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类学笔记”研究的第三次高潮：我国学界对笔记的探讨

“人类学笔记”研究的第三次高潮出现在我国学界。以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的出版为契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至90年代末，我国学界大力加强了对笔记的研究和讨论，推出了数量可观的学术论著。在这一时期，对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阐释和研究甚至成为我国学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中心内容之一，大量研究者参与其中，表达了各自的学术见解。在笔记研究上做出重要贡献的国内学者包括江丹林、黄凤炎、徐若木、陈胜华、刘明如、张奇方、汪连兴、张奎良、冯景源、王东、俞吾金、刘启良、叶险明、唐正东、鲁越、孙麾、荣剑等人。[16]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学界的笔记研究较大程度上是在西方和苏联学界上述两种解读范式的理论框架内进行的，受到这两种范式的深刻影响（当然，也有部分学者试图摆脱或超越西方或苏联的上述范式），其主要特点是：以笔记从事的是“人类学研究”为基本信念，将笔记的主题乃至于马克思晚年探索的思想主旨归结为探索“东方落后国家的发展道路、未来前景”问题。西方和苏联学界的两种解读模式在国内学界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和体现。

首先，克拉德等人的人类学解读模式在我国学界中得到了大量的回应或附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国内学者普遍采用了克拉德首倡的“人类学笔记”“民族学笔记”的称谓。他们或许对笔记的某些理论问题持保留意见，但大都对“人类学笔记”的称谓不公开表示异议，似乎这一称谓的合理性已成广泛共识，再无争论之必要，至多只是对笔记内容有不同理解。在许多国内学者看来，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从事的是“人类学研究”，或者说，在他晚年时期的理论研究中存在一个“人类学转向”，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历史事实。一些学者则认为，“人类学研究”是马克思一生的基本理论活动，他在青年时期、《资本论》时期和晚年时期都曾从事过人类学研究；从早年到晚年，他的人类学研究经历了一个从抽象的“哲学人类学研究”到实证科学色彩的“经验人类学研究”的重大转变，晚年笔记中的经验人类学是对其早年哲学人类学的确证，早年哲学人类学则为晚年经验人类学提供了方法论依据。[17]国内许多用人本主义、人道主义解释马克思思想的学者也积极响应或附和了克拉德等人的观点。他们认为，人本主义、人道主义是马克思毕生理论探索的核心内容，这种人本主义、人道主义在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中也有鲜明的反映和体现，笔记中的人本主义或人类学思想是对其早年哲学人本主义、哲学人类学思想的复归。有些学者还认为，晚年马克思在人类学家的科学著作中充分注意到了血缘亲属关系在原始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最终放弃了传统唯物史观的“经济决定论”及《资本论》的研究和写作，转入了一个崭新的、视野更加开阔的研究领域——人类学。此外，还有一些国内学者认为，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提出了建立一门新的科学（“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理论构想，并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初步思想基础。这种观点也同样与克拉德等人的流行看法有类似或相通之处，二者都主张用“人类学”来概括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主题和学科性质。

其次，苏联学者的东方社会解读模式在我国学界中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至今仍是我国学界中关于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一种不可忽视的重要学术观点。

在我国学界，受苏联学者的影响，不少学者也主张将马克思“人类学笔记”与他晚年大致写于同一时期的一些重要书信、手稿（譬如《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及其草稿、《给〈祖国记事〉杂志编辑部的信》）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进而确定笔记的主题和历史地位。他们同样认为，笔记与《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及其草稿、《给〈祖国记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等书信、手稿有直接联系和共同主题，即它们都是晚年马克思思考和探讨世界资本主义条件下东方落后国家的发展道路、未来前景问题的重要文献。一些学者甚至认为，马克思“人类学笔记”对原始社会的研究也是服务于他晚年探索东方落后国家的发展道路、未来前景问题的思想主旨的。在他们看来，马克思晚年探索的思想主旨就是思考东方落后国家的发展道路、未来前景问题，笔记是他对上述问题所做探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些学者还认为，笔记表明马克思的思想重心发生了转移，即由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转向东方落后国家；在《资本论》时期，马克思坚信西方国家将率先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晚年时期则修正了这一看法，认为东方的俄国有可能首先爆发革命；他晚年写作这些笔记的思想主旨，就是试图超出《资本论》时期的西欧无产阶级革命模式，探索一条新的革命道路即俄国革命道路。[18]

最近数十年来，国内外学界的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研究考察的首要理论问题是笔记的研究性质、主题与历史地位问题。上述西方和苏联学界的两种笔记解读模式（“人类学解读模式”和“东方社会解读模式”）主要是围绕这些根本问题而提出的。此外，国内外学者还积极探讨了与笔记相关的其他一系列问题，主要有：笔记的写作动机，笔记与唯物史观及《资本论》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思考“原始社会、文明起源”问题的哲学思维的关系，笔记的原始社会与文明起源理论的现代意义，等等。在这些问题上，国内外学界往往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研究者之间甚至存在尖锐的理论分歧。下文将分别描述和介绍学界在这些问题上的研究状况。

其一，关于“人类学笔记”的写作动机。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晚年马克思写作这些笔记是为了深化或扩充其经验科学色彩的“人类学研究”，完成一部系统阐明人类学问题的人类学著作。一些苏联学者则认为，马克思写作上述笔记是为了“全面制定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同样地研究各种前资本主义形态的经济规律”[19]；部分苏联学者则认为，马克思晚年之所以对前资本主义形态（特别是原始社会形态）的历史产生兴趣并写作上述笔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为了在《资本论》第二、三卷中阐明资本流通、地租和农业关系问题[20]。在我国，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晚年写作这些笔记是为了根据人类学家的科学事实，验证唯物史观在原始社会的具体适用性，证明唯物史观对整个人类历史的普适性；一些学者则提出，马克思晚年写作上述笔记不仅是为了证明或完善唯物史观，更是为了全面探索唯物史观的“东方社会理论”，科学回答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东方落后国家的未来发展前途问题。

其二，关于“人类学笔记”与马克思先前创立的唯物史观经典理论的关系。不少西方学者认为，笔记表明了晚年马克思历史哲学思维的重大变革和飞跃，笔记中的新思想与他先前创立的唯物史观观点是截然对立的，前者是对后者的“根本超越”。譬如，凯利明确认为，笔记表明马克思晚年“正在超越一种仅限于经济学和阶级分析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代表着马克思本人过程辩证发展的最后阶段的人类学，使他超出了他的大多数追随者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范围；而在这一点上，说马克思就是他自己的第一个‘修正主义者’并不过火”[21]。在我国，一些学者也持相似看法，认为“人类学笔记”是对传统唯物史观原理的“重大修正”和“超越”，这种“修正”“超越”尤其表现在：马克思在笔记中充分注意到了血缘亲属关系在原始社会中的特殊重要作用，从而放弃了传统唯物史观的“经济决定论”。多数学者则认为，“人类学笔记”的思想与马克思先前的唯物史观观点是一致的，二者绝不是彼此对立的；笔记的主导性哲学思维仍是唯物史观，笔记是对唯物史观原理的验证和发展。

其三，关于“人类学笔记”与《资本论》的关系。莱文、凯利等西方学者认为，马克思晚年对经济学研究及《资本论》的兴趣逐渐衰退，最终放弃了《资本论》的创作，转向了“经验人类学研究”。国内一些学者也认为，马克思晚年因对人类学研究的兴趣而将《资本论》经济学研究置于次要或从属地位。一些苏联学者则认为，“人类学笔记”[22]与马克思先前《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是内在统一的，笔记是《资本论》对前资本主义形态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延续和深化，它们是马克思全面制定自己的政治经济学，以和《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相同的方式深入研究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的积极尝试。柯纽沙娅等苏联学者还认为，笔记对前资本主义形态、原始社会形态进行深入考察是服务于《资本论》第二、三卷中某些问题（资本流通、地租和农业关系等）的研究需要。

其四，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在“原始社会、文明起源”问题上的哲学思维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一些苏联学者、多数国内学者坚持马克思、恩格斯基本一致的看法，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所有基本理论问题，包括在原始社会、文明起源问题上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二者并不存在对立，或者说二者在观点、意见上的分歧是次要的、个别的。莱文等西方学者则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原始社会观、文明起源观的不少重要问题上有根本分歧，这种分歧可以概括为：马克思是深刻的“辩证法学者”，坚持的是“多线发展”的历史观；恩格斯则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机械的唯物主义者和“工艺实证主义者”，坚持历史“单线性”“分阶段”发展的观点，他没有恰当地把握社会发展观上的“一和多”“抽象和具体”“必然和偶然”等辩证关系，并对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方法和理论做了机械的或不恰当的理解。[23]一些国内学者也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原始社会观、文明起源观上存在“多线论”与“单线论”的原则性区别，并把恩格斯视为“单线论者”“机械论者”。一些苏联学者则认为，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所提出的“两种生产”理论（特别是其中关于“两种生产”——物质生产、人类自身生产——共同制约人类社会制度和历史，人类自身生产、家庭和血缘关系在原始社会中占有特殊重要地位的论断）偏离了马克思的“物质生产一元论”的基本立场。

其五，关于“人类学笔记”的原始社会、文明起源理论的现代意义。摩尔根逝世后一百多年来，世界人类学取得了巨大发展和长足进步。在原始社会史、人类早期亲属制度、早期家庭史研究方面，后来的人类学家提出了大量新的科学事实、材料和观点，摩尔根学说的“科学性”遭到了许多现代人类学家的质疑和责难，他的一些具体观点甚至被修正或推翻。[24]以摩尔根人类学成果为依据的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现代意义也受到一些国内外学者的质疑。笔记的原始社会、文明起源理论、历史哲学观是否已“过时”、是否已被现代人类学和其他实证科学的经验事实所修正或否定，这已成为后人研究笔记时难以回避的一个尖锐问题。一些有人类学、社会学背景的西方学者和国内学者以摩尔根的一些具体观点及其所依据的实证材料在当代人类学中受到挑战或修正为“依据”，将马克思、恩格斯、摩尔根的原始社会、文明起源理论（包括这些理论中所反映和体现的历史哲学观）一概视为“有缺陷的”“不科学的”“已过时的”思想而加以抛弃和否定。在他们看来，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始社会、文明起源理论既然是以摩尔根人类学理论为“科学依据”的，而后者已被现代人类学和其他实证科学的经验事实所否定或修正，那么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理论也就随之丧失了科学价值、理论意义而“过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