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其文在即其人在”

认真说起来，以诗歌博取不朽实在是个很高的期待，也许对绝大多数诗人来说都是个奢望。特别是那些不幸与曹植、李白、杜甫、苏东坡并世的诗人，不难明白他们的机会和可能性是多么的渺茫。这多少会让他们的野心受到不同程度的抑制，进而持一种较实际的态度——不是将诗歌视为灿烂的金币，而是视为保价的债券；不是作为人生财富的炫耀，而是作为人生经历的记录，藉以在未来的岁月，证明这笔财富曾经存在和被谁拥有。这虽同样是对遗忘的抗拒，但期望值毕竟已大为降低。文学的价值观在不知不觉中已对传统看法作了修正，“经国之大业”黯然失色，“不朽之盛事”也降低了调门，写作的目的具体化为使自己的人生，而不光是名字留存下去。这一点后来曾被作为诗歌的特异功能来强调，如清代裘琏《冯孟勉诗叙》云：“夫诗之功用，前圣人言之最详。而予谓更有奇者，天地不能留倏逝之景光，山川不能留屡变之境物，生人不能留已朽之謦咳须眉，而诗人能一一留之。逝者存，迁者复，朽者生，虽千百年如一日。其功用岂不更奇矣！”注27

在这样的意识下，“不朽”的概念在记录的意义上被重新加以解释。杨万里序友人段昌世《龙湖遗稿》云：“读其集，见其人，了了在目中也。而其人亡久矣。其人亡，其文存，其人岂真亡也？”注28范泰恒《濑园全集序》写道：“文章小技也，以为德充之符，又大业也。惟卓然自立者能为不朽，而不朽又或兼在文章。百年而后，诵其诗读其文，以考其世，益慨然想见其为人。其文在即其人在，文顾不足重乎哉？”注29在这里，文章被看作是表征人生的一种符号，人虽消亡，但人生的记录留在了文章里。这与名声不朽的意义是很不相同的。不朽虽然是有限生命的无穷延续，但终究还是超越生命意义的，或者说是生命的抽象形态。而以文学为媒介记录的人生，则是活生生的，它使人生的延续变得十分具体。所以钱振锽论传世的含义说：“所谓传者，不特传我之姓名而已，要将使我之性灵情致传于天地间，方是传我之真。不则纵然缀文字，记姓名，非我之真，不得云传。”注30

以诗歌记录、表现人生的自觉，最迟我们从陶渊明的作品中已能看到。陶渊明是个对身后名很关切的人，有句云“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影答形》）。尽管作为诗人他在当时默默无闻，但这并不妨碍他用诗歌记录自己的心迹、出处。尽管他以“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饮酒》）来自励，但最终成就他“千古隐逸诗人之宗”地位的，不是隐德，而是诗文。对此，乔亿的一段议论点得最透：“渊明人品不以诗文重，实以诗文显。试观两汉逸民若二龚、薛方、逢萌、台佟、矫慎、法真诸人，志洁行芳，类不出渊明下，而后世名在隐见间。渊明则妇孺亦解道其姓字，由爱其文词，用为故实，散见于诗歌曲调之中者众也。”注31袁嘉谷更推而广之，说：“古今隐逸多矣，渊明尤著；忠烈多矣，信国尤著；武将多矣，武穆尤著：皆文彩之故也。”注32这不是什么深奥的道理，我想多数人都会懂得。陆游《读书》诗“古人已死书独存，吾曹赖书见古人”（《剑南诗稿》卷四一）不就有见于此吗？正因为如此，时代越往后，人们就越发自觉地将自己的人生加以诗化。白居易自述“凡平生所慕所感，所得所丧，所经所遇所通，一事一物已上，布在文集中，开卷而尽可知也”（《醉吟先生墓志铭》）。由他自己一再编订的诗文集几乎带有回忆录的性质，“歌咏人生一幕的一首首诗，一作某种汇集，就成为原原本本地再现作者全部品性的‘因缘’”注33。所以清代有人说：“今人之于文辞，其所业也。有志者又往往因文以见道，故自宋以来，凡以集垂世者，其人之志行存其中。”注34即使某些自称“予生平本无可存”的人，也要“存此以自笑，亦足以自警”注35。像晚清成都诗人王增琪，晚年说自己以诗度日，或一日数首，或数日一首，“客有见者，以是为吾之行看子也可，即以是为吾之编年谱也亦无不可”注36。这种努力有时当然是为了现世，比如范泰恒说：“人贵自树立，文章其虚车耳。夫树立不在文章，而文章者树立之影，则树立又即文章而见。”他通过举例来说明，处盛世自可以功业表见，若“生晚近，处末造，于庙堂经济生民理乱之故了了于胸中而无所施，即不得不发抒于文章以自表见”。他说严濑园（名首升）“自处于山林遗逸，且惟恐人之不与山林遗逸同类而共视者，此先生之苦心也，此先生之诗与文之所自出也，此其初即不欲以文见而不得不以文自见也”注37，正属于这种情形。但在更多的时候，诗歌对人生的表现是着眼于后世。吴梅村临殁遗言：“吾死后，敛以僧装，葬吾于邓尉灵岩相近，墓前立一圆石，题曰‘诗人吴梅村之墓’。”这是吴梅村对自己人生价值的最终确认——自顾平生无足称，只有诗歌是安身立命之所，所以希望将自己的人生定位为诗人。他曾说“吾一生遭遇，万事忧危，无一刻不历艰难，无一境不尝辛苦，实为天下大苦人”，他渴望自己的苦衷、自己的忏悔能为后世所体谅。这也许正是激发他创作热情的力量所在：“吾诗虽不足以传达，而是中寄托良苦，后世读者读吾诗而知吾心，则吾不死矣。”注38同为贰臣，后人对吴梅村的同情和宽容远过于钱谦益注39，原因也正在这里。

诗歌作为符号形式的意味，不只限于记录德行和思想，它首先是才华的结晶，技能的表现。这一点毋庸赘言，需要追问的倒是：在那文学创作非职业化的时代，是什么力量在驱动人们将毕生心血倾注于诗歌？这是因为，他们从心底里认定，文学是较政治和事功更艰难和伟大的事业，也是更值得追求的不朽事业。曾国藩曾对俞樾说：“国家三载一开科，得举人进士如干人，其外任封疆，内跻卿贰者，每科必有之，但有多寡耳。至于文章行世，著作传后者，或一科无一人焉，或数科无一人焉，殆所难者在此，不在彼乎？”注40清初田兰芳《纪文学（元）传》云：“元死时年二十九，濒死惟改窜其诗一卷，付其友田兰芳，为诵‘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遂死，无所言。”注41青浦诗人徐芗坡病笃，王昶前往探视，芗坡口占云：“得诗随改又随删，踏壁冥搜日夜间。最是生平有余恨，未留著述在名山。”故王昶《湖海诗传》采其诗独多，以释其恨注42。自古才人湮没无闻者何限？人们所以孜孜不倦，皓首穷年，将自己有限的人生托付给白纸黑字，就因为他们坚信，未来的岁月会回报他们的苦心。何雍南《与宗子发书》写道：“二三十年间，布衣之士惟王于一作文一首或可得数十金，后此于文固无取焉已。即间有取焉者，亦皆若长吏之取市物，直命胥役走而攫之耳，究亦无所取焉也。文既为斯世所无取，将读书学古者复何所恃以俟表见乎？韩退之曰：不有得于今，必有得于古；不有得于身，必有得于后。子发兄既有得于古，必且有得于后。”注43嗟乎，正是这种“不有得于身，必有得于后”的信念，支撑起他们惨淡的人生，激励他们忍受屈辱和苦难，不争眼前一口气而要争身后万古名吧？有人说：“吾辈风雨孤灯研钻数十年，稍得绾一绶，思可展夙负，顾俯首低眉，挽马挝，随老革，而贪者浚之，忌者排之，暴者甚至欲杀之。吁，亦危矣！然而贪者不能攫吾胸中之书，忌者不能夺吾手中之管，暴者不能飘散吾天地山川所赋之气魄。若曹如飞蓬轻濭，渺无踪影，而吾辈积诸箧衍者，犹长悬天地间，可以终古，可以传世，可以娱老。”注44如此解慰不免有点阿Q精神，但若没有这种信念，许多人也许就丧失了生的勇气。生存毕竟需要一点理由，一点冀盼，一点意义的肯定。下文所举事例，可以让我们理解，诗歌在古代对于中国人具有多么沉重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