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思想论坛的重要标尺
——战后思想史语境中的日本鲁迅论

如何认识战后日本的鲁迅论

鲁迅与日本渊源深厚，这不仅是指他有六年之久的留日经历且这段经历深刻影响了其思想的定型和文学理念的生成，包括后来他与日本各界种种或深或浅的交往关系，还意味着日本人对这位特异的中国文人有着长期持续的关注，并在特定的时期里使其成为本国思想论坛的一个焦点，从而激发了几代知识者的观念想象力。就是说，“鲁迅与日本”这一议题是个双向流动的关系结构，包含着鲁迅生前对日本的深深介入和死后日本人对他的诚挚接受。这本身构成了一个不同民族间跨文化交流与互鉴的典型案例，其传播的外在条件和接受的内在动因都值得关注。在我看来，这同时也映现出一段中日思想文化间特殊的东亚同时代史，它对于我们重新认识鲁迅及中国革命的20世纪史，以及战后日本的思想历程，同样重要。

这里，所谓“特定的时期”指1946年至1976年的三十年间，即日本社会激烈动荡的“战后民主主义”时期。1945年决定性的战败造成了深刻的历史断裂，日本人从帝国土崩瓦解的废墟上猛醒过来，在反思自身走向殖民侵略战争的近代史的同时，开始谋求民族、国家的复兴和基于个体独立的民主社会之重建。这是一个凤凰涅槃式的“第三次开国”（丸山真男）的时刻，几代日本知识者带着切肤之痛重新思考明治维新以来的现代化进程，在此，他们注意到长期被忽视甚至蔑视的另一个思想资源，即经过反抗殖民压迫和艰苦卓绝的社会革命而实现了民族解放及另类现代化的中国，发现了其精神代表——鲁迅。

鲁迅在战前就曾受到一部分日本文人学者的关注。在其死后，日本出版了《大鲁迅全集》（改造社，1937），而且还有相关的生平传记（小田岳夫，1941）、思想传记（竹内好，1944）乃至小说创作（太宰治《惜别》，1945）等问世。1980年以后，鲁迅作为外国文学家在日本的学院中也得到相当出色的研究，这些研究形成了独自的学术传统。但是，与这前后两个时期不同，在上述“特定”的三十年时间里，鲁迅不但是学院里的科学研究对象，更是思想论坛中的一个焦点乃至特别的精神标尺。日本知识界将鲁迅推到由思想、文学、历史等问题构成的思考场域的中心。例如，思想观念上的个人与国家、主体与他者、知识分子与社会改造；文学上的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写实主义与现代（超现代）主义、人道主义与东西方现代性；近代史上的传统与现代、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日本的战争与中国的革命；等等。就是说，近代以来日本知识者所遇到的种种思想难关，通过对鲁迅的阅读和阐发而得到深度思考，鲁迅及革命中国成为战后日本思想界价值判断的一个重要标尺，有力地改变了明治维新以来一切“以西洋文明为标准”（福泽谕吉）的思考惯性。鲁迅深深嵌入当代日本的内部，成为内在化于战后思想史的“他者”。

日本殖民扩张的失败与中国革命的成功建国，这样一种发生在20世纪中叶的结构性历史逆转，无疑是战后日本知识者密切关注鲁迅的重要社会语境；同为东亚地区的成员，在历史文化传统上相通而于各自社会条件下谋求现代化发展，日本只能产生人道主义式的文学或“优等生”文化，而中国却能够孕育出在不断抵抗中获得主体性的民族文学，这无疑也是日本知识者重视和敬佩鲁迅的文化要素。我在这里要进一步追问的是：第一，日本人在怎样前后关联的思想课题讨论中持续关注到鲁迅文学内面的精神特质，这些思想课题如何激活了在中国可能因理所当然而熟视无睹的鲁迅思想精神的某些内核；第二，战后三十年间日本前后关联的思想课题本身构成一个怎样的与20世纪世界史课题息息相关而又具有日本和亚洲独特性的问题系列和逻辑结构，在这个体系结构的内部鲁迅的思想文学是如何得到了系统化乃至创造性的阐发；第三，日本知识者是以怎样的方式将鲁迅推到战后思想论坛的中心，使其发挥了独特的精神启示力量和世界意义的。

“二战”后日本知识界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了一个鲁迅逝世逢十纪念的传统。首先，1946年思想家竹内好发出第一声纪念——《关于鲁迅的死》，并通过后续文章《民族主义与社会革命》等将民族独立和主体建构的问题推向思想界，而历史学家石母田正《关于母亲的信——致鲁迅与徐南麟》则进一步把被压迫民族的问题引入研究，由此提出重构日本史的亚洲视角。其次，1956年文学家中野重治《某一侧面》及其前后的纪念文章，对如何在贯穿日本近代文学史的“政治与文学”关系论争结构中讨论鲁迅文学的人性基调和高度政治性特征提出自己的看法；而文化评论家竹内芳郎又将“政治与文学”关系转换成“革命与文学”问题而使讨论得以深化。第三，1966年正处在全球爆发反越战抗议、社会政治运动达到高潮而“68年革命”即学生造反运动山雨欲来之际，由引领战后民主主义文学的新日本文学会主办的“鲁迅与当代”系列讲演，将思考带入个人与社会、传统与现代等当代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中来；戏剧家花田清辉则将这些议题转换成文学的现代与“超现代”（反现代或后现代）问题，用荒诞派手法成功改编《故事新编》而对鲁迅文学提出了独特阐释。第四，1976年，随着日本大众消费社会的到来和激进政治季节的结束，思想论坛上内涵丰富的鲁迅论也迎来落幕时刻，新锐出版机构青土社的杂志《Eureka(1)诗与批评》推出名为“鲁迅：东洋思维的复权”的大型特辑，在中日文学同时代的总题目下展开讨论，这仿佛是战后民主主义时代“落幕”前一个意味深长的纪念。

对于一位当代的外国作家要逢十纪念，的确是一个罕见的事态。这或许就是日本知识者在战后将鲁迅推向思想论坛中心的方式之一。因此在这里，我将以上述战后三十年间思想论坛上被言说的鲁迅为观察对象，通过整理和辨析逢十纪念的日本各领域知识者的相关论述，尽力挖掘其问题意识背后的思想史脉络及其前后的逻辑关联，以复原活跃于战后日本思想论坛中的那个鲁迅。当然，这些纪念活动并不能反映战后日本人对鲁迅思考的全部，也不是日本知识者将鲁迅推向思想论坛中心的唯一方式，但这个系列纪念活动还是能够大致呈现社会变迁导致的思想主题和问题意识的演进路线。例如，从反省战争的失败到谋求民族主体的重建，1950年代的思想议题主要集中在民族独立和国家再造上面；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斗争和大规模社会抗议运动的兴起，导致国家民族问题开始转向社会建构，与市民社会紧密关联的个人与集团、知识者与大众等关系问题成为1960年代的思考焦点；1970年代前期，在“政治的季节”过去之后，人们猛然发现社会已然跨入大众消费时代，传统与现代、自我与他者、中日文学同时代性等开始再次受到关注。至于那个挥之不去的“政治与文学”关系的论争，则是贯穿战后日本三十年始终的基本母题，从思想的深层连接起民族国家、个体社会、传统现代、存在虚无等彼此交错的思考链条。而在这个日本战后思想主题的系列演进中，有中国作家鲁迅的深深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