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苏学影响金代经学思想

在宋金对峙时期，苏学以诗文为载体，迅速传入北方，受到广泛的欢迎。“先是南北道绝，载籍不相通，洛闽之学惟行于南，北方之士惟崇眉山苏氏之学。”45 “宋金分裂之时，程学行于南，苏学行于北。”46在金代，专心于经学研究者较少，赵秉文与王若虚可谓成就最高者。赵秉文（1159—1232），字周臣，号闲闲居士，晚年称闲闲老人。赵秉文在学业方面很用功，著述颇多，在金代影响很大，“若夫不溺于时俗，不汩于利禄，慨然以道德仁义性命祸福之学自任，沉潜乎六经，从容乎百家，幼而壮，壮而老，怡然涣然，之死而后已者，惟我闲闲公一人”47。这虽然是元好问在墓志铭中对赵秉文的赞美，但从他所记载的赵秉文平生著作中也可以看出这样的赞美并不为过，“自幼至老，未尝一日废书不观。著《易丛说》十卷，《中庸说》一卷，《扬子发微》一卷，《太玄笺赞》六卷，《文中子类说》一卷，《南华略释》一卷，《列子补注》一卷，删集《论语》《孟子》解各一十卷，《资暇录》一十五卷，所著文章号《滏水集》者前后三十卷。大概公之文，出于义理之学，故长于辨折，极所欲言而止，不以绳墨自拘”48。赵秉文的著作只有诗文集《滏水集》存，其他著述皆散佚。从书名可见，赵秉文对儒、释、道都有研究，对儒家经典的研究比较深入。

赵秉文在对儒、释、道的研究中，深得三教的融通之处。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也把他列入苏学一脉，“迨取《归潜志》考之，乃知滏水本学佛，而袭以儒，其视李屏山，特五十步百步之差耳。虽然，犹知畏名教之闲，则终不可与屏山同例论也”49。在赵秉文的经学思想中，我们也可以明显地看出儒、释、道融通的倾向，刘祁也记载了他当时的思想情况，“赵闲闲本喜佛学，然方之屏山，颇畏士论，又欲得扶教传道之名，晚年，自择其文，凡主张佛老二家者皆削去，号《滏水集》，首以中和诚诸说冠之……”50可见赵秉文对儒、释、道理论的研究都比较深入，到后期，他删去了自己著作中的佛老成分，刘祁认为，他是为了给自己留下“扶教传古”之名，但从金末社会的思想潮流来看，他的这种行为与当时北方儒学正统的危机应该有很密切的关系，他作为学术界的名流，畏人指责自己的学术思想而删除释道成分，这应该不是全部的原因。当时北方地域文化形成，儒、释、道都有自己的思想领地，赵秉文可以有自己的观点立场。他后期的行为应该是因为自己学术思想的改变，认识到了儒、释、道的融通会给儒学理论带来危害，紧急采取措施，表明自己对儒学的态度。

赵秉文虽然删去了著作中的释道内容，但从他的一些论述中还可以看到他儒、释、道融通的思想倾向，而且，他的一些论述与苏氏的经学思想非常相似，明显可以看到他受苏学的影响。“夫道，何谓者也？总妙体而为言者也。教者何？所以示道也。传道之谓教，教有方内，有方外。道不可以内外言之也，言内外者，人情之私也。圣人有以明夫道之体，穷理尽性，语夫形而上者也；圣人有以明夫道之用，开物成务，语夫形而下者也。”51这段论述与前文所引苏轼在《易传》中的论述极为相似，他同样把儒家之道分为穷理尽性的形而上与开物成务的形而下两个层面，对它的这段论述，全祖望认为“总、妙、体三字，便夹杂佛、老家矣”52。而苏轼的相关论述也被认为掺入了异学。

赵秉文明显受到了苏氏经学的实用、浅易思想的影响，他在《滏水集》中的一些论述可以看到这一点，“‘经’即‘庸’也，百世常行之道也。亲亲、长长、尊贤、贵贵而已。而有亲亲之等，尊贤之差，又在夫时中而已。此权所以应时变也，吕氏论之详矣。譬犹五谷必可以疗饥，药石必可以治病，今夫玉山之禾，八琼之丹，则美矣，果可以疗饥乎？果可以治病乎？则太高难行之论，其不可经世也，亦明矣”53。赵秉文把经学的实用性放在了重要位置，强调经典不可过于高深，过于高深，就难以经世致用。“夫道何为者也？非太高难行之道也。今夫清虚寂灭之道，绝世离俗，非切于日用，或行焉，或否焉，自若也。至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大经，可一日离乎？故曰：‘可离非道也。’”54赵秉文认为，儒家经典中所蕴含的道，是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而“非太高难行之道”，不能脱离开人们的日常生活，能够与人们生活脱离开的理论就不是儒家经典所说的道。

从这些可见，赵秉文的经学思想与苏氏经学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他受苏学的影响很深。在金代，经学研究方面可以与赵秉文相提并论的人物是王若虚。王若虚（1174—1243），字从之，号慵夫，晚年自号滹南遗老，著作有《滹南遗老集》。刘祁《归潜志》言，赵秉文“议论经学，许王从之”55，“金元之间，学有根柢者实无人出若虚右。吴澄称其‘博学卓识，见之所到，不苟同于众’，亦可谓不虚美矣”56。王若虚是金代重要的经学研究者，他现存的经学著述收集在《滹南遗老集》中，在这部著作的《五经辨惑》部分，有诸家经学著作的对比分析、字词订正，虽然作者不断阐述自己的观点，但我们还是可以明显看到他的经学思想受到苏学的影响。

首先，苏氏“人情为解经之本”的经学思想对他的影响很大，他在关于经学的论述中，多处表现这样的思想：

《春秋》，人情之书也。若是之类，可谓近于人情乎？自《传》考之，称国者未必无道；称臣者，岂皆有道？参差不齐，自相为戾者，多矣。57

呜呼，夫子中庸之教，朗如白日，坦于夷涂，而世每以矫拂难行，不近人情为奇节，不亦异乎！58

盖君子之道，人情而已。丧而遂欲速贫，死而遂欲速朽，非人情也。不近人情，便非君子之道。59

《礼器》云：“礼之近于人情者，非其至者也。”此最害礼。夫圣人制礼，未尝不出于人情，而曰近之者非其至，是岂君子之言邪？60

呜呼，士生千载之后，不获亲见圣人，是非真伪无从而质之，则亦求乎义理之安，而合乎人情之常而已。61

从上面论述可见，王若虚继承苏氏解经中的“人情为本”思想，而且进一步发挥、阐释，甚至认为“不近人情便非君子之道”，把“人情”推到了解经第一重要的位置，把它作为衡量是否为君子之道的标准。所以说，王若虚继承并发展了苏氏经学思想中的“人情”说。

王若虚也继承了苏氏经学中的明白、浅近、实用的思想。“解《论语》者有三过焉：过于深也，过于高也，过于厚也。圣人之言亦人情而已，是以明白而易知，中庸而可久。学者求之太过，则其论虽美而要为失其实，亦何贵乎此哉。”62王若虚也强调经学的浅近和实用，反对高深的、脱离实际的经学思想。从王若虚的《五经辨惑》中我们可看到，他对苏氏经学颇有研究，对一些疑惑的阐释，引用了30余人的观点，其中多处引用苏氏之说，有肯定之处，亦有否定之处，他在辨惑中客观看待问题，表现出了他自己的经学主张，并未人云亦云。

赵秉文与王若虚的经学思想明显受到苏氏经学的影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苏氏经学在学术层面对金代经学的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