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现实主义的异端:胡风的理论批评及其被批判
胡风的理论追求、批评贡献和后来的命运,都表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不只是在学理和审美意义上的评判,其历史的展开包含着严酷的政治运动。
胡风(1902—1985),湖北蕲春人,原名张光人,曾用笔名谷非等。1925年曾在北京大学预科短暂就读,一年后改入清华大学英文系,不久辍学回乡参加革命活动。 1929 年到日本东京,进庆应大学英文科,曾参加日本普罗科学研究所艺术研究会。 1933 年因在留日学生中组织抗日文化团体被驱逐出境。回到上海后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宣传部部长,并结识鲁迅。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胡风是左翼文学理论批评影响最大的人物。
1934年,胡风发表《林语堂论——对于他的发展的一个眺望》 ,向已经蜚声文坛的年长他7岁的林语堂展开直接批评。 1935年,他撰写长文分析“新人”张天翼的创作,肯定他的创作“在唯物主义底启蒙时期,他在被霉烂的抒情主义弥漫着的文坛上投下了一道闪光……”1当然,他也毫不留情地批评了张天翼创作有迎合大众的倾向,并且他也面临着面向新现实的挑战。 1935 年,胡风为萧红《生死场》写的后记,热情肯定了萧红这本书“不但写出了愚夫愚妇底悲欢苦恼,而且写出了蓝空下的血迹模糊的大地和流在那模糊的血土上的铁一样重的战斗意志……”2胡风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高度去评价萧红的《生死场》,其左翼文艺的立场标举文艺反映现实,要求文艺反映民族战争中人民的斗争意志,这些都使胡风的理论批评具有相当鲜明的时代色彩,对当时的文艺创作和传播有直接的针对性。后记文章虽短,但对作品的分析却十分切中要害,指出作品写出了人民从愚昧麻木中最初觉醒的状态,写出了不愿做亡国奴的民族意志。文章还十分精当地指出了这部作品存在的问题,这些确实可以见出胡风作为一个批评家的精辟独到。
1936年,胡风写下《吹芦笛的诗人》 ,推举艾青的《大堰河》 ,因为胡风如此真切地“感受到诗人艾青的悲欢,走进了诗人所接触的所想象的世界”,这篇文章写得情真意切,并未从左翼一向高调的时代性出发,而是从诗与内心情感的关系着眼论述。他抓住诗人艾青是“地主的儿子”,然而却是吃着受了“人民生活的凌侮”和“数不尽的奴隶的凄苦”的保姆的奶长大的,因而,艾青的诗是写给这个不公道的世界的咒语。胡风分析了艾青对家庭和阶级的复杂矛盾态度,也关注到他的少年漂泊感。胡风这里避而不谈左翼的阶级论和斗争意识,他觉得艾青的诗让我们觉得亲切,“因为他纵情地而且是至情地歌唱了对于人的爱以及对于这爱的确信”。胡风肯定的是艾青用着明朗的调子“唱出了新鲜的力量,充溢着乐观空气的野生的人生”,因而艾青内心的健旺潜在大众里面。3 胡风本人也是诗人,熟读欧美现代派的诗,故而他从艾青的诗中读出了魏尔伦、波德莱尔、李金发等人的影响。
1936年,胡风发表《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 ,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由此开始了一场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这一时期胡风结集出版了《文艺笔谈》和《密云期风习小记》,还出版了诗集《野花与箭》与一些译作。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左翼文学阵营内部,胡风与周扬就因观点不同而产生过诸多理论争论和分歧。典型理论是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早在1936年,胡风就因为典型理论而与周扬发生了争论。当时周扬年轻气盛,比周扬年长6岁的胡风也自视甚高,他差一点就拿“石斧书”来命名他的第一本评论集,意为他是以石斧开拓中国文学批评领域,后来担心别人误解,而改了书名。
关于典型,周扬的观点是:“典型的创造是由某一社会群里面抽出最具性格的特征,习惯,趣味,欲望,行动,语言等,将这些抽出来的体现在一个人物身上,使这个人物并不丧失独有的特性。所以典型具有某一特点的时代,某一特点的社会群所共有的特性,同时又具有异于他所代表的社会群的个别的风貌。”4周扬的文章发表还不到五天,胡风反驳周扬的文章《现实主义底一“修正”》就见报了。他对周扬的“修正”表示强烈不满。周扬把典型的特殊性理解为“对于这个人物所代表的社会群而言”具有特殊性,那就不只是社会阶级阶层的群体性和普遍性,而是始终具有这一个的特殊性。他不同意胡风所认为的典型“是对于别的社会群或别的社会群里的各个个体而说的”。胡风显然是把典型理解为特定社会群体的特性,进而把它视为群体的普遍性,或者说阶级性了。用现在的现实主义理论来看,周扬的典型性的特殊性既是对普遍性的概括和表现,但又能超出普遍性或共性,它既代表特定社会群体的共性,但又有自己作为人物形象的典型个性。而胡风则认为典型性就是最突出表现群体共性的那种普遍性特征,群体特征在这个人物身上显现出独特性。如此看来,周扬那时的典型理论更接近个性,而胡风则更强调共性。如果仅仅停留于此,就会认为胡风的观点更像阶级论,实际上,如果结合胡风一贯的理论立场和观点来看,他的典型论并不是那么简单。
胡风强调的特定性与周扬的独特性并无多少不同。在论述典型的形成时,胡风认为“不包含群体的特征的个性不是典型”,但他也强调典型的形成也要求群体特征经过个性化以后才可建立。5 典型与群体特征之间还是要经过一番处理,这种处理难免使这个特定的典型人物形象与一般的群体特征有所区别。既然典型性包含群体特征,而群体特性经过个性化以后也不可能完全消失,只能转化为典型性的内在本质,那何以他不能接受周扬所认为的这个人物代表着特定的社会群体,又有能超出群体的个性的观点呢? 胡风如此激烈地分辨他与周扬的差异,是基于恩格斯在《致敏·考茨基》一信中对黑格尔理论的评价:“每个人物都是典型,而同时又是全然独特的个性——这个人……”胡风翻译过恩格斯这封信,所以认为自己的解释更具权威性。实际上,胡风更倾向于认为典型性就是群体性在独特的个性人物身上的集中体现,它包含普遍性,但要比普遍性来得更为丰富。胡风对典型个性与普遍性的关系并未阐述透彻,他对普遍性的理解,其实隐含着阶级群体具有强烈的主观战斗性的观点,这与他后来强调“主观战斗精神”、强调创作个体的生命能动性要与阶级意识融为一体是一脉相承的。
不能因为周扬后来的政治观念化更强就否定周扬早年的理论批评修养。平心而论,周扬对典型性的阐述,对典型的特殊性的解释是站得住脚的,也更为明晰透彻。周扬强调特殊性,并未与普遍性对立起来,而胡风在强调普遍性的同时却着力批评周扬对特殊性的强调。胡风无法解释清楚典型的普遍性与这一个艺术形象的独特性的关系。胡风何以如此强调普遍性,这与他要强调作家创作的主观能动性相关。他的普遍性因为隐含着作家主观能动性与阶级群体的普遍性相结合的潜台词,故而作家的主观能动性才能对象化。周扬的着眼点在作品中人物形象的特殊性,这样的特殊性高度概括了阶级的丰富特征,它其实也就包含了普遍性。二人强调的侧重点不同、着眼点不同,但根本意义上,二人都认识到了典型是特殊与普遍的统一。
客观地说,胡风如果不是因为有他的“主观战斗精神”作为依托,他的典型理论显然不如周扬更强调艺术提炼的个性能动性。但更注重艺术性的胡风何以要紧紧抓住群体的特征呢? 在胡风的艺术理念中,作家的主观性可以拥抱对象,并激发对象中蕴藏的精神力量,典型大约就是这样的艺术形象,它能集中体现群体的普遍特征。另外,胡风或许认为群体性并不是那么显而易见,也并不是无处不在,例如阶级性,并不是那么突出或可以在每个人身上体现出来,而是只有那些投入了作家的主观精神能动性的艺术形象,才能体现出群体性或阶级特征。胡风强调的显然是典型形象对群体性的突出有力的表现,他不认为群体性或阶级性是昭然若揭的;周扬则认为阶级性司空见惯,而个性化的艺术典型是既表现了群体性,也表现了个性特征。在这一意义上,可见出周扬骨子里知道文艺的本质特征、典型化的艺术形象并不能简单等同于阶级性和普遍真理。6
抗日战争爆发后,胡风主编《七月》杂志,编辑出版了《七月诗丛》和《七月文丛》 ,1945 年初主编文学杂志《希望》 。这一时期著有诗集《为祖国而歌》、杂文集《棘原草》、文艺批评论文集《剑·文艺·人民》《论民族形式问题》《论现实主义的路》等。胡风作为一个文学理论家兼编辑家,他的理论可以通过他的编辑方针体现出来。因为他主编的《七月》团结了一大批进步的文学青年,胡风的理论批评直接影响了当时相当一部分的作家和诗人。文坛引为佳话的是胡风发现了17岁的少年诗人田间和青年作家路翎,并为他们摇旗呐喊。 1936 年,胡风为田间新出版的诗集写有《田间底诗》,为《中国牧歌》作序,隆重推出田间。时年田间20岁,胡风从田间17 岁写诗时就赏识他,给他提供舞台,把他塑造为民族革命战争的“战斗的小伙伴”。胡风的这篇序当然也是诗论,可以看出胡风的诗人气质,他的诗评也带有热烈的诗意,当然是民族革命战争赋予的时代激情。胡风的艺术标准带着时代的需要,他的理论就植根于时代的需要。田间如此年轻,胸中却激荡着“民族革命战争”的雄浑之气,以其直接简洁的诗句去唤起民众。胡风也对田间带有“野生的光泽”的词句提出批评的疑虑,但他还是倾向于肯定田间自然纯朴简洁明快的诗风7。数年过去,1940年,一位自称杨云链的人写信给胡风批评田间的诗,称其“把一些零碎的字句,嵌进固执的情感中”,认为田间的诗不能用完整的句子,硬要切割字句,这是“削足适履”的作风,显得很不自然。胡风显然不能同意杨云链的观点,他在《关于诗和田间底诗》中,认为田间的问题并不是形式不自然,而是内容问题,但胡风在为田间辩护时,显然显示了他的批评的老辣和策略,他即使在批评田间的内容时,也是在肯定田间。田间的探索正是显示了新诗的前进性,即使是失败了,也是在给予探索的教训,并且田间是在真实地影响诗歌发展的。8
1944年,胡风在重庆写下《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一文,这篇文章在当时如理论的檄文,把当年他和鲁迅、冯雪峰等人主张的“民族战争的大众文学”的观点,在理论上加以深化。文章明确定义中国的新文艺“正是应着反抗封建主义的奴役和帝国主义的奴役的人民大众底民主要求而出现的”。这一命题在中国现代性的展开中有着非同凡响的意义,它揭示了“新文艺”反帝反封建的历史特质(先天性格),直面人民大众精神奴役的创伤,这就把鲁迅的现代启蒙任务延伸到革命战争年代,并且要求新文艺去克服人民大众的创伤性格。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胡风提出他的主观战斗精神和文艺创造,是从对血肉的现实人生搏斗开始的。这一搏斗,一方面是作家的自我斗争,另一方面是作家对人民大众的精神奴役创伤的克服并激发他们的斗争意识,对象才能够在血肉的表现里面涌进作家底艺术世界9。这一搏斗实际上就是作家主观与人民大众的斗争生活的强烈碰撞、相互搏斗、相互得到提升。胡风的现实主义精神实质就是要拥抱伟大的民主斗争,他认为,真正有力量把民主斗争的思想要求体现在真实的艺术世界里面的“只有现实主义”。胡风的现实主义显然打上了浓重的中国特色,并且继承和拓展了鲁迅开辟的现代启蒙的道路。
1948年,胡风写下他的长篇论文《论现实主义的路》 ,这是中国现代最为全面详尽论述现实主义的理论作品。这篇文章还有一个颇长的副题“对于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的、粗略的再批判,并以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十二周年”。同样显示出胡风态度的还有该文引述但丁《神曲》中的《净界》为题辞,其中有一句题辞写道:“我跑到一个沼泽里面,芦苇和污泥绊住我,我跌倒了,我看见我的血在地上流成了一个湖。”不想,这句题辞倒是一语成谶,颇为形象地刻画出胡风数年后的遭遇及后来命运。在这篇文章里,胡风还是把革命文艺放置在民主斗争的语境中,坚持要在民族解放战争与人民大众的统一战线纲领下来理解革命文艺的意义。因此,胡风强调作家介入斗争生活的能动性,反对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机械的对生活表面的浮华反映,不管是来自前线的报道还是国统区的文艺,胡风都用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来检验。他尤其尖锐地分析了知识分子的阶级本性,去审视那些阶级分化的内容如何反映到知识分子身上10。胡风强调指出,担负着为新民主主义而斗争的现实主义文艺,需要在这样的气氛下面开辟道路,需要在抵抗这些、克服这些的过程上面开辟道路11。
胡风的现实主义理论在当时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他是在和形形色色的打着革命文艺旗号的现象作坚决斗争。显然,胡风一方面强调民族解放的统一战线,另一方面他看到太多的弊端,他所首肯和标举的现实主义理想旗帜,主要是由团结在《七月》和《希望》周围的同道构成的群体。后来胡风被批宗派主义,大约是胡风的理论所具有的批判性让很多人不舒服。胡风追求现实主义的格调很高,他反对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标举人民性,张扬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表现血肉的人生,揭露奴役人民的反动势力,反映人民的斗争意志……这些都是胡风始终不渝践行的理论准则,贯穿于他编辑、批评和写作的各个方面。也正因为这些理论主张具有强大的挑战性和实践功能,他的文学批评和理论主张始终充满勃勃生机,真挚而令人信服;正因为他的这些主张,使他不能超越实践经验而认同公式主义和教条主义。胡风的分裂和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他在两方面都怀着很高的期待:既有一种适合现实需要的革命理想,又有一种高调的艺术标准,理想的现实主义文艺就是这二者的统一。然而,历史却又注定了这二者的本质分离。只有选择革命,才会被历史的铁的必然性选择。对于大多数革命文艺家来说,他们认识到的首先是革命,然后才是文学艺术,这就是毛泽东的《讲话》非常明确地解决了的问题:改造世界观,把立场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边转移到工农兵这方面,坚持为工农兵的方向,把文艺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个有机部分来对待。经历过《讲话》,中国革命文艺的方向已经非常明确,但胡风却还沉浸在由他的《七月》和《希望》编织而成的文学艺术氛围里。他可能认为,在这里,革命与艺术达成了统一。在左翼革命文艺阵线内部,以及解放区革命文艺领导人那里,对胡风的批评都没有停息。胡风太自信,他认为所有人都像他那样,也应该像他那样对革命和文学均持有一种纯粹精神,事实上,这使他陷入孤立,直至被盛大的革命潮流所驱逐。
胡风因为主编《七月》和《希望》,使当时国统区最有活力的一批作家诗人都团结在他的周围。他追求的左翼文艺观念,继承了鲁迅和现代启蒙的传统,他本人的理论批评也与文学创作实际密切关联。周扬等人的左翼理论批评限于延安解放区,虽为正宗,但毕竟涵盖不了国统区乃至全国的文艺创作实际。延安整风运动中创建起来的更加激进的文艺理论,是否能为全国有进步倾向的文艺家所接受,还是一个有疑问的问题。只有批判胡风,把胡风在左翼阵营的正宗地位去除,解放区的革命文艺理论才能产生更全面的影响。
对胡风真正有分量的批判出自邵荃麟执笔的文章《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检讨、批判和今后的方向》 。这篇文章登载于1948年3月出版的香港《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文艺的新方向》。这份刊物是共产党领导的刊物,邵荃麟在左翼联盟担任要职,代表党对文艺运动方向发表意见。这篇文章显然是冲着胡风来的,文章指出,这十年来我们的文艺运动处在一种右倾状态中,运动中缺乏一个以工农阶级意识为领导的强旺思想主流;今天文艺思想上的混乱状态,主要是由于个人主义意识和思想代替了群众的意识和集体主义的思想。这篇文章还指出,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一方面表现为对所谓内在生命力与人格力量的追求。在这种要求下,文艺的政治倾向与直接效果,被人们视为“庸俗说教”而予以拒绝,人们追求艺术的“永恒价值”,歌颂“原始的生命力”与个人英雄主义,高扬超阶级的人性论与人格论。总之,“阶级斗争的精神在这里被个人反抗的精神所代替了”。另一方面,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表现为浅薄的人道主义和旁观者的微温的怜悯与感叹态度。这些文艺作品都不免表现出知识分子在残酷与尖锐的历史斗争下的苦闷、彷徨、伤感、忧郁,以及有意无意地避开现实、自我陶醉等倾向。邵荃麟指出,这都是个人主义意识在强大历史压力下所显示出的脆弱与无力。只有最强大的阶级力量、群众力量,才能够抵抗历史压力并创造新时代。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仍然没有把延安文艺座谈会所指出的文艺群众路线与群众观点,明确而具体地强调出来”12。国统区文艺界没有表示出对《讲话》的热烈态度,这是邵荃麟所不满的。相反,国统区知识分子却对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的古典文艺有着浓厚的兴趣。特别是自从1941年以后,大量的古典作品被翻译过来,“被人们疯狂地、无批判地崇拜着”。这种情形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本身意识上的弱点和迷乱。邵荃麟出于党的革命文艺总体思想立场,要维护由毛泽东的《讲话》已经指明了的革命文艺的方向与性质,所以对胡风的“主观论”进行了深入严厉的批判。应该说邵荃麟的批判是以理服人,在那个时候,革命文艺的方向已经明确,其思维方式和立场态度也已经形成,他这样的批判并不奇怪,也说不上过分。从党的立场看,知识分子必须团结在《讲话》的旗帜下,必须在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指引下,坚持为工农兵的方向,必须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改造世界观,把文艺作为革命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
实际上,在1949年的第一次文代会上,在茅盾对国统区近十年的文艺状况的报告中,也不指名地批判了胡风,尤其批判了作家的“主观任意解释”13。胡风的立场观点,他在国统区主编《七月》的巨大影响,他的“主观论”对《讲话》指引的革命文艺方向的偏离,这些都使他在1949年后的中国文坛命运多舛。 1949年参加完开国大典之后,正如前面已经论述过的那样,胡风写下《时间开始了》,这像是一种表白,又像是一种证明,更像是一种臣服,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以胡风为首的同仁圈子面临巨大的压力和考验,舒芜充当了反水者。 1952年6月8日的《人民日报》转发了舒芜《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加的按语中便明确判定胡风文艺思想“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并指出有一个以胡风为首的“文艺上的小集团”存在。舒芜在他的文章中试图表明他痛改前非的自我批判态度。 1952年9月《文艺报》上(总第71期)又发表了舒芜的一封致路翎的公开信,这应该是他在向党公开表态决心脱离胡风的小圈子。《文艺报》所加的编者按中说:舒芜“进一步分析了他自己和路翎及其所属的小集团一些根本性质的错误思想”。舒芜的表态似乎起了作用,周扬就说,新中国成立后《论主观》的作者舒芜抛弃过去的错误观点,站到马克思主义方面来,“党对他的这种进步表示欢迎,而胡风先生却表现了狂热的仇视”。很显然,激烈的斗争不可避免。
1953年之后,对胡风的猛烈批判开始了。 《文艺报》发表林默涵的《胡风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何其芳的《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两篇文章,开始对胡风文艺思想进行全面的清理与批判。 1954年10月31日至12月8日,全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主席团召开了八次联席扩大会议,就《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倾向”和《文艺报》的错误展开批判讨论。胡风11月7日和11月11日前后两次在会上作了发言,但他这些“左”得出奇的发言还是被当作向党猖狂进攻的证据,也被看作他为自己辩护、死不认错的证明。
1954年,胡风呈上后来震惊全国的“三十万言书” ,请由他信任的国务院文教委员会主任习仲勋转呈中共中央。这份“三十万言书”,辩驳的对象是林默涵、何其芳二人的文章。他认为林、何的文章暴露出长期插在读者和作家头上的五把理论刀子,即共产主义世界观、工农兵生活、思想改造、民族形式、题材等五个方面的理论观点。胡风认为随心所欲操纵这五把刀子是“宗派主义” ,“几年以来,文艺实践上的关键性问题是宗派主义统治,和作为这个统治武器的主观公式主义(庸俗机械论)的理论统治” ,“在这五道刀光的笼罩之下,还有什么作家与现实的结合,还有什么现实主义,还有什么创作实践可言?”他认为,文艺从理论到组织要全面改革,他甚至提出了极为具体详细的措施方案。14
胡风自认为坦诚和负责任的进言激怒了文艺界的领导人,他把斗争的方向指向教条主义,不管是有心还是无意,都很容易被理解为他是在指责《讲话》以来的文艺路线。 1954年12月8日,周扬发表“我们必须战斗”的讲话,对胡风的批判开始升级。 1955 年1 月15 日,毛泽东在胡风的“三十万言书”上写下按语,将胡风文艺思想确定为“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15。 1月26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宣部《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意味着对胡风的批判成为全国性的运动。 1955年4月1 日,郭沫若发表《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一文,认为胡风的万言书“全面攻击了革命文艺事业和它的领导工作,表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极深刻的仇恨……以肉搏战的姿态向党的文艺政策进行猛打猛攻并端出了他自己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纲领”16。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 ,这份材料出自舒芜之手,发表时加了按语,胡风问题上升为:“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17。关于胡风的揭批材料越来越多,5月24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 。这批材料主要是从胡风写给他朋友的信中摘录下来的。 5月25日,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通过决议,把胡风集团定性为“反党、反人民、反革命集团”,开除胡风的一切政治职务,所有与胡风有较多联系的人,他们的文艺观点和活动都被判定为反革命的言行。 1955年5月,胡风被逮捕,直到1980年才平反出狱,1985年6月8日,胡风在北京逝世。 1988 年6 月18 日,中共中央办公室发出《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胡风案得到彻底平反。历时33年的胡风案终得合理的盖棺论定,中国当代最为卓越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终得洗清冤案。
1 胡风:《张天翼论》,《胡风文集》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36页。
2 胡风:《〈生死场〉后记》,《胡风文集》上,第397页。
3 胡风:《吹芦笛的诗人》,《胡风文集》上,第417—420页。
4 周扬:《现实主义初论》,《周扬文集》第1卷,第160页。
5 胡风:《现实主义底一“修正”》,《胡风评论集》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343页。
6 关于周扬与胡风的典型性的论争,陈顺馨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中国的接受与转换》一书有很深入全面的论述。这本著作无疑是非常出色的,只是在这一问题上,陈顺馨对周扬与胡风的典型性中的个性与普遍性的论述还有待明确和深入。陈顺馨认为:“周扬就典型的‘个性’的论述,所侧重的与胡风不同。胡风所理解的仍然是一种普遍性的个性,而周扬理解的是一种‘个人的特性’的个性。”我以为这里可能没有把它们的要点更明确地提炼出来,容易混淆。应该强调的是,周扬更强调“普遍性中具有特殊意义的个性”,而胡风则把“个人的特性”看作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周扬强调的特殊性是普遍性的概括;胡风强调的典型是这种个性是对普遍性的强有力的表现。周扬终究还是在肯定普遍性的前提下强调个性,而胡风则要突出个别艺术典型对群体(阶级性)强有力的表现上,典型的特殊性意义即在于此。
7 参见《胡风评论集》上,第408页。
8 参见《胡风评论集》上,第102—103页。
9 胡风:《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胡风评论集》下,第22页。
10 胡风:《论现实主义的路》,《胡风评论集》下,第282页。
11 同上书,第283页。
12 参见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史料选》,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91页。
13 1949年7月4日,茅盾作了题为《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十年来国统区革命文艺运动报告提纲》的报告。对胡风不指名的批评参见《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北京:新华书店,1950年,第19—33页。
14 参见朱寨《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195页。
15 李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披露:胡风得知《文艺报》要刊登他的意见书并组织公开讨论后,于1955年1月14日晚找周扬承认错误,并要求在发表他的意见书时,在卷首附上他写的《我的声明》。周扬就此问题于1月15日写信请示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并转毛泽东。毛泽东当日给周扬的批示是:“周扬同志:(一)这样的声明不能登载;(二)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这段批示可见于《建国以来的毛泽东文稿》,第5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9页。
16 原载《人民日报》1955年4月1日,《文艺报》1955年第7期转载;引文参见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选》,第271页。
17 毛泽东:《〈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材料〉的序言和按语》,原载《人民日报》编辑部编辑《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 年。引文参见《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文学理论卷一,第2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