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文字留传胜子孙”
无论是希求不朽也好，作为人生的记录、生命的自我实现也好，其终极都指向生命活动的存续和延长。人们希望，在有限的生命终结之后，诗歌作为生命的结晶，像佛祖的舍利一样永存于世。在这个意义上，诗歌已不是生命的一种装饰，而应该说是生命的一种形式，一种凝固而恒久的形式，它无形中延长了我们的人生。用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的话来说，“一本书，是表达出来的生命，因此是生命的一次增长。”注75从这一角度看，欧阳修“唯为善者能有后，而托于文字者可以无穷”的说法注76，就很容易引发一种着眼于文学之生命意义的解释。尤其是当人们意识到无穷不是自己可以企及的时候，“有后”就自然成为退一步的选择。以至于到明清时代，这竟成为文学最基本的“生命之喻”。
中国古代文论一向就有将文学作品喻为生命有机体的传统，并由此产生一个象喻式的概念体系注77。而当文学的人生意义返回生命本身的时候，“生命之喻”愈益演变为文学活动整体对生命形态的借喻。明末董斯张（1587—1628）《朝玄阁杂语》有个不无幽默感的说法：“我怒时出我文而喜，是文者，我妻妾也；我殁时得我文而生，是文者，我云耳也。”注78云耳即子孙后裔，“我殁时得我文而生”就像说我的血统在子孙后代身上延续一样。这个比喻很新鲜，但还有更直截了当的说法，出于同时的金俊明之口：“人生无百年，流光如骛，其没也忽焉。富贵子孙总无足恃，独此诗文翰墨长留天壤，其名在即其人在，是为真子孙耳。”注79类似的话头经常见于清代文献的记载，随手可以举出的，如魏禧成婚后即与妻异寝，卒无后。尝自言：“吾有三男，《左传经世》为长男，《日录》为中男，集为三男。”彭士望说：“由三者进而广之，其子孙千亿，无有穷极。则是叔子未尝死也。”注80毛先舒女媞刻苦吟诗，年逾三十无子，尝自持其诗卷，道：“是我神明所锺，即我子也。”注81大兴布衣尚学孔，豪于诗，不蹈袭前人。破屋三间，采藿自给，无妻子。殁之日，以诗集付其友刘洙、孙扶苍，曰：“死葬北邙，此即吾嗣也。”张九钺悼以诗，有“窀穸归天地，诗篇作子孙”之句注82。梁九图《十二石山斋诗话》载：“余邑郑白渠天佐年五十无子，遇有劝其纳姬者，辄曰：‘吾有爱子十二人寄育番禺凌药洲处，是固足以垂吾后矣。’盖白渠实以诗十二章托药洲代传。此与如皋江片石干《刘南庐墓》诗‘寒食年年谁上冢，一编诗草当儿孙’，一以慰人，一以自慰，皆放达之言也。”赵衍蕃生平作诗千二百余首，自编为《柳湖诗草》。无子，有句云“诗人无后诗为后”注83。周文禾《驾云螭室诗录》宋道南序载，文禾将卒，谓甥宋道南曰：“余无子，异日传余名者，赖有此耳。编校付梓，汝之责也。”注84潘飞声《在山泉诗话》载前辈诗人赖学海事迹，也说“山人卒年六十九，无子，所著能传，即其精神不朽矣”注85。在前引田兰芳《纪文学传》的最后，还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记载：“元无子，有女三人，诗一卷。”注86诗在这里与子嗣一起叙述，仿佛它也是诗人留在世上的骨血。袁枚中年无子，赵翼《读随园诗题辞》诗称：“不须伯道愁无子，此集人间已不祧。”便以有诗如子来安慰他。襄陵诗人杨维栋年七十余卒，无子嗣，吴镇题其集也说：“水木为庐舍，诗文作子孙。”注87正因为有此类张本，诗人黄子云才有“文字留传胜子孙”的说法注88，并又派生出以诗派传人为子嗣的借喻。草衣山人朱卉老而无子，遗书王应奎：“仆年逾六十，老矣，家贫，又无嗣，有诗数十卷，将不知落何人手，子为我选而存之，俾沧溟一蠡不致汩没于洪涛巨浪，则惟子之赐。”王应奎答道：“自古诗文之派，各有所宗，故得其传者辄曰嫡子，曰耳孙。今山人之诗已传诵当世矣，后世以为楷，亦必有祖之祢之者，是即瓜瓞之递衍，云来之一气也。”注89
纵观中国古代对诗歌之生命意义的体认，由不朽盛事到云耳子孙，经历了一个从抽象到具体同时也是从崇高到平凡的过程。随着时代递降，人们对诗歌的期望似乎越来越消极，越来越世俗。在司马迁看来，发愤著书是圣贤的事业；在韩愈看来，不平则鸣是志士仁人对命运的抗争。写作曾被赋予这样一种崇高感。而当写作被视同传宗接代的生命繁衍活动时，它的崇高感、神秘感和贵族色彩就完全被消解了——娶妻生子岂非很普通的事？这种世俗化的写作态度从某种意义上说倒是人性论的高扬。正是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才会产生性灵派那种非常平民化的诗歌观，赞赏“世之荛童牧竖，矢口而成章；田翁野妪，发声而中节”的自然表现注90。这是传统文学观念的一大解放，随着诗歌的生命意义被高扬，人们对待诗歌的态度不觉也由生命绵延的借喻而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首先，诗歌评价的尺度变得宽容起来。作者自己不再从严地删汰作品，像明代王世贞，据许学夷说，“元美稿凡片纸只字不弃，盖欲以多为胜。或以为言，公云：‘秀美者固吾子，秃发癣疥者亦吾子也。’终不复删。”注91这很容易唤起认同和共鸣的通俗比喻，正如江南俗语说的“瘌痢头儿子自家好”，实际上已放逐了诗歌美和艺术性的标准，用更人性化的理由为诗歌写作的日常化和世俗化作了辩护。清初诗人严首升也很坦率地说：“人之有诗文，犹其有儿女子也。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他人子何可爱哉？”注92后来杨芳灿也说：“作诗如生子，有贤者固可喜，其愚者似亦不忍逐而弃之也。”注93由是人们可以更坦然地写诗，而不必为自己的水准忐忑不安。即使对自己的作品不满意，也可用上述理由自解自慰。比如李立轩以生平所为诗托边连宝删定，说：“君不云乎：‘吾文，吾子也，吾精神骨血所结聚而成者也。子虽不肖，不忍弃；文虽不佳，不忍焚。’余以姑息者，烦君以慧剑为我割此。古者易子而教之义也。”注94熊士鹏编《殳余集》也发挥此意，道是：“父母之于子也，贤则喜之，无能则怜之。才不才皆吾子也，父母岂忍有所取舍哉？诗与文何以异是。其快意赏心者，一时情往兴来，毫无留难之作，吾喜焉；其不快意赏心者，悉皆据案搁笔，苦吟劳思而后成，吾尤怜焉。”所以他“复于初年殳除中，随手掇拾，得如干首。此外所草薙而根断者，犹什之五”。最后他强调，自己收拾这些作品是“怜之也，非喜之也。”注95这不是敝帚自珍的一个很好的托词么？明清时代因此产生了汗牛充栋的诗集，还有同样多而滥的诗话。人们一向鄙薄明清诗及诗话的多而滥，这实际上是和作者“评人诗不可恕，录人诗不可不恕”的批评宗旨有关的注96。如果从生命形式的意义上来看那些诗话，就会产生另一种感觉。至少我个人在这一问题上已有了较以往不同的理解。
其次，生命之喻激发了人们对诗歌作品的珍惜。不只珍惜自己的篇什，也格外护惜他人的章句。就像袁景辂编《国朝松陵诗征》，解释“以诗存人”的理由说的：“诗虽未尽必传，一生精神所寄，忍听其泯灭哉？”注97李绂曾说：“凡拾人遗编断句，而代为存之者，比葬暴露之白骨，哺路弃之婴儿，功德更大。”袁枚《随园诗话》引之，传为名言注98。郭麐《樗园消夏录》卷下载：“退庵书来，寄诗一纸，云其人顾姓名苏，字瞻麓，本与君同里，后移家魏唐。生平以诗为性命，物故既久，无能举其名者，属为钞入《碎金集》中。”注99《碎金集》正是郭麐收拾同时诗人零章断句，传其名氏的专集。似这般苦心，诚如钱宝琛所说：“士有学识宏达，志行坚卓，终其身穷愁羁旅以死，至以诗自见于世，亦可谓不幸矣。然并此蚕丝鸿爪零落澌灭，则穷愁羁旅者之性情蕴蓄，又何托而传焉？此鲍明远单词只韵虞散骑必为之收集也。”注100正由于这份心情，才产生那么多的总集、选集、丛书、诗话，流传下无数著名或不著名的诗人。许多诗人仅凭那零章断句、片言只语而留下姓名，这就是他们希冀的永生。
从生命延续的意义上理解诗歌，既然可以说“我殁时得我文而生”，那么反过来也可以说“我生时失我文而死”。这种想法孕育了另一种对人生的悲剧感。裘琏在《陶琴堂诗集叙》和《代斵集叙》二文中对文士为幕客的不幸表达了深切的悲悯，说士不获以功名显当世，则冀以文章垂于后，幕客“顾一生尽心殚力于佔毕间，已足悲矣。而且终患贫窭，餬口书记，并其文章亦不能有，尚忍言哉”注101。王增琪《樵说》记载，大竹诗人王怀孟诗稿被窃，赋诗自悼云：“费尽寒郊瘦岛神，几年行箧走风尘。人间何处寻知己，别后浑如忆故人。天不忌才于我酷，囊今无物为诗贫。他时选入无名氏，已是空王入化身。”注102短短八句写尽诗集创作的艰辛、相伴的感情、失窃的苦忆，以至精神的幻灭和命运的残酷，最后想象那些诗作以后或许有幸被收入诗选，但恐怕只能题作无名氏了。这种辛酸，只有在诗歌的生命意义上才能体会。汤贻汾《琴隐园诗集》卷三十三有《盗诗图为子梅作》云：“一生心血付东流，瘦马奚童且共休。多少儒林文苑客，拾人牙慧亦千秋。”虽不如王氏说得酸楚，也同样有莫大的憾恨。类似的悲情在宋元以前的诗歌是很少见的。
最后，从生命意义的高度审视诗歌，重新唤起人们对理解古人的重视。归根结底，搜集、整理、保存古人作品只是手段，目的是理解前贤，尚友古人。从生命意义上看待这个问题，会对“知音”的意义产生新的理解。李攀龙曾说：“夫诗，言志也。士有不得其志而言之者，俟知己于后也。”注103这样后人无形中就被托付了一种责任，如陈斌《古人遗书说》所云：“生民以来，迭生而迭死，其不与俱死者，必积其痛心苦志而后有之。而其生时之爱护矜惜，至有蒙讥訽、陨生命而不顾者，为有待于后之人也。故天下有一人一言之中古人者，则古人即以一人之一言而生；若发书而不知其人，则古人不死于死之时，而死于今日也。其死古人者，其亦死之徒也。吾用是悲古人且悲今人，而益自悲矣。”注104尽管刘勰已曾浩叹知音之难，并提出知音的方法论原则，但知音对于生命价值的举足轻重的意义，只有在文学的生命意义上才被烛照。陈斌这番异常悲怆的议论，不禁让人悚然自肃，再思文学研究者的责任和目标。
诗歌对于人生的意义是个很大的题目，真正涉及文学本质的问题。上面引述的有限资料显然不足以囊括中国古代诗人对于诗歌之人生意义的看法，但仅此粗略的勾勒，已可见随着时代的推移，由追求不朽的世俗愿望的道具，到人生的成果、生命活动的创造物，人们对诗歌的理解越来越回归生命活动本身。时过境迁，也许今人已很难认同古人的观念，但诗歌对于人生的意义仍然是每个诗歌写作者需要思索的问题。古代诗人的看法，对今天的作者应有启发。
（本文原载《山西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