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历史的动力

近代以来,中国落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天朝上国的幻觉逐渐瓦解。进步的知识精英在空前的危机意识中,努力学习并引入现代文明,希望改革上层制度、教育底层民众。被视作“公理”的进化论、“物竞”压力下对殖民地的渴望、实证主义方法论、现代科学带来的新的时空观与身体观、层出不穷的新发明激荡出的技术乐观主义……凡此种种,彻底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重塑了国人脑中的宇宙图景和思想观念。开明之士感受着现代科学方法论的合理性,为世界日新月异的进步景观所鼓舞,畅谈着新鲜的“二十世纪”,在爱德华·贝拉米的《百年一觉》(1894)等乌托邦著作中望见了“大同世界”的影子,燃起了对“未来”的热念。古典文化中指示人生空幻的“梦”,由此打开新的维度,成为人们跳脱时空束缚、抵达明日美好世界的便捷法门。担心在族群竞争中丧失生存权利的落伍者们,做起了一场又一场美梦:在康有为规划的人类终极理想蓝图中,科学是祛除病苦、获得幸福的保障,是人种改良的依据,而对天文学的研究则赋予他遨游星空的幻想,令他在半生失意后的晚年获得解脱;傅兰雅展示的古老化石、X光片和他当作最新科学介绍给中国读者的《治心免病法》,则让谭嗣同感受到天地众生进化不已的震动,找到沟通万物的“以太”作为灵魂不死的依据,带他走向舍生取义的归宿;蔡元培和陶成章等革命者相信,催眠术能够在暗杀活动和破除迷信中发挥作用,是反清的利器之一。这些今日看来带有科学幻想色彩的思想和实践,却被当时那些努力破解着西方进步之谜的仁人志士们严肃而认真地考量着。

如果说,在种种救国药方中,“科学”是最要紧的成分,“小说”则成为重要的配料。西方印刷术的传入与推广,极大地刺激了小说读者的需求,国运的衰颓也驱动着人们寻求包括小说在内的一切渠道去了解外面的世界。千百年来在文学等级的体系中处于末流的小说,因其大众亲和力而被视为启蒙利器,“小说界革命”由是而生。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以及对西洋科技的崇敬与迷惑,很自然地与小说热潮交汇。 1902 年,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创办《新小说》,大肆鼓吹小说之魔力,并对包括“科学小说”在内的众多类型寄予厚望。创刊号上,他翻译的《世界末日记》将天文学家构想的末世景观引入汉语世界,以呼应其逝去挚友谭嗣同的生死观和灵魂说。同时,他又隆重“推销”着凡尔纳的《海底旅行》(即《海底两万里》),并亲自写下遥想六十年后中国重返盛世的《新中国未来记》。一年后,正在日本留学的周树人,也推出了自己所译的凡尔纳的《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在遥想未来人类移民太空甚至引发星际战争的场景之余,这位热血青年豪情满怀地说出:“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3

很快,“科学”与“小说”的交汇就成为一时风潮。耳濡目染之下,本土原创的“科学小说”“理想小说”等也迎来了第一轮兴盛。在梁启超、吴趼人、蔡元培、徐念慈、包天笑、陆士谔等一批文化精英写下的未来故事中,“科学”的缺席是无法设想的:黄白人种之间终将有一场大较量,对未知岛屿或星球的勘察与征服是中国复兴的依托,科技法宝是制胜关键,更是中国重回世界中心后引领人类迈入大同的保障;而当物质的进步不能带来终极幸福,就要求助于有关“灵魂”之科学,来激发“心”的伟大潜力。于是我们在《新法螺先生谭》 (1905)里看到主人公灵肉分离后的太阳系漫游,在《新石头记》(1908)里看到再入红尘的贾宝玉乘飞车猎大鹏、坐潜艇游海底,在《新纪元》 (1908)里看到一场黄白人种大战中的科技斗法,在《电世界》(1909)里看到中国电王凭借电翅和鍟枪在云霄歼灭白人飞舰,在《新野叟曝言》 (1909)中看到中国少年驾驶飞船横扫欧洲、远赴木星……这些故事像转基因造物一样怪怪奇奇、令人瞠目,折射出东西冲撞时代国人心中的种种挫败、焦虑与期待。

不过,此时的科幻小说在其起源地欧美也并无固定名目,还要等上二三十年,才会逐渐稳定为一种具有充分自觉意识、以美国作品为大宗的类型文学。4 因此可以说,20世纪初的中国人是在缺少规范的压力下,按照自己的理解和需要来自由地安排“科学”和“小说”之联姻的。小说家们常以得自书报上的断章残片并经常是互相矛盾的“新知”为起点,带领读者上天入地,一边以此反观现实的种种“怪现状”,辛辣而又痛心地讽刺着中国在西方“文明”映衬下的“野蛮”,一边又热情地勾描着一幅幅富于魅力的未来形象,叙述着民族复兴的神话,希望以此振奋国魂,给困顿的国民以希望,感召他们采取行动。就这样,文化批判与梦想复兴这两大主题在这些作品中获得了独特的表达。

有意味的是,尽管作者们无不梦想民族自强和独立,但那些“美丽新世界”经常不过是对现实权力结构的简单倒置、扩展、增生,再叠加上天朝上国的旧梦,无意中暴露了殖民主义为其受害者们设置的不易跳出的“陷阱”。当然,也有《新石头记》等颇有深度的写作,渴望融合本土智慧和现代科技,将本民族的历史实践作为契机,为全人类提供某种能够最终克服并超越西方现代危机、造就真正“文明”的可能。这种情怀值得尊敬,但当他们试图用新的实证主义方法、现代知识分类体系把自己渴望从中汲取力量的“传统”制作成现代国家中的博物馆标本时,也恰对“传统”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伤害,由此造成了叙事上的种种断裂。换言之,即便是这类作品中最优秀的那些,也在相当程度上是“失败”的,凸显了晚清的人们在用“小说”去处理时空、未来、乌托邦、科技等众多现代议题时的步履维艰。当现实一再令美梦落空,小说家们又常常毫不在意地流露出游戏笔墨的态度,暗示这些幻想其实不过是逃离现实、慰藉伤痛的自我安抚。

总之,科幻小说诞生于西方,是西方发起的现代进程的描绘者与推动者,当它被谋求民族富强的文化先驱引入中国后,也同样不可避免地与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的诸多议题纠缠在一起。通过对几位重要人物的考察,我们将发现,科学幻想在晚清,不是某一特定群体对某类故事的特别偏好,而是人们对世界、真理、命运的普遍探索方式,以这种新的、生疏的认知方式,他们尝试去解决那些数千年来从未面临过的困境。尽管这些尝试充满了挫折,但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里,中国科幻作者们仍一次次把目光投向虚拟时空,或者宣扬“科学”与“理性”,期待民族精神的革新,或者渴望超越民族国家的限制,从宇宙的宏观视角去审视人类文明。他们时而像年轻的鲁迅一样颂扬着人类向大自然的抗争,时而又如老年的康有为一样在深邃的星空中寻找安慰。这些用小说来表达的对中国现代进程的热情辩护、冷峻批判、沉痛反省,本身也成为历史实践的一部分,传递着现代中国在走向世界与寻找自我之间的艰难,这一伟大而艰巨的历史进程也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科幻的兴衰变迁、成就与症结,构成了它的“中国”底色。

因此,只有对晚清科幻做出充分的讨论,才能更好地理解近现代中国为自己选择道路时的艰难性和复杂面向,反之,只有把晚清科幻放置到这一大的历史脉动中,才能更好地理解科幻在中国的命运起伏。

1 《科学文艺作品选》的序言称:“科学幻想小说……是解放以后在新中国的土壤上萌发茁长的。五十年代中叶,党中央发出‘繁荣儿童文学创作’和‘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以后,出现了第一批科学幻想小说。”见高士其、郑文光主编:《科学文艺作品选》(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年,第2页。

2 有关叶永烈和武田雅哉发掘晚清科幻的过程,参见叶永烈:《是是非非“灰姑娘”》,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41—169页。

3 鲁迅:《〈月界旅行〉·辨言》,《鲁迅全集》第10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第164页。

4 1926年,雨果·根斯巴克(Hugo Gernsback)创办了第一份科幻杂志《惊奇故事》 (Ama-zing Stories)并发明了“scientifiction”一词;1929 年,他又创办了《科学奇妙故事》 (Science Wonder Stories)并发明了“science fiction”一词。不久后,缩略语SF也随之出现。此后,科幻小说逐渐拥有了较为稳固的作品群、作家群、杂志群和读者群,迎来了“黄金时代” (20 世纪40—60 年代)。参见詹姆斯·冈恩:《交错的世界:世界科幻图史》,姜倩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75、186页;长山靖生:《日本科幻小说史话——从幕府末期到战后》,王宝田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页;吴岩主编:《科幻文学理论和学科体系建设》,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年,第3—29页;亚当·罗伯茨:《科幻小说史》,马小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10—2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