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内修“文德”与外备“文章”：“周文”的两个基本向度
周是华夏“人文”意识全面高涨的时代。鉴于商纣失德而亡天下的教训，周人一方面敬畏天命，勤修“文德”，以德化民，以德怀远，深化了内在文德修养的观念和功夫；一方面又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礼乐文教制度，作为周代贵族修德、敬天、法祖的制度保障，维护宗法制度的“尊尊”之等级与“亲亲”之和谐，促进了“文”的外向性发展。以“人”这一本体存在为中心，周人内修文德，外备文章，分别从内在人性和外在制度这两个层面将华夏“人文”发展到一个灿烂昞曜的阶段。
首先，从“文”的内向发展来看，殷商时代尚作为泛化美称的“文”被周人赋予了愈来愈丰富明确的道德内涵。《尚书·周书》中屡见的“文人”“文祖”“前文人”等词，表明周初延续了殷商以“文”为先祖美称的传统。但鉴于“大邦国”殷商一战而亡（牧野之战）的教训，周统治者深感天命靡常，有德者方可居之，故敬天命而重人事，对自身品德有了非常自觉的要求和非常勤勉的修养。在这一背景下，“文”与“德”建立了密切联系，获得了更具体的文化内涵。[27]据周代金文和传世文献如《诗》《书》等所载，“德”是以“文”为美称者的一个重要品质。如《周书·康诰》（《今文尚书》）：“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28]《周书·武成》（《古文尚书》）：“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勋，诞膺天命，以抚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29]从字形看，金文中的“文”字常在中间画上心状符号，如
（旂鼎，西周早期）
（君夫簋，西周中期），其示义非常明显，表明原初的“人身之文”已内化和深化为“人心之文”，此“人心之文”即“德”。这个意义上的“文”后写作“忞”[30]，《说文》：“忞，自勉强也，从‘心’，‘文’声。”[31]指意更为明确，即表示自觉勤勉地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德”从“直”从“心”，本义即指“把心思放端正”。有端正之心，自然有端正之行，故有“德”者，其“文”是自内而外表现出来的。有德者必有文，有文者也必有德，“文”“德”实一体之两面[32]。在周人心目中，“文王”是“文德”的典范，最鲜明地体现了“人心之文”（忞）。《诗·大雅·文王》全篇即是叙述文王勤勉为政、恭事上帝、体恤下民的用心和行为，所谓“亹亹文王，令闻不已”，“世之不显，厥犹翼翼”，“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都是反复强调文王修德怀人的功夫，同时要求殷之遗民以文王为则，敬服天命，勤修美德，所谓“无念尔祖，聿修厥德”，“命之不易，无遏尔躬”。自西周至春秋，修文德而王天下始终是一种理想的内政外交之道。《国语·周语》云：“有不王，则修德。”[33]《论语·季氏》曰：“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34]表达的都是这种观念。
以“德”为“文”，固然有异于纯粹外在的“人身之文”，但就人之整体而言，“德”仍然属于对自然质野的人心和人性的后天文饰与修养。这两类“文”虽有层次浅深之别，但就其作为“文”来说，都是对人之本然状态的修饰和美化。这也是以“文”名“德”的语义根据。《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载：“晋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义，未安其居。’于是乎出定襄王，入务利民，民怀生矣。将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资者，不求丰焉，明征其辟。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礼，未生其共。’于是乎大蒐以示之礼，作执秩以正其官。民听不惑，而后用之。出穀戍，释宋围，一战而霸，文之教也。”[35]民之“知义”“知信”“知礼”，皆教之而使成，教之以义、信、礼等道德观念和规范，也即是对其自然朴质的民心施加“文饰”的过程，故称这一过程为“文之教”，可见“教化”的实质就是“文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周人将人之道德修养的方方面面都归之于“文”：“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实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爱也。义，文之制也。智，文之舆也。勇，文之帅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让，文之材也。”[36]这段文字并非将“文”视为一个有机整体而分析其内部结构，而是详列“文”的各种具体表现和类型。
概言之，周人的“文德”观一方面赋予“文”丰富的人性道德内涵，超越了原初的“身文”层次；但另一方面，在周人的观念和具体表述中，“文”本身并未被视为一种独立的本体存在，而是始终被看作是对人之自然朴素生命本体的外在修饰和后天修养。“文”的这一基本性质和特征在孔子的文质论中有明确阐述：“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37]“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论语·颜渊》）[38]孔子所谓“文”兼涵内在的仁义、智信、忠勇与外在的礼让、言辞、容色等，但都是与“质”相对而言，相互依存而为统一完整之体。
与敬修“人心之文”相应，周人又向外发展了一套层次丰富、体系完备的礼乐制度之文。孔子“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的赞叹，主要即是针对西周初开始建立的这一整套粲然可观、秩然有序的礼乐制度而发。在周代“三礼”（《仪礼》《礼记》《周礼》）中详列的各种在今人看来不胜繁缛的礼仪规范中，在《左传》细述的种种内政外交场合屡见不鲜的揖让周旋、赋诗称志活动中，在《国语》记载的无数发生于君臣使节之间的酬酢应对、容与辞令中，可以真切感受到周代渗透进每一个政治场景和生活细节的礼乐辞令之“文”，可谓无处不在，无物不备。
“文章”一词的出现，更强烈鲜明地体现了周人重外向性规范、修饰和美化之“文”的观念。“文章”本字为“彣彰”，在“文章”二字上益之以“彡”，意在增强形饰之美。《说文》：“彣，戫也。从彡文。”段注：“戫，有彣彰也。是则有彣彰谓之彣，彣与文义别。凡言文章皆当作彣彰，作文章者，省也。文训逪画，与彣义别。”“以毛饰画而成彣彰，会意。”[39]段氏谓“彣”与“文”意义有别，当是指二字所表示的文饰程度有异，而“彣彰”连用，更强化了形饰之美。《周礼·考工记》谓：“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黻，黑与青谓之黻，五采备谓之绣。”[40]虽然这未必就是“彣彰”的初始本义，却的确从色彩搭配组合的角度突出了“彣彰”一词所蕴含的形式装饰意味。因“彣彰”仍属于“文”之范畴，故周人多省写为“文章”，但相对于一般之“文”，“文章”是外饰之文的极致。“文章”概念的出现，标志着“周文”尤其是其中的礼乐制度之文已发展到高度成熟的阶段，类型更加完备，形式更加精美，层次也更加丰富。故孔子盛赞尧，曰“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论语·泰伯》）[41]；弟子称道孔子，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42]。又《左传·隐公五年》：“昭文章，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仪也。”[43]《左传·昭公十五年》：“奉之以土田，抚之以彝器，旌之以车服，明之以文章。”[44]
季镇淮在《“文”义探原》中对“周文”所蕴含的“装饰”意义作过充分阐释，他说：“装饰的意义，存在事物的关联上而无止境。‘文章’之为用在装饰；装饰的意义无止境，‘文章’的涵义的扩张亦无止境。大概基于天性罢，从原始的野蛮人到高级的文化人，无时无地不喜爱装饰。在中国，春秋时时人恐怕是最考究的了。虽说那刻板式的封建制度，这时代已趋向破坏之路，但贵族们的阶级观念还牢牢地保存着。各阶级都要维持一种标准风度——风度就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此种生活的方式，其特征之一，便是装饰。装饰得当，就合乎那标准，——就是礼。这时代对于装饰，具有真挚的感情，广义的看法。不但器物（车马衣服之类）上的绘画或刺绣的图象叫‘文’或‘文章’，就是那器物对于一个人或国家也叫‘文’或‘文章’。比方说话，对于人原只是一种功用，但这时代人以为也是一种装饰。自然，那所谓文学——诗书礼乐等，也是人的装饰了。于是大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的种种制度，对于国家，也都是一种装饰。”[45]
综观周人关于“文”的种种表述，尽管在言及“文”之具体类型时会描述、呈现其内部的系统构成，如“礼”“乐”分别为两种最重要的“周文”，而“礼”又有其自身的“本”“器”和“文”[46]，“乐”也有其自身的“情”“声”和“文”[47]，但就周人对“文”这一概念的直接用义来看，周人并未自觉地将作为“文”的礼乐等各种类型层次的“文”本身视为自足独立的本体。事实上，周人以“文”称礼乐言辞种种，正是为了显示礼乐言辞等相对于所属本体事物的文饰性质和美化价值，而非其自身独立的本体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