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的人道主义者

1956年，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

比起战后一片废墟、百业待兴的1946年，这一年的鲁迅纪念可谓丰富多彩，讨论的议题也在随形势的变化而流动着。上面曾提到竹内好的一系列鲁迅纪念文章。实际上，在左翼进步势力大本营的岩波书店和日共直接指导的战后最大文学团体“新日本文学会”策划之下，纪念活动俨然形成了规模。岩波书店《文学》杂志的“特辑：鲁迅”，刊发了包括竹内好、荒正人、杉浦平明、中野重治等作者的系列文章，同时有《鲁迅选集》（13卷本）及导读性质的别卷《鲁迅案内》出版。《新日本文学》杂志10月号则刊发“特辑：鲁迅死后二十年”，其中亦可见竹内好、中野重治等人的名字。而鲁迅曾经经常购置外文书的丸善书店则举办了“鲁迅展”，竹内好11月1日在展览上做题为《鲁迅的思想与文学》的讲演。另一方面，也是在这个鲁迅纪念最成规模的1956年，《故乡》第一次被选入日本中学国语教科书（教育出版社），之后数十年又有光村图书、三省堂、筑摩书房、学校图书和东京图书陆续跟进。如果考虑到日本中学国语教科书一直由这六大出版机构所垄断，那么“可以说三十年来几乎所有日本人在中学都读到了《故乡》。这样的作家不论国内国外都在少数，鲁迅虽为外国人却成了近乎国民作家的存在”。(15)

这里要关注的是，与竹内好一样在战后倾注全力宣传、言说鲁迅，逢十纪念必有文章或讲演的中野重治。如果说竹内好是以思想评论家和中国文学专业研究者的身份而致力于鲁迅的阐发并将其深深导入日本的思想语境，那么，中野重治则是以无产阶级文学代表性作家的立场接近鲁迅的。由于他与鲁迅的特殊因缘关系，也因为其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政治与文学”关系论争中的特殊位置，其鲁迅论更具有文学方面的洞穿力和对政治性的精湛理解。同时，作为信奉马克思主义而积极参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日共党员，他有着鲜明的国际视野，能够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与帝国主义战争之矛盾抗争的关系结构中阐发鲁迅思想与文学的价值，并不懈地致力于在日本普及鲁迅的工作。可以说，中野重治一系列积极的鲁迅纪念活动使竹内好在战后初期重点思考的民族问题和现代化比较得以向更为广阔的“政治与文学”关系领域深化。而“二战”后世界政治的风云变幻和日共内部的思想斗争等，则成为中野重治思考的重要现实背景。

与战后最初的十年相比，1950年代的国际政治和国内环境复杂多变。从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冷战形势的发展可谓波云诡谲。美国在开始调整亚洲的冷战结构的同时，与苏联展开包括核武器开发在内的军备竞赛。而1955年在日内瓦举行的关于德国问题的美、英、法、苏四国会议则给冷战体制带来“融冰”的希望，紧张局势出现一时的缓和。另一方面，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发表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其“斯大林批判”在震惊世界的同时也引起了社会主义各国特别是东欧的一系列自由化波动。由于苏共迫使各国共产党表态，中国的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了讨论，随后相继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6年4月5日）、《再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9日），在肯定斯大林功绩的基础上对其个人崇拜提出批评，同时强调共产党要坚持大众路线和集体领导及社会主义各国的独立与平等，反对全面否定斯大林和推行修正主义。而自1959年赫鲁晓夫访华后中苏对立激化，社会主义阵营出现分裂。这一切直接影响到日本知识界对世界格局走向的判断及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态度。至于日本国内，伴随着美国亚洲政策的调整，战后保守政治体制渐趋形成。1954年，坚持在《日美安保条约》下重视经济发展而减轻军备的吉田茂内阁总辞职，迎来强调自主外交与修改宪法的鸠山一郎内阁的出场。1955年，日本社会党左右两派实现统一，并与合并后的自由民主党在国会形成保守与革新两大政党长期抗争的所谓“五五年体制”。两年后，岸信介内阁成立，在追随西方和反共路线上日趋“反动化”，最后导致1960年大规模社会反抗运动——安保斗争的爆发。

在上述国际国内形势急剧变化之下，日共的指导思想发生变化，民主主义文学界有关“政治与文学”关系的论争亦不断发酵。我们知道，日本近代思想史上“政治与文学”关系问题由来已久，始于1920年代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在达到高潮的1928年出现“艺术之价值”论争。1930年代问题的讨论在“转向派”和“艺术派”综合而成的《文学界》（1934）上得到继续，其范围已然超出左翼文学内部而成为文艺界的普遍话题。战后则在新形势下持续燃烧，直至1980年代才偃旗息鼓。包括最初在“新日本文学派”和“近代文学派”之间的第一波，1950年代前半期“新日本文学派”与同阵营分化出来的“人民文学派”之间的第二波，以及1956年“斯大林批判”之后在马克思主义系统乃至民主主义文学阵营内外广泛展开的第三波，论争可谓波澜叠起。而作为新日本文学会(16)日共领导人的中野重治，始终处在论争的旋涡之中。

“近代文学派”(17)作为战后文学第一代作家群体，他们上承人道主义文学“白桦派”，中经退潮期的马克思主义熏陶，到战后则首先揭起幸福、人本、美三位一体的文学理想。他们有社会主义理想但更倾向人道主义立场，对文学与历史有一种追求“本源性”的倾向，期待“文学”这一文化领域获得独立性。(18)这样一种多元理想化的文学姿态自然与有着鲜明“党派性”的“新日本文学”群体大异其趣，故而“论争”首先在两派之间发生。1946年中野重治发表《批评的人间性》(19)，针对荒正人和平野谦的非政治之人道主义倾向展开批判。他认为，两人的作品看似是“人性”的，但那不过是以“人性”为招牌而行“非人性”和“反人性”的文学批评，在被占领状态下他们并没有对“被给予的自由”加以批判，却粉饰“反革命的文学势力”而充分暴露出其“匠人根性”。他们把帝国主义专制和反帝民主政治等同看待，不具有从人性角度思考政治问题的能力。而荒正人、平野谦则强调人性的复杂和“政治与文学”关系中“文学的特殊性质”，批判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日共的文艺政策是以共产主义观念直接要求艺术作品，粗暴地将一个党派的任务强加给艺术创作活动。两人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那个战前就发挥了巨大威力的“政治优先”、文学次之的原则。中野重治则从维护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立场出发，批评他们以“保卫艺术”为招牌而试图阻止艰难时世下的进步文学的发展。批评家本多秋五指出，中野重治绝非僵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只是强调不能抹杀文学自然带有的政治性。(20)不过，新日本文学会的文学理念直接承袭了战前马克思主义传统，也有未能摆脱从固定观念和教条理论出发演绎的弊端。(21)

新日本文学阵营内部与“人民文学”派的争论(22)在不久之后便达成和解。此后，迎来的是一个在更大范围内的有关“政治与文学”的长期论争。受到欧洲“斯大林批判”潮流和新左翼崛起的影响，论争在民主主义文学阵营内外展开。我认为，“政治与文学”（有时以“文学与革命”来表述）在“极端的20世纪”成为一个彼此无法分离的对立统一结构。战争与革命作为政治的最激进形态对包括文学在内的整个社会文化构成全景式渗透和操控，这已非一国一地域而是具有世界性的普遍现象，是一个深层的文化政治问题。仅就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内部而言，自俄国革命前列宁《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1905）发表，革命后苏联文艺政策出台和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1923）诞生以来，“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形成了两大焦点。一个是政党政治如何创造新文学使之成为阶级革命的意识形态，另一个是新兴无产阶级如何在旧文学基础上发展新文艺以获得文化上的领导权。这是一个持续了半个多世纪而影响深远的总体性问题。日本和中国，自然都包括其中。在日本，跨越战前战后的时空而始终处于“论争”旋涡之中的中野重治，他那带有特殊经验的解读有力地激活了同样存在于鲁迅思想文学深层的“政治与文学”结构要素，其鲁迅论也自然有着特殊经验和普遍法则融为一体的面向。

中野重治（1902—1979）的一生可谓波澜壮阔(23)，作品也卷帙浩繁。谈鲁迅只是他文学写作和思想评论的一小部分(24)，但却具有典型性。竹内好曾将其视为自战前以来日本文学家鲁迅叙述的两种代表之一：“一种是东洋式的虚无主义者，另一种是战斗的人道主义者。”太宰治的《惜别》代表前者，中野重治的杂感文章则属于后者。(25)的确，“战斗的人道主义”是中野重治一以贯之的立场。而在我看来，他始终从“人道”出发观察鲁迅的文学性与政治性，其文学视角是基于深厚的人性和社会历史而非单纯的阶级文学，其政治视角是高度综合的唯物史观而非简单的党派性。就是说，在中野重治那里，“政治与文学”不是从观念和教条演绎出来的二元对立，而是基于艺术经验和政治感知的高度统一的辩证法。也因此，他能够从鲁迅那不免黯淡悲哀的文学世界感受到催人改革奋进的力量。中野重治从战前开始，就确立起了从中日无产阶级文学连带的视角认识“战斗的人道主义者”鲁迅的立场。战后则进而意识到，需要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导致中国民族解放与社会革命的历史逻辑关系出发，强调日本人有深入理解和研究鲁迅的特殊义务与使命，阅读和理解鲁迅也便是对日本人自身的近代史及其问题的认识。(26)

例如，1937年发表的《两个中国及其他》。中野重治注意到当时的中国存在两个政权——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苏维埃政权，而以鲁迅为核心的上海左翼文化阵营则代表共产主义进步势力，且与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息息相关。中日普罗文学联手实现飞跃性发展正是在这个时期，鲁迅作品被翻译到日本也在此时。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对夏目漱石、佐藤春夫以来轻视中国的叙述表示不满，提出要从中国近代史本身特别是中日无产阶级文学共同发展的视角认识鲁迅的价值、理解当代中国。1939年所作的《鲁迅传》，则借评论小田岳夫的新作《鲁迅传》而表达了自己的认识。他依据何干之的鲁迅不仅是文学家更是永远反抗之战士的观点，强调鲁迅是文学上的现实主义者，同时也是政论家，而且其政论家方面更为深刻而阔大。鲁迅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论述，不仅可以与作为日本近代文学源头的北村透谷、长谷川二叶亭相比，而且他所代表的民国以来的中国文学史在规模上远远超越了1930年代的日本文学。因此，他更希望日本人能够写出更加深刻而阔大的中国革命史背景下的鲁迅传记。

战争结束之后，中野重治重新入党并成为战后日本左翼文学阵营的一面旗帜。而其鲁迅纪念的第一声则是1949年10月19日在中国留日学生同学总会、明治大学东洋思想研究会等联合举办的“鲁迅祭”上所做的讲演《鲁迅先生祭日》(27)，讲演的主旨内涵如下：鲁迅是伟大的中国革命所孕育的作家，但逼迫青年鲁迅走向革命和文学的直接推手却是对中国实行帝国主义侵略的日本。也因此，日本人只要是从事文学工作的，都有对鲁迅先生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的义务。思考和研究鲁迅同时也便是认识日本帝国主义。对此，中野重治进一步提出三点思考。第一，在中国和日本同样处在时代“大转折”并试图建立两国人民之全新友好关系的今天，日本必须集合以往分散的鲁迅研究之学术力量，并将研究成果惠及广大日本民众。第二，尊敬且爱读鲁迅，就应该深入了解中国的革命。第三，鲁迅的所有作品均有一种将读者引向故乡和祖国的力量，从悲愤于故乡和祖国的惨淡黑暗中生出改革的心愿，这是鲁迅文学的一大特征。这特征也会感染不同国度的人，使他们去思考本国的状况。日本人尤其应学习鲁迅反帝、反殖民的伟大精神。

1956年10月为岩波书店《鲁迅选集》别卷《鲁迅案内》所作的《某一侧面》，更代表了中野重治战后鲁迅论的基本立场——对其文学的高度政治性的认同。他首先谈到作为一个普通日本人阅读鲁迅的感受：“无论遇到什么也要做正直的人。在此之上进而自己要为日本民众尽力，为了日本的工人和农民工作，为了包括冲绳人在内的日本民族的独立承担使命努力奋斗。为此要抛弃一己的利害，即使遭遇压迫和困难乃至阴谋家的诡计也要忍耐前行，即使孤立无援被包围也要战斗到底，不屈奋进。就是说，让人产生政治性战斗的感奋。在人性上非常深刻地获得感动，但又不仅仅局限于此，进而产生与恶势力斗争的欲望，进而憎恨这恶势力……通过人性而将读者引向政治上的感动，在这一点上有着鲁迅的基本性格。”(28)就是说，鲁迅很少直接触及政治议题，“他的人性化、文学性的言辞多数场合并不伴随着政治性的言辞，但却能成为痛烈的政治批判。……这是鲁迅文学特别给人以铭感的地方”。(29)这种文学的高度政治性，与近百年来中国反抗压迫的大历史息息相关，因此能够得到如瞿秋白、毛泽东等革命家的高度赞扬。(30)

战后的中野重治始终坚持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一方面是激烈抨击只有信奉而不加怀疑的近代主义文学话语，另一方面是对建立在日共党组织和政治纲领上的非人性化言辞展开讽刺批评。他不断陷入“政治与文学”关系的论争，也是这种两条战线作战的体现。《某一侧面》对鲁迅作品文学性、人性与政治性高度统一的把握，就源自中野重治自身斗争的经验。他期待向这样的鲁迅学习，以改变理论信仰和教条主义导致的文学与政治割裂的日本文学现状。1964年因与日共指导部意见相左而被开除后，他对教条主义和党派政治的批判更加激越，这在1967年的纪念讲演《鲁迅研究杂感》中有突出表现，我们将在后面介绍。批评家奥野健男在中野重治逝世之际有如下评价：“众多文学家、知识者、平民乃至青年们，在战前和战后是通过中野重治而理解到马克思主义者和日本共产党，并对此产生信赖之念，这样说也并非言过其实。他通过自己的文学和人性展现出有魅力的共产主义者日本人的形象。曾经如此赋予日本文学以重要动机和意义的日本共产党自开除中野重治之后，完全失去了文学上的发言权。一个革命诗人和文学家中野重治，其实实在在的存在意义远远超越了日本共产党的存在。”(31)

同样是非中国文学专业研究者而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身份介入有关鲁迅的讨论，且始终从“政治与文学”关系角度进行思考的，是活跃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思想论坛的竹内芳郎。如前所述，竹内好的《鲁迅》于战后1946年再版而成为日本鲁迅研究的重要基石。其中，竹内好在“政治与文学”的关系结构中强调鲁迅首先是启蒙者=文学家的观点，给后来者留下强烈印象和影响，也受到了来自研究界内部的挑战。1965年丸山升出版《鲁迅——其文学与革命》，即针对竹内好的“文学主义”倾向而提出鲁迅首先是革命人的主张。竹内芳郎则从“政治与文学”关系结构的有效性方面同时对竹内好和丸山升的论述提出批评进而引起论争。他在1967年和1968年连续两次论及此问题。前者作为书评讨论的具体问题，包括引发的论争，我将另文分析；后者是一篇讲演稿，重点说明自己的逻辑思路、基本结论以及讨论的目的所在。(32)

这个讲演题为“鲁迅的文学与革命”。首先，竹内芳郎表示要从理论上理解“革命与文学”之内在结构关系，通过检讨鲁迅的贡献以深化我们的认识。这里使用“革命与文学”的范畴而回避了更为一般的“政治与文学”提法，是因为日本文学史上长期的论争使讨论变得异常缠绕、思维固化，掩盖了更为原本的“革命”问题。鲁迅的伟大和独特之处就在于他一生不断地回溯到“原点”——屈辱的体验，由此反思“革命的原本性和文学的原本性”。文学如何与革命相关联及怎样深化了对文学乃至革命本身的自觉，这正是今天我们要向鲁迅学习的关键。其次，竹内芳郎强调鲁迅对“革命与文学”关系的认识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并非竹内好所说有什么“不变的核心”，或者丸山升所谓是“永远的革命人”，我们需要阐明这种变化的结构性规律。他认为，鲁迅从1927年到1930年的转变过程非常重要，其间对于“革命与文学”的思考有许多宝贵的东西带到了之后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鲁迅文学论中，对我们尤有参考价值。

这里提到的“原点”——屈辱的体验，当然是指“幻灯事件”。在竹内芳郎看来，这个事件成为鲁迅文学成立的基点，而重要的是它有两重的作用。一个是屈辱感的普遍化，即将文学引向“民族的普遍性”。个人的屈辱感扩大到民族全体，个性化的文学表达转变成普遍性的语言表现，这决定了鲁迅文学作为“民族文学”的性质。另一个是内在化，即在“幻灯事件”中自己“被看见”，由此那种不甚分明的感受内在化为“屈辱感”。在此，与“革命者”鲁迅达成一体化的“文学者”鲁迅得以形成，即“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革命者诞生的同时，革命的不可能性也被意识到”了。映入鲁迅眼帘的中国社会的暗黑是任何半生不熟的革命所无法撼动的，而暗黑世界本身的内在化运动又使“文学者”鲁迅得以诞生。在此，鲁迅文学的本质性格呈现为：一方面是革命不可能发生而唯有文学是可能的；另一方面甚至文学也是无力的。鲁迅文学形成的根基就在于这二者的辩证统一。

这是鲁迅前期思想文学的“原点”和基本结构。由于中国革命的不断发展使鲁迅文学的“原本性”结构也发生了变化。简言之，即由革命的不可能性向“并非不可能”的转化，使他的文学观也产生蜕变——因为文学的无力反而可以服务于革命。在此，竹内芳郎基本认同瞿秋白、冯雪峰的鲁迅前后期转变说，但不同意冯雪峰的后期马克思主义者鲁迅对自己前期文学观做出了“清算”的观点，认为带入后期的思想文学“原点”上的认识使鲁迅的文艺观与一般来自观念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同。这种自我否定式（反思）的对于“原点”的忠诚，既是鲁迅的特点同时也是中国革命不断前进的内在逻辑。同时代的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当革命遭遇挫折时的文学“转向”，革命势力伸张时则从属于政治这两种偏颇。与此相比，鲁迅则在超越这两种偏颇的同时确保了自身的文学原本性和革命原本性。1930年代以后，鲁迅强调不是文学服务或独立于政治，而是文学本身的革命化。这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是最可宝贵的理论贡献。

正如竹内芳郎所强调的，他的鲁迅论追求从理论上理解“革命与文学”的关系。这一方面是为了反思战前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论争和战后“近代文学派”与“新日本文学派”之间有关“政治与文学”讨论的逻辑偏颇，同时也是为了理解中国的“文革”何以发生。(33)而在我看来，现实政治的大背景则是1956年“斯大林批判”以来日本马克思主义内部发生的种种分歧，特别是一贯听从共产国际旨意而走向僵化保守的日本共产党受到“新左翼”的冲击，包括“政治与文学”在内的各种理论问题需要从原理上重新思考。而中国革命及其象征的鲁迅思想文学有哪些历史经验可以参照，也就成为思想论坛上的焦点话题。这促使追求变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竹内芳郎将目光投向鲁迅，以期获得新的思想灵感。从专业角度讲，他的论述可能有史料和技术上的一些问题，但其努力不仅引起专业领域内的论争，而且起到了在思想论坛上将鲁迅主题化的作用。在这一点上，他与中野重治有异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