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望反抗的民族文学

1946年，鲁迅逝世十周年。对日本而言，这是一个怎样的时刻呢？

1945年日本的惨败导致其面对有史以来不曾有过的国土被占领和主权的丧失，占领者美国则将日本视为新殖民主义的“试验场”。所谓“新殖民主义”，即面对“二战”前后“反帝”“解殖”的世界大潮和旧殖民体制行将退出历史舞台的局面，美国开始采取以“结盟”形式在对方国家建立军事基地、以“平等伙伴”名义与其缔结外交关系并通过经济援助实现干预和控制的世界战略——一种新的“不拥有殖民地的帝国”主义。从1945年的联合国盟军占领到1952年《旧金山和约》签署生效，中间经历了历史性的东京审判和冷战骤起导致的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日本人特别是日本知识阶层经历了天翻地覆的精神历练，从日共盛赞美军为“解放军”到日本需要“全面媾和”还是“单方面媾和”及有关日美军事同盟的激烈论争，人们强烈意识到民族独立的危机和新殖民主义的压迫。

而在亚洲地区，伴随东西方冷战的兴起出现了反帝反殖运动的高涨及第三世界的崛起。“二战”结束不久的1947年，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外交政策新原则——美国外交必须支持那些正在抵抗少数派武装集团的自由民族，并通过“马歇尔计划”支援欧洲战后的经济复兴。同时，通过朝鲜战争助推日本和东南亚的经济复兴。这在苏联看来乃是美国遏制社会主义并构筑反苏基地的举措，故于1949年开始实施“莫洛托夫计划”以向东欧国家提供援助。由此，以美苏两个霸权国家为代表的东西方两大阵营紧张与缓和交替循环的冷战结构形成。历史的吊诡在于，超级大国称霸世界的冷战并没有阻碍亚洲特别是南亚、东南亚“二战”后波涛汹涌的民族独立和殖民地解放大潮。随着1945年日军从广大亚洲地区撤退，暂时填补这个制度空白的是旧殖民地宗主国重返该地区成为统治者，这激起了人民大众的激烈反抗。1947年印度宣布独立，1954年签署《印度支那停战协定》、法国军队撤出该地区，东南亚的民族解放初战告捷。包括之前的中国台湾的光复和朝鲜半岛的解放及中国革命成功建国，到了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的召开，亚洲民族主义已然成为新的典范，并内含着突破冷战格局的契机。

在这个过程中，法国学者阿尔弗雷德·索维于1952年提出的“第三世界”一词，成为冷战时期经济欠发达国家为表示自己不从属于北约或华约任何一方而用以界定自身的概念。上述亚洲地区的发展作为东西方冷战之外的“第三势力”，迅速受到日本进步知识界的瞩目。近代主义与民族问题、亚洲民族主义、国民文学论争等成为1950年代前后的思想焦点。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对日本的冲击尤其巨大，中国革命成为民族解放与社会改造相结合的健全民族主义的新样板。而冷战格局中，西方阵营对中国革命及共产主义的警惕与批判，也影响到日本国内“民族问题”的讨论。

例如，1950年10月，太平洋国际关系学会(2)在印度勒克瑙举行题为“亚洲的民族主义及其国际影响”的第十一次年会，日本也派出了代表团。丸山真男提交了《战后日本民族主义的一般考察》的讨论资料。此时，正是南亚、东南亚民族解放运动波涛汹涌，东亚的中国革命成功建国和朝鲜战争爆发之际。因此，亚洲民族主义问题成为会议主题。会上针对中国革命的评价问题形成了欧美与亚洲两种不同的态度，亚洲各国看到了民族主义的胜利，而欧美学者则感到了共产主义的威胁。人们视国民党的溃败为作为西方帝国主义工具的国民政府之败北，而共产党的胜利则被视为中国人民从帝国主义压迫下获得解放而实现了民族自由。这次年会及其议题也在日本国内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岩波书店及时出版了《亚洲的民族主义——勒克瑙会议的成果与课题》（1951）。《中央公论》则两次刊发“亚洲的民族主义”特辑（1951、1952），突出反映了当时日本知识者的两种倾向：一种是从美国的冷战战略角度观察日本，另一种是维持中立的亚洲立场来看日本的民族主义。其中，丸山真男和远山茂树对中国民族主义的肯定，成为竹内好讨论日本“民族问题”的重要背景。(3)

竹内好（1910—1977）是以思想家的身份持续关注鲁迅，并将“中国作为方法”引入战后日本思想论坛的重要人物。有关他的鲁迅研究需要另做整体的系统化分析，这里仅就战后三十年间特别是在1950年代前后，他是如何把鲁迅主题化并推向思想论坛中心的略作阐述。我们知道，竹内好早在战火纷飞的1944年就出版了《鲁迅》一书，1946年该书再版，成为战后日本鲁迅研究的第一块基石。这一年，也是鲁迅逝世第一个十年纪念，再版无疑具有“纪念”的意味。而竹内好在祭日当月发表的《关于鲁迅的死》则可以说真正发出了战后日本纪念鲁迅的第一声。(4)1956年，他又作《鲁迅的问题性》《鲁迅的读者》和《鲁迅的思想与文学——理解近代的线索》(5)等，积极推动了日本鲁迅纪念活动的传统之形成。如果把这十年间所发表的其他重要文章，如《何谓近代》（1948）、《民族主义与社会革命》（1951）和《近代主义与民族问题》（1951）等作为一个系列来看，则可以清晰地看到他把讨论从文学家的“诚实性”问题逐渐推进到中日文学的现代性乃至两国现代化比较的深层这样一种不断将鲁迅主题化的思考路径。

《关于鲁迅的死》开篇讲到鲁迅逝世前夕所作《我要骗人》和稍早的《内山完造〈活中国的姿态〉序》两文，就其对中日关系抱有绝望与希望两种态度，竹内好强调“不幸的黑暗日子结束了”，今天的我们排除干扰去实现鲁迅对中日两国“相互理解”的希望，“才是最正确的纪念方法”。这个“相互理解”是竹内好为日本战后鲁迅论确立的高远目标，也确实得到了踏实的实践。文中还以“两个口号”论争为例，阐发鲁迅政治立场的明快、坚持从实践出发的行动力以及其思想文学精神上的“诚实性”特征。如果参照竹内好《鲁迅》一书，则不难发现这里所强调的文学家之“诚实性”，乃是对此前“启蒙者鲁迅”之“纯真”性和“朴素之心”观点的继承和深化(6)，而对战斗精神的阐扬和对中日两国“相互理解”的未来期待，则是跨越了历史巨变后竹内好的新思考。

这是一篇平实、诚挚的纪念文章。而将鲁迅深深引入战后日本思想论坛中的，则是两年后发表的《中国的近代与日本的近代——以鲁迅为线索》。(7)该文基于西洋对东洋的扩张导致东洋的“近代”这一基本命题，从中日两国现代化的差异入手进行文化类型比较，目的在于反观和批判日本的失败，而思考的参照和标尺就是鲁迅。竹内好通过对《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的独特解读，构建起一个对比的二元关系：一方是以觉醒的奴隶为历史主体的从被压迫走向抵抗，在抵抗中构筑自我主体性，最终实现了自身之现代性变革的中国；另一方是以虚幻的主人为主体的从被压迫走向顺从，在顺从中丧失自我主体性，最终成为“什么也不是”的西方附庸之日本。我们知道，关于鲁迅这篇寓言的寓意和人物所指，历来说法不一，竹内好认为，那个觉醒的奴隶与作者鲁迅是重叠在一起的。这“奴隶拒绝自己为奴隶，同时拒绝解放的幻想，自觉到自己身为奴隶的事实却无法改变它，这是从‘人生最痛苦的’梦中醒来之后的状态……他拒绝自己成为自己，同时也拒绝成为自己以外的任何东西。这就是鲁迅所具有的，而且是使鲁迅得以成立的‘绝望’的意味。绝望，在行进于无路之路的抵抗中产生，抵抗，作为绝望的行动化而显现。把它作为状态来看就是绝望，作为运动来看就是抵抗”。(8)至此，一个绝望而抵抗的鲁迅，进而一个在抵抗中实现了民族现代性变革的“中国”得以建立，成为批判近代日本和西方的一个思想标尺和逻辑原点。在此，竹内好一改本国思想界用“先进的欧洲”经验来观察日本的主流观点，开拓出借“鲁迅的中国”及其现代化经验来质疑日本现代性的思想批判方式。如果考虑到“二战”以后美国现代化理论和亚洲研究中的“冲击-反应”说还没有出现，更不要说1970年代后以萨义德为代表的后殖民理论，那么竹内好的上述观点无疑具有独创性和理论批判的深度。这篇与战后日本代表性思想家丸山真男的《极端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1946）一样产生了广泛社会影响的文章，在给战后思想论坛以巨大冲击的同时，也将鲁迅成功带入了日本关于现代性的讨论，而在逻辑上这个议题已然包含了更为关键的民族主义问题。

竹内好于中日现代化比较的逻辑框架下提出“民族”问题，是在太平洋学会召开年会的1951年。分别发表于该年7月和10月的《民族主义与社会革命》和《近代主义与民族问题》两文，以“二战”后世界秩序的剧变和亚洲民族主义的兴起为背景，针对如何对待日本内部的“国民文学”，即明治维新以来包括“日本浪漫派”在内的民族主义的问题，表达了与“近代文学派”和左翼论坛主流大不一样的观点。《民族主义与社会革命》在肯定丸山真男中日现代化模式的比较和日本民族主义失去“处女性”的观点的同时，又沿着历史学家远山茂树所提示的存在着“进步与反动”两种民族主义(9)的看法而向前推进思考。竹内好认为，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中始终贯穿着的“良性的民族主义心情”相比，日本近代文学总体上表现出一种恶性的民族主义。但实际上，明治维新时期也有着与中国一样的作为“心情”的朴素民族主义和亚洲主义传统，这可以作为重建当下日本与亚洲相关联的民族独立意识的资源，即“从反革命中提取出革命”的良性民族主义文学。正如文章最后所示，这种思考直接源自鲁迅的启示：“中国的人民文学表现出来的革命能量之丰富性的确为人震惊，但它并非一朝一夕所形成的，而是在反革命中把握到革命的契机，即在清末以来改革者们的努力之下完成的，其中的典型就是鲁迅。因此，鲁迅的抵抗才是我们今天应当学的。”从反抗绝望的鲁迅看到中国被压迫民族文学中的良性民族主义，竹内好的思考从中日现代化比较的原点上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这里提到的“中国的人民文学……”，是针对当时从新日本文学会分化出来的“人民文学派”只关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人民文学”而不了解其背后长期积累下来的民族反抗精神而言的。《近代主义与民族问题》则主要针对“近代文学派”回避思考“民族”问题的倾向。竹内好的基本观点是，自白桦派以来的日本近代文学基本上是在抛弃了“民族意识”的情况下发展来的，不是在“对决”中积极地“扬弃”而是简单地“抛弃”，结果被抛弃的“民族意识”必然伺机反抗，而为法西斯主义所“唤醒”。实际上，明治初期的民族主义呼声原本具有与亚洲各国“正确”的民族主义相连的性质。然而，亚洲尤其是中国的民族主义与社会革命紧密相连，“但在日本，由于社会革命疏离了民族主义，受到摒弃的民族主义者只好选择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的道路而走向极端化。这就是所谓‘失去处女性’（丸山真男）之说”。不可能有不植根于民族传统的革命，也不可能有不植根于民族的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就是明证。此文的发表，引发了竹内好等与“近代文学派”之间的“国民文学论争”。

竹内好所言丸山真男中日民族主义比较的观点是这样的：晚清中国“由于未能通过改组统治阶层的内部结构以实现近代化，中国于是便受到包括日本在内的帝国主义列强势力的长期深入的渗透，但是这反过来又不容分辩地给反抗帝国主义统治的民族主义运动布置了一项从根本上变革旧社会及旧政治体制的任务。旧的社会统治阶层为避免灭亡，必然会或多或少地与外国帝国主义相勾结，走上所谓‘买办化’的道路，所以他们当中不可能兴起反帝国主义的民族独立运动。旧统治机构与帝国主义的媾和往往会不可避免地引起民族主义与社会革命的结合。在此恐怕没有必要追溯从孙文开始经过蒋介石直到毛泽东的一系列革命过程。不过，这种民族主义与革命的内在结合在今日的中国自然显得最为典型，而其实它也出现在印度、法属印度支那、马来亚、印度尼西亚、朝鲜等除日本以外的亚洲民族主义当中，可以说构成了这些国家民族主义多少相通的历史特征”。(10)

丸山真男的论述严整而逻辑思辨性强，他以是否与社会革命相结合为判断民族主义正当性和健全性的标准，得出亚洲特别是中国的民族主义为成功“典型”的结论，并强调在亚洲唯独日本的“民族意识”未能与社会革命相遇，反而被帝国主义所利用，故日本的民族主义已然丧失了“处女性”。战后日本需要警惕的是右翼民族主义的死灰复燃，这种民族主义不可能实现与亚洲各国真实的民族主义的连接。(11)竹内好认同丸山真男的中日现代化模式比较，也接受他对日本民族主义已经丧失纯洁性的悲观看法。不同之处在于，竹内好坚持要“从反革命中提取出革命”的良性民族主义，至少在日本国家走上帝国主义道路之前的明治初期有可以挖掘并为今日所用的思想资源。我认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必须依赖国民意识的发生，国民意识的培养离不开民族主义的推动。战后日本的国家重建同样需要新的民族主义，因此竹内好提出重估明治维新以来的民族主义这一课题，不能不说有更深刻的思考。虽然，这“从反革命中提取出革命”要素的工作，本身包含着思想的冒险（如他1959年所作《近代的超克》对战争二重结构的错误认识）。

竹内好是活跃于1950年代日本思想论坛的重要人物之一，他善于在流动的状态中发现议题并通过论争将其主题化。他一方面对日共及其指导下的新日本文学派多有批评，同时对战后文学的另一个主流即“近代文学”群体以西方为标准的“近代主义”立场进行批判，这常常使他成为论争的焦点人物。这时，在竹内好手中被运用到极致的中国革命和鲁迅资源也便会引起人们的关注。1956年，鲁迅逝世二十年。竹内好发表的《鲁迅的问题性》《鲁迅的思想与文学——理解近代的线索》两文，同样具有这样的性质。前者，在西方现代化的对立面上确立鲁迅所代表的中国革命之现代化意义。“近代化无疑是借助西欧的力量实现的，而且它赋予了人类各种各样的价值。但是，西欧式的近代化归根结底必须肯定殖民地制度。人道主义无法解决殖民地问题。这是西欧式近代化的盲点，它妨碍近代化的自我贯彻。”中国则通过尝试解决这一问题而推动了自身的现代化。鲁迅的基本思想命题之一是“奴隶和奴隶主都是不自由的”，如果不根除统治与被统治关系，自由就不会实现。这一“自由”观念不可能直接得自西欧式现代化。鲁迅所代表的中国现代化一方面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相结合，另一方面直接联系着万隆会议精神。遗憾的是，这样一种“鲁迅的问题性”为战前乃至今天的日本所忽视。例如，“近代文学派”的荒正人就认为：日本没有产生鲁迅式的文人乃是一种幸运，因为“中国的近代化是特殊的、有一定欠缺的”。他依然只承认西欧的现代化为现代化的唯一模式，是人类必经的过程，而竹内好强调：“近代化问题必须更加多元地且在全人类范围内思考。这正是鲁迅为今天的我们提出的课题。”(12)在后一篇文章中，竹内好进一步对荒正人提出尖锐批评：他只是在量上区别东西方现代化的差异，没有意识到亚洲的现代化与西方存在“质”的差异。至于说“鲁迅的文学是前近代的或只有少量近代性”的，则更是荒正人的错误所在。虽然，竹内好对“近代文学派”不满于当时日本进步阵营“中国一边倒”的情绪表示理解，但强调应该在现代化比较中对鲁迅及中国革命加深认识。

在日本战后最初的十余年间，由于竹内好等人的努力，鲁迅与中国革命在思想论坛上获得了广泛的认知，相关的讨论远远超出了中国研究乃至文学领域。这里，仅举在历史学界开拓了战后新史学的石母田正一例来看。石母田正（1912—1986）运用唯物史观重建史学，他的特色在于通过对朝鲜近代史的发现而获得了对“民族意识”重要性的理解，这又补充了马克思主义史学薄弱的部分。正如竹内好通过鲁迅和中国革命发现了日本的现代化及民族主义的问题所在，石母田正经由朝鲜民族抵抗的近代史而意识到“民族”在历史学中的重要性，并最早将“亚洲视角”引入日本史研究。

对日本殖民统治下朝鲜“三一运动”的持续关注，使石母田正形成了一个由俄国革命为先导的东方革命世界史架构，而其中民族解放乃是历史的发展动力。正如列宁所指出的，1905年在俄国开始，经由土耳其、伊朗和亚洲的南部逐渐向东方移动，最终在中国完结的这场革命运动，确实形成了一种历史波动。而在石母田正看来：“这一历史波动从1917年的‘十月革命’开始，接着波及1918年的日本‘米骚动’、1919年的朝鲜‘三一运动’和同年中国的‘五四运动’，这三次巨大的民众运动从北方画出了一条弯曲的弧线。”(13)他在战后初期导入历史学的亚洲视角，而其历史想象力的灵感则来自朝鲜和中国。在《关于母亲的信——致鲁迅与徐南麟》一文中，他提到自己读了竹内好所译的鲁迅的《为了忘却的纪念》而感动，又由于鲁迅的关系对德国版画家珂勒惠支产生兴趣的过程。他同意竹内好的观点，认为鲁迅作为教师对学生柔石的心情与母亲失去儿子的心情相近。鲁迅用珂勒惠支的《牺牲》悼念柔石，乃是为了柔石乡下的母亲，也为了自己。青年的死让鲁迅振作起来，成为其参与革命的动力。《牺牲》所表达的为战争奉献儿子的母亲之痛苦，让石母田正联想到朝鲜独立运动的诗人徐南麟，由此意识到民族的存在意义和20世纪殖民地解放的主题。而面对《旧金山合约》签署在即，日本反动势力欲出卖民族利益与美国单方面媾和的行径，他提出要像中国和朝鲜的母亲那样，日本的母亲也要起来维护和平，反抗卖国行径和民族压迫。(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