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类学笔记”研究的第一次高潮：西方学界对笔记的探讨

笔记研究第一次高潮的形成首先归功于美国学者劳伦斯·克拉德。20世纪70年代初，他在西方学界率先发表了“人类学笔记”中除“柯瓦列夫斯基笔记”外的其他四个笔记，并提出、阐明了关于笔记的“人类学解读范式”，引起了西方马克思学界的重视。克拉德提出一个重要观点：“人类学研究”是贯穿马克思毕生理论活动的一条基本线索。在他看来，马克思早在青年时代就开始了人类学研究，当时的人类学研究主要是一种抽象的、哲学意义上的人类学研究（他称之为“哲学人类学研究”），并非经验科学、实证科学意义上的人类学研究，他尚未对这些抽象的哲学人类学理论进行具体的、经验科学意义上的分析和说明，仅限于对“人”本身的抽象把握；中年时期，马克思的人类学研究从哲学层次转向了经验科学层次，但这一时期他的“经验人类学研究”是零散的、不系统的，在他的理论活动中处于次要和从属地位，只是“为他研究经济学、中世纪史以及亚洲和欧洲农民问题服务的”[11]；晚年时期（19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经验人类学研究已成为马克思的主要理论活动，他从经验科学、实证科学层次首次系统阐明了自己的人类学思想，其代表性著作就是他晚年对摩尔根等人类学家著作的笔记（本书所探讨的“人类学笔记”），在这些笔记中，他通过系统、全面的经验人类学研究，丰富和具体化了他早年哲学人类学关于人的抽象理论。[12]

在西方研究晚年马克思的学者中，克拉德的上述观点流传甚广，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诺曼·莱文（也译诺曼·列文）、唐纳德·凯利、西里尔·莱维特、斯坦利·戴蒙德、毛里斯·戈德里埃、莫里斯·布洛赫、卡尔拉·帕斯奎内利等西方学者都从不同程度上响应或附和了克拉德的观点。他们普遍接受了克拉德首倡的“人类学笔记”“民族学笔记”的称谓，并赞同所谓马克思“人类学笔记”从事的是实证科学、经验科学性质的“人类学研究”“民族学研究”的说法。许多西方学者还认为，笔记的“人类学研究”与他中年时期的思想、著作之间存在“断裂”“中断”，笔记表明了他晚年一个新的研究动向——放弃唯物史观原有立场和《资本论》创作，转向实证科学性质的人类学研究，并试图探求一种更为科学的人类史观。

如上所述，由克拉德首倡并成为西方马克思学界主流看法的“人类学解读范式”的基本要点是，笔记从事的是一种实证科学性质的“经验人类学研究”，马克思在笔记中通过系统、全面的人类学研究，丰富和具体化了他早年“哲学人类学”关于人的抽象理论；“人类学研究”是贯穿马克思毕生理论活动的一条基本线索，笔记是他毕生所从事的人类学研究的思想制高点和顶峰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