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的科学》序言

在过去的日子里，研究的发表经历了同行评审的过程，有复制和伪造的风险，遵循了自16世纪以来流传并完善的行为准则。研究的基本前提是遵循牛顿的格言，即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不断地增加、提炼和解释这些已发表的论文中的证据。但是，20世纪后期，证据数量激增，（通过互联网）打开了研究的大门，关于由谁发表和发表什么内容的旧规则遭到了质疑和摒弃。我们现在处于证据的时代——证据堆积如山。政治家、家长、政策制定者和教育工作者都呼吁要使用证据——但是使用谁的证据呢？

与此同时，否认主义迅猛发展，世界上主要国家的领袖也在利用否认作为公众选举的基础，如假新闻，“谎言，可恶的谎言和统计数字”。我们确实处于“后真相”（2016年牛津英语词典的年度词汇）的时代。“真理已死，事实已成为过去。”现在都是辞藻虚夸，嘴上说说，不顾真相。

似乎每个教育家都知道学校成功的秘诀，当我注意到这一点时，便开始了对这种现象的探索，而答案看来就是这些教育家正在研究的内容。他们有大量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主张。我曾是这些学校的学生，知道其中的许多说法都不是正确的。因而我尝试将辩论的内容从“是什么有效”转变为“是什么最有效”，并提出相对应的问题。接下来就是寻找证据，在这些案例中，我运用了综合的元分析来创建有效干预的相对顺序。最令人惊讶的消息或许是，我们为提高学生表现而实施的干预措施有95%以上奏效了！此后，我想改变标准——不是问这些干预措施为什么能提高学生表现，而是问那些积极效果较大的干预措施和积极效果较小的干预措施之间有什么区别。经过90000项研究，被试者覆盖了2.5亿学生，研究人员总结了250种影响，才使得后来我在本书中有了一系列的主张。毫不奇怪，我的解释受到了激烈的质疑（也应该有质疑的声音）。

考虑到“证据”的数量，是时候不再要求更多的证据，而是对现有的证据进行更多的转换和传播了。教育捐赠基金（The Education Endowment Fund）就是这种转换的典范，但我们还需要更多。我们或许需要用更有效的模型来实现证据的转换。我非常喜欢“转换”这一概念，因为它把重点放在那些转换上，以确保读者真正理解——否则就没有转换或转换不好。这可能是我们研究领域的下一个最令人兴奋的发展：转换研究的内容，以使研究结果更容易落实。

这是本书取得重大进展之处。当作者把作品发给我进行事实核查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既接受大创意又能以可理解的形式展示创意——不贬低、不遗漏关键中介机制，而且非常引人注目，成书方式也易于检索。

以其中的两项研究为例：和那些只用语词或图片来复习的人相比，将语词与图片结合起来学习的人，能够正确回答出两倍的问题；以及用图示描绘过程的研究。研究者显然是在倾听自己，因为这本书本身就体现了这两项研究。这些图片很完美，它们不仅易于理解，可用于专业发展，还对实践具有启示意义。

1921年，弗雷德·巴纳德设计了一个广告，使用“一图胜千言”方式，并声称这是“一个中国谚语，所以人们会认真对待”。布拉德利·布什和爱德华·沃森当然非常重视认知和神经科学领域的研究，并把成千上万的词语变成了精美的图片。这正是体现了当今更有效地落实研究证据的一种技能。

我相信你和我一样，当接触到这本书时，你会喜欢阅读、沉浸、思考、跟进、提问并发现更多。这是一本“十年磨一剑”之书，希望还有更多这样的书。

约翰·哈蒂（John Hattie）