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社会情境的力量_社会心理学（第10版）-QQ阅读男生都市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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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社会情境的力量

假设你和几个朋友去了一家餐厅。当服务员过来让你点菜时，你很难决定要点哪道菜。正当你犹豫不决时，她不耐烦地用笔敲打着菜单，眼睛朝着天花板打转，对你皱着眉头大喊：“喂，我等你很久了！”这时，像绝大多数人一样，你很可能认为她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人。

但是当你正在抉择是否要向经理投诉她时，一位常来的顾客告诉你，这位女服务员是一位单亲妈妈，昨晚她为了照顾她患了不治之症的小儿子一夜没有合眼；她的汽车在上班途中坏了，这需要一大笔修理费；她到达餐厅时却得知另一位女服务员因为喝醉了而不能上班，这使她不得不承担双份的工作量；无事可做的厨师总是冲她喊，因为她帮客人点东西的速度太慢了。在了解了上述情况后，你可能会认为她不一定是个令人讨厌的人，而只是处于巨大的压力下的普通人。

这个故事给了我们很深刻的启示。大多数人会直接从个体的人格因素中去寻找导致某些行为的原因。人们常把注意力放在鱼身上，而不是鱼所在的水上。我们常常忽略情境事实，因为这种情境因素对于人们如何与他人发生联系有着相当深远的影响。例如，在这个女服务员的例子中，人们可能对其感到同情、不耐烦或生气。

低估社会情境的力量

社会心理学家在试图说服人们相信人类行为深受社会环境影响时，面临着巨大的阻碍——所有人都倾向于以人格来解释人们的行为。这就是所谓的基本归因错误（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即将自己或他人的行为完全归因于人格特征，而低估了社会影响的倾向。我们将介绍这种现象的基本知识，因为你将在本书中遇到这种现象。

基本归因错误：高估内在性格因素对行为的影响，而低估情境因素的作用的倾向。

当我们用人格解释行为时，我们会获得一种虚假的安全感。例如，在解释人们光怪陆离的行为时（如自杀式袭击者），很奇怪，我们会饶有兴致地给这些罹难者都贴上“性格缺陷”的标签。这让很多人觉得，此类事件绝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样做反而会让我们降低自我防卫意识，使我们更容易受到社会影响的伤害。另外，由于未能充分认识到情境的力量，我们倾向于将复杂的情境过度简单化，过度简单化会妨碍我们了解诸多人类行为的起因。此外，过度简单化也可能会导致我们责怪那些情境中的受害者，即使其所处情境中的社会影响力强大到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都是无法抵抗的。

举一个更现实的例子，想象这样一种情形，两个人在玩一种双人游戏，每个玩家都必须在两种策略中选择其一：他们相互竞争，让自己赢尽可能多的钱，同时使对方输尽可能多的钱；或者他们相互合作，使自己和对方都赢一些钱。我们将在第9章详细讨论这项游戏。目前，我们只考虑游戏中的两种基本策略：竞争或合作。你认为双方会怎么玩这个游戏？

几乎没有人觉得这个问题难以回答，我们都能察觉朋友之间的相对竞争。你可能会说：“我相信我的朋友詹妮弗在玩这个游戏时会比安娜更具有竞争性，因为詹妮弗是非常理性的商学院学生，而安娜是那么关爱他人。”但是这种预测的准确度如何？我们是否应该考虑游戏本身，而不是游戏玩家？

为了找出答案，斯坦福大学的研究者进行了以下实验（Liberman,Samuels,& Ross,2004）。首先，他们根据各宿舍长的意见在斯坦福大学挑选出一组被认为特别具有竞争性或具有合作意识的学生。他们是这样做的：研究者向宿舍长描述这种游戏，并要求他们想想其宿舍中的哪些学生最可能采取竞争策略或合作策略。不出所料，宿舍长轻松地将学生进行分类。接下来，研究者邀请那些学生参与该实验。研究者做了一点改变，改变了游戏名称，这看起来是社会情境中很小的一个方面。他们告诉半数的被试，游戏名称是“华尔街游戏”，对另一半被试则说名称是“社区游戏”，其他条件完全一样。因此，这些“竞争型学生”或“合作型学生”玩的不是“华尔街游戏”就是“社区游戏”。于是产生了四种情形：“合作型学生”玩“华尔街游戏”;“竞争型学生”玩“社区游戏”;“合作型学生”玩“社区游戏”;“竞争型学生”玩“华尔街游戏”。

大多数人一直都认为，真正重要的因素是人格，而不是个人当时所处的环境，更不是诸如游戏名称之类的微不足道的东西。这是正确的吗？别这么快下结论。如图1-1所示，即使是游戏名称这样的情境细节也能导致人类行为的巨大差异。当游戏被称为“华尔街游戏”时，2/3的人做出了竞争性的反应；当它被称为“社区游戏”时，只有1/3的人的反应是竞争性的。游戏名称发出了关于人们应当如何表现的强烈信号，它本身就传达了强有力的社会规范，透露了在这个情境中何种行为是适当的。但在上述情境下，学生的个性对于他们的行为并没有产生测量上的差异。被贴上“竞争型”标签的学生，并没有比所谓的“合作型学生”更多地采取竞争策略。这种类型的结果将会贯穿全书，即社会情境中看似微不足道的方面能产生超越人格差异的强大效果（Ross & Ward,1996）。

图1-1 为什么游戏名称会产生作用

在实验中，当游戏名称是“社区游戏”时，人们会远比游戏名称是“华尔街游戏”时表现得更有合作性，无论他们本身的个性是竞争型还是合作型。游戏名称传递着社会规范，它已经胜过人格，并塑造了游戏者的行为。

资料来源：Liberman,Samuels,& Ross,2004.

如果仅仅在实验中为游戏指定一个名称就会对玩家的行为产生如此大的影响，那么你认为这种影响会向课堂上的学生传达他们正在进行的活动是竞争性或合作性的吗？假设你是一名7年级的历史老师，在一个班里，你将学习形式组织成类似于“华尔街游戏”的情境。你鼓励学生竞争，并嘲笑其他学生给出的错误答案。在另一个班里，你安排了类似于“社区游戏”中的情境，学生因彼此合作、倾听、鼓励和齐心协力学习而获得奖励。你认为这两种不同的情况可能会对学生的表现、对他们享受学习过程，以及对他们对彼此的感觉有什么影响？这一实验将在第13章进行讨论（Aronson & Patnoe,2011）。

当然，这并不是说，人格差异不存在或不重要，它们的确存在，并且很重要。但是我们已经知道，特定的社会情境与环境情境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它对每个人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正是社会心理学家致力于研究的领域。

社会解读的重要性

我们已经论证过，社会情境对人类行为通常有深刻的影响，但是我们所说的社会情境究竟是指什么呢？定义它的策略之一是，详细说明情境的客观特征，如它对人的价值有多高，然后记录这些客观特征所导致的人类行为。

这正是行为主义（behaviorism）所采取的方式，这一心理学派主张，若要了解人类行为，只需要研究环境中的强化因素即可。在行为发生后，如果跟随的是奖赏（如金钱、关注、赞扬或其他好处），那么行为将很可能再次发生；在行为发生后，如果跟随的是惩罚（如疼痛、损失、生气或吼叫），那么行为将很可能再也不会发生。举例来说，狗会应声而来，因为它知道顺从会有正面的强化（如食物或爱抚）；如果你表扬孩子、对他微笑或在他说出正确答案的时候在他额头贴上金色小星星，孩子将会更快地记住九九乘法表。此派的开创者、著名的心理学家B.F．斯金纳（B. F. Skinner）主张，人们通过检验社会情境中的奖赏与惩罚，就能了解人类的行为（Skinner,1938）。

行为主义：一个心理学派，它主张要了解人类的行为，只需要研究环境中的强化因素即可。

行为主义有很多优势，其原则可以用来很好地解释一些行为，这一点我们将在第10章关于社会交换理论研究的讨论中提及。然而，早期的行为学派学者选择不去处理认知、思维和感觉等问题，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概念过于模糊、唯心，并且和可观察的行为之间的联系不够紧密。更重要的是，他们忽视了对人类社会经验极为重要的现象和人们如何解读周围环境的重要性。

对于社会心理学家来说，人们的行为不仅会直接受到情境的影响，还取决于他们对周围社会环境的诠释或解读（Griffin & Ross,1991;Ross & Nisbett, 1991）。举个例子，如果一个人走近你，拍拍你的背，问你有何感觉，你的反应并不取决于这个人做了什么，而是你如何解释他的这种行为。你对这个问题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这取决于问话者是你的密友（非常关心你的健康状况），还是一个纯粹闲得无聊想打发时间的泛泛之交，抑或一个想推销二手车的汽车销售员。即使他们在询问你的健康时所用的言词和语气完全一样，你的反应也是不同的。例如，你不可能在回答汽车销售员的问题时，提到最近遭受肾疾之苦，而如果是回答密友的问题，你就可能提及此事。

这种对解读的强调，源于格式塔心理学（gestalt psychology）。它最初是作为一种解释人们如何理解物理世界的理论被提出的。格式塔心理学认为，我们应该研究一个客体出现在我们心中的主观方式（完形或整体），而不是构成这个物体的客观物理特征。举例来说，在图1-2中，你看到的是什么？是左侧的鸭子还是右侧的兔子？客观地说，两者都不是，它取决于你在特定的时间点如何解读它。根据格式塔心理学的观点，我们应该着眼于知觉者的现象学，即物体是如何在人们心中呈现的，而不是着眼于客观刺激物的单独成分。

格式塔心理学：一种心理学派，它强调研究物体出现在人们头脑中的主观方式的重要性，而不是该物体的客观物理特征。

图1-2 视错觉——格式塔研究方法举例

格式塔研究方法是德国心理学家于20世纪上半叶提出的。在20世纪30年代，数位心理学家为躲避纳粹政权而移民到美国。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是这些移民者之一，他被公认为“现代实验社会心理学之父”。身为一个年轻的犹太裔德国学者，勒温在20世纪30年代的纳粹德国亲历了反犹太狂潮。这种经历不但对他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也使他到了美国之后，便着手修正美国的社会心理学，引导美国社会心理学界开始研究偏见、种族刻板印象的起因及治疗。

库尔特·勒温（1890—1947年）

作为一个理论家，勒温大胆地使格式塔原则的运用超越了对物体的知觉，并扩展到社会知觉上。例如，图1-2就与我们如何感知社会性世界有关，即如何知觉他人，以及他们的动机、意图与行为。他认为，理解人们如何感知、理解和解释彼此的行为往往比理解行为的客观属性更重要（Lewin,1943）。他说：“如果有个人坐在房间内，相信天花板不会掉下来，那么他在预测其行为时，应该考虑其‘主观概率’，还是应该把工程师做出的关于天花板是否会掉下来的‘客观概率’纳入考虑？就我个人而言，我只会去考虑前者。”

社会心理学很快就开始关注主观情境的重要性。另一位社会心理学的创始人弗里茨·海德（Fritz Heider）说过：“一般而言，一个人做出反应的根据是他认为别人会有何种知觉、感受和想法，而不仅仅是他人可能会采取的举动（Heider,1958）。”我们一直忙于猜测对方的精神状态、动机和想法。我们可能是正确的，但我们经常是错的。

这就是为什么解读有重要的含意。试想在一次谋杀审判中，即使诉讼人提出强有力的证据证明被告有罪，但判决结果总是取决于每一位陪审员对该项证据的解读，这些解读往往依赖于多种与案件没有客观联系的事件和认知。例如，在交叉质询中，关键证人是否表现得过于冷漠、自大？诉讼人是否显得过于自以为是、令人憎恶，或者举棋不定？

李·罗斯（Lee Rose）称一种独特的解读方式为天真的现实主义（naïve realism）——我们所共有的感知事情“好像它们真是那样”的一种信念。例如，持相反政治观点的人往往不能在事实上达成一致，双方都认为他们看到了事实的真相。但事实上，双方都可能让各自的信念粉饰自己对事实的理解。因此，我们倾向于相信，如果其他人用不同的方式看待同一件事，那一定是他们有偏见（Ehrlinger,Gilovich,& Ross,2005;Pronin,Gilovich,& Ross,2004;Ross,2010）。罗斯长期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谈判者一起工作。谈判工作经常被搁浅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天真的现实主义。大家都假定其他公正的人看事情的角度和他们是一样的。罗斯说：“即使当一方意识到了另一方所感知到的事情是不同的，每一方仍然认为对方的感知是有偏差的，而自己是客观的，并且解决问题的方法应当建立在自己对现实的感知的基础之上（Ross,2010）。”因此，双方都拒绝妥协，担心“有偏见”的一方会比自己获益更多。

天真的现实主义：我们所共有的感知事情“好像它们真是那样”的一种信念。

通过以上事例，你可以看到，解读的范围很广，从简单的诸如你的感觉，到相当复杂的国际谈判。这些解读影响着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想象杰森是一个害羞的大学生，他已经偷偷爱慕玛丽亚很久了。假设你是一个初出茅庐的社会心理学家，你现在的任务是预测杰森会不会邀请玛丽亚参加毕业舞会。一种做法是从杰森的角度来看玛丽亚的行为，即杰森会如何理解玛丽亚的行为。杰森是不是把她的微笑理解成一种礼貌的表现，那种她也会对毕业班中任何她讨厌的人和失败者给予的微笑？或认为那是一种鼓励的信号，激励他鼓足勇气与她约会？如果玛丽亚忽视了他，杰森会认为她是在玩“欲擒故纵”的游戏吗？还是对和他约会不感兴趣？想要预测杰森的行为，仅仅知道玛丽亚的行为是不够的，你还必须知道杰森是如何理解玛丽亚的行为的。这些解读是如何形成的呢？请继续看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