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几个月前，我搭乘一艘货轮从里斯本来到美国。当时我只会一点点英语，我就像一个半聋半哑的人从别的星球上被流放到这儿。那当然是别的星球，因为欧洲在打仗。

此外，我的证件也有问题。虽然我奇迹般地搞到了有效的美国签证，持这签证入了境，但是护照上写的不是我的姓名，而是别人的姓名。移民当局对此产生了怀疑，把我关押在埃利斯岛。六个星期后，他们才准许我居留三个月。在这期间我必须设法搞到去别的国家的入境许可证。我在欧洲时已经有过此类经历。几年来，我待在欧洲一个地方从未超过一个月，我是待一天换一个地方。作为德国的流亡者，我从1933年起已被正式宣告死亡。如今有三个月时间我无须再逃亡，这简直是个令人难以理解的梦。

很久以来，用别人的名字、持死人的护照生存，我已经觉得这不值得大惊小怪了；相反，我觉得这很合适。我在法兰克福继承了这本护照。那位在死的那天把它送给我的人姓罗斯，于是我同样也叫罗伯特·罗斯。我几乎把我的真姓忘了。如果能保住生命，那么许多事情都可以忘记。

我在埃利斯岛[1]遇到一个土耳其人，他在十年前曾到过美国。我不知道如今人们为何不让他入境，我也不去问他是什么原因。我曾多次看到过一些人被驱逐，其原因是表格中所提出的问题他们都回答不出来。这个土耳其人把一个俄罗斯人的地址给了我，那俄罗斯人住在纽约。土耳其人是早几年认识他的，当然不知道他是否还在世。尽管如此，我一被释放，就立即前去找他。我这么做是理所当然的，多年来我就这样生活。逃亡中的人必须依靠偶然事件活下去，偶然事件越是不可信，就越是使人觉得正常。这就是今日的童话，它们虽然不能令人振奋，但其结局却往往令人惊喜地比先前预料的要好。

那个俄罗斯人在百老汇附近一家低档的小旅馆里干活。他叫梅利科夫，说德语，并且立即接待了我。作为一个老流亡者，他一眼看出我缺少的是住处和工作。住处还容易解决，可以在他房间里再放一张床。可我持旅游签证是不许工作的，我必须搞到另一种签证：一个有限额号码的入境签证。我只好打黑工。我在欧洲时曾干过，而我觉得打不打黑工并不碍事。我身边还有些钱。

“您想过您可以靠什么生活吗？”梅利科夫问我。

“我在法国最后是靠给商人推销假画和假古玩生活的。”

“您懂得鉴别画的真伪吗？”

“懂得不多，但有一些实际经验。”

“您在哪里学到的？”

“我在布鲁塞尔博物馆里待了两年。”

“被雇用吗？”梅利科夫惊异地问。

“躲藏。”我回答。

“躲避德国人吗？”

“躲避占领了比利时的德国人。”

“您躲了两年？”梅利科夫说，“而他们没有发现您？”

“没有发现我，但发现了藏我的人。”

梅利科夫凝视着我：“您逃脱了？”

“是的。”

“关于那个人您还听到过什么吗？”

“通常发生的事，他们把他投入了集中营。”

“他是德国人吗？”

“他是比利时人，博物馆馆长。”

梅利科夫点点头。“这么长时间怎么会没有人发现您？”他随即问道，“难道没有人参观博物馆吗？”

“有人来。白天我待在地下室的一个储藏室里。晚上馆长来，带给我食物，给我开门，让我过夜。我待在博物馆里，可我不能走出地下室。当然我不能开灯。”

“其他职员知道吗？”

“不知道。储藏室没有窗。有人来储藏室，我就得屏住呼吸。最让我担惊受怕的是在不该打喷嚏的时候打喷嚏。”

“有人因此而发现您吗？”

“没有。有人注意到馆长晚上不是待在博物馆里，就是再回博物馆一次。”

“明白了，”梅利科夫说道，“那时您能读书看报吗？”

“只有在夏天和有月光的夜里。”

“您在夜里可以在博物馆里到处走来走去，观看画儿吗？”

“只要可以看的都看了。”

梅利科夫微微一笑。“我从俄国逃出来时，在芬兰边境上，有一次就在木屋的木材堆下躺了六天。当我出来时，我觉得躺的时间要长得多，好像至少有十四天。但是当时我年轻，年轻人总觉得时间过得慢。您肚子饿吗？”他突然补问一句。

“是的，”我说，“而且非常饿。”

“这一点我也想到了。一个人被释放时总是觉得饿。我们到药店里去吃饭。”

“到药店里去？”

“确切地说，到一家杂货店去。这是这个国家很有特色的一种店。人们在那里可以买到阿司匹林，也可以就餐。”

“为了避免变成疯子，您白天在博物馆里做些什么呢？”梅利科夫问。

我望着坐在长长的柜台式桌子旁快速用餐、身前有广告牌和药瓶的一排人。“我们在这儿吃什么？”我问道。

“汉堡包，这是除维也纳小香肠外老百姓的主要营养食品。肉排对普通人来说太贵。”

“我耐心等待着夜幕降临。当然我利用各种方法，使自己免于时时刻刻想到当时所处的险境。要是老想它，我很快就会发疯。当然我为此也已经有了一些锻炼，我在流亡中度过了几年，光在德国就逃亡了一年。我避免自己去想做过哪件错事。懊悔腐蚀人的灵魂比盐酸还要彻底——懊悔只是和平时期的东西。我反复温习法语，给自己安排了无数节辅导课。后来我开始夜间在博物馆的各个大厅里逛来逛去，观看画并把它们记在脑海里。不久我对所有的画都很熟悉了。此后我开始在储藏室黑暗的白昼中想象这些画。我很有系统性地想象，一幅幅地想象，当然并非毫无选择，我经常用许多个白昼来想象一幅油画。其间我绝望过，可又从头开始。若是我一般地观看画，那么绝望的情绪还要多得多。通过一种训练记忆力的方式，我得到了改善自己情绪的机会。我不再对着墙壁撞击，我上了一个台阶。您听懂这意思了吗？”

“您始终在运动中，”梅利科夫说，“而您有个目标，它保护着您。”

“有一个夏天，我和塞尚与德加的几幅画生活在一起。当然都是幻想图画和幻想比较。尽管是比较，但这也成了一种挑战。我回忆色彩和构图，但在大白天我却从未看到过色彩。我回忆和比较塞尚画的月光和德加画的黑夜以及它们浓淡明暗和阴影的值。后来我在图书馆里找到了艺术书籍。我蹲在外窗台下研究起来。那是一个幽灵的世界，但总归是一个世界。”

“博物馆没有人看守吗？”

“只有白天有人看守，晚上它锁起来，这就是我的幸运。”

“同时是给您送食物的人的不幸。”

我凝视着梅利科夫。“同时是把我藏起来的那个人的不幸。”我心平气和地回答。我注意到他说这话完全是出于好意，他并非想训斥我。他说的是事实，不是什么别的。

“您开始时不能非法地去当洗碗工赚得您的生活费，”他说，“那是幻想者的胡作非为，而且自从有了工会，这也成了过去。您挨饿而又不会饿死可以活多长时间？”

“不长。这顿饭花多少钱？”

“一个半美元。自从战争开始后，这儿所有的东西都贵了。”

“战争？”我说，“可是这儿没有战争！”

“有！”梅利科夫反驳道，“又一次算您走运，现在需要人。没有失业的人了。您可以比较容易地找到事情干。”

“两个月后我必须离开这里。”

梅利科夫哈哈大笑，闭起他的小眼睛。“美国大得很，而现在又在打仗，您走运。您的出生地在哪里？”

“按我的护照上写的是汉堡，其实我生在汉诺威。”

“人家不会因为您的出生地不对而驱逐您，但可能会把您关进拘留营。”

我耸耸肩。“在法国，我在一个拘留营里待过。”

“逃出来了？”

“不如说有一天我走掉了。在法国人打了败仗时，我在一片混乱中走掉了。”

梅利科夫点点头。“我也到过法国，是在取得胜利后的一片混乱中到那儿的，从理论上讲那是一次胜利。在1918年，我从俄国出发，途经芬兰和德国，到了法国，当时出现了小规模民族迁移的第一次浪潮。您不认为我们现在需要点伏特加吗？”

“我已经养成不喝烈酒的习惯了，”我解释道，“有几次我一喝酒，就过分自信，有两次酿成可怕的结局——和虱子、跳蚤、寄生虫、老鼠等有害小动物一起坐牢。”

“在西班牙？”

“是在北非。”

“尽管如此，让我们第三次试试吧。这里的监狱干干净净。我旅馆里有伏特加。这儿什么也搞不到。——您是个幻想者吗？”梅利科夫问道。

“不经常是。警察抓幻想者比抓别的人容易些。”

“您有几个月无须去想这种事。”

“这是真的。我对此还不习惯。”

我跟着梅利科夫到他的旅馆去，但是我在那里没待多久。我什么都不想喝，也不想坐在那里破旧的丝绒沙发里，况且梅利科夫的房间太小。我还想再出去走走。他们把我关得够久了。埃利斯岛也是一座监狱，虽然是个舒适的监狱。梅利科夫说我以后的两个月用不着怕警察，这话还记在我脑海里。这是段非常长的时间。“我还可以在外面待多久？”我问道。

“您要多久就多久。”

“您什么时候睡觉？”

梅利科夫随随便便做了个手势。“明天清晨前。我现在要做事。您想找个女人吗？在纽约找女人不像在巴黎那么容易，而且更危险些。”

“不。我还想到处跑跑。”

“您在这旅馆里找个女人较容易。”

“我不需要。”

“总要有一个。”

“不是今天。”

“您的确是个幻想者。”梅利科夫说道，“请您记住这条街的号码和旅馆的名称，罗伊本旅馆。纽约的道路容易找，几乎所有马路都用号码，只有少数几条有名称。”

我想，这像我一样，只是一个号码。这样隐姓埋名令人感到舒适。名字、名称给我造成的麻烦够多的了。

我在一个隐名的城市闲逛，城市明亮的烟雾直升天空。夜间有昏暗的火柱，白昼有云柱——上帝不是也以相似的方式给在荒漠中的第一批流亡者指明道路吗？我在散乱传到耳际的话语、喧闹、哄笑和呼喊声中踱步，我只明白那是喧闹声，不明白其含义。在欧洲度过黑暗的数年后，我觉得这儿每一个人都是普罗米修斯：一个大汗淋漓的男子从商店门内伸出一只拿着调味汁和手巾的手，恳求我购买，我仿佛触了电似的；同样有个厨师在用一个大平底锅煎比萨饼，火星在他身旁向上蹿，他俨然是个那不勒斯神。由于我不懂他们的话，他们所有的人展现在我眼前的就是动作，我从他们的动作中琢磨其含义。他们给我留下的印象，就好像是站在舞台上。他们不仅是服务员、厨师、叫卖的小贩和售货员，而且也是木偶，这些木偶相互间在上演一出令人看不明白的戏，我没参与，对于这出戏只了解个大概。我在他们中间，但又不是他们中的一分子，我和他们离得很远，中间隔着看不见的障碍：不是隔开一堵玻璃墙，不是地点上有一段距离，不是因敌对、陌生而隔开，仅仅是被与我个人有关的事和因我而产生的事隔开。我理解黑暗，那是一次性的一瞬间，这一瞬间永远不会再来。到了明天，它就会消失，那并非我走近它的缘故，正相反……这是可能的：我在明天要开始斗争，同顺从、讨价还价、虚假和半撒谎斗争。每个白昼都由半撒谎构成，但是今天夜里这城市对我露出它无动于衷的脸。

我猛然知道，在我已经到达这陌生海岸的现在，我仍然没有度过危险期；相反，危险才真正开始。不是来自外部的危险，而是来自内部的危险。我为简单的生存问题忙碌了这么久，同时也为保护自己而忙碌。这无非是简单地活下来，其情况恰如船沉时人们惊慌失措一样，这时人们除了要活下来，就没有别的目标了。现在，即从明天开始，甚至从这特殊的钟头开始，也许生命又将像扇子的形状一样在我前面展开，它又将有个未来，但也有个过去，一个很容易把我击毙的过去——如果我忘不了它或不能战胜它的话。我猛然知道，已经形成的冰，长时间内仍然太薄，所以在冰上无法行走。我可能会掉下去。我必须避免掉下去。生命会再来一次，从头开始，就像我要熟悉新的陌生的语言一样？生命还会再来吗？它不是对所爱的死者的叛变、谋杀和双重谋杀吗？

我迅速转过身，迷惘而心潮起伏地往回走，我不再四下张望，当我看到旅馆——它不像别的旅馆那样宽，那样高，那样引人注目——就在眼前时，我几乎上气不接下气了。

我走进那因大理石质地低劣而变了形的门，看见梅利科夫坐在柜台后面的转椅上打瞌睡。他睁开眼睛，一瞬间这对眼睛像一只老鹦鹉的眼睛那样没有眼皮，随后它们变成蓝色，闪闪发亮。

“您下棋吗？”他说着站起身来。

“跟每个流亡者一样。”

“好，我去拿伏特加。”

他走上楼梯。我环顾四周，已经感到自己仿佛回到了家。谁无家可归，就容易感觉到这点。

注释

[1]Ellis Island，位于美国纽约州及新泽西州纽约港内的一个岛屿。该岛在1892年至1954年间是移民管理局的所在地，许多欧洲移民都是从这里踏上美国的土地，进行身体检查和接受移民官询问。——中译注，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