那么美国的自我就要和欧洲的自我一样清醒冷静。因此给我些时间吧！对待口音也如此。我不想过快地失去我的第二个童年。”

“你不会的。目前你刚有一种忧郁的蔬菜商人的口音，就是街头那个意大利蔬菜商人阿尼巴勒·巴尔波。你甚至已经带有意大利口音。这种种口音仿佛一块块肉在你的英语通心粉浓菜汤里游来游去。”

“也有标准的、真正的美国人吗？”

“当然。但是纽约是爱尔兰、意大利、德国、犹太、亚美尼亚、俄国以及其他十多个国家流亡者的入口大港。这两句话你们那里是怎么说的：在这儿你是人，在这儿你可以做人；在这儿你是流亡者，在这儿你可以做流亡者。这个国家是由流亡者建立起来的。抛弃你的欧洲自卑情结。在这儿你又是人，不再是粘贴在护照上的一块受伤的肉。”

我的眼睛离开棋盘朝上望望。“千真万确，弗拉基米尔，”我慢吞吞地说，“我们要看看这会持续多久。”

“难道你不相信会持续下去吗？”

“我怎么能相信？”

“你究竟相信什么？”

“一切会越来越糟糕。”我说。

有个人一拐一拐地走进前厅。我们在半明半暗处，看不清楚这个人，但是他的一拐一拐很奇特，其节奏呈四分之三拍，这引起我的注意，使我模模糊糊地想起一个熟人。“拉赫曼。”我低声地说。那个人停住脚步并朝我这里看。“拉赫曼！”我重复叫道。

“我叫梅尔通。”那人说。

我打开灯，天花板上那糟糕透顶的犹太风格枝形吊灯令人失望地发出黄蓝色的可怜微光。“我的天啊，罗伯特！”他惊喜地嚷道，“你还活着？我以为你早已见上帝去了！”

“我以为你也是这样！我是从你走路的样子认出你的！”

“从我一拐一拐的走路节奏？”

“从你的华尔兹舞步，库尔特。你认识梅利科夫吗？”

“我当然认识他。”

“你也住在这一带吗？”

“不，但是我有时到这儿来。”

“你现在姓梅尔通？”

“是的。你呢？”

“罗斯，名字还一样。”

“就这样相逢了。”拉赫曼微微一笑。

我们两人都沉默了。这就是流亡者之间常见的尴尬的停顿。谁也不知道可以问些什么，谁也不知道哪个死了。

“你听到过科恩的一点消息吗？”过了一会儿我问道。这也是流亡者常用的技巧，他们首先小心翼翼地询问与自己不怎么亲近的人的情况。

“他现在在纽约。”拉赫曼回答。

“他也在纽约？他怎么过来的？”

“我们所有的人是怎么过来的？由于上百个偶然事件。美国人列了一张名单，上面有应该保护的知名知识分子的名字，我们中没有哪个属于这类知识分子。”

梅利科夫又把灯关掉，从柜台下拿出一个瓶子。“美国的伏特加，”他说，“类似加利福尼亚的波尔多红葡萄酒和旧金山的勃艮第葡萄酒，或者像智利的莱茵葡萄酒。敬礼。流亡的一个好处就是常常要告别，后来又可以庆祝重逢。让人幻想长寿。”

拉赫曼和我都没回答。梅利科夫属于另一代——1917年的那一代。我们觉得紧急的事，对他来说已成为回忆。“敬礼，弗拉基米尔。”我终于说道，“为什么我们所有的人生下来不是瑜伽教派的信徒？”

“我不是作为犹太人生在德国，已经心满意足了。”拉赫曼—梅尔通解释说。

“你们是世界公民的先锋队，”梅利科夫丝毫不动感情地说，“你们至少要像先锋队一样行动。人们总有一天会给你们建造纪念碑的。”

“什么时候？”拉赫曼说。

“在哪里？”我问道，“在俄国吗？”

“在月球上。”梅利科夫边说边朝出纳柜台走去。

“一个诙谐幽默的人。”拉赫曼先盯着他看，然后收回视线，“你为他干活吗？”

“什么？”

“找姑娘。偶尔搞一些吗啡和类似的东西。我想还有赌博。”

“你是否因此而待在这儿？”

“不。我爱一个女人爱得快疯了。你想不到，她五十岁了，是波多黎各人，信天主教，只有一条腿。另一条被车子轧断了。她和一个墨西哥人有某种关系。那墨西哥人是个拉皮条的。只要五美元他甚至可以给我们提供床。但是她不肯，绝对不肯。她相信，上帝会从云端观看的，即使在夜间也如此。我告诉她上帝近视，已经很久了，什么事也做不了。于是她把钱拿了，并且答应了。随后笑了，再一次答应。你对此有什么想法？我是为此而到美国来的吗？这太无聊了！”

拉赫曼因为跛脚而心理变态。据他自己叙述，他从前曾是个身强体壮的色鬼。有个党卫队冲锋队队员听说了这个情况，在柏林维尔默斯多夫将他逮到辖区内的一家酒店里，打算阉割他，但被警察制止了，当时是1934年。拉赫曼挨打后仅留下一些伤疤，一条腿曾四次骨折，没能治愈。从此他走路一拐一拐的，偏爱身体有些缺陷的女人。无论是臀部肥大还是硬如石头的女人他都不在乎。在法国，他追逐女人是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他声称自己在鲁昂认识一个有三个乳房的女人，而且三个乳房都长在背上。与此相反，他认为从海水泡沫中诞生的维纳斯是个不幸的畸形女人，因为那个鲁昂女人在他眼里一切都是完美无缺的，他甚至连眼珠都用不着转动一下。

“那女人还像石头一样硬！”他眉飞色舞地说，“热的大理石！”

“你可没有变，库尔特。”我说。

“人是永远不会变的。有人上千次地发誓——有时他躺在地上，小心谨慎地做——但是几乎还未能喘息时，他又把誓言忘了。”拉赫曼自己在喘气，“这究竟是英雄的行为还是白痴的行为？”

我发现，他皱巴巴的灰色额头上布满豆粒大的汗珠。“英雄的行为，”我说，“在我们这样的境遇中应该用最好的形容词来形容自己。谁过多地探讨自己的灵魂，很快就会碰到一个通向肮脏的下水道的污水滤器。”

“你还是老样子，”拉赫曼—梅尔通用揉皱的手帕把汗擦去，“对通俗的哲学依然津津乐道，是吗？”

“我丢不掉它。它使我心里踏实。”

拉赫曼突然奸笑。“它给你一种低廉的优势，就是这样。”

“这种优势低廉得还不够。”

拉赫曼合上嘴。“我应该说说话。”随后他叹着气说，并从上衣口袋里拿出用薄纸卷起来的一扎东西。“一串挂有十字架的念珠，”他说，“教皇亲自授予的。真银和象牙做的，你认为，这可以使她变软吗？”

“哪个教皇？”

“庇护！还会有谁？”

“也许本笃十五世更好。”[2]

“什么？”他激动地盯着我，“他已经死了。为什么？”

“他或许有过更多的优势。死者拥有的更多，可并不那么低廉。”

“原来如此！又是诙谐幽默！我把这忘了。上一次，当我……”

“别说了！”我说。

“什么？”

“别说了，库尔特。什么也别说了！”

“好的。”拉赫曼犹豫一会儿，但随后他还是忍不住想告诉我。他解开淡蓝色的薄纸。“产自客西马尼园[3]的一件小东西，从那里的橄榄树上摘下的树枝。正宗的，有盖了章的书面证明。要是她仍不变软，怎么办？”他几乎是乞求似的凝视着我。

“她肯定可以变软。你有没有一瓶约旦河水？”

“不，我没有。”

“装一瓶。”

“什么？”

“装一瓶。外面有个龙头。装些尘土进去，以便看起来更逼真。没有人会检查的。你已经有了得到证明的十字架念珠和橄榄枝，那么约旦河水是不能缺少的。”

“但是不能装在伏特加酒瓶里！”

“为什么不能？把标签洗去。这瓶子非常像是东方的。你的波多黎各女人肯定不喝伏特加，最多喝朗姆酒。”

“她喝威士忌。你觉得奇怪，是吗？”

“不。”

拉赫曼思考着。“瓶子最好用火漆密封，那么就更像真的了。你有火漆吗？”

“还想要什么？签证和护照？我能从哪里搞到火漆？”

“人们身边有时总有最特殊的东西。我身边带着兔子脚[4]已经好几年了……”

“也许梅利科夫有火漆。”

“是啊，他经常密封小包。我竟然没有想到！”

拉赫曼一拐一拐地走了出去。

我靠在沙发上。天黑漆漆的。影子和幽灵穿过明亮的门冲向外面的夜晚。在对面的镜子中，是一团淡灰色，它徒劳地试图变成银白色。丝绒单人沙发呈现出紫色，有一会儿，我感到仿佛是血滴到了沙发上面，非常多的血。我在哪里曾看到过这情景？血就在一间灰色小房间里的尸体上，这房间的窗户外是壮观的落日光芒，使房间里的灰色和黑色以及暗红和紫色全消失了，只有突然转过去的脸一半被落日火一样的光淹没，另一半在阴影里。有个人带着萨克森口音，扯着高而细的嗓子叫道：“继续干！下一批！”

我转过身，又打开灯。之前我花了很多年时间才做到可以关上灯睡觉。每次我不得不睡觉时，总是被噩梦惊醒。直到现在，夜里我仍不愿把灯关掉，我也不喜欢一个人睡觉。

我站起身走出去。拉赫曼和梅利科夫站在入口处小柜台旁。“成功了，”拉赫曼得意地说，“你瞧！弗拉基米尔有枚俄国硬币，我们用它压在火漆上封住软木塞。西里尔字母！但愿不要让人误会是希腊教士们在约旦河畔一座神庙里装入的！”

我看到火漆滴落到软木塞上，旁边木块上的蜡烛的光让它呈现出浅红色。我想，我究竟怎么了？一切都过去了。我获救了！外面就是生活！获救了！但是我获救了吗？我真的逃脱了吗？也逃离了影子吗？“我还要出去，”我说，“我脑袋里装的单词爆满了！我必须把它们放掉。再见！”

我回来时，梅利科夫早已去上班了。他当看门人，有时上白班，有时上夜班，有时也做些临时性小工。现在他上一星期夜班。

“拉赫曼在哪里？”我问道。

“在楼上他所爱慕的女人那里。”

“你相信他今天会走运吗？”

“不。她会把他带去跟那墨西哥人一起吃饭。他可以付款。他经常这样吗？”

“是的。从前他运气更好。他声称，在跛脚后他偏爱残废者和畸形女人。以前他是个正常人，也许他还是个腼腆的人，见到漂亮的女人还会害羞呢！谁知道……”

我看见一个影子闪进来。那是个身材瘦削、个子很高、脸蛋很小的女人。她脸色苍白，有着灰色的眼睛和深黄色的头发，头发似乎是染的。梅利科夫站起身。“娜塔莎·佩特罗芙娜，”他说，“您什么时候回来的？”

“回来两个星期了。”

我已经站起身了。这女人的个子差不多和我一样高。她穿一套紧身服，显得非常单薄。她说话很快，声音稍稍显大，身上带有烟味。“喝杯伏特加吗？”梅利科夫问，“还是威士忌？”

“伏特加，但是只要一口。我马上就走，去拍照。”

“这么晚还……”

“要拍整个晚上。摄影师只有晚上有空。要穿衣服戴帽子，小帽子，极小的帽子。”

我现在才看到娜塔莎·佩特罗芙娜戴了一顶帽子。它更像是顶无檐的便帽，黑黑的，斜伏在她头发里。

梅利科夫走去拿酒。“您不是美国人吧？”姑娘问。

“不是，我是德国人。”

“我恨德国人！”

“我也恨。”我回答。

她吃惊地瞅着我。“我不是指个人。”

“我也不是。”

“我是法国人。您想必明白，这是战争。”

“我理解。”我冷淡地说。别人要我为德国政权的罪行承担责任，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已经变得麻木了，对此我不去反驳。最后我也曾为此在法国拘留营里蹲过，尽管如此，我不恨法国人。但是对此加以解释是多余的。谁要是如此简单地憎或爱，那他质朴的天性就是令人羡慕的。

梅利科夫拿着一瓶酒和三只很小的玻璃杯走来，然后往这些杯子里斟酒。“不要给我。”我说。

“您生气了吗？”姑娘问。

“不。只是在此刻我什么也不想喝。”

梅利科夫微微一笑。“大家好！”他说着举起酒杯。

“众神的一份礼物。”姑娘说，一口把她的酒喝干。

我感到自己的确傻，因为拒绝了喝酒，现在我在这儿无事可做。梅利科夫举起酒瓶。

“再喝一杯，娜塔莎·佩特罗芙娜？”

“谢谢，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够了！我必须走。再见。”她把手朝我伸过来，“再见，先生。”

我用劲握了一下。“再见，女士。”

梅利科夫陪她出去后又回来了。“她惹你生气了？”

“没有。”

“你别介意。她总是惹人生气，可她并不想这样。”

“她不是俄罗斯人吗？”

“是俄罗斯人，生在法国。为什么这样问？”

“我有段时间曾和俄罗斯人生活在一起。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女人们都喜欢把找男人们的茬当消遣，比别的来得重要。”

梅利科夫奸笑着。“喏，喏！但是让一个男人稍许失去点平衡有什么不好？这总比有人每天早晨自豪地擦亮制服上的纽扣和皮靴，随后去把犹太儿童的手踩残要好得多！”

我举起双手。“饶了我吧！今天似乎是流亡者不幸的一天。你不如把我先前不想喝的那杯伏特加给我。”

“好的。”

梅利科夫细听着。“他们来了。”

脚步声从楼梯上传来。现在我听到了特别悦耳的、低沉的女人的脚步声。那个波多黎各女人和拉赫曼来了。她走在拉赫曼前面，丝毫不顾及他是否跟得上。她走起路来不瘸不拐，也看不出她装了条假腿。

“他们去接那个墨西哥人。”梅利科夫耳语道。

“可怜的拉赫曼。”我说。

“可怜？”梅利科夫反驳道，“他希望得到他没有的东西！”

我笑了。“这是人们始终保留的唯一权利，是吗？”

“一个人什么也不想要时，那才称得上可怜。”

“嗯，”我说，“我想，那样的话，一个人会变得聪明的。”

“我的看法不同。今天你究竟怎么啦？你需要一个女人吗？”

“不。只有危险过去了，我才可以正常地消遣。”我冷笑着说，“你从自己的青年时代就该了解到这点。”

“我们经常待在一起。相反，你对其他流亡者关心得不多。”

“我不想回忆。”

“是这样吗？”

“我不想再进入流亡者看不见的监狱般的环境。这种环境我已经够熟悉的了。”

“那就是说你想成为美国人。”

“我甚至不想成为什么，我想总有一天我会搞出一些名堂来的，要是人家允许我这样的话。”

“大话。”

“一个人必须给自己鼓气，”我说，“别人不会这么做。”

我们又下了一局棋。我输了。后来旅馆的房客陆续回来，梅利科夫得把钥匙交给他们，把水瓶和香烟送到房间里。我依然坐着。我真的怎么啦？我打算对梅利科夫说，我想单独住一个房间。我不知道确切的原因是什么，反正我们相互不干扰，而我住不住在梅利科夫那里，对他都无所谓。但我突然觉得重要的是我又可以一个人睡了。在埃利斯岛我曾不得不与其他人躺在大厅里，在法国拘留营里，情况也大抵如此。我知道，如果我又单独住一个房间，那么我必定会回想起我宁愿忘却的年代。但这也无济于事，我不能永远回避这些回忆。

注释

[1]“你”在德语里是对家属、亲友和孩子的亲密称呼。

[2]本笃十五世于1914年9月至1922年1月间任罗马主教，在“一战”中积极进行和平调解。1922年2月庇护十一世当选罗马主教。

[3]耶路撒冷附近的一个花园，耶稣被捕的地方。

[4]在欧洲很多国家，兔子脚被认为是能带来好运的护身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