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类学笔记”研究的第二次高潮：苏联学界对笔记的探讨

继西方学者之后，苏联理论界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重视并深入研究“人类学笔记”，掀起了笔记研究的第二次理论高潮。在苏联学界的这股研究热潮中，苏共中央社会主义科学院教授安德烈也夫的研究成果最具代表性，他提出的“东方社会解读模式”[13]成了当时苏联学界关于笔记的首要观点。在以他为代表的苏联学者看来，马克思晚年的这些笔记是研究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东方落后国家[14]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笔记，他们主张把笔记和马克思晚年大致写于同一时期的一些重要书信、手稿（特别是《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及其草稿、《给〈祖国记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等）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进而确定其主题和历史地位。他们认为，笔记与《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及其草稿、《给〈祖国记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等书信、手稿有直接联系和共同主题，它们构成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思想整体，共同服务于晚年马克思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东方落后国家的发展道路、未来前景问题的思考和探索。譬如，安德烈也夫自己就明确认为，在马克思晚年的笔记、《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及其草稿等最后手稿中，马克思“集中精力探讨了世界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以前的（基本上是公社农民的）外围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倾向和前景”[15]。在这些苏联学者看来，笔记的主题正是探索东方落后国家的发展道路和未来前景问题，笔记是晚年马克思19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对这一问题所做的系统探索的一部分。他们还把这些笔记与20世纪后期第三世界国家的未来发展前途问题联系起来，认为笔记为解决这一重大现实问题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指导和方法论依据。苏联学界通常把马克思晚年所作的上述笔记称为“古代社会史笔记”“马克思有关前资本主义形态的笔记”“马克思70-80年代手稿”“马克思晚年手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