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隐逸的精神史意义

陶渊明（352—427）在我们的文学史叙述中常给人与时代风气格格不入的印象，因为不处在文坛和人们关注的中心，边缘化的位置很容易让人误解他是个远离时代、与时代精神背道而驰的人。当我们看到钟嵘《诗品》列他于中卷，还会觉得他是个被忽视的诗人，不能体会到“古今隐逸诗人之宗”是个多么崇高的赞美。

读陶渊明集，确实看不到他与当时的文坛有什么关系：他的诗文中没有一首与当时的著名文士有关，仿佛是一个穷乡老儒和普通的隐士，独自写他的与一时文学风气殊无联系的诗文。然而我们不能忘记，隐与仕自古就是士大夫生活的两极，隐遁和逃世一直是中国古代人生观的重要内容。且不说“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从《周易》起就得到肯定；就是仕于王侯的人，也像郭象所说的“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注105。历史上的隐士，从传说中帝尧时代的高士许由，商周之际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春秋时代的长沮、桀溺和楚狂接舆，直到秦末避世商山的“四皓”，向来就是人们心目中仅亚于圣贤的偶像人物。后来甚至连“庄周偃蹇于漆园，老莱婆娑于林窟，严平澄漠于尘肆，梅真隐沦乎市卒，梁生吟啸而矫迹，焦先混沌而槁杌，阮公昏酣而卖傲，翟叟遁形于倏忽”（《晋书·郭璞传》）这些畸行异士也都被视为小隐或大隐的高人。其见于古史记载、诸子叙述的零星事迹，到魏晋之际被编纂为《圣贤高士传》（嵇康）、《高士传》（皇甫谧）、《至人高士传》（孙绰）等书，从一个侧面折射出那个时代的社会风气。从东汉到魏晋之间，正是隐逸之风最盛行的时代，陶渊明也可以说是那个时代风气孕育出的精神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