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苏学引领元初理学的北上

苏氏经学思想对金代产生的重要影响，不仅表现在经学研究的学术层面，而且表现在金代社会的思想层面。金代统治者对中原文化很仰慕，儒学更是他们积极接受的理论，苏氏的儒、释、道相容、相通的思想，与金代社会的思想文化需求相一致。金代直接承袭了辽代的文化，辽代是一个佛教盛行的时代，辽代灭亡，金并没有采取什么遏制佛教的政策，所以，佛教在金代依然盛行。苏学能够北行，与其儒、释、道融通的思想密不可分。苏学在佛学盛行的北方，没有遇到佛教信徒的抵触，还满足了统治者追慕中原儒学的渴望。在此基础上，三教融通的思想迅速发展，李纯甫是这种思想的代表人物。

李纯甫（1177—1223），字之纯，号屏山居士，是金代三教融通思想的代表，著有《鸣道集说》《金刚经别解》《楞严外解》等，耶律楚材曾写《屏山居士金刚经别解序》《书金刚经别解后》，力赞李纯甫的三教融通思想，“屏山居士取儒、道两家之书，会运、奘二师之论，牵引杂说，错综诸经，著为《别解》一编，莫不融理事之门，合性相之义，析六如之生灭，剖四相之键关，谓真空不空，透无得之得，序圆顿而有据，识宗说之相须。辨因缘自然，喻以明珠，论诸佛众生，譬之圆镜，若出圣人之口，冥契吾佛之心，可谓天下之奇才矣！噫！此书之行于世也，何止化书生之学佛者偏见，衲僧无因外道，皆可发药矣”63。李纯甫不仅主张儒、释、道的融通，而且把佛教凌驾于儒教之上，这引起了儒士们的强烈不满，从而引发了北方思想界的激烈争论。“李屏山平日喜佛学，尝曰：‘中国之书不及西方之书’，又曰：‘学至于佛则无所学’，释迦赞云：‘窃吾糟粕，贷吾粃糠，粉泽丘轲，刻画老庄’，尝论以为宋伊川诸儒，虽号深明性理，发扬六经、圣人心学，然皆窃吾佛书者也。因此，大为诸儒所攻。”64 李纯甫的《鸣道集说》，是对正统儒学的集中攻击，这部书也引起了当时正统儒士们的强烈反对。李纯甫的思想被后来的《宋元学案》列为苏学一脉，正统儒士不断对他提出批评，认为他推老、庄、浮屠之言，歪曲孔、孟之书，“于是发为雄辞怪辩，委曲疏通其所见，而极其旨趣，则往往归之于佛”。李纯甫推崇王介甫父子、苏子瞻兄弟等人，“凡宋儒之辟佛者，大肆掊击，自司马文正公而下，讫于程、朱，无得免者”，“盖自唐、宋以来，士大夫浸淫释氏之学，借以附会经传，粉饰儒术者，间亦有之，然未有纵横捭阖敢于偭圣人之规矩如屏山者。一何卫浮屠如是之诚，而翦吾儒之羽翼如是之严且力欤？迹其流弊，视荀卿氏之言性恶，墨翟子之论短丧，殆加甚焉”65。

儒、释、道融通的思想打破了北方思想界的沉寂，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不仅使得北方思想界异常活跃，也引起了南方理学家的不满。苏氏经学中的灵活性、实用性的特点，也造成了经义理解中的臆断成分，苏轼在《诗论》中言“意有所触乎当时，时已去而不可知，故其类可以意推，而不可以言解也”66，明确提出了解经过程中可以意推，这很可能造成解经中的随意性。毛奇龄所说的“以强辞夺正理”，“启南渡改经之渐”，“使不学之徒可以凭臆解断”，都是对解经中的随意性的抨击。面对儒学的义理阐释中主观臆断成分的增多，及在儒、释、道三教融通中儒学经义的迷失，儒士们开始渴望回归儒学正统。他们需要纯粹的正统儒学的出现。北方社会变化频繁，不可能在短时期内产生新的儒学，南方理学的北传就成为北方儒士的渴望，而蒙古新政权的建立，也需要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理论，于是，杨惟中、姚枢等人开始积极推进正统儒学的传播。杨惟中任中书令，成了推进正统儒学的有利条件。他们开始搜寻正统儒士，传播程朱理学。姚枢在俘虏中发现赵复，开启了濂洛之学在北方的传播工程。“复以所记程朱诸书尽录以付枢，惟中闻复议论，始嗜其学，乃与枢谋建太极书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张、杨、游、朱六君子配食，选取遗书八千余卷，请复讲授其中。”67郝经作为忽必烈幕府的重要儒士，也是理学北传的倡导者，他对金元之际的理学北传过程是这样叙述的：金代后期，赵秉文、麻九畴等人自称道学门弟子，金亡之后，北方学者开始大量接触道学著作，然不得其宗。杨惟中为中书令，“议所以传继道学之绪，必求人而为之师，聚书以求其学，如岳麓、白鹿，建为书院，以为天下标准，使学者归往，相与讲明，庶乎其可。乃于燕都筑院，贮江淮书，立周子祠，刻《太极图》，及《通书》《西铭》等于壁，请云梦赵复为师儒，右北平王粹佐之，选俊秀之有识度者为道学生，推本谨始，以太极为名，于是伊洛之学遍天下矣”68。这里，郝经为太极书院的建立兴奋不已，也为理学的传播规划了宏伟蓝图——“伊洛之学遍天下”。而对于太极书院的命名，郝经认为：“呜呼！公之心一太极也，而复建一太极，学者之心各一太极也，而复会于极，画前之画，先天之《易》，尽在是矣。”69以“太极”命名书院，足见其溯本求源之意，更见其将思想界嘈杂的声音归于一统之愿望。“使不传之绪不独续于江淮，又续于河朔者，岂不在于是乎？是公之心也，学者之责也，其惟勉旃。”70这里不仅看到了郝经为儒学正统得以传承而欣喜的心情，同时也看出了郝经对理学北上之前的北方儒学的全面否定，从中可见杨惟中、姚枢、郝经等人为代表的儒士对纯儒学的期盼。这些期盼心理正是北方思想界的多元化和激烈争论的现实在他们心中的反映。对经学史而言，这是“苏学盛于北”的负面影响的正面结果。

综上所述，正是苏氏经学的灵活、浅近、实用的特点，使得儒家学说在北方迅速传播，草原民族很快接受了儒学思想，甚至出现了“辽以释废，金以儒亡”的说法。但同样是这些特点，带来了儒学经义的迷失。这直接导致了儒士们的焦虑，他们渴望传播正统儒学，而短时期内新的正统儒学难以产生，于是他们把目光转向了南方理学。苏学在北方的传播，引起了维护正统儒学与倡导儒、释、道融合的两个文人阵营的激烈争论，这样的社会状况使得正统儒学成了北方社会的迫切需要，也促使儒士为此奔走呼号。赵复的北上，不仅仅传播理学思想，还在极力地强调理学的正统地位。“苏学盛于北”的经学意义在于，苏氏经学使得草原民族在很短的时间内接受了儒学经典，同时苏氏经学客观上成了理学北传的基础，引领着比较深奥的理学跳过了民族之间的隔膜，跳过了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的鸿沟，跳过了文明程度的差异，渐渐被北方的士人所接受，成为北方的主流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