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中国化:周扬

周扬1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文艺界执掌牛耳,并非因为他个人多么强势,关键在于中国现代以来的左翼文艺激进主义运动,迫切需要周扬的理论激进主义。这就是从共产主义的政治理念出发来建构文学理论与批评,而苏联已经为此提供了现成的理论模式,把苏联的理论照搬过来则成为最为革命的文学理论。自毛泽东的《讲话》发表以来,周扬逐渐成为解放区革命文艺理论的首要权威阐释者,而他对苏联文艺理论的通晓与追捧,也促使中国的文艺理论与批评全盘接受苏联模式。

周扬少年才子,也少年得志。夏衍后来回忆年轻的周扬时说:“那个时候,他很潇洒,很漂亮。穿着西服,特别讲究……他爱去跳舞,跟我们一起上咖啡馆,看电影。”21929年,21岁的周扬发表《辛克莱的杰作〈林莾〉》 ,这只是一篇介绍性的文章,随后1931年他又发表了《巴西文学概观》《绥拉菲莫维奇——〈铁流〉的作者》,依然是介绍外国具有无产阶级思想的文学。其中也可见出他的眼界、才气和艺术感受力。1932年,周扬开始论战,发表《关于文学大众化》 《到底谁不要真理? 不要文艺? ——读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以及《自由人文学理论检讨》,周扬的理论家气魄开始显山露水,其左翼的立场和锋芒也咄咄逼人。

周扬显示出左翼理论家的潜质,是在1933年11月,他在《现代》杂志第4卷第1期发表了《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一文,这是可见的在中国最早正式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说法的文章。此前不久,1933 年7 月31 日《文学杂志》 (1 卷3、4 合刊)发表了一篇日本上田进著、王笛译的介绍性文章《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 ;随后10月1日出版的《现代》登载了一篇原森堡翻译、华希里可夫斯基写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论》的文章;周扬无疑受到这两篇文章的影响,但他有独到的理论综合能力,并且与中国当时的左翼文学运动实践经验结合在一起,显示出对当下的直接应对。温儒敏认为,这篇文章的发表,“是当时文坛上的大事,标志着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汇入并左右中国现代文学主潮,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也由此出现一个新的姿态”3。周扬当时肯定是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概念预示着革命文学理论向更高阶段的发展,他显然是基于中国左翼文学本身的需要来介绍这个新理论的。他看到这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提出的背景是为了反对和纠偏拉普的“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的概念化倾向,显然,周扬意识到左翼革命阵营自身的理论连续性问题,并非“唯物辩证法”有问题,而是拉普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出了问题。周扬对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介绍,几乎是对吉尔波丁的亦步亦趋的解释,但还是有周扬自身的侧重,他强调的重点在于:其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现实性,这是为了与强调革命的世界观的重要性找到平衡。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的正确性不能解决创作中的一切问题,重要的在于从现实出发,从生活实际出发找到创作的源泉。他认为,真正使大众感动的,是深刻的、活生生的现实描写,作家要通过现实的社会实践与劳动阶级结合,把劳动阶级的世界观,变成自己的世界观,这才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4。其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非凭空想象的,而是已经在苏联社会主义现实进程中发展的文学样式。其三,并没有一般的类同的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是由不同的作家以不同的方法去实现的。其四,社会主义强调艺术真实性,而这样的真实性是能动的,是在发展中去认识的现实,它是本质的、典型的和综合的。其五,现实主义具有大众性和单纯性。其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可以包含革命的浪漫主义。

很显然,这篇文章名为社会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实际论述到革命浪漫主义的内容很有限,周扬一向对创造社的浪漫主义持怀疑态度,但是现在苏联的权威理论家强调了革命浪漫主义的重要性,他也意识到必须关注这一重要问题,故而在文章的标题里体现出来。事实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本身包含着极强的观念性和理想性,它不可避免要具有浪漫主义的成分。实际上,它本质上就是浪漫主义,因为其本质是浪漫主义,因此要与整个现代资产阶级的文化典型特征——浪漫主义作出区别,所以那种“革命的浪漫主义”要借现实主义之名,并且要把现实主义强调到极端的地步。客观性、唯物论、本质、现实性、真实性,等等,都是附着在“现实主义”这个纲领底下的子概念,实则是极其观念化的“现实主义”的护身符,然而它却被当成现实主义这棵大树干上长出的枝丫。周扬此时算是看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本质,他十分智慧而策略地强调革命浪漫主义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关联在一起的重要性。周扬那时是从苏联取来火种,但他还是强调中国左翼文艺运动要有自己的道路。他警告说,“我们应该从这里学习许多新的东西”,他认为这个口号是以苏联的政治、文化种种条件为基础,不能将这个口号生吞活剥地应用到中国来。事实上,因为周扬的超常能量,以及中国的革命实践的需要,中国的文艺理论和批评遵循了苏联的模式来展开实践。

1936年,周扬与胡风就典型理论展开论争。论争起因于1935年5月,胡风在《文学百题》上发表了一篇谈《什么是“典型”和“类型”》的文章。他以阿Q为例,谈到了文学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问题。半年多过后,1936年1月1日的第6卷第1号的《文学》杂志发表周扬的《现实主义初论》5,在文章的最后部分,周扬谈到现实主义中的典型问题,意在“修正”胡风在典型问题上的认识。由此,胡风与周扬有关现实主义领域内的典型问题的论争拉开了序幕(关于典型问题论争,本章后面再做讨论)。不过,周扬这篇文章,主要还是讨论现实主义的问题,可以说是1930年代最具有系统性的论述现实主义理论的重头文章。这篇文章全面论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对艺术的真实性、主客观问题,艺术反映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创作方法与世界观的关系问题,以及典型性的创造等问题,都展开了比较深入的探讨。虽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已经成为一个很响亮的理论概念,但并没有在更大的范围内得到拥戴,现实主义这个概念依然具有比较广泛的认同。特别是1942年毛泽东发表《讲话》后,文艺家们考虑得更多的是文学艺术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问题,以及文艺为大众或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问题。

作为左翼文学运动的理论主将,周扬对作家作品的直接评论较少,但从现存的数篇中,也可以见出他的文学观念和对艺术的把握能力。早期的批评文章如《论〈雷雨〉和〈日出〉——并对黄芝岗先生的批评的批评》6,带有论战性,却可以从中见出周扬对戏剧艺术,尤其戏剧和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的态度。周扬批驳黄芝岗的公式化和教条化,认为黄芝岗把政治概念简单地强加到曹禺头上。黄芝岗批判《雷雨》和《日出》没有更为直接明白地说出青年的反抗,没有更直接地动员剧中的青年起来抗争。周扬则认为文学艺术不能做简单的传声筒,不能直露地说出所有的观念性的思想,而应该通过对现实的忠实描写来做出革命的结论7。周扬明确表示,他赞同张庚的意见,即曹禺的作品表现了非常生动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正是他所熟悉的,他带着爱和感激描写他们,他同情于他们的遭际。周扬对周伏园、周萍、繁漪等人物形象进行了分析,从这些分析中可以看出周扬有相当的艺术感受力,而且也十分尊重艺术规律,他能看清楚剧中现实主义的艺术表现手法并不是从政治立场或观念出发,而是立足于熟悉的生活,对表现对象有真情实感,有独到的把握。所有对现实革命的反映,都要从艺术形象出发。他批评《雷雨》有宿命论的思想,他也看到,在《日出》中曹禺的艺术表现能力有进一步的提高,尽管《日出》还有不少不能令人满意之处,但曹禺也克服了《雷雨》在认识现实和表现现实方面的局限性。他认为,作家的认识扩大了,“对于他新接近到的现实他还要获得把它组织成高度的艺术形式的充分能力”8。周扬作为一个批评家能敏锐地把握住作品的根本问题,《日出》既然声称要走新的路子,就要把主题即“损不足以奉有余”的思想隐蔽而有力地贯穿始终。周扬抓住主要问题来讨论《日出》 ,说理精辟透彻,分析入情入理,颇有说服力。 1937 年,不到30岁的周扬,对批评的功能和方法有着相当冷静的理解,他认为:“批评的目的与其说是揭露作品的缺点,毋宁说是阐发作品的积极意义。批评应该在很少的时候是攻击。”9从这些观点来看,周扬在当时无疑是一个非常有见地、有良好艺术感受力且十分重视艺术性的批评家。多年之后,在中国激进革命的道路上,周扬的理论观念的政治功能不断加强,在努力跟上时代步伐的同时,他必然要放弃在1930年代持有的一些文学理念。

抗战期间,周扬作为左翼革命理论家,主持“左联”的工作。其间,他发表了大量有号召力的理论文章,例如《我们需要新的美学》(1937) 、《新的现实与文学上的新的任务》 (1938)、《从民族解放的运动中来看新文学的发展》(1939)。周扬因为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而与鲁迅等人发生论争,也在此期间与冯雪峰、胡风结下梁子。这一段史实,使得文学史上对左翼革命阵营文艺运动的分析,经常要论及文艺宗派和私人恩怨。周扬于1937 年底到延安,担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厅长、鲁迅艺术学院主管副院长等职。周扬在延安为毛泽东赏识,积极参与领导延安整风运动,写下《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1942),开创了大批判文体。这篇文章通篇都是对王实味的讨伐,认为“王实味的每篇文章,每句话,每个字的精神实质”都是“鼓动艺术的力量、青年的力量来反对党,反对无产阶级,反对革命”,指责王实味“是一个暗藏的托派,只是想将问题引到错误解决的途径上去,引到托洛茨基的方向去”。

1946年,周扬在《解放日报》 (8月26日)发表《论赵树理的创作》 。此时他已经是解放区革命文艺的理论家和领导人,《讲话》的主要阐释者和传播者,并努力推动革命文艺沿着《讲话》指引的方向前进。周扬显然敏锐地发现赵树理的创作在诸多方面包含着《讲话》号召的文艺工农兵方向的元素,革命文艺现在终于有了创作的实绩,这正是以《讲话》为界碑,开创革命文艺新方向的一个理想契机。毛泽东的《讲话》1943年10月19日在《解放日报》上首次公开发表,而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是1943 年9 月由华北新华书店出版。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的创作、出版时间虽略早于毛泽东《讲话》公开发表的时间,但《讲话》在解放区流传甚广,赵树理应该有所耳闻,把赵树理的创作阐释为毛泽东《讲话》的直接成果,也未尝不可。当然,更重要的是解释毛泽东的《讲话》精神有扎实的人民基础。周扬说:“赵树理,他是一个新人,但是一个在创作、思想、生活各方面都有准备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10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一直呼唤无产阶级革命文艺人物的出现,这是小资产阶级左翼文艺家无法解决的难题。现在,人民艺术家出现了,这是中国左翼革命文艺运动的伟大开端,是其真正开始。周扬在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史上的意义在于他最早确立了人民艺术家的主体地位,并且发现了这样的新的历史主体。由此,周扬的左翼革命文艺理论主张得以在创作实绩的基础上阐发。他在这篇文章中对革命文艺理论做出明确的主张:其一,文艺要反映革命形势的深刻发展,赵树理的作品就反映了农村中发生的伟大变革过程,这是周扬确认赵树理的创作意义的首要前提。其二,站在阶级斗争高度来反映现实,赵树理的作品表现了农民与地主阶级的斗争,比如《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周扬认为这些作品都反映了农村斗争的主题,写出了斗争的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三,在斗争中写人物,在斗争中写出人物的语言。其四,采用人民群众通俗易懂的形式和语言。确实,通过对赵树理创作的分析,周扬提炼出革命文艺新的理论纲领,革命文艺批评的思想准则已经有了具体的范式。周扬这篇文章对赵树理作品的分析不能不说十分独到,他率先把革命理念注入文艺批评的艺术分析中去,所有的艺术表现方法、手段和形式,其意义都在于有效地表现革命理念。例如,阶级斗争、新型的农民形象、觉悟的群众的新鲜的语言等。在艺术之上,有一种革命的意志在起决定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周扬成为文艺界的主要领导。很显然,他对自己当年颇下功夫探讨过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还是情有独钟的,对当年与胡风争论的现实主义的典型性问题也依然意犹未尽。周扬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一系列新的论述,本章后半部分再做论述。

1949年7月5日,周扬在第一届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做了《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他总结了《讲话》发表以来解放区文艺的全部发展过程,及其在各方面的成就和经验。周扬在报告里明确指出:“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11周扬认为解放区文艺是真正的新的人民的文艺,他全面展示了解放区文艺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与头一天茅盾在报告里笼统地指称革命文艺的方式不同,周扬几乎详细地开列了一张解放区革命文艺作品清单。他认为,这些作品反映了中国人民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各式各样的斗争生活,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动的英雄人物形象。《讲话》的精神,使得它们不仅在内容方面,还在形式方面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新的创造”12,一切都从《讲话》这里找到了重新开始的伟大契机。周扬以高昂的革命热情提出:“为提高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而奋斗,创造无愧于伟大的中国人民革命时代的作品。”13

1952年底,周扬为苏联文学杂志《旗帜》写下一篇文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这篇文章的副题是“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可见是周扬在新形势下对中国革命文学发展的战略考虑。这篇文章1953年初发表于《文艺报》 。该文首先肯定了“伟大的苏联文学在中国人民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并给予了中国文学以巨大的影响”。从过去到现在,中国人民都从苏联文学中吸取斗争的信心、勇气和经验。周扬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现在已经成为全世界一切进步作家的旗帜,中国人民的文学正在这个旗帜之下前进。周扬说,我们曾经反对而且仍要继续反对一切盲目崇拜西方资产阶级文学的倾向,中国文学应该有自己独特鲜明的民族风格。但是,中国文学要在自己民族传统的基础上吸收世界文学一切前进的有益的东西。按照该文的观点,只有苏联文学代表着前进和有益的东西,苏联文学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中国文学努力的方向——这就是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开创的方向。文章写道:许多优秀苏联作家的作品,在这一方面都是我们学习的最好范本。斯大林同志关于文艺的指示、联共中央关于文艺思想问题的历史性的决议、日丹诺夫同志的关于文艺问题的讲演以及最近联共十九次党代表大会上马林科夫同志的报告中关于文艺部分的指示,所有这些为中国乃至世界一切进步文艺提供了最丰富和最有价值的经验,给予了我们以最正确、最重要的指南。14 周扬论证说,向苏联文学学习,决不妨碍而是足以帮助中国文学继承和发扬自己民族的优秀传统。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历史久远,五四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的民主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就已经准备了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发展的条件,在新时代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进军,则是顺理成章的事。

从周扬阐发的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新中国文艺理论建设的积极意义,我们似乎可以看出他与冯雪峰的微妙区别。冯雪峰坚持用“无产阶级现实主义”这一概念,尽管冯雪峰也注意把这个概念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结合起来,但他显然更强调中国本土的五四新文学传统,寻求进一步开创的中国现实主义的道路。但周扬显然念念不忘苏联的旗帜和苏联经验对中国文艺理论建设的深远指导意义。社会主义的前进性的要求和来自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经验,如何与“自己民族的优秀传统”结合,这实在是一个难题。在周扬那里,实际情形是前者严重地压制了后者。冯雪峰还是企图寻求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道路,从中国传统和中国实践中获得更多的资源。

1953年9月全国第二次文代会如期召开,大会提出:“以文学艺术的方法来促进人民生活中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反对一切阻碍历史前进的力量,帮助社会主义基础的增强和巩固,帮助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逐步完成。”15这次大会达成共识,提出并确立了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中国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最高准则。

在1950年代,周扬主要是作为文艺界最重要的领导人,执行毛泽东的文艺路线,领导一系列的文艺批判运动,比如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打击“胡风反党集团”,斗争丁玲陈企霞反党分子,直至1957年全面整肃右派,周扬权倾一时。在这数次运动中,周扬的那些老对手,胡风、冯雪峰、丁玲等人,纷纷落马,或遭监禁,或被流放。没有证据,也没有理由认为周扬是公报私仇。世事难料,1966年,“文革”爆发,周扬被投入秦城监狱,一个自认为忠实执行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人,却成为阶下囚,身陷牢狱之灾的周扬可能此时才会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

毛泽东爱好文艺,但他对新中国成立后的革命文艺工作一直不满意,早在1964年,毛泽东就对周扬和他领导下的全国文联和各个协会提出了极其严厉的批评:“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16“文革”开始,周扬迅即被打倒。 1967年新年伊始,《红旗》杂志第一期就发表姚文元的长文《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固然,姚文元的手法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揪其一点,无限上纲,但他也点出了在整个革命文艺激进运动中,周扬执行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很不得力。从姚文元所举的事例来看,周扬并不是那么积极主动发动批判运动,并不想彻底清算五四以来的资产阶级文艺传统。他还在尽可能保护一些人,尽可能不使批判升级加码。姚文元最后对周扬作结论说:“周扬是一个反革命两面派……两面派是混入无产阶级内部的阶级敌人向我们进行斗争的一种策略,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他们只有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办法,才能够混下去。”17按姚文元的说法,周扬在激进革命的年代,也只有跟着激进,但他骨子里则是认同修正主义那一套,所谓修正主义,实际上是对艺术还保持尊重,能够作为学术问题来探讨的,就尽量不要搞成政治斗争,对作家艺术家还手下留点情,能保护则保护一下。姚文元这篇要置周扬于死地的文章多少揭示出周扬的另一面,“文革”结束后却也让人们对周扬在历次运动中的所作所为能给予更为复杂的理解。据与周扬相识的有关人员的回忆,姚文元说的周扬的另一面,并非全都无中生有18。周扬在1950年代确实多次掉在斗争运动的后面,他总是在仓皇应对斗争形势,努力跟上这种形势,有时他也表现得过激甚或声色俱厉。“文革”后,周扬也痛定思痛,多次在大会上道歉,据说也在私底下道歉。而他在思想上的深刻转变,则体现在他倡导人道主义,从人道主义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核心。也正因为此,周扬站在思想解放运动的前列,而与当时的“正统派”明显抵牾。

1979年5月,周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纪念五四运动60 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做了题为《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报告,他把五四运动看成20世纪以来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延安整风是第二次,十一届三中全会引导的思想解放运动是第三次。他认为:“每一次思想解放,都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19周扬这篇讲话力图从革命发展的角度去看问题,尽管他对历史的评价和判断还显得不尽完善,但他在1979年就大声疾呼思想解放,无疑是有远见的,表达了历史变革的声音。周扬晚年影响最大并对思想解放有积极推动作用的文章,当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这篇讲话原是为纪念马克思逝世百周年的学术报告会准备的讲稿,1983年3月8日在中央党校召开大会,周扬在会上做了报告,念了一段后因身体不适念不下去,由播音员代为宣读。会后发表于《人民日报》 (1983年3月16日)。此文发表后,引发了高层的批评,胡乔木为此撰文《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并开展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周扬这篇文章引起争议处在第四部分“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强调马克思主义包含着人道主义,问题在于更进一步,周扬指出了异化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中的重要意义,并且明确认为社会主义也存在异化。文章指出:“异化的根源并不在社会主义制度,而在我们的体制上和其他方面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就是克服思想上的异化。现在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以及不久将进行的整党,就是为了克服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异化。所以,我们的改革是具有深远意义的。掌握马克思关于‘异化’的思想,对于推动和指导当前的改革,具有重大的意义。”20周扬的思想在当时十分大胆,也表明他在认真负责地思考重大理论问题,努力为思想解放运动提供前瞻的思想动力。

但是周扬的观点遭到胡乔木的严厉批评。“社会主义的异化”是一个难以处置的难题,尤其是面对历史与现实,异化如果是事物存在的普遍性的、无法克服的本质问题,那么社会主义即使是一个比资本主义更优越、更高级的制度,也必然存在内在矛盾,批判社会主义现实的阴暗面和各种丑陋现象,就变得理所当然。这是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难以认同的观点。因此,胡乔木认为,“异化是马克思早期著作中使用的一个不太成熟的概念,后期的马克思已经放弃使用这个概念”,并且认为,“异化只是阶级社会中存在的特殊的现象” ,并不适宜在社会主义阶段使用。由此,这场争论以胡乔木的观点作为权威表述来规范当时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这场论争表现出周扬对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认真反思,也表现出周扬对马克思主义更为全面的深刻思考。周扬也因此最终能以一个醒悟的、走在思想解放运动前列的改革者形象留在当代思想史上。

评价作为一个理论家和批评家的周扬是困难的,他身上承载着太多的历史责任,他是一个深深地卷入历史的人物。在现代中国,只要你是一个积极参与社会的人,你的思想意识、行动方式、知识取向以及价值准则就会被现实决定,个人无法保持中立,也无法以消极的方式表达纯文学的态度。林语堂和张爱玲这样的作家固然值得称许,但周扬的身上未必没有一种值得钦佩的精神。以他年轻时代的理论功力和艺术敏感性,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杰出的文学理论家或批评家;然而,他既然处在中国当代文学领导者的位置上,就不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批评家个体来实现他的理论才能,而是要以一个完成历史任务的角色去行动。

1 周扬(1908—1989),出生于湖南益阳,原名周运宜,字起应。 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赴日留学。 1930年回国,同年3 月加入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及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3年,丁玲被捕,周扬接任“左联”党团书记职务,一直到1936年“左联”解散。是年,周扬与夏衍等人提出“国防文学”口号。 1937年秋,周扬到延安,并担任鲁迅艺术学院副院长职务。新中国成立后,周扬担任文化部副部长,1954年起,周扬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文革”期间关进秦城监狱,1978年出狱后,周扬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宣部副部长等职。 1989年7月31日,在北京病逝。

2 参见李辉编著《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年,第35页。

3 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第144页。

4 参见《周扬文集》第1卷,第107页,

5 《文学》杂志于1933年7月1日在上海创刊,1937年11月停刊。发起人主要有郑振铎、沈雁冰、傅东华。编委会成员有:鲁迅(不公开出面)、叶圣陶、郁达夫、陈望道、胡愈之、洪深、傅东华、徐调孚、郑振铎、沈雁冰。

6 这篇文章原载《光明》半月刊1937年3月25日第2卷第8号。

7 参见《周扬文集》第1卷,第200页。

8 同上书,第206页。

9 同上书,第198页。

10 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周扬文集》第1卷,第486—487页。

11 参见《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北京:新华书店,1950 年,第45—68页。

12 同上书,第54页。

13 同上书,第70页。

14 周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周扬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190页。

15 邵荃麟:《沿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向前进》,《人民文学》1953年11月号,第54页。该文后来收入《邵荃麟评论选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16 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91页。

17 姚文元:《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7年,第41页。

18 有关的回忆文章,可参见李辉编著《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李辉在该书中采访25位与周扬熟识的老先生,从该书的附录中有姚文元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一文来看,李辉的采访是带着姚文元揭示的所谓“反革命两面派”的问题去采访的,多少是在印证姚文元揭示的周扬的另一面。在“文革”的残酷背景下,周扬的另一面是“反革命”;在“文革”结束后,周扬的“另一面”,则为他在极“左”年代的所作所为做了一定程度的开脱。

19 参见《周扬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第114页。

20 参见《周扬文集》第5卷,第4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